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题目与诗:从清言到手笔

——谢混《诫族子诗》及其诗史意义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5 次 更新时间:2019-08-07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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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灿  

内容提要:汉末魏晋流行的人物题目亦即人物品评之风,其影响扩展到对宫殿建筑、城池山川等的品题,同时影响了当时的诗歌创作。作为晋宋之际人物清谈和诗歌创作的双料名家,谢混《诫族子诗》是人物品评由口头言说落实到书面创作的典型作品之一,他不仅展示了谢混的文学才华、展示谢氏家门内部人物品评的实况,而且标志了“题目”一词由人物品题到诗文篇题的过渡节点,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关 键 词:谢混  《诫族子诗》  人物品评  诗歌  创作诗史


谢混是活跃于晋宋之际政治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但是,关于他的《诫族子诗》以及这首诗在文学史和诗歌史上的意义,向来缺乏足够深入的关注。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或者这一段诗歌史的学者,大概都不会对这首诗另眼相待。本文之所以要拈出这首诗,倒不是为了确认谢混的诗人身份,而是为了研究与“题目”密切联系的若干问题,并深掘其诗史内涵。不过,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题目与诗”中的“题目”,既是指通常表示诗文作品名称的那个名词,更主要的是指汉魏六朝时代流行的人物品藻①。


一、从人物“题目”到景物题目


在文言文语境中,“题目”一词有两个意义:一个指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诗的题目,另外一个指的是东汉末年开始兴起的一种人物品评的风气。这种人物品评也可以称为“品题”,或者简称为“目”。《后汉书·许劭传》载:“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②许劭等人最早在家乡汝南评论他们的“乡党人物”,也就是品题本地各类人物。他们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品评主题,这就是最早的人物“题目”。“题”就是“品题”亦即评论,“目”就是形容描述。“题”“目”二字并列,既可以看作动词,又可以作名词用。在“品题”的过程中难免涉及不同类别的区分以及等级高下的评定,这就是“题目”的两项主要内容。

从内容上说,人物“题目”是对某个或某些人物作出某种评价。最初,这种评价的性质是民间制造的舆论,目的是希望对当时的人才推荐与官员选拔,起到一定的舆论引导作用。后来,地方州郡或者中央政府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也参照这类人物“题目”的做法,既要指出被选拔人才的长处或优势,同时又能发现其短处或劣势,然后根据每个人才的特点,合理任用之。魏晋时代,列名“竹林七贤”的山涛,就以知人善任著称,他在这一方面的能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③山涛对其所选拔的所有人才的评价都恰如其分,非常准确,“凡所题目,皆如其言”。他能具体说出某人才华如何,某人适合做什么工作,从来没有错评误判,令人佩服。这就是人物“题目”在人才选拔与官员任命中的实际功用。

人物“题目”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最初主要以口头形式而不是书面形式展开,这是其形式特点之一。第二,“题目”往往以赏誉为主,亦即以正面的肯定、称赞为主,故多表现为褒奖。评价一个人,主要指出其优点与长处,至于其短处和缺失,则不是重点,如果要指出来,也多采用比较委婉含蓄的方式。此乃人之常情,容易理解。比如《世说新语·赏誉》记庾子嵩对和峤的“题目”是:“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世说新语笺疏》,第426页)将和峤比作千丈之松,显然是“赏誉”,然后再下一转语,指其“磊砢有节目”,对其外形似乎略有保留,但接着又下一转语,誉其“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进一步加强了赞誉的力度。第三,人物“题目”除了突出优点,还要抓住重点,点到即止,要言不烦。《世说新语·赏誉》中载有对“吴四姓”的“旧目”。所谓“吴四姓”,指的是吴地自三国以来兴起的势力最大的朱、张、顾、陆四个家族。所谓“旧目”,就是相传已久的评语。这个对“吴四姓”的“旧目”比较特别。一方面,它针对的是整个家族,而不是某个人物;另一方面,它对每个家族的评语都只有一个字,分别为:“张文、朱武、陆忠、顾厚。”(《世说新语笺疏》,第491页)这是高度概括的字眼,突出的是四个家族的长处、优势或者特色。又如《世说新语·赏誉》第四十八条:“时人欲题目高坐(尸利密)而未能,桓廷尉(彝)以问周侯(),周侯曰:‘可谓卓朗。’桓公(温)曰:‘精神渊著。’”刘孝标注引《高坐传》曰:“庾亮、周、桓彝,一代名士,一见和尚,披衿致契。曾为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可称卓朗。’于是桓始咨嗟,以为标之极似。宣武尝云:‘少见和尚,称其精神渊著,当年出伦。’其为名士所叹如此。”(《世说新语笺疏》,第448—449页)周的“题目”只有两个字,桓温的“题目”也只有四个字,但都抓住了重点和特点,可谓画龙点睛。六朝文学评论中盛行的摘句批评,以及《诗品》中对诗人风格的品评方式,亦是标举重点,其实与人物题目一脉相承,殊途同归。

