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贤亮:“国家元气”:明清时期的富户阶层论述与地方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 次 更新时间:2020-10-10 09:30:51

进入专题: 明清时期   富户   地方社会   王朝统治  

冯贤亮  

   摘    要:

   明清时期地方上大姓富室的存在与稳定培育,对于区域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生活环境,自然有助于地方富户的培育,而社会动荡与王朝统治变更之际,尤能显现出富户阶层的特殊意义。“郡邑之有富家,亦小民之利”,富民乃国家元气所关,“安富以保贫”,使富民不苦于为国家供应,而贫民才能获得更多的依赖,这种意见,代表了明清社会中主流阶层的基本认识。但就总体而言,富户阶层的能动作用基本在“地方”,相对于帝制悠久的王朝国家,明显处于被控制与调配的地位。明清两代政府在推行一些“保富”政策的同时,还有限制富户某些活动的具体措施,并不是单纯地任由富户干预乡村和城镇的管理事务。而且,本富为上、末富为次的观念,在当时仍是普遍的。

   关键词:明清时期; 富户; 地方社会; 王朝统治;

  

   对于传统时代富户、富民、富室、富家地主等地方有力阶层的研究,曾经被批判之论笼罩的状况1,现在已有了较大改观。在很多方面,富庶阶层拥有相对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且这一地位的形成往往不免于城乡社会利益上的层层获取与敲夺的质疑,但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即使在明清时代,从上层社会至下层民众亦有着不同的看法。对富户阶层在明清两代的地位和力量以及社会反应等的考察,都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点2。

   富户的构成与地方的社会结构有着颇为密切的联系。在一般对于城乡社会结构的论述中,富户属于中、下层(主要是富裕的民户和普通的小地主)3,数量较为可观,尤其是在江南地区,他们的力量堪与国家财力相抗衡。傅衣凌很早就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造就了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生活的富足,特别是从宋室南渡之后,到元代末期,不仅富户的经济实力可以敌国,且数量上也相当惊人4。有学者提出“富民社会”说,表示富民阶层也成为了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是认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关键5。虽然,明清社会并不能在本质上被视为“富民社会”,但这样的思考与讨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在明代初期,由于土地集中的发展,元代以来江南地主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声望迫使朝廷采取了强制性措施,将他们迁向新都南京,或者更远的地方,从而希望对江南地区的大土地所有制有所遏制。据《明实录》所载,洪武三十年四月在户部上报“富民籍名”前,朱元璋曾对户部尚书郁新、吏部侍郎张迪等人言:“人有恒产,斯有恒心。今天下富民,生长田里之间,周知民事,其间岂无才能可用者?其稽诸户籍,列名以闻。朕将选用焉。”户部讨论后的举措是:“云南、两广、四川不取,今稽籍得浙江等九布政司、直隶应天十八府州田赢七顷者,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朱元璋表示,对于这一庞大的有力阶层,要“藏于印绶监,以次召至,量才用之”6。至于朱元璋是否全部召见并且予以选用这些“富民”,史事所录并不明确。而且移徙“富民”的举措,对于大土地所有的遏制,也只能是暂时的7,因为在整个明代,土地集中之势一直十分严重。

   像常州府无锡县东亭地方的华氏家族,“田跨三州”,每年收租即可达48万之巨。华氏家族从洪武初年发展到清初,虽然经历了战乱的影响,但仍有废宅及五大墓,大量子孙延续了华家血脉。又如,苏州府齐门外的钱槃,也是“田跨三州”,每年收租更多,有97万8。湖州府乌程县人董份(1510-1595),凭借其早年的政治势力,大量兼并土地以聚积财富。他的田产散布于浙江及南直隶地区。曾以“铁御史”名震海内的冯恩(1491-1571)退居乡里后,积产达到了3万亩之多。不过这些与徐阶聚敛的24万亩之数相比,就差远了9。此外,一些寒士一旦身登仕籍,“一切大姓富室,尽寄其门,出平日力役之费,以供本宦薪水之资”10。这些情形可以表明,“富室”等有力之家,往往与政治权势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其地位当然也多了许多保障。

