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清之际的社会与政治动荡多变，士人生活世界伴随辉煌而持久的王朝更替而呈现出了复杂的面貌。士人的生死往事，生活经历与社会体验、权力关系和文化网络等建构起当时最值得关注的日常生活形态。而由明入清的漫长进程中，旧王朝在士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如何逝去，新王朝如何稳固，秩序的维护与重建过程又有怎样的体验与感受，都有不同的表达，但核心议题仍在明清两代士人生活的差异，特别是对地方社会的变动和王朝统治的因应的言说，更多地透露出这个大变局时代士人生活中的寥落况味与精神世界的转向。

　　 关 键 词：明清时期  士人  生活世界  社会重心  王朝更替

　　 要进入明清之际那个已逝的世界，窥探士人的生死往事，挖掘其经历和体验，甚至是在历史上留下的一道轻轻划痕①，当然仍需要从基本的叙事出发。明末世家子张岱所撰的《隔浦菱歌》中，有这样一段：“画舫笙歌顷刻过，只有菱歌，不拾人间唾。口既如簧眼似簸，几回看得兴亡破”[1]卷六，305。经历了王朝更替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像张岱这种最多只能归入“士人”阶层的纨绔子弟，在劳碌半生后，表达出他生活中的寥落况味与精神世界。

　　 生活世界的表达，可以包括日常生活的总和，关注经验与记忆，也包括权力关系和文化网络。特别是在由明入清的进程中，旧王朝在士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如何逝去，新王朝如何稳固，秩序的维护与重建过程又有怎样的体验与感受，则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这对于深入探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地方政治，掌握繁复的社会活动与面貌，呈现鲜明而具体的文人生活，藉此建立起一个有机的社会图像[2]38-39，意义重大。站在经历明清两代漫长更替进程中的所有个人与群体的立场上，来观察一个复杂多样而又变幻莫测的历史节点，在研究上，或许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向内走向。[3]84

　　 笔者不再以学界讨论甚夥的遗民史论述，包括个体生命史、遗民们的出处与选择等方面的考察为主②，而是着重从士人生活史的叙述出发，重探王朝更替的若干侧面。据不同身份的士人及其论域所需，而有士人、知识人、乡绅或秀才等指称。所谓“士人”，当取最宽泛的士、农、工、商这一传统社会分层中的“士”之意。它包括了官僚、士大夫、绅士与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一体的。士大夫与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官僚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呼，绅士则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4]60

　　 一、士人与文人的论说

　　 传统中国社会的重心，自然是在“士”这个阶层。依照“士农工商”的阶层论说，“士”为四民之首，与农、工、商一样，皆属“国之本”。[5]卷二《乘马第五·经言五》钱穆指出：“宋、明以下之社会，与隋、唐以前不同。世族门第消灭，社会间日趋于平等，而散漫无组织。社会一切公共事业，均须有主持领导之人。若读书人不管社会事，专务应科举、做官、谋身家富贵，则政治社会事业，势必日趋腐败。其所以犹能支撑造成小康之局者，正惟赖此辈讲学之人来做一个中坚。”[6]812实际上，读书人是不能不管社会事的，如苏州府吴县人伍袁萃所谓：“君子不持公论，将使小人持之乎？荐绅先生不持公论，将使市井细民持之乎？”[7]190社会的重心在“君子”，在“荐绅先生”。只有这个绅士阶层能真正主持公论，社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小民才能获得更多的依靠，是王朝维持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在精神与价值方面，“海内士人共为一家”，是个共同体，当然晚至明代万历年间，已有“纲维之务破，不顾主之孤立于上”[8]卷八的不良情形的批评，且已非一日。不过，严格地来说，在明清时期文献的记述中，占据着知识阶层大多数的“士人”，是尚未进阶至进士的知识人群体，与传统所谓四民之首的“士”，在意涵上存在差异。

