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金民:明清江南官布之征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 次 更新时间:2019-07-01 01: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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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  

   内容提要:明代每年额定征解江南官布31万余匹,其中苏州府占近45%,松江府占42%强,常州府占近13%。江南官布解运京师,特别是松江府解运三梭细布,后来成为江南最苦的差役,解户负担极为沉重。其征解方式前后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不同的方式给解户造成的实际负担大不一样。清代康熙中后期起,官布采办的地域集中在苏州吴县一地,责成布铺轮值承办,掯勒铺户。其数量,康熙中后期多至30万匹,后来因实际使用量减少,乾隆中后期减至每年五千匹,而嘉庆中期有时会增至10万余匹,但通常在一二万匹,至多六七万匹,道光初年则增至10万余匹,年年如此。明清时期无论官布的数量及其解运方式如何发生变化,其承值应差的性质未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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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江南,既是全国棉花种植、棉布织作最为发达的商品生产地,又是全国最为繁重的赋税区。为减轻民间的实际赋税负担和保证赋税的足额征收,宣德年间,应天巡抚周忱对赋税徭役实施大规模改革,在棉布生产区,因地制宜,将赋税米粮部分折征棉布,以平衡各地的赋税负担。据说弘治皇帝的内衣,都是由“松江三梭布所制”①。到正德时期,“内府甲字库收贮阔白三梭布”成为赏赐“内官内使”的专用品[1]卷41《正德三年八月戊辰》。从此以后,明朝直至清朝宫廷所需棉布,基本上均由江南提供,唐人吕温所说安史之乱后朝廷“辇越而衣,漕吴而食”[2],至此或可改称为“辇吴而衣,漕吴而食”。

   官布的解运,江南地方简称为布解,视为大役重役,今人也曾有所关注,有所成果②。但既有研究仅着眼于松江一府,因而未能叙明明代江南每年布解总数及其各地分配数;明代江南布匹解运方式的前后变迁也不清晰;清代官布采办的数量及其运作过程全然未曾涉及,明清官布征解的变迁更是论而未明。至于不明白当时官布征收情形,认为嘉定棉布市场、市镇由此兴起,更是想当然的推论,并不符合实际③。

  

   一、明代江南官布折征及其数量

  

   明代江南官布的征解量,并非如人所说不甚清楚,而是令典规定,有数可查。正德《明会典》和万历《明会典》均载明,弘治十五年(1502),山东布政司夏税京库棉布20000匹,准小麦24000石;河南布政司京库棉布81837匹;苏州府秋粮征京库阔白布19万匹,准米19万石;松江府秋粮京库布175000匹;常州府秋粮京库阔白布米5万石,每石折布1匹④。计其总数,为516837匹,其中江南苏、松、常三府进贡各色棉布为415000匹,占总数的80%稍强,而其中常州府的5万匹布已改征米粮。

   张学颜《万历会计录》记录万历初年的赋税征收量,载明内承运库甲子库阔白三梭布33000匹,阔白棉布360411匹,共为393411匹。其中河南布政司征解阔白棉布60637匹,山东布政司阔白棉布20000匹,苏州府阔白棉布14万匹,松江府阔白棉布99774匹,阔白三梭布33000匹,常州府阔白棉布4万匹,计其总数,正好相符[3]pp996-998。江南苏、松、常三府所贡各色棉布为312774匹,占总数393411匹的近80%,较之弘治后期未有明显增减。前后对照,又可知明后期苏州府征布量减少了5万匹⑤,松江府折征了阔白棉布42226匹,折银数是每匹银3钱[4]卷9《田赋二·赋额》,p24。

   每年额定征解的这31万余匹江南棉布,据天启元年(1621)应天巡抚王象恒疏称,嘉定县派布95050匹,太仓、昆山二县派布44950匹,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派布107849匹,青浦县派布24925匹,常州府的武进、宜兴二县派布各2万匹[5]p49。若单论数量,苏州府最多,为14万匹,占近44.76%;松江府其次,为132774匹,占42.45%稍强;常州府最少,为4万匹,占近12.79%。其中松江府所征棉布,万历六年(1578)起,京库阔白三梭布33000匹,阔白棉布折征后减为99774匹。万历四十五年起,三梭布33000匹中,改织黄丝三线布5000匹,每匹加垫贴银2钱5分;黄丝二线布28000匹,每匹加垫贴银1钱5分,两项共计加垫贴银5450两[4]卷8《赋额下》,p24。