从训诂学的角度,进一步追溯“题”“目”二字的本义,或许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题目”标举重点的形式特色有所帮助。“题”的本义为额头,“目”的本义为眼睛。无论是额头还是眼睛,都处于人体头部的显著位置,最能够吸引他人的注意力。后来转义延伸,“题目”二字便有了对他人进行观察与评价之意。品评人物,如何只用几个字或一两句话,就能说得准确到位,恰如其分,既显示其人伦鉴识,也考验其语言能力。

题目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可以表达言说主体对人物、社会以及自然的认知,因此,题目风气就逐渐由人物评价发展到对宫室建筑和城池山川的评价。宫室建筑和城池山川,或为人文景观,或为自然景观。对宫室建筑的评价,最有名的例子,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曹操“使人题门作活字”一事,按照杨修的解释,这是曹操采取拆字的修辞格,委婉而巧妙地对此门作出评价:“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世说新语笺疏》,第578页)无独有偶,《世说新语·简傲》中亦有题门一例,也采用了拆字格:“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世说新语笺疏》,第768—769页)吕安虽然于门上题字,其所品题的对象,却不是门,而是从该门户出来迎接他的嵇喜其人。《世说新语·政事》中复有题门一例,其用意与吕安题门相近:“贺太傅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云:‘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邸,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故下请孙皓,然后得释。”(《世说新语笺疏》,第165—166页)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贺邵到吴郡(今江苏苏州)当太守,当地豪族欺负他初来乍到,在门上题写充满轻蔑和挑衅意味的六个字。严格说来,这不是对府门的品题,而是对府门背后的人物的品题。同样,贺邵接着在府门上题写的六个字,也不是针对府门,而是针对上门叫阵的“吴中诸强族”,其针锋相对之势至为明显。在这个例子中,门不仅指其中所居之人,更指向其所象征的门第、家族。上述三个皆为题门之例,并非偶然。盖门之于建筑物,相当于额之于人体头部,“门额”一词可以为证。故宫室既成,题写名称及悬挂榜题之处,往往称为门额。门上题字,当然最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不仅有意为之,而且往往一箭双雕,既针对门,更针对人。这也说明了建筑“题目”与人物“题目”的关系。

碑刻是东汉以来十分重要的文献载体,碑阳、碑阴、碑座、碑帽、碑亭等等,构成完整的一座碑刻,也构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建筑物。东汉末年,著名作家蔡邕因逃避战乱来到越地,在上虞读到《曹娥碑》。他非常欣赏《曹娥碑》的文章,就在碑阴题写了八个字,“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世说新语笺疏》,第579页)。这八个字其实是一个谜语,其谜底就是“绝妙好辞”。蔡邕以谜语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曹娥碑》文章的称赞。这个八字谜语,也可以视为蔡邕对这篇碑文的评价,也就是他对于《曹娥碑》的“题目”,言简而意赅,辞巧而语妙。不过,蔡邕这个“题目”虽是谜语,其制作方式却近于书面创作,而远于口语表达。

