摘要：如何科学认识和理解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核心来源，迫切需要全新的理论假说加以分析和判断。在重新认识和挖掘“投资—消费”这两个关键变量之间相互决定性、相互支撑性的动态互动演化关系基础上，立足于符合类似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经济运行规律和内在发展逻辑，尝试提出和构建“投资—创造不同收入水平就业岗位能力—消费”理论假说框架，以此来识别和解释导致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压力的关键成因和核心源泉。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核心来源，是以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高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创新密集型产业，对创造低收入就业岗位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替代和转移过程相对较为缓慢，突出表现为“高质量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中高端消费”之间融合机制和良性循环机制尚未占据主导地位，甚至这两者之间存在某些程度的隔离和割裂问题，进而阻碍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独一无二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发挥。由此，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思路，需要全面转向和聚集到促进“激活高质量投资”和“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进而重塑和促进“高质量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持续扩张”主导良性循环机制的加速形成。
作者：张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12期。
一、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来源：消费不足抑或投资不足
当前，如何科学识别和判断导致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核心因素，如何探索和定位落实今后一段时期内维持合理中高速增长水平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体系以及各级政府各类“促增长”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基准问题。
然而，针对造成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来源，国内学者非但没有形成共识，相反，却存在“泾渭分明”式的不同看法和判断。部分国内学者将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核心症结归结为“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因素，进而将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原因归结为“投资过剩、消费不足”问题，由此，提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必须着眼于促进消费扩张特别是家庭居民部门的消费扩张。这些学者强调中国宏观经济层面存在严重的“居民消费压抑”和“过度投资陷阱”双重困局。一方面，所谓中国经济宏观层面的居民消费压抑问题，就是从中国当前GDP总需求构成视角来看，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信息，202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为54%左右。对比来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23年全球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8.4%，美国为82%、英国为80%、欧盟国家该比重水平维持在60%到65%之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均维持在70%。由此来判断，中国宏观经济层面显著存在消费支出所占比重水平相对太低的重大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宏观经济层面存在“过度投资陷阱”的重大现象。当前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投资额占GDP比重水平所形成的国家投资率均维持在20%至25%，即便是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2023年投资率水平也仅有30%左右。对比来看，2023年中国投资率高达43%，而且，中国投资率水平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维持在40%以上。由此判断，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发生了“过度”投资现象甚至称之为“过度投资陷阱”。为什么中国会发生“过度投资陷阱”现象？部分学者的解释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考核机制驱动以及相关的利益诉求激励。中国已经形成了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到各省、市、县的各级地方政府均将扩大投资设立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工具策略。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每年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中，40%左右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其中，至少有20%可以定位为“低效”或“无效”投资。与此同时，针对中国所发生的“居民消费压抑”和“过度投资陷阱”双重困局，其背后如何导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内在机制的理解，部分国内学者的判断依据是，中国经济目前或多或少形成了“消费不足→供给相对需求过剩→企业‘内卷式’竞争+产品销售下滑+盈利能力下滑→经济持续下行”的恶性循环机制。其中，核心机制仍然在于判断和认定中国宏观经济层面的家庭居民消费不足，是导致该恶性循环机制发生的首要因素或者说是根本性因素。
然而，需要澄清的重要事实是，一方面，针对将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与已经进入发达国家阶段甚至高等发达国家阶段的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相比，从而得出中国消费占GDP比重水平过低的判断结论。笔者认为，这种比较判断逻辑在本质上不具有可比性，难以得到中国在当前发展阶段是否存在消费不足的科学判断和结论。较为合理的比较方法是，将中国与同样处于依靠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基本特征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方可得到较为可信的判断结论。202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为54.08%，同期，印度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为60%。对比来看，自进入2010年以后，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围绕在55%左右水平波动，而进入2010年之后，印度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呈现出处于持续下降通道之中的基本特征，由2010年的70%持续下降到2023年的60%。考虑到印度的人均GDP水平远远低于中国人均GDP水平，由此说明，印度和中国之间仍然呈现出发展阶段不同的基本事实，因而，并不能由此科学得出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相对于印度明显较低的基本判断。另一方面，针对将中国的非居民家庭部门消费支出（私人部门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作为判断中国政府部门消费相对太多而居民家庭部门消费相对太少的证据依据，在较大概率层面也难以站得住脚。具体来看，202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约为54%，其中，家庭住户带来的最终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水平为38%，政府消费占GDP比重约为17%。与同样作为全球大国的美国相比而言，2022年美国私人消费支出总额占GDP比重水平为68.17%，而美国联邦、州政府的消费支出额占GDP比重水平为14.1%，两者构成的美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为82.27%。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四倍左右，将中国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的17%与美国的14.1%相比，也在一定程度上难以科学得出中国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相对美国过高的基本判断和有效结论。