   当然,从经营、生产方面来说,富户的致富方式是多样的。其中,从事经济产业,是其致富的主要方式。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栽桑养蚕比粮食生产在农家经营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富家大户因田地广阔,大多广种桑麻,桑麻收益优于粮食收入11。嘉兴府地方的近镇村坊,乡民就以种桑养蚕为主,以织紬为业12。如王江泾镇地方,丝业极为发达,“其丝衣被天下,大贾鹜集”13。杭嘉湖地区最大的致富依靠之一,在于丝织或纺织业。嘉靖十四年进士、杭州府仁和县人张瀚(1510-1593)就曾指出:“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紵,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14 这类情形,就如隆庆二年进士于慎行(1545-1607)所谓,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15。

   在没有大的战乱和灾害的情况下,江南地方呈现于人们眼前的都是人物阜蕃、百姓生活安逸的美好景象,被无数士大夫目为人间“乐土”16。少有战乱的江南地区,民众生活的富裕与奢侈同时产生了:元末明初传说中的江南巨富沈万三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明代中后期,世人争以求富为务,生活饰物更是争奇斗巧17。正如万历年间王士性所分析的,浙江杭嘉湖地区风俗,皆尚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巨室大豪很多,就是其家僮,数量往往在千百左右,“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18。

   由于江南的发展与繁荣形态较诸中国其他地区要丰富得多,能更多地显现出帝制农商社会的特质19,故本文的论述,即以江南(以太湖平原为主)为中心,从地方社会的视域出发,来观察王朝统治进程中的富户阶层(据论述情形,文中也使用“富民”“富家”或“富室”等称谓)表现。

  

   一、概念与分类

  

   至于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够得上“富户”、“富民”、“富室”或“富家”地主之谓,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在明清史籍中所反映的概念,一直相当模糊。郑学檬虽然表示这样的地主富室可以有大、中、小之分,而且中小地主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但也没有提出一个大、中、小划分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在土地的拥有量方面20。毕竟明清时期知识人笔下对于“富”的概念缺乏计量性的表达,导致世人对于富贵论述的笼统性和模糊性。

   这里不妨提一下万历四十四年状元、嘉善人、大学士钱士升于崇祯九年的一个初步论说。

   钱士升提出,江南士民中能够得上“富家”之谓的,起码应该拥有百亩以上的良田;以百亩计算的“富家”的比例,在整个“富家”阶层中占得最多,达到了十分之六七;而所拥有的良田能以千亩计算的,占到十分之三四;只有少部分“富家”,所占有的田亩才以万亩计算,比例占了十分之一二21。倘若要以大、中、小的方式划分,钱士升所提江南的例子,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标准,当然也只能局限于江南地区,并不能真地推广至中国其他地区,每个地区或不同的地理环境中,田亩的市场价值与产出价值都是不同的。

   如果依钱士升的划分标准,社会上大部分的“富家”所拥有的土地,基本能以百亩计算,田产数量并不惊人。洪武晚期所籍得的浙江等九布政司、直隶应天十八府州的富民田产超过七顷的,不过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22。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衡量标准中,田产达到七顷或以上,肯定会被洪武政权认同为富民或富家。同时,“富家”既然拥有庄田,自然会招雇佃户。由此产生的佃户与富家的关系,就是钱士升所谓的“佃户力田完租,以便富家办纳粮税”23。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拥有一定量的土地,就能称“富”,还需要考虑到生产经营状况、国家赋税压力、王朝政治以及天灾人祸等影响因素。

   在人稠地狭的江南地区,土地资源本来很显珍贵。明代中期的田价每亩曾高达白银五十余两到一百两不等。不过在崇祯年间,由于水旱灾害的打击使“年谷屡荒”,每亩值银不过一二两,较差的田地还被无偿转送,百姓甚至有“以无田为幸”的心理24。