城池作为宏大建筑,自然吸引名士的品题。《世说新语·言语》中有一个例子:“桓征西(豁)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恺之)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世说新语笺疏》,第141页)作为江陵的地方长官,桓豁率领众位宾僚参观他主持修造的城楼,并要求宾僚品题城楼,以满足其自鸣得意之心。“若能目此城者”的“目”,即是题目,亦即品评。在这场“题目”比赛中,顾恺之力克群伦,拔得头筹。“遥望层城,丹楼如霞”二句,很有色彩感和层次感,是魏晋时代有名的景物题目。

题目山川景物的例子,在《世说新语》中就可以找到多处,其中仅仅与顾恺之相关者,就有两条。这也并非毫无缘故。顾恺之是东晋著名画家,其对于山水景物的感知、表述与描绘能力,或者说审美能力,超越群伦。《世说新语·言语》记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笺疏》,第143页)“千岩竞秀,万壑争流”,非常简洁而传神。并且,这还是四言对句,不但对偶工整,而且平仄谐调,真是“掷地可作金石声”的。在顾恺之那个时代,人们对平仄没有确切的概念,“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只能说是暗合平仄格律。后两句“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形象地描绘了会稽的山川风景,真是优美如画。从对山水景物的体悟和文字描绘能力来看,顾恺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画家,也是优秀的文学家。


二、从人物品藻到诗文创作


宫室、碑刻、城池、山川,形态各异,但都是景物。从人物“题目”到宫室建筑城池山川等景物的“题目”,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讲究修辞是这个过程中的自然发展趋向。《世说新语·言语》记:“道一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一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淡。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世说新语笺疏》,第146页)所谓“整饰音辞”,就是在言辞中讲究修辞。道一不仅“好整饰音辞”,而且时人公认其“文锋富赡”(《世说新语笺疏》,第146页),其口头表达与书面创作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讲究修辞是人物“题目”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具体说来,就是对人物进行评价、概括、描述时,讲究词藻,追求文采。因此,这样的人物题目,也被人称“品藻”。所谓“品藻”,就是这种评论不仅讲究品第高低,区分品类,还要注重文采,注重文字的表达效果。这种讲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许劭等人的“汝南月旦评”。《后汉书·许劭传》记:“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原注:命品藻为题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后汉书》卷六八《许劭传》,第8册,第2234页)很多人也许会觉得,许劭这个“题目”语带贬损,曹操强索而得如此评语,实在得不偿失。但对曹操来说,他总算成为“月旦评”的“题目”,成为受人关注的对象,机会来之不易,即便遭到贬损,也心甘情愿。况且“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本质上有贬有褒,实际上应该理解为以褒为主。因为汉末之世,天下大乱,“清平”之世早已不复存在,故“清平之奸贼”可以理解为虚贬,而“乱世之英雄”才是实褒。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两句“题目”不但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概括性,而且对偶工整,平仄相对,词藻讲究,文采富赡,体现了很高的修辞水平。

更富有文采的是《世说新语》中所记陆云和荀隐的自我介绍之语,见于《世说新语·排调》:“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其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骙骙,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弩强,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世说新语笺疏》,第789页)陆、荀二人之间的对话,确实不是“常语”应对,而是全力以赴的才艺比拼,比的是快速的构思与敏捷的反应。“云间陆士龙”(陆云)与“日下荀鸣鹤”(荀隐),与其说是二人的自我介绍,不如说是二人的自我“题目”。陆云字士龙,松江人,《易经》里有“云从龙,风从虎”的说法。所以,“云间陆士龙”一句不仅暗含陆云的名字和别字,还暗寓《易经》文句之意。云、龙两个意象契合无间,意境优美。后来,“云间”遂被借用为松江的雅称。荀隐字鸣鹤,颍川人,地近洛阳,而洛阳是西晋的首都,是常被比为太阳(“日”)的天子所居之处,故可称为“日下”。“日下荀鸣鹤”不仅描绘出晴天朗日之下鹤鸣且飞、和谐优美的意象,也同时带出了荀隐的别字与籍贯。陆、荀二人的自我介绍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也各有千秋,难分高下。“云中陆士龙”“日下荀鸣鹤”两句,既可以视为两人的口才比赛,也可看作二人合作的一副五言对联,乃至于看成五言联句诗中的两句。从意象搭配、平仄谐调(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的水平来看,即使与格律诗成熟时代的唐宋人诗句相比,这两句也毫不逊色。