与既有学者的认识和判断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在我们看来，将中国当前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来源，仅仅局限在“消费不足”特别是“家庭部门消费不足”领域症结的狭隘思维，或者拘囿于“投资过剩”特别是“政府投资无效”领域问题的狭隘思维，很有可能均未精准识别和科学把握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核心源泉。事实上，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是“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双重格局和突出困境。一方面，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3.5%，远远低于全球新冠疫情前2019年的6%，下滑幅度高达2.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2024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3.2%，也较大幅度低于全球新冠疫情前2019年的5.4%，下滑幅度也达到了2.2个百分点。由此，可以得到的明确判断是，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的是“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双重叠加因素这个典型发展格局。这就深刻说明，在中国经济运行体制之中，可能难以忽略“投资—消费”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决定性、相互支撑性特定关系。由此引发的更为重要问题是，要将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维持在一个合理的中高速增长机制，究竟是依靠实施消费驱动发展机制，还是依靠实施投资驱动发展机制？事实上，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的判断和解释，也已经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正如林毅夫强调的是，倘若按照IMF和美国等为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针对中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所提出的依靠消费驱动发展模式，非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核心困局问题，实质上很有可能诱使中国经济陷入错失重塑支撑内生型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关键机遇期的发展陷阱。
在笔者看来，针对支撑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合理中高速增长机制的科学识别和判断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乃至桎梏在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的“二分法”狭隘思维以及背后的理论假说体系，而是要彻底跳出既有的“二分法”狭隘思维，重新认识和挖掘“投资—消费”这两个关键变量之间的相互决定性、相互支撑性的动态演化互动关系，提出和重构切合中国经济运行现实状态的新理论假说体系，用以科学识别和解释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压力的核心源泉，并在此理论框架内，探寻真正能够破解和化解中国当前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核心改革突破方向。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立足于符合类似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发展现实和发展约束条件，提出和构建“投资—创造不同收入水平就业岗位能力—消费”理论分析框架，以之来识别和解释导致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压力的源泉和驱动机制。依据笔者的认识和判断，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核心来源是，以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高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创新密集型产业，对创造低收入就业岗位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替代和转移过程相对较为缓慢，尤其是表现为“高质量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中高端消费”之间融合机制和良性循环机制尚未占据主导地位，甚至这两者之间存在某些程度的隔离和割裂问题，进而阻碍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独一无二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发挥。
二、构建“投资—创造不同收入水平就业岗位能力—消费”新理论框架及对中国发展阶段的解释
（一）构建解释一国“投资—创造不同收入水平就业岗位能力—消费”融合机制驱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
针对一个封闭经济体而言，在不考虑一个国家可以利用对外出口机会和国外消费市场情形下，支撑一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主要由消费和投资这两个机制来驱动，由此，可将支撑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区分为消费驱动机制和投资驱动机制。为了能够从理论层面科学理解一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究竟是依靠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的基础性问题，我们尝试搭建“投资—创造不同收入水平就业岗位能力—消费”理论框架。与既有理论框架有所不同，该理论框架的核心在于引入了一国自身产业部门所创造不同收入水平就业岗位转换过程这个关键内生变量，即一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蕴含着和呈现出由创造低收入水平就业岗位占该国全部产业部门就业比重较高阶段，逐步向创造中高收入水平就业岗位占该国全部产业部门就业比重逐步提高阶段的转换转化过程。其中，一国产业部门所创造低收入就业岗位和高收入就业岗位所占比重的“此消彼长”式转换机制，决定了一国消费和投资这两个驱动机制的各自作用，进而决定了一国消费驱动和投资驱动这两个核心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且复杂性的支撑作用。
按照图1所示，针对一国发展阶段的演化逻辑来看，投资和消费关系会呈现出三个关键节点的典型状态，可将之提炼为：在经济起飞阶段与之对应的是“高消费、低投资”状态；在经济关键转折发展阶段与之对应的是“低消费、高投资”状态；在经济发达阶段与之对应的是“高消费、低投资”状态。具体来看：
图1 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动态演化规律
首先，在一国面临经济起飞阶段，受制于低成本劳动力要素的相对禀赋和资本的相对稀缺性，以及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等高端要素积累不足等约束性条件，只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只能创造出低收入水平的就业岗位，由此，导致一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必然会呈现出“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扩张→创造低收入水平就业岗位”驱动模式，“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带动投资增长+消费增速水平较低”驱动模式。在此发展阶段，由于劳动者同时作为消费者的双重身份，普通劳动者只能从创造低收入水平就业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获得低收入水平。而资本的相对稀缺性和垄断性，必然造成的是资本所有者在国民初次收入分配机制中占有相对优势地位，导致资本收益回报率要远远高于劳动收益回报率，进而导致一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必然呈现出“投资占国民收入比重低、消费占国民收入比重高”的叠加特征。