   在时人将布解负担呼吁得最为激烈的松江一府中,明末贡布的派征情形是:华亭县细布16185匹,粗布48935匹;上海县细布10620匹,粗布32109匹;青浦县细布6195匹,粗布18730匹[4]卷11《役法上》,p24,总计为132774匹。据万历后期直隶巡按房壮丽奏称,苏州府岁额阔白棉布14万匹,每匹价扛银3钱;松江府岁额细布33000匹,每匹扛价银6钱1分,粗布97774匹,每匹扛价银3钱。可知细布即阔白三线布,或称阔白三梭布,粗布即阔白棉布。而据明后期苏松道的呈文,用于御用的只是松江府所贡三梭细布,数量为5000匹,其余均是供宫廷及赏赐之用的[6]p338。因此,松江一府进贡的棉布总数虽然略少于苏州,但因御用棉布全由该府进贡,实际负担可能最高,是以松江人一直呼吁布解之累最重,应役最苦。

   此30万余匹棉布,其实渊源有自。太祖洪武三年(1370),户部奏:“赏军用布其数甚多,请令浙西四府秋粮内收布三十万匹。上曰:‘松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以便其民,余征米如故。’”[7]可见,苏、松、常三府进解棉布,起始含有任土作贡性质,从民简便起见,而限定在松江一府,后来才扩大到生产棉布的江南三府。

   从明代江南棉布的征解运作来看,额定数往往不能如期足额解交,拖欠累累,但其中的御用棉布,随着皇帝生活的日益奢靡,同绸缎一样,往往临时加派,从而加重地方人户负担。如万历初年,专门进贡御用三梭布的松江府,即“忽加御用三线细布八千匹,岁又费金五六千”[8]。

   周忱在江南采用交纳棉布替代赋税田粮,本是减轻沉重的田赋税粮负担之举,而非如人所说的是为了征收逋欠的税粮。嘉靖时大学士昆山人顾鼎臣说:“金花、官布,前辈建明,本为重额官田而设,名曰‘轻赍’,以宽民力也。”[9]其具体折算,正德《松江府志》载,宣德八年(1433),巡抚周忱奏定加耗折征例:“金花银一两一钱,准平米四石六斗,或四石四斗,每两加车脚鞘匦银八厘。阔白三梭布一匹,准平米二石五斗,或二石四斗至二石,每匹加车脚舡钱米二斗或二斗六升。布匹长四丈,阔二尺五寸。旧例匹重三斤,纳者率以纱粗验退,忱奏不拘斤重,止取长阔,两端织红纱,以防盗翦,至今行之。阔白绵布一匹准平米一石,或九斗八升,每匹加车脚船钱米一斗,或一斗二升。已上于重则官田上照粮均派,俗名‘轻赍’。”[10]pp12-13万历六年,应天巡抚张凤说:“细布一匹,准平米二石,粗布一匹,准平米一石。……先尽下户及赔疲之粮。”[11]万历《嘉定县志》编者认为,周忱见嘉定土薄民贫,而赋税与邻县等,又地产棉布,“奏令出官布二十万匹,匹当米一石,缓至明年,乃带征。盖布入内帑,中官掌之,以备赏赉,视少府水衡钱较缓,公实用以宽瘠土之民”[12]。明末苏州人陈仁锡说:“按金花旧制,京库折粮,每平米一石该折银二钱五分,周文襄、王肃庵(即应天巡抚周忱、苏州知府王仪——引者)二公,俱派于重额田上,则此项银额派于吴县、长洲、吴江三县,以其田额重,故以是宽之也。京库折布,每一匹准米一石,每匹价银二钱五分,扛银分(分前原缺一字—引者),旧制派于太仓、昆山,嘉定三县,以其地出布,其土高阜,故以是宽之也。”[13]p287华亭人陈继儒也说:“察得细布之役,起于正统八年周文襄公念松江赋役烦重,奏将阔白三梭布一匹,准平米二石五斗,每匹加车脚船钱米二斗六升,阔白棉布一匹,准平米九斗八升,每匹加车脚船钱米一斗二升。”[14]《布解议》,p18明末清初的昆山人顾炎武也认为,江南赋税钱粮“征科之额十倍于绍、熙以前者也。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宽官田”[15]。