人物品藻讲究对偶,讲究声调,讲究形象,有时还需要灵感。就这几个方面而言,人物品藻其实与诗文创作无本质区别。人物品藻中使用形象比喻,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仅以《世说新语》为限,列举数例如下: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世说新语笺疏》,第415页)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世说新语笺疏》,第418页)

王公(王茂宏)目太尉(王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世说新语笺疏》,第442页)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世说新语笺疏》,第454页)

这些品藻中都有意象,也就是对于人物的意象批评。比如评价王羲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这两句是从《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化出。这样的评语,会使人油然联想到洛神的美丽形象。

在简洁形象、画龙点睛之外,人物品藻还要突出个性化的表达。《世说新语·赏誉》中有两类不同的例子。一类称为“世目”,代表社会上对某一人物比较通行的评价,例如:“世目周侯嶷如断山。”(《世说新语笺疏》,第454页)“世目杨朗沉审经断。”(《世说新语笺疏》,第457页)另一类则是比较个人化的品藻,与“世目”有所出入。例如:“世目谢尚为‘令达’,阮遥集云:‘清畅似达。’或云:‘尚自然令上。’”(《世说新语笺疏》,第477页)可见,在“世目”之外,还有“阮遥集(孚)云”和“或云”两种大同小异的题目。又如:“王子猷说:‘世目士少为朗,我家亦以为彻朗。’”(《世说新语笺疏》,第487页)对于祖约(士少),王家的“题目”与“世目”相比,赏誉更高一级。

注重形象并且讲究修辞和声调的人物品藻,进而发展成韵语体,犹如水到渠成。韵语体就必须押韵,押韵的人物品藻经常采取七言形式,前面四言是评语,后面三言是被评对象的名字,合为前后谐韵的七言句。比如《赏誉》载谚曰:“扬州独步,王文度(王坦之);后来出人,郗嘉宾(郗超)。”(《世说新语笺疏》,第484页)为了突出韵脚,我把七言句分成前四后三的两句,第四个字与第七个字押韵,亦即“步”和“度”押韵,“人”和“宾”押韵。这种谚语本质上属于民间文艺,以口语形态产生并流传于世。

如何认识这种韵语体的人物品藻的文体属性,可以见仁见智,既可认为是谚语,亦可以看成是韵语,还可以视为歌谣。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时,就把这些谚语当成诗歌来看待,收入“杂歌谣辞”之中,还给他们加上题目。比如《时人为谢安郗超王坦之语》:“大才盘盘,谢家安。江东独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宾。”④《时人为郗超王坦之语》:“盛德绝伦,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034页)《时人为郗超王坦之语》:“扬州独步,王文度。后来出人,郗嘉宾。”(《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034—1035页)这些歌谣可以联起来,读成七言一句,也可以断开来,读成前四后三的句式。这三首谚语对郗嘉宾的评价略有不同,因为其属于口头文学,语无定本,在记录与传播的过程中,便有了不同的文本形态。另一方面,对每人的品藻可以独立成篇,也可以多则评语联缀成篇。例如,《时人为谢安郗超王坦之语》就是三则评语的缀合,形式上很像六句诗,两句一换韵。实际上,人物品藻固然针对个人者居多,针对多个人物进行比较评价者,也并不少见。《世说新语》中常有对多人进行比较、排序和评价的例子,如《品藻》记王夷甫(衍)云:“闾丘冲优于满奋、郝隆,此三人并是高才,冲最先达。”(《世说新语笺疏》,第508页)王衍认为这三个人都是“高才”,但闾丘冲略胜一筹,这就是把多个人放在一起比较。如果有人采取韵语形式,评价若干个人物,又一韵到底,一首完整的诗篇便就此产生了。《世说新语·赏誉》中即有一例:“会稽孔沈、魏、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杰。孙兴公目之曰:‘沈为孔家金,为魏家玉。虞为长琳宗,谢为弘道伏。’”(《世说新语笺疏》,第469页)⑤在这个例子中,孙绰的四句“题目”恰好构成一篇五言四句诗。