其次，在一国处于经济关键转折发展阶段，一方面，经济持续发展既会带来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等高端要素的创造和积累，使得该国逐步具备发展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的基础条件。相比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通常是需要巨额研发投入和固定资产大规模投入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的扩张及其所带来的各种基础设施需求的扩张，必然会给该国带来巨额投资增长需求，从而造成该国处于投资高速增长的特定发展阶段。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自身往往也是偏向于创造中高收入水平就业岗位的产业部门。随着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在国家产业部门所占比重的持续提高，必然会使得一国经济逐步呈现出“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部门扩张→创造中高收入水平就业岗位→消费规模持续扩张”的发展阶段。这里，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在这个阶段，即便存在投资和消费同时增长的现象，但是，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持续扩张所带动的投资增长水平，仍然要大于劳动者收入增长所带来的消费增速水平，进而使得该国在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出“投资占国民收入比重高、消费占国民收入比重低”的叠加特征。
最后，在一国进入经济发达阶段，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等高端产业已经占据了国家产业部门的主导地位，该国的投资形态主要体现在产业部门改进型研发投入和固定资产更新所带来的相对较低水平投资。而且，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也处于相对完善和饱和阶段，难以引发基础设施领域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相反，由于该国的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等高端产业占据了国家产业部门的主导地位，创造的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数量要远远大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所创造的低收入就业岗位数量，这就造成一国在经济发达阶段必然呈现出“投资占国民收入比重低、消费占国民收入比重高”的基本特征。
针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不能仅仅关注在上述三个关键发展阶段的“投资—消费”关系的三种形态，而是要重点关注一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在这三个“投资—消费”典型形态之间呈现出的转化转换过程及其内在规律（图2）。按照我们提出的“投资—创造不同收入水平就业岗位能力—消费”的相互决定式驱动模式理论假说，可以归纳出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和消费占GDP比重这两个变量，与一国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产业部门占全产业部门比重水平变量之间分别呈现的典型倒U型和U型动态变化关系。
图2 一国经济发展阶段进程的“投资—消费”互动关系演化规律
一方面，在一国经济起飞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所呈现出的“投资占GDP比重上升+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特定阶段。在此动态变化过程中，驱动“投资—消费”此消彼长式变化关系的核心变量，是该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在一国产业部门中所占比重的此消彼长关系。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持续扩张以及所带来的各种人力资本、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现代化基础设施扩张，所带来的投资增长刺激效应要大于消费增长刺激效应。其中，投资增长效应的表现形式，不仅仅体现在高技术产业部门快速扩张对大规模先进生产制造组装设备和相关智能制造生产线的投资需求，也体现在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部门的巨额研发投入需求，更是体现在培育和发展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部门所蕴含的研发团队、各类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人力资本投资需求，甚至体现在支撑产业和产业链发展的各类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巨大规模投资需求等方面。虽然在此发展过程之中，表现出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高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逐步替代替换创造低收入就业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换过程，必然带来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普遍上涨，导致消费水平逐步增长，但是，高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蕴含的投资增长效应，要大于其自身带来的消费增长效应，换而言之，此阶段消费增长效应难以抵消投资增长效应，从而造成在此发展阶段过程中的“投资占GDP比重持续上升、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突出现象。
另一方面，在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达阶段之间所呈现出的“消费占GDP比重上升、投资占GDP比重下降阶段”。需要客观认识到的是，一旦一国经济发展阶段进入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高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占国家产业部门比重超过了某个门槛的特定阶段，在此阶段过程中，由于高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对各种投资的带动和拉动效应，逐步呈现出相应的饱和现象以及边际拉动递减效应，相反，对国家内部就业群体收入水平的推动和刺激效应却越来越凸显，最终导致了高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的收入增长拉动效应，超过了其蕴含的投资增长刺激效应。换而言之，此阶段投资增长效应难以抵消消费增长效应，从而造成在此发展阶段过程中的“投资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上升”的突出现象。
