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这本书是因为孔飞力《叫魂》中提及，找来读过，最近因为研究和备课需要再读。主题为追溯普鲁士帝国在十七至十九世纪初从君主专制（dynastic absolutism）走向科层专制(bureaucratic absolutism)的历史过程。这本书为解读这段历史的重要著作。作者是德国纳粹时期逃亡到美国的犹太裔史学家，长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本书讨论的这段历史恰恰是韦伯在20世纪前后提出科层制组织形态（bureaucracy）所依据的主要历史背景，为解读韦伯的科层制理想模型提供了鲜活的经验基础，也因此带来了新的感悟，略记于此。

一

作者把这段历史放进了欧洲近代国家（the modern state)演变的大历史进程中审视讨论，主要是依据已有史学研究进行了新的整合和解读。前些年在政治学领域曾出现了关于近代国家（the modern state）兴起的一轮热潮。但研究发现没有超出本书依据1950年代史学研究成果呈现的大脉络。大致说来，西欧近代国家历史演变的基本过程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近代国家架构是在西欧君主家产制基础上演变而来。作者在导言中（p.2）特意指出，近代国家的兴起不同于中国古老的官僚制组织。12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展，军事竞争压力，赋税和行政事务繁多促进了西欧各国王室权力，打破封建庄园格局，将贵族转变为家臣，服务于王室，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君主专制制度，进入了西欧“专制国家”时期。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科层组织形态逐渐成熟，分门别类的部门机构，日渐扩大的领域边界，注重程序的规则。随着行政国家的扩展，职业化官员自主性发展，逐渐独立于王室，从家臣（patrimonial bureaucrats)转变为公务官员(civil servants)，从王室私域转变为国家公域，从为王室服务转变为代表“公共”利益，私域与公域界限逐渐明朗起来。科层组织的规则起初用于制约贵族官员，逐渐转变为对王室任意专断权的限制。

第三，这里所指的公共利益随着不同时间和历史过程而异；各国具体路径和特点也颇有不同。在普鲁士，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十九世纪前后，带有其特定的历史色彩。这本书的主题即是追溯普鲁士这一历史演变过程。

二

在普鲁士历史上，近代国家起源于君主专制国家。与西欧其他国家（英、法）类似，普鲁士在中世纪后期以来经历了君主集权过程，即君主逐渐摆脱各种自然法、封建割据、以及各特权群体的约束，走向了大权独揽的政治舞台，特别体现在军事和财政能力上。韦伯将国家定义为拥有“暴力的合法垄断权力”即是针对这一特征而言。有趣的是，君主专制是建立在翻版的罗马帝国专制主义传统之上（p. 12）。

强大的国家建立在日益庞大精细的科层组织和专业官员之上。王室服务的家臣与公共领域中的官员的各自身份分化明朗，渐行渐远。组织机构分工、人事制度的建立和成熟逐渐获得了独立于王室的自主性，成为近代国家组织形态的雏形。

近代国家的科层组织在普鲁士的进展，反映了其特有的历史轨迹。在17-18世纪的历史演变中，大权在握的职业行政官员、“非政治性的军官”、以及拥有土地权的Junkers经过争斗和妥协，成功地限制了王室的任意专断权（arbitrary power)，使其成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囚犯（p.23），走向科层专制制度。

普鲁士历史上从君主专制向科层专制转化的前奏，来自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新思想观念和拿破仑入侵诱发的制度变迁。然而，作者指出，与法国大革命中第三阶层“平民”打破旧制度的结局不同，在普鲁士，新兴制度来自自上而下的过程，发生在上层群体—王室专制、科层组织力量、土地拥有者的贵族—间的内部争斗和妥协。结果不是取消“特权”，而是实现了特权获得的“民主化”，即开放了获取特权的途径，不是靠代际身份继承地位，而是通过才干获得地位。这些方面与韦伯指出的等级制度和职业训练和职业生涯特点关联密切。

三

在社会科学观念史上，韦伯在20世纪初最早提出并阐释了“科层组织”（bureaucracy）这一组织形态。我们看到，在从君主专制到科层专制的过程中，一方面，行政组织理性化，即表现出韦伯所讨论的科层制组织的一系列特点；另一方面，官员阶层与持有土地的贵族达成妥协，产生了多中心治理体制，即各种不同的治理机制（国家机构与地方性权力）共生并存，各自发挥作用，这是当代德国社团主义（corporatism）鲜明特征的历史根基。已有的众多研究表明，中国官僚体制演变体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历史进程（例如，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韦伯的“理想模型”范式（ideal type)强调了科层组织形态抽象而来的基本特征，即等级制度、文本主义的规章制度、专业化训练与职业生涯，特别放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带来的效率、准时、准确等运作特点的经济制度背景下。但这一范式取向将鲜活具体的历史内容和实际过程隐而不现，对这些特定的历史轨迹和随之而来的地方性特点没有涉及。

然而，现实常常体现了历史渊源的回声和挣脱不得的无奈。这一点对理解科层组织（官僚组织）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运作特点尤为重要。

长话短说，中国历史上的官僚体制与韦伯笔下的西欧近代国家科层组织有着两个大相径庭的历史演变轨迹，也因此带来了各自鲜明的特点。尽管在当代社会中，两者在形式上有着高度的相似和重合之处，但更多的情形下可以说是貌似神离，形同实异。

我以为，任何关于官僚体制的比较分析和借鉴，任何不同文化下科层组织研究成果的解读，都需要以此为起点，并建立在对这一点的充分认识之上。

（本文来源于周雪光教授的微博，经过周教授许可转载，标题为编者所加，不当之处请周教授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