　　 明清士人在奋身举业仕途的道路上，有“士人立身，莫高于无求”的言说，就像在仕途中，“当官尤先于风节”[9]卷四《时务·书俭训示浙江戊午新科》，都有很高的期许。所谓“求”，无非是为求捷径或便利而四处关说请托，一如被欲望驱使的当官者一样，缺乏节操。在正人君子看来，这是不可取的。

　　 在士人们眼中，“乡科”是进身的第一步。有了举人的资格，才有进一步攀升至进士或者转入理想宦途的可能。但实际上，在士人生活中，“或作气势于乡里，或借居间为生活”的各种表现[9]卷四，都有泛滥之态。

　　 不论是否有在乡里装气势还是为生活帮人搞关系，主流士人的生活核心，仍在举业的讲习训练。查铎指出，“今世士人，惟以词章日督其子，为青紫计，闻讲学之名，辄訾以为迂。”[10]卷七《文类·贺杜孺人八十寿叙》或者如明末清初昆山人陈瑚所讲的那样：“有明当隆、万之季，天下治平，其时之文人墨士习帖括之陈言，以博科名而肥妻子，孔、孟之书委诸口耳而已。”[11]第184册，350在以举业学习为正常心态或者只是利用科举为进身之途的人看来，热衷于讲学论道，是迂腐的表现。毕竟身处晚明太平盛世的所谓文人墨士，读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博取科第而使妻、子生活优渥。

　　 曾任刑科左给事中、山西参议、广西副使等职的查铎，主要生活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已是“讲学”盛行的时代，他本人也好“讲学”，所以士人生活中对于讲学的排斥与批评，他保持了不同的看法。毕竟，晚明地方上的讲学活动，已成盛行之势。对于士人的文化活动存在不同的看法，也属正常。有人认为：“今人说学，不必讲学，何可不讲？只如今士人习举业，终日诵读作文，乃场中时艺论策，何尝不是讲学论道，必称孔孟诸子而下不屑也。”[12]卷一《理学》讲学活动与士人举业的习学，其实并不矛盾，科考的核心内容“时艺论策”，也属一般而言的“讲学论道”的范畴。

　　 很多人又清楚地意识到，年轻的士人好为诗文，文人气太重，必然对举业有所妨害。对普通人来说，“作诗须称地位”[13]40。所谓要有相称的“地位”，在注重科举的人士看来，就是在举业上成功并获得仕途的机会后，作诗或好为古文辞，才会被认为是当然之事。

　　 洪武时期担任过户部尚书的赵世卿，曾指出：“士人操行廉耻为先，国家劝惩风节是重。”[14]卷十三《奏辩人言疏》后来，乌程县南浔镇人朱国祯(1558-1632)进一步表示，“士人自束发呫哔以来”，就应懂得“以直言敢谏为贤”。[15]卷十六，370他们所论的，都是士人立身处世的品格，有较高的要求。

　　 实际上，据万历时期陈师的观察：“今士人结交，促膝相与，日酒食征逐，指水旌信，以为平生金石交，一旦临利害，远避不睱，甚或挤而排之，朝欢暮仇者不少也。”[12]卷四《交与》士人生活中趋利避害等不良风习，其实具有广泛性。当然稍好的情形，就如隆庆五年进士、曾因弹劾张居正而被削籍的常熟人赵用贤(1535-1596)所言：“今世士人，一或坎壈于时，往往矫迹栖遁，希恬退之名，一旦徼时之幸，遂不胜其酣豢沉湎，昔山林之托，惟恐其影响之，或及视以为不祥而去之矣。”[16]卷八《灵洞山房诗集叙》运气不好时就比较矫情，就想在社会上博得“恬退”的美誉，可一旦获得荣升的机会，昔日故作姿态而表现的隐逸孤傲，就显得不合时宜，而且生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士人荣辱感受的这类表现，又多少有些不堪。

　　 士人作为社会中坚，本应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与担纲者。但社会处境与活动毕竟会因时代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明代中期以来，仕途壅塞情形变得相当严重，大多数士人已成了在仕途上完全没有机会的游士，人生的很多时光都浪掷于无尽的科考途中。汹涌的商业化浪潮对社会的全面促动，影响了士人尝试转趋不同场域，纵身城市繁华，另创生命的意义。[17]210-211