利用我们以上搭建的“投资—创造不同收入水平就业岗位能力—消费”理论假说模型，可以对全球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消费—投资”关系的差异性做出一定程度的合理解释。很显然，对于众多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尚未培育和发展出本国产业及其蕴含的投资需求，其国民经济运行机制必然处于“高消费、低投资”状态。这就可以解释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高达70%的重大现象。针对那些处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主要依靠构建创造低收入就业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推动经济增长，其蕴含的包括企业生产设备、厂房以及配套基础设施等各种形态投资需求，要大于其创造的低收入就业岗位带来的消费需求，由此，其国民经济运行机制必然会形成“高投资、低消费”状态。而且，在此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投资占GDP比重水平持续升高、消费占GDP比重水平持续降低”的特定现象。一个最为有力的证据是，2010年印度人均GDP水平为1347.5美元，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高达68.7%，到2024年印度人均GDP水平为2500美元左右，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已经下降到55.8%重大现象，十四年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下降了12.9个百分点。针对那些处于经济发达阶段的发达国家而言，主要依靠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的高技术产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来维持经济增长，由于发达国家的各类高端产业已经处于相对规模顶端和饱和状态，消费对GDP的支撑效应要大于投资对GDP的支撑效应，由此，其国民经济运行机制必然会出现“低投资、高消费”状态。而且，在一国由初等发达国家向高等发达国家的转化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投资占GDP比重水平持续降低、消费占GDP比重水平持续升高”的特定现象。一个典型的证据是，1975年日本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75.3%，1990年日本人均GDP达到2.58万美元，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62.2%，2023年日本人均GDP达到3.38万美元，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77%。由此可见，日本呈现出“消费占GDP比重先由高位水平向低位水平”变化，然后再出现“由低位水平向高位水平”变化态势。
（二）利用“投资—创造不同收入水平就业岗位能力—消费”理论模型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判断和解释
按照我们构建的“投资—创造不同收入水平就业岗位能力—消费”理论假说模型及其所蕴含的“投资—消费”关系演化规律，可以得到的明确判断是，中国正在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向经济关键转折发展阶段的关键过渡期间（图3）。一个重要证据是，到2024年中国人均GDP水平为1.346万美元，处于中等收入偏上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关键转折期。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处于由创造低收入就业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发展模式，向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高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主导发展模式的关键转型转换时期。最为关键的证据是，截至2023年，中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主的“三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17.73%，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然高达82.27%，由此揭示“三新”产业在中国国民经济运行之中尚未起到主导产业支撑功能的突出现象。这就可以得到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可能仍然处于“高消费、低投资”状态向“低消费、高投资”状态转化发展进程中，必将仍然处于“消费占GDP比重水平逐步下降、投资占GDP比重水平逐步升高”为核心特征的特定发展阶段。从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来看，基本上与我们理论模型提出的演化规律相吻合。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人均GDP水平为195美元，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为78%。2000年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水平为959美元，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为63.57%。2020年和2024年人均GDP水平分别为1.05万和1.35万美元，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为54.3%和54.08%。
图3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投资—消费”互动关系演化规律
依据以上的综合分析，在我们看来，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所呈现出的“低消费、高投资”状态，以及背后隐含的“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投资占GDP比重持续上升”变化规律，是符合一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现象。客观事实是，一旦中国进入由本土高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出口导向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部门的替代和转移阶段进程，就具备了由“高投资、低消费”状态向“低投资、高消费”状态转移的基础性条件。依据图4展示的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变化趋势来看，可以发现的一些基本事实是，在2010年左右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达到了最低点48.92%，之后就处于波动式上升通道，202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达到55.64%，相比2010年的最低点上涨了6.72个百分点。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基本判断，2010年应该是能够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中国本土高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逐步兴起和发展壮大的关键转折时期。2010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的重大政策文件，明确将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2010年是能够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中国本土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部门，逐步替代以创造低收入就业岗位的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产业为主导产业部门的关键转折时期的重要事实。事实上，到2016年，中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主导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5.3%，到2024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水平达到17.73%，八年间“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水平增长了2.43个百分点。
图4 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的变化趋势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得出的初步判断是，在中国人均GDP尚未达到1.7万美元门槛之前，与此同时，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高技术产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占全国产业部门所占比重未超过30%门槛之前，中国很有可能仍然处于“消费占GDP比重缓慢上涨、投资占GDP比重缓慢下降”双重特征的发展通道。按照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两步走战略，到2035年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均GDP水平将从2020年的1万美元增长到2035年的2万美元。因此，我们认为，在2035年左右，在完全构建了全球领先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上，中国就进入了由“高投资、低消费”状态向“低投资、高消费”状态加快转化的关键时期，处于“消费占GDP比重快速上涨、投资占GDP比重快速下降”双重特征的重要发展通道。我们初步预计，到2035年前后的关键时点，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可能会持续上涨达到60%左右的合理水平。