品藻既有高下的评判、优劣的比较,又有对未来的预测,对前景的展望。前举“乱世之英雄”“冲最先达”等题目,很明显已含有对所评人物未来的预测。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希望,作为奖劝或者勉励,也是对其未来的期望。如《世说新语·文学》中便有如下两例:“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厷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世说新语笺疏》,第202页)“殷仲文天才宏赡,而读书不甚广。傅亮叹曰:‘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才不减班固。’”(《世说新语笺疏》,第275—276页)⑥这类带有预言或展望性质的勉励之辞,一般出自王衍、傅亮这样的长辈之口,此类例证《世说新语》中屡见不鲜。这对后来的诗文创作尤其是谢混的《诫族子诗》有显著的影响。

晋宋之际,人物品藻中已经发展出数量可观、风格多样的诗歌作品。《宋书·谢灵运传》记有一例,其作者是谢灵运的密友何长瑜:

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勖,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而广之。凡厥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白太祖除为广州所统曾城令。⑦

显然,《世说新语》所引录的,只是何长瑜所作韵语“题目”的一部分。何长瑜对同僚的“题目”,并不限于陆展一人,更不属于常规的赏誉,而是充满了“剧言苦句”,并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的轻薄少年群起效仿,流传一时。另一方面,何长瑜的“题目”,已经不是习见的口头的“语”,而是书面的“文”;其传播也不是通过口耳相传,而是通过“寄书”、仿作而广为流传。虽然何长瑜的“题目”有失温和忠厚,不利于幕府同僚和谐相处,但这篇作品却体现了他的性格,也体现了他的诗歌风格。从“轻薄少年”的热衷效仿中,也可以看出世俗对于这种诗体的欢迎。

人物品藻也进一步影响了赋体创作。《世说新语·文学》中有两条袁宏作赋的例子,皆可为证。《世说新语·文学》载: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陶范)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世说新语笺疏》,第273—274页)

在《东征赋》中,袁宏高度评价了东晋初年的一批名相名将,却不提及陶侃,尽管陶侃勋业彪炳,是公认的东晋名臣。他因此激怒了陶侃的儿子陶范。面临陶范“临以白刃”的威胁,袁宏才被迫即兴口诵六句,满足了陶范的愿望。在这段文字里,“都不道陶公”和“我大道公”中的“道”字值得注意。“道”是“称道”,也表示一种口语形态,与下文的“诵”貌异心同。袁宏所“诵”诸句,就是对陶侃的“题目”,具体说来,是四言韵文体的“题目”。

无独有偶。《世说新语》此条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云:

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彝)。”……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世说新语笺疏》,第274页)

这段文字里的“称”“称谓”,就是上一段文字里的“道”“诵”,指的也是口头式的表达。袁宏应声而答,口吐六句韵语,其为口头创作形态至为昭著。这两段文字是不是一事二传,故而产生了这样一种文本歧异,可以暂不追究。我要强调的是(这恰恰也是《世说新语》所要强调的),袁宏即兴创作的这两段韵文,既是一种口头创作,也是书面文学《东征赋》的一部分。它们与传统的人物品藻形神兼似,甚至可以说,《东征赋》就是由诸如此类的众多人物品藻段落汇合而成的,是一篇以人物品藻为主题的赋作。可惜,袁宏《东征赋》已经残缺,无从细论。相比之下,谢混《诫族子诗》保存了完整的文本及其史事背景,更适合作为个案,进行细读深论。