　　 士人在完成基本的知识训练，即具备阅读与写作能力后，知识活动或文化认同开始出现了歧异，在举业范围外，崇尚“博古”“古文词”等，包蕴文人意识的由来，是文人文化的发展根源。[18]其实，文人的概念相对宽泛，可以泛指知识分子，重点在诗赋或古文辞方面的修养与追求，当然也兼重艺术技能。

　　 “好古文词”被文人们视为“不朽之业”。在皇甫汸为中山武宁王七世孙徐京所撰的墓志铭中，所述徐京的经历，就是一个放弃科考后专力于“古文词”等文人能事的典型。[19]卷五十四《志铭·徐隐君基志铭》

　　 再如，出身于嘉善名族的曹庭栋(1700-1785)，从有志于显扬、屡败屡考的少年时代，到中年以后绝意仕进，日常醉心于弹琴赋诗、写兰石、摹古篆隶，以抒发闲寂之抱，“得失两忘，荣辱弗及”，成了比较纯粹的文人。[20]卷三，383

　　 生活于康熙至乾隆时期的昆山名士龚炜，少时即能诗，比较得意的赋雪景的诗中，有“收纶渔父归舟晚，迷径樵人行路斜”一句，被誉为“仙才”。但他这种学诗之好，因举业的压力而被迫抑制，“未敢露此意”。[21]22

　　 纯粹追求文人能事的，会被认为脱离社会，不是迂就是庸，是无用之人。或者如顾炎武引宋人刘挚教训子孙的名言，所谓“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这样的文人，是为顾炎武所厌恶的。顾氏还指出：“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22]849

　　 总的来说，文人的生活世界中，多与科举道路的取舍相关联。有“身份”的文人，其威权的获得，主要来自文化、社会与政治，而非经济。

　　 二、士人本色及意义

　　 包世臣(1775-1855)所谓“士人治生至急，而居官为尤甚”的说法，在士人生活中是很具代表性的，那种“经理私事与勾当公事并重而常相待”的态度，就因存了点“治生”为急的私念而来。[23]卷九而“士人一入宦途，便失本色”的现象[24]卷十二，就成了有识之士的共同感受。未仕之时，支持士人长期的寒窗苦读，溺于科举之学，完全出于高功名的渴望。一旦正式进入仕途为官，又将饱受刑名、法术、簿书、钱谷之类工作的困缚[25]卷首，读书时代的理想将大打折扣。

　　 至于士人中可称作“君子”的，应当能够很好地平衡“不必仕”与“不必不仕”的问题，“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是极有分量和哲理的认识。[21]224地方社会较好的状态，或如钱士升(1575-1652)所谓的“君子循礼而矜名，小人勤力而节啬”这样的社会风貌。[26]470-471社会整体的注意力，其实在“君子”这一侧。下层“小人”社会的安定，要仰赖这个基本以理学为持身准则的阶层。

　　 但总体上士人在整个知识阶层中的地位并不高，主要是所有以“进士”为目标的读书人，包括举人和州县学的生员，也包括医者。[27]卷十一《文集·答周北诸书》被认为是士人的，虽然连知县这样的小父母官，有时也不大肯“屈己去见”，否则会被认为是件“异事”[28]628，但在身份法层面，依然享有减免刑罚的优待。在社会上，士人与乡绅一样，属于领导性质的阶层。[29]141，144

　　 所以论及士人或文人，自然要关乎绅士概念的论说。一般的绅士概念，意涵比较笼统。按照清人的定义，就是包括了举、监、生员及告休家居之大小官员，也是地方官员最应熟悉的社会有力阶层。其中公正廉明的，可称“公正绅士”。[30]卷四《到任事宜》

在根岸佶早期有关“耆老绅士”阶层的研究中，细心观察到清初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的定义[31]，发现笼统的“士绅”概念与“乡绅”的定义，有不少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