三、科学识别和深入理解当前阻碍中国“投资—消费”互动机制转化与形成的核心因素
客观来看，自从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之后，在1980年至2020年的四十年期间，中国经济维持了8%以上的平均高增速水平，使得中国人均GDP水平由1980年的155美元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1万美元。从“投资—消费”关系视角的演化规律来看，此阶段最为重要的支撑机制是，形成了“创造低收入就业岗位产业部门投资+满足多数居民群体基本生活需求消费快速扩张”两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形态的特定发展模式。一方面，从投资需求角度来看，中国形成了三个方面的主要支撑力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快速扩张形成的制造业投资需求；房地产产业快速扩张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铁路、公路等传统基础设施快速扩张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另一方面，从消费需求角度来看，中国也形成了相对应的三个方面主要支撑力量：绝大多数居民群体生活水平向小康社会过渡产生的各种消费需求；多数居民住房改善催生的购房消费需求以及催生的相关消费需求；国外消费者对中国低成本制造业产品的外部消费需求。然而，难以否认的基本事实是，支撑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高速增长的这种特定“投资—消费”相互支撑式的驱动机制，在2020年之后，愈发暴露出一系列增长动力枯竭的重要苗头，从而进入深刻转型的重要关口。依据本文提出的“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循环机制的理论假说框架，笔者的核心判断是，在2020年至2050年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这三十年期间，支撑中国经济维持中高速增长的核心支撑机制，应该突出表现为促进“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投资+满足中高等收入群体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优化升级带来的中高端消费需求”相互支撑、相互叠加形态的特定发展模式形成。对比来看，此阶段支撑中国经济合理中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应该在于：一方面，从投资需求角度来看，表现出三个方面的新支撑力量：满足国内中高端消费者内需市场主导的资本密集型和创新密集型制造业扩张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落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形成的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商业化研究各环节创新投资需求；高端生产服务业和新型生活服务业快速扩张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另一方面，从消费需求角度来看，也应该落在相应的三个方面主要支撑力量：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催生的各种升级换代式消费需求；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各种形式服务消费快速扩张带来的新型消费需求；国外消费者对中国低成本制造业产品的外部消费需求。
更需要高度认识到的是，中国经济增长驱动机制正处于由“创造低收入就业岗位投资+满足多数居民群体基本生活需求消费快速扩张”，向“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投资+满足中高等收入群体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优化升级带来的中高端消费需求”转变转化的关键转折时期。这个关键转折时期，并不是理所当然地与既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之中呈现出“投资—消费”两者演化规律相同，而是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之中所呈现出的各种特定机制体制性因素以及内外制约条件，对中国“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良性循环机制形成和提升进程，可能带来的难以忽略的复杂影响效应。依据我们的长期实地调研和深入思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暴露出来的诸多核心约束条件和关键制约因素角度来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关键转折过程，很有可能会受到诸多方面内外制约因素和约束条件的深刻影响，进而干扰甚至阻碍中国由“高投资、低消费”状态向“低投资、高消费”状态的转移。
第一，中国当前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呈现出的是偏向于资本所有者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中国“低消费、高投资”状态向“高消费、低投资”状态的转化进程。依据我们提出的“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融合机制的理论假说框架，其中必须关注的一个特殊机制是，倘若一国针对高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部门培育和发展的巨量投资，可能会由于国内各种路径依赖式的机制体制性障碍因素制约，甚至受到长期演化形成的固化利益集团所导致的各种利益藩篱桎梏，即便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然而，其非但不能创造大量中高收入水平就业岗位，相反，创造出的仍然是中低收入就业岗位，这就会类似在一国的“投资—消费”融合机制之间打入一个“楔子”，阻断“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良性循环机制的形成和升级能力，迫使该国长期陷入“低消费、高投资”发展状态水平。从中国当前的发展现实来看，该阻断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一定领域内仍然显著存在，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驱动机制是：一方面，中国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各层次高学历人才，普遍存在人才专业技能和研发能力，与企业所需要的各类人才技能和研发人员素质相脱节甚至相背离的突出现象，必然导致各类高学历人才在并未获得真实人力资本积累的职业生涯初期，难以获得相应的高水平工资收入。另一方面，中国包括高科技产业在内的多数行业之间普遍存在的“内卷式”竞争和同质化竞争现象，必然会传导到企业对中高收入水平就业岗位的创造能力和高水平工资支付能力，进而造成高新技术产业内技能人才和研发人员收入水平“相对不高”、工资水平可持续增长能力不足的突出现象。而且，中国部分国有经济部门之中，由于受到工资总量增长水平限制的硬性约束，导致某些国有企业针对自身的高技能人才和研发团队成员，难以支付与国内高科技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同等水平的工资收入，鉴于国有经济部门在中国经济部门中的主体地位，这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阻碍“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良性循环机制的形成。