   因为在产布区改征粮为棉布以减轻业户的实际负担,所以各地如嘉定和常州武进、宜兴等地将其视为利薮,竭力争取改征额。如嘉靖末年昆山人归有光对其家乡的折布额推广到昆山全县甚至部分转移到常州府大有意见,专门致信地方官,要求维持原状[16]。而嘉靖初年宜兴知县丁谨认为,宣德间折征时,武进、宜兴二县官布为八万匹,后来被松江、嘉定二处分去三万匹,“后县虽有银布之名,殊无银布之利”,现在请求“官布为松江、嘉定分去者,照旧复还分派”[17]p14。各地人士大多站在地方利益立场,伸张利益诉求。

   至于周忱实施折粮征布的时间,正德《松江府志》及明后期江南各地府县志均记为宣德八年,而陈继儒记为正统八年(1443),由明廷于正统五年即下令将松江府折粮大梭布等免征来看,当为宣德八年,殆无疑义。

   细绎上述江南地方人士的评价,应天巡抚周忱在赋税改革的宣德年间的做法,鉴于官田税重而民田税轻的情形,在出产棉布的州县,将重额官田的本色税粮,改派棉布征收,以减轻官田重则户的沉重税粮负担。其中阔白三梭布,也即细布,一匹准米二石五斗,阔白棉布,也即粗布,一匹准米一石。这样的折算率,特别是阔白棉布准米一石的比率,并非周忱始创,明廷前此已曾多次实行,但对于植棉织布的农户,当然十分合算,而且运输费用当也大为降低,实际负担大大减轻。此后,这种折算方法一直得到后任地方官的沿用。天顺二年(1458),巡抚崔恭恢复旧例,“阔白三梭绵布一匹准平米一石五斗,或一石四斗至三斗。阔白绵布一匹,准平米七斗五升,或八斗至七斗”[10]pp18-19。正德六年(1510),巡抚张凤恢复论粮加耗并银布折征旧例,“今后派征钱粮,俱照先年巡抚周尚书所行则例,不分东西中三乡一概粮上加耗,金花银两布匹,先尽重则官田,每银一两,折米四石,粗布一匹,折米一石,细布一匹,折米二石,白银一两,随时定价”[10]p19。明后期江南税粮折征棉布,虽然时有轻重,但大体上一直在遵照周忱所创标准实行。

   在明代历史上,税粮折收棉布,溯其渊源,其实并非创始于周忱。早在洪武十八年(1385),朝廷下令,两浙及京畿官田,凡折收税粮钞,每五贯准米一石,绢每匹准米一石二斗,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棉布每匹准米一石,苎布每匹准米七斗[18]卷29《户部十六·征收》,p557。洪武三十年,朝廷又下令,各处官田粮,折收苎布等项均解京库收支[18]卷28《户部十五·会计四·京粮》,p530。永乐十一年(1413),朝廷即令“各处折征粮,金每两准米三十石,阔白绵布每匹准米一石五斗”;宣德四年,又“令顺天、苏、松并浙江属县远年拖欠税粮,每绢一匹准米一石二斗,棉布一匹、丝一斤、钞五十贯,各准一石”[19]卷2《田赋二》。正统元年,令浙江、江西、湖广三布政司,直隶苏松等府县该起运南京粮米愿纳折色者折纳布绢银两[18]卷28《户部十五·会计四·京粮》,p530。天顺二年(1458)题准,湖广实征秋粮米58万石内,将20万石每石折收阔自棉布匹一匹,每年将10万匹送南京该库,其余10万匹贮本司及本府库,支与官吏旗军准作月粮[18]卷29《户部十六·征收》,p558。但这些折征,不但广及全国,而且往往因水旱灾欠税粮无着而起,与日后周忱专门在棉布产区为减轻业户实际负担而改行折征棉布的做法,有本质的不同。

这种折征税粮的布匹,并不是江南棉布产区民间所织的普通布匹,而有着规定的门幅尺寸。明代后期畅销于华北各地的是标布,较标布稍狭而长者称中机布,最狭而短者称小布,阔不过尺余,长不过16尺;青浦县朱家角镇所出布匹,小号布阔8寸3分,长18尺,大号门面阔9寸5分,长19尺[20]。看来江南民间通行的棉布长不过2丈左右,阔不过1尺左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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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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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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