三、谢混《诫族子诗》析论


谢混,字叔源,是东晋名相谢安之孙,也是晋宋之际谢氏家族的领袖人物。不幸的是,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斗争中,他因为党刘毅、反刘裕而被杀,提前退出历史舞台,而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按《说文解字》的解释,“混,丰流也,从水昆声”⑧。故《孟子·离娄下》有句云:“原泉混混,不舍昼夜。”“混混”,亦是丰流之意。“原泉”即“源泉”。谢混名字很可能就源自《孟子》此句。《世说新语·言语》“诸名士共至洛水戏”条记王夷甫语云:“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世说新语笺疏》,第85页)则是以水流之丰比喻雅致之富。总之,“混”字是魏晋人常语,谢混以其为名,不仅有出典,而且取义甚美。

在文学史上,谢混并非一直被完全忽略,至少,锺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和沈约《宋书》都提到了他的名字。谢混留下来的诗文作品很少,不过,锺嵘《诗品》还是将其列在中品⑨。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也称赞其“大变太元之气”(《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第6册,第1778页)。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则提到了“谢叔源之闲情”⑩。在一定程度上,《游西池诗》可以印证谢混的“闲情”,也可以代表其“变太元之气”的文学创获,因而较多地引起过文学史家的注意,而《诫族子诗》却一直未受到重视。

作为东晋末年谢氏家族的领袖,谢混极其重视对族子辈的培养。当时,谢氏家族内部有一个社交圈子,就是以其为核心的。《宋书·谢弘微传》称谢混“混风格高俊,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11)’者也。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第5册,第1590—1591页)。所谓“乌衣之游”,指的就是以谢混为中心的这个封闭性社交圈子。人物题目与五言诗创作,是这个圈子活动的两项主要内容。关于这两方面,《宋书·谢弘微传》都有具体记载。先看人物题目:

瞻等才辞辩富,弘微每以约言服之,混特所敬贵,号曰微子。谓瞻等曰:“汝诸人虽才义丰辩,未必皆惬众心,至于领会机赏,言约理要,故当与我共推微子。”常云:“阿远刚躁负气;阿客博而无检;曜恃才而持操不笃;晦自知而纳善不周,设复功济三才,终亦以此为恨;至如微子,吾无间然。”又云:“微子异不伤物,同不害正;若年迨六十,必至公辅。”(《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第5册,第1591页)

他所“题目”的谢瞻、谢灵运、谢曜、谢晦、谢弘微等五人,与下面这篇五言诗中所“题目”的人物完全相同:

尝因酣宴之余,为韵语以奖劝灵运、瞻等曰:“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宣明体远识,颖达且沉隽。若能去方执,穆穆三才顺。阿多标独解,弱冠纂华胤。质胜诫无文,其尚又能峻。通远怀清悟,采采标兰讯。直辔鲜不踬,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无倦由慕蔺。勿轻一篑少,进往将千仞。数子勉之哉,风流由尔振。如不犯所知,此外无所慎。”(《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第5册,第1591页)紧接着上述这两段文字,沈约还有一段评论和一段注释。评论是:“灵运等并有诫厉之言,唯弘微独尽褒美。”注释是:“曜是弘微兄,多,其小字也。远即瞻字。灵运小名客儿。”(《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第5册,第1591页)这两段文字的评论对象是相同的五个人,内容亦大同而小异,所谓“康乐诞通度”就是“阿客博而无检”,所谓“直辔鲜不踬,抑用解偏吝”,就是“阿远刚躁负气”,只不过一为韵文,一为散文,一是书面表达,一是口语表达;一个更为委婉,一个较为质直而已。

如前所述,人物题目多以赏誉为主,即使提出批评与希望,也多采取比较委婉的方法。根据沈约的理解,谢混此诗对诸族子“并有诫厉之言,唯弘微独尽褒美”,这或许是因为谢弘微是传主的缘故。所谓“褒美”就是“赏誉”,所谓“诫厉”就是告诫与批评。五言诗是先褒美而继以诫励;口头题目则重在诫励。但二者殊途同归者更多,如好使用小字,多使用当时人物题目中的常见词语。诗中出现的“通”“度”“韵”“标”“穆穆”“清悟”等词汇,明显来自于当时的人物题目(12)。试从《世说新语》中摘取数例,以供参证:

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文学》)(《世说新语笺疏》,第216页)

度: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德行》)(《世说新语笺疏》,第13页)