第二，中国全面切入全球价值链的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生产制造组装环节，极大地强化了低收入就业岗位的创造效应，拖延了中国“低消费、高投资”状态向“高消费、低投资”状态的转化时期。我们前文搭建的是针对封闭经济体系条件下“投资—创造不同收入水平就业岗位能力—消费”理论模型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投资—消费”关系演化规律，而针对类似中国这样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发展中大国而言，会在较大概率层面发生如图5所示的“投资—消费”关系演化规律。具体来看，就是从“低消费、高投资”状态向“高消费、低投资”状态转变转化时期被较大幅度延长或拉长。其中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自从2001年末全面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可以依赖自身的庞大规模低成本劳动者所内含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全面切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制造组装环节，从而使得中国可以利用全球消费市场创造大规模的低收入就业岗位，带来的代价是中国被掌握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权和创新控制权的西方发达国家，压制和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制造组装环节，自身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受到了难以忽略的制约甚至阻碍效应；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和强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制造组装环节的竞争优势，中国出口企业需要花费巨额投资从国外进口和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流水生产线、关键材料、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工艺等，同时，中国各级政府需要花费巨额投资完善与生产制造和大规模出口活动紧密相关的各项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作用之下，造成的最终结果是，中国从经济起飞阶段到经济关键转折发展阶段进程中的“消费占GDP比重下降、投资占GDP比重上升”状态，可能会被较大幅度地拉长和延长。
图5 全球开放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投资—消费”互动关系演化规律
第三，中国房地产产业高速扩张带来的巨额投资需求，对居民消费需求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扭曲效应，严重束缚和抑制了中国居民消费能力提升，阻碍了当前阶段中国“低消费、高投资”状态向“高消费、低投资”状态的转化转变能力。自从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不仅仅是开启了全面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历史进程，更是开启了就业人口从农村向城镇，尤其是中西部、东北地区农村居民或城镇居民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大规模短期或长期转移迁移的历史序幕。中国就业人口的大规模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乃至跨区域迁移，必然会创造对房地产扩张的巨额需求，从而必然带来房地产部门以及相关产业和产业链的巨额投资需求。与此同时，出口导向的制造部门快速扩张又带来中国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生产部门的大规模转移，进一步催生了对房地产部门扩张的巨大投资需求。然而，从中国实践来看，房地产行业部门经历的高速扩张状态，不仅仅是房地产供给和需求数量的快速扩张，更是房地产市场价格的翻番式持续上涨。这就对中国当前阶段“低消费、高投资”状态向“高消费、低投资”状态的转化能力造成了难以忽略的突出复杂影响效应。一方面，远远超过大多数劳动者群体收入水平和增速水平的房地产高昂购买水平以及房价增速水平，迫使劳动者群体将自身家庭收入和未来家庭收入中的大多数，用于支付高昂的购房款，这就严重地挤压甚至剥夺了购买房地产劳动者的其他当前和未来消费能力，形成了中国情景下房地产投资对劳动者消费的“挤压”效应。中国房地产投资越多，对劳动者当前和未来消费能力挤压效应就越为显著；另一方面，房地产自身行业以及所带动拉动的水利、钢铁、装饰等相关产业的快速扩张，基本上属于偏向于创造低收入就业岗位的资源消耗行业和传统产业部门，不仅难以支撑中国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大幅度增长，相反，演化成为造成中国“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投资占GDP比重持续上升”现象固化和延续的重要力量之一。
第四，如何处理和把握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者之间动态变化关系规律，必定是影响中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投资—消费”关系演化规律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难以忽略的基本事实是，影响一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演化规律的决定性因素，必然与一国政府机构部门自身的国家职能定位及其所内含的政府部门最终消费支出额的规模密切相关。国家发展模式典型存在“小政府、大市场”“大政府、小市场”与“大政府、大市场”等国家发展基本模式的争论。其中，容易理解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一方面，越是坚持“大政府”或“强政府”原则的国家，偏向于设置更多层级、更为细化的政府职能部门，造成政府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持续扩张和自身利益藩篱固化，必然造成政府消费规模的持续扩张和固化。政府越是偏向于采取更多的各种干预工具来维持本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就越偏好于采取政府消费刺激政策来对冲和熨平短期经济波动或经济下行压力风险，也越倾向于采取各种高福利政策来缓解各社会群体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风险。由此，必然造成该国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的高位运行。另一方面，越是坚持“大政府”或“强政府”原则的国家，越是偏好于通过政府投资作为稳定本国经济增长、培育本国优势特色产业的重要手段。然而，按照既有宏观经济学原理，无论是政府消费还是政府投资，均会降低国民储蓄供给数量，通过影响该国的贷款市场推高市场实际利率水平，进而对私人消费和投资产生典型的“挤出”效应。从中国宏观层面消费结构来看，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为17%左右，而私人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为38%左右，两者之间很有可能也存在着相互替代关系，尤其是政府消费对私人消费产生了难以忽略的“挤出”效应。因此，如何通过协调好中国所坚持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者的有机功能定位，处理好各级政府部门的“投资—消费”关系与居民家庭部门的“投资—消费”关系，激发中国居民家庭部门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持续提升的内在驱动机制，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机制体制改革领域。
四、推动中国“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机制形成的基本原则和核心途径
第一，确立构建以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为核心导向的中国“投资—消费”良性循环机制发展原则。笔者的核心判断是，此轮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核心来源，与以往历次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投资弱化或消费弱化单个驱动因素有所不同，突出表现为“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弱化”双重叠加所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因素。2024年中国GDP同比增速为5%，而社会消费品零售和固定资产投资这两个关键变量同比增速分别为3.5%和3.2%，较大幅度低于GDP同比增速水平，投资和消费双不足的现象非常突出，依据本文以上部分构建的“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理论假说分析框架，以及其所蕴含的对中国“投资—消费”良性循环机制的解释力，更为精准的判断是，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核心驱动因素，本质上是由“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投资不足、缺乏收入可持续增长支撑的消费能力不足”形态主导的“投资—消费”双不足因素造成的。事实上，更为深层次的认识是，当前造成中国宏观经济层面所存在的消费不足困局，本质在于中国经济部门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部门，绝大多数是只能创造和提供年收入在4万—6万元的中低工资水平就业岗位的传统产业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旧产业部门，相反，那些能够提供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上研发人员岗位和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技术工人岗位主导的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等新动能，仍然在培育和转化过程中，尚未形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作用。