   直到清初实行“摊丁入地”时,时人还担心,如果摊诸并无直接经营田地的富户,那么富户的佃民必将期其完纳粮额,并不合理,需要重作调整,否则不但赋无所出,而且还会引起下层贫民的反抗25。

   在城乡地区,这样的“富户”,有着多样化的称呼。无论有无身份,那些“大家”、“巨室”、“富豪”、“富室”、“大户”、“豪强”、“豪民”甚至所谓的“世家”等,从田产的拥有量而言,都堪称“富户”。而从政治地位划分,如李文治所论,富民地主其实可以有身份性贵族、官绅地主和非身份性庶民地主的区别26,虽然都属于富家,但享有的政治特权是不同的。

   倘要对更为广泛的富家地主作一个分类,可以分出平民地主(中小地主)、学校地主、宗族地主、善堂地主、寺院地主、商人地主、官员衿士地主以及皇室地主等,到清代,已发展成为政治上极其成熟的阶层27。

   当然,有能力长期城居的地主富家,当属整个地主阶层中的上层,大多是大、中地主,有的还有功名,甚至拥有官僚身份。毕竟城居的开销较大,经济实力非雄厚者,很难较好地适应城市生活与消费28。而地主阶级中的中、上层,主要是依靠政治途径形成的,如明代后期谢肇淛所谓的“仕官富室”,占取的田产,大多靠政治特权29。而且这个阶层也因为政治关系(主要是身份限定),是有饱和度的。因此,更多的依赖土地经营或经商而致富的,尽管社会处境大为改善,但从社会分层角度来看,仍处于庶民阶层之中30,最多只能列入下层地主富室的范围,散处于广大乡村社会。傅衣凌认为,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一般所论的富民,可以分成地主型、商人型、产业家型三类31。后来学者的分法,也不出这三类32。

  

   二、富室的样态及其影响

  

   归有光曾指出,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生活环境,对于孕育地方富户,其实十分重要。明代的社会经济在洪熙至弘治年间,六七十年间,国家已进入了所谓“休明之运”,“天下承平,累世熙洽”。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乡村民众力于本业的生活,十分有利,“安其里居,富其生殖”的生活状态也完全是可期的33。文征明就介绍过,常州府靖江县朱习之家族之所以能够“世以高赀长雄其乡,每多义举”的原因,主要是依靠本富,即农业经营致富34。在这样的情境下,就算是小小的市镇,也往往盘踞着数量不少的富户巨室;而且到明代中后期,江南富室的财力,能和宗藩相匹敌35。

   另外,那时人们应该已经注意转变农业经营方式,扩大农业生产上的收益。这似乎是一种新的农业生产形态。经典的例子,就是常州府江阴县人李诩(1505-1593)在其晚年笔记中所写的一个农民如何致富的事迹36:

   谈参者,吴人也,家故起农。参生有心算,居湖乡,田多洼芜,乡之民逃农而渔,田之弃弗辟者以万计。参薄其直收之,佣饥者,给之粟,凿其最洼者池焉,周为高塍,可备坊洩,辟而耕之,岁之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汙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鸟凫昆虫之属悉罗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计。室中置数十匦,日以其分投之,若某匦鱼入,某匦果入,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复三倍。

   这个谈参,就是常熟人谭晓,在家排行第三,生活俭朴,平时吃饭就煮一个蛋下饭,在蛋壳上开一个小口,每次用筷子挖一小点,吃完饭将小口封好,下次再吃,“三饭乃尽”。他的生产经营活动,其实与今天的生态农业无异。由于这样的经营,谈参也积累了不少财富,在嘉靖倭乱时期,还献万金作为修固常熟县城的费用,受到政府的表彰37。

湖州归安的茅氏,在茅坤以科名起家后,兄弟三人都精于筹划,善于稼穑,所谓“治生有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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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 2020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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