韵:(裴)性弘方,爱(杨)乔之有高韵。(《品藻》)(《世说新语笺疏》,第506页)

标:支(道林)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文学》)(《世说新语笺疏》,第220页)

穆穆:太尉答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赏誉》)(《世说新语笺疏》,第435页)

清悟:道季诚复钞撮清悟,嘉宾故自上。(《品藻》)(《世说新语笺疏》,第543页)

总之,无论从主题内容还是言说方式上看,《诫族子诗》都是一篇典型的“题目”之诗。这首诗的骨干,就是谢混对谢灵运等五人的“题目”品藻。谢混以赏誉为主,同时也提出了婉转的告诫批评,最后表达了自己对诸位后辈的殷切期望。

人物题目不仅是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也逐渐发展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一个重要题材。《诫族子诗》就是这类题材诗歌的典型代表。陶渊明《责子》和颜延之《五君咏》,即属于同一类型系列的诗作,但与谢混诗相比,陶、颜二家诗又各自有鲜明的特点。谢混一诗题咏五人,颜延之则是五诗分咏五人,联成一组,总题为《五君咏》(13)。如果将五篇看成五章,则《五君咏》亦不妨看作是由五章构成的一首长篇诗歌。颜、谢二诗主要是篇章分合的不同,至于诗的审美风格,则同样是严肃认真的(14)。陶诗亦是题咏五个晚辈,合为一篇,其形式与谢诗并无不同,而审美风格则迥然异趣。陶渊明《责子》云: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15)

表面上看,“责子”与“诫族子”二题简直像姐妹篇,陶渊明诗中以小字称其子俨、俟、份、佚、佟诸人,其亲切私密的口吻与谢混诗亦无两样,但是,陶诗对五子“嘻笑怒骂”、幽默风趣的描绘,与谢混诗的正襟危坐、谆谆叮咛,构成了无以复加的强烈反差。从审美旨趣上说,陶、谢二诗恰好体现了世族与庶族文士、中心与边缘文士思想文化的差异。简言之,陶诗就是对谢诗的解构与反动(16)。

《诫族子诗》是一篇与人物品评有关的“题目”之诗,也是一篇与诗文篇题有关的题目之诗。这篇诗作的题目,还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谢混此诗虽然最早见于《宋书》和《南史》,但二史并未载明此诗之题。既然如此,后人为之代拟题目,便有较大的自我发挥空间。众所周知,明代人致力于汉魏六朝文学文献的整理,贡献良多,其中,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以及冯惟讷所辑《古诗纪》,是最值得一提的两部著作。他们对先唐文学文献的整理,包括辑佚、拼合、汇集、重编,也包括对无题或失题诗作的“拟题”,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作为前人留下的重要文献遗产,都对后代的六朝文学文献整理与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诫族子诗》之题最早见于明人冯惟讷所辑《古诗纪》卷四六(18),易言之,此题是冯惟讷为谢混代拟的。最早载录此诗的《宋书》和《南史》,自然是冯惟讷拟题时首要考虑与依据的文献。问题在于《宋书·谢弘微传》介绍这首诗内容时,用过“奖劝”“诫厉”“褒美”三个词,只有将三词意义合而观之,才能较为完整地反映该诗的内容;而冯惟讷偏重其“诫厉”的一面,而忽略其“奖劝”“褒美”的另一面,因而,《诫族子诗》的拟题是不完整也不全面的。这个题目只能代表晚于谢混一千余年的冯惟讷对这首诗的一种理解,或者说,它最多只能代表明代人的一种理解(19)。但是,由于今人逯钦立校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时沿用了冯惟讷所拟的这一诗题,此题的影响遂跨越时空,直到21世纪的今天,《诫族子诗》还被认为是权威的诗题文本。