注意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独特“投资—消费”相互决定式的互动机制，即存在典型的“高质量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促进消费能力提升”良性循环机制方面，由此，解决当前中国消费动力不足的关键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不能仅仅局限在居民消费层面的短期刺激或补贴政策问题，而是要将解决思路拓展和聚焦到促进能够大规模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产业部门的高质量投资领域。高度重视促进能够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高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部门的高质量投资激励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取向功能和效力，通过促进国有资本、民营资本、金融资本向中国高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部门的转移和集聚，是破解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层面消费动力弱化，以及由消费动力不足研发投资动力弱化恶性循环机制的最优政策工具。
第二，营造政府消费以创造国内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为导向的中国“投资—消费”良性循环机制发展原则。2023年中国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已经达到17%，而同期中国家庭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为38%左右。与此同时，2023年印度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维持在5%左右，而同期印度家庭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为55%左右，由此可以得出的判断是，中国或多或少存在“政府消费所占比重相对过高、私人消费所占比重相对较低”的突出现象。难以忽略的基本事实是，一方面，中国目前多层级、多部门、传递式、金字塔结构的政府机构部门及其附属的相对庞大财政供养人口，是造成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水平相对过高的核心驱动机制；另一方面，在家庭居民部门消费能力短期弱化的特定时期，中国各级政府倾向于通过加大政府消费力度导向的刺激政策，来应对和弥补中国总消费短期下滑对经济的负向冲击。这就导致了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政府消费替代家庭居民消费”甚至“政府消费挤出家庭居民消费”路径依赖式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暂且不论家庭居民部门消费和政府消费各自功能定位和合理边界划分，也不论政府消费是否会挤出家庭居民部门消费，以及政府消费对GDP拉动作用的乘数效应在是否小于私人消费对GDP贡献的乘数效应，在我们看来，判断中国政府消费或投资者占GDP比重水平是否合理有效的核心依据，应该聚焦于政府消费和投资相比于私人消费和投资，能否更能有效引导和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基本原则，而非简单地局限在中国政府消费或投资规模是否过大，或私人消费和投资规模相对较小视角的“二分法”讨论。按照本文提出的“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理论假说框架，中国各级政府消费和投资结构的调整方向和产业政策的实施对象，要适度聚焦到针对扶持和培育那些引领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本土高科技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利用政府采购机制和政府投资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制度改革，促使其在引领和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高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培育和发展方面，起到关键的基础性作用。
第三，立足基于国内统一大市场以及本土市场需求扩张和升级空间的中国“投资—消费”良性循环机制发展原则。需要客观认识到的是，在全球开放背景下，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的本土高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培育和发展，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抱团式”“联盟式”封锁和打压的情形下，中国要依靠构建“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良性循环机制，激活自身经济内生型增长动力，必然难以回避的关键难题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必定会采取各种围堵和封锁政策，限制和阻碍中国本土高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培育和发展的全球空间，进而掐断和阻断中国当前经济运行机制所蕴含的独特“高质量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促进消费能力提升”良性循环机制。为此，这就警醒中国在推动高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培育和发展进程中，很有可能既会由于遭遇发达国家的全方位挤压和限制，造成这些新动能产业部门自身扩张速度相对较慢，进而导致自身释放的中高收入就业岗位，难以较大程度地替代原有以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旧动能产业部门所创造的低收入就业岗位，也会在包括中国本土市场在内的全球市场层面，由于面临具有科技创新全球领先优势、高端产业和产业链全球相对垄断和控制地位以及高附加值高质量产品的长期品牌效应，从而对中国本土高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所生产的高附加值产品，在国内乃至全球高端消费者群体中产生了直接竞争效应乃至挤压效应，进而阻碍了中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在中国本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的培育和扩张空间。这就深刻说明，中国要真正激发“高质量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促进消费能力提升”良性循环机制及其蕴含的经济内生型增长动力机制，客观上已经难以依靠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高端需求市场空间，必须牢牢立足于中国作为全球超大规模经济体所内涵的本土高端需求市场，充分利用中国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所包含的相对庞大中高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张带来的高端需求市场增长机会，加快塑造和促进当前中国发展阶段所独有的“高质量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促进消费能力提升”良性循环机制的形成。
五、今后的改革突破口与具体政策建议
第一，考虑将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焦点重点，尽快全面转移和聚集到促进中国特色优势的“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主导的良性循环机制形成方面。按照我们提出的“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理论假说的分析和判断，需要客观认识到的客观规律是，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处于由“创造低收入就业岗位产业部门投资快速扩张+满足多数居民群体基本生活需求消费快速扩张”模式，向“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投资快速扩张+满足中高等收入群体消费层次的中高端消费规模快速扩张”模式转变的关键转折期。破解当前中国主要体现在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的有效需求不足症结的关键枢纽，倘若仍然拘囿于中国“投资过剩导致消费不足”的误判思维陷阱之中，或者仅仅停留在依靠消费刺激政策或者固化于通过刺激政府消费扩张政策，必然会最终导致这些政策产生本末倒置或南辕北辙效应。既难以具有精准性，也难以具有持续性。需要清醒认识到的基本规律是，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源泉是“投资—消费”双不足因素，而非单纯的消费不足，突出表现在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对创造低收入就业岗位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替代和转移过程相对较为缓慢这个核心问题，突出表现在“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高质量投资”尚未大规模启动这个关键枢纽问题。这就深刻意味着，中国从国家到地方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极有必要将发展战略和转型思路，聚集到如何充分激活“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良性循环机制形成和强化方面。由此，我们建议：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中国推动新旧动能和新旧产业转化战略是否成功和有效的判断依据，不能仅仅局限在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规模扩张，而是要聚集到这些新产业部门是否创造和释放出足够规模的中高收入就业岗位。将新旧产业转型所能创造和释放出的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数量和质量，作为检验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是否有效的关键标准。另一方面，将主动打造“高质量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推动中高消费规模扩张”良性循环机制，确立为从中央到地方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主导任务。建议各级政府将能否培育和发展出创造和释放足够数量规模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纳入和设定为十五五规划和十六五规划的核心改革任务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考核目标。
第二，将打造“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主导的良性循环机制，坚定确立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任务和维持经济合理中高增速水平导向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核心目标。对此，我们的建议是，一方面，将构建符合中国经济运行特征的“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良性循环机制，设定为中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核心目标，尤其要把中国各级政府各类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经济政策，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等各类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并将当前中国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的调控目标和实施效果，均聚集到构建和强化“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创新密集型产业企业部门高质量投资→释放和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促进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激活消费对经济支撑能力”传递式、系统性发展领域。另一方面，尽快制定合理方案，将政府资金、国有资金、金融资金、民营资金，全面引入促进和支撑中国当前“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良性循环机制形成格局中。针对政府资金而言，优先激发充分融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者功能有机融合的各类各级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在引导地方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高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培育和壮大领域的重要作用。允许有条件有优势的地方政府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合理扩大用作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政府资本金来源支持范围。针对金融资金而言，加快构建与创造和释放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科技型企业、创新型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对接、相匹配的各类种子基金、天使基金、风险基金、公募私募基金、投资公司、多层次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构成的全链条、闭环式的中国特色现代化金融体系。
第三，率先有效激活激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国家战略区域、超大规模城市、省会城市和重点地级城市，在塑造和强化“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创新密集型产业企业部门高质量投资→释放和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促进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激活消费对经济支撑能力”良性循环机制方面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功能。从能够创造和释放大规模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高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密集型产业，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本关键要素资源融合发展所具有的集聚效应、溢出效应、辐射效应、关联效应、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和分工经济效应等内在规律来看，能够同时容纳刺激大规模投资、创造大规模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促进消费大规模扩张这三个因素发挥功能，应该是那些具备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一体化效应优势的密集发达地区或区域板块，如超大规模城市、重点城市和省会城市。由此，我们的建议是，遵循“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良性循环机制形成的内在逻辑规律，适度调整和弱化一味追求均衡式均等化导向的区域发展战略，彻底打破由此带来的产业、人口、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等关键要素资源割裂化、碎片化、地方局部利益导向化的固有思维发展格局，高度重视实施促进中国经济中心、高科技产业中心、人口集聚中心、消费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高品质公共服务高质量基础设施中心的“六位一体”导向的新型发展战略。明确突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和挑大梁经济大省，在促进“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良性循环机制形成格局的优先地位、领先地位和综合优势地位，加快促进各种关键和高端要素资源向这些区域的转移和集聚。明确突出超大规模城市（城市群）、省会城市、重点地级城市在促进“投资—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消费”良性循环机制形成格局的核心地位和重要地位，鼓励各种关键和高端要素资源向这些城市地区的转移和集聚。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全面支撑自主创新的中国特色基础制度研究”（24VRC044）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