《诫族子诗》正文背后的汉魏六朝人物“题目”之风,以及诗题背后的文化传播与文献歧异现象,为我们研读谢混此诗,提供了开阔的文化视野。“题目”作为口头表达与口头创作,与书面表达与书面创作是不一样的。《世说新语·文学》载:“乐令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潘云:‘可作耳。要当得君意。’乐为述己所以为让,标作二百许语,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世说新语笺疏》,第252—253页)人各有所长,乐广善于口头表达,潘岳长于书面表达,相得益彰。谢混这首“题目”之诗,虽已落实为书面文本,仍然留下不少口头表达的痕迹,例如称谢曜为“阿多”,称谢弘微为“微子”等,都是口语形态的遗迹。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这首诗融合了口头文学传统与书面创作传统,体现了谢混“清言”与“手笔”兼长的才华。原本为韵语的“题目”被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并通过史书和总集而实现了跨时空的传播,从而建立了自身的书面文学传统。

《诫族子诗》实际上就是一篇《题族子诗》。援引“咏史诗”“咏物诗”之例,这类诗也可以称为“咏人诗”。后代诗文创作中司空见惯的“题某人”或“题某物”之类的题咏类诗题,其远源之一正是六朝时代的这类人物题咏或“咏人诗”,其创作也遥承口头与书面这两种文学传统。换言之,人物“题目”不仅对南朝诗赋题咏赋物的命题方式产生了影响,也对后代诗赋创作的题材内容产生过显著影响。人物题目与诗文题目,这两种“题目”最早交集的诗作,就是这篇《诫族子诗》。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必要重新论定谢混的诗史贡献及其地位。

①清代诗人袁枚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其《随园诗话》卷一五第二十条云:“今人称诗题为‘题目’。按:二字始见于《世说》……是‘题目’者,品题之意,非今之诗题、文题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12页)

②范晔著,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八《许劭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册,第2235页。

③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④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一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4页。

⑤按:《世说新语》本条刘孝标注云:“长、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谢奉字也。言虞氏宗长、琳之才,谢氏伏弘道之美也。”《世说新语·言语》记王济、孙楚二人“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渫而扬波,其人磊研而英多。”刘孝标注:“按《三秦记》《语林》载蜀人伊籍称吴土地人物,与此语同。”(《世说新语笺疏》,第86页)此亦是采取韵语之体。

⑥按:“傅亮叹曰”一本作“亮叹曰”,而“傅”作“博”,连上句读作“而读书不甚广博”,似以作“傅亮叹曰”为是。

⑦沈约《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册,第1775页。

⑧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950页。

⑨锺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卷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45页。

⑩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01页。

(11)《宋书》第1596页校记:“‘侄’,《南史》作‘姓’。”按:见《南史》卷一○,叙事略同,“亲姓”似优于“亲侄”。

(12)王献之作诗,亦自人物品藻中汲取语汇。《世说新语·赏誉》“殷允出西”条记有一例:“世目袁(宏)为‘开美’,故子敬诗曰:‘袁生开美度。’”(《世说新语笺疏》,第492页)可惜王献之此诗残佚,仅留此句,未详其题。

(1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7—1011页。

(14)后世诗人题咏诸人之作,大抵不作颜谢两种路数,如唐代杜甫作《饮中八仙歌》,合八仙于一篇,其结构近于谢混《诫族子诗》;又作《八哀诗》分咏八人,其结构则近于颜延之《五君咏》。清代乾隆皇帝写过题咏竹林七贤的《七贤咏》,七贤每人一句,篇终六句则是对颜延之《五君咏》的评论,可以说其内容上暗承颜诗,而结构形式上则仍袭谢诗。

(15)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6页。

(16)于溯《互文的历史:重读〈五柳先生传〉》(《古典文献研究》第15辑,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曾论及此点,可参阅。

(17)林晓光《明清所编总集造成的汉魏六朝文本变异——拼接插入的处理手法及其方法论反省》(《汉学研究》2016年第34卷第1期)对与此相关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思考,可以参阅。

(18)冯惟讷著,《古诗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明代何良俊在其《何氏语林》卷一八辑录《宋书》此节,而易原书的“奖劝”为“奖训”,似乎亦是偏重强调此诗的“诫厉”之用(参见何良俊著,陈洪、黄菊仲注《何氏语林注》,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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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学遗产 2018年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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