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民 郭强:伊斯兰哈里发制度:从传统理想到现实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4 次 更新时间:2019-01-29 01: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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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民   郭强  

   内容提要:在伊斯兰教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哈里发制度经历了从早期政治实践及其理想化到中世纪的历史倒退,再到近现代重建“哈里发国家”的诉求与实践以及2014年“伊斯兰国”重建所谓“哈里发国家”的历史逆动,其历史演变和影响的复杂性亟待通过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予以澄清。中世纪伊斯兰宗教学者所阐释的哈里发制度是根据四大哈里发时期的政治实践进行总结的理想原型,他们围绕设立哈里发的必要性,哈里发的理想人格、产生方式、权力来源、决策方式等问题形成了某些共识,但也存在严重分歧。在中世纪,理想的哈里发制度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异变,突出表现为哈里发世袭制、人格严重退化、宗教权威弱化、专制独裁以及“哈里发国家”分裂、多个哈里发并存等残酷现实。近代以来,无论是近代的复兴运动和改革主义,还是现代伊斯兰主义,都不同程度地有重建“哈里发国家”的思想诉求和政治实践,但无一获得成功。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重建所谓“哈里发国家”的实践,则完全是打着宗教旗号行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之实的历史逆动。历史和现实表明,哈里发制度的适应性和正当性日趋丧失,任何重建哈里发制度的实践都背离了社会现实和时代潮流,也无法获得实现。如何解决僵化与理性、分裂与团结、宗教与国家等矛盾的关系,是伊斯兰文明复兴与重建必须解决的问题。

   关 键 词:哈里发制度  宗教学者  伊斯兰主义  “伊斯兰国”  历史逆动

  

一、引言

  

   在伊斯兰传统政治理论中,哈里发制度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一制度中,“哈里发国家”是政权的外在形式,处于政权顶端的是兼有宗教与世俗权力的哈里发。①但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中,哈里发制度并没有现成的完整设计,无论是《古兰经》还是圣训(先知穆罕默德言行的记录)都没有为哈里发制度设计完整的方案;哈里发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历了正统哈里发时期后,中世纪以来的哈里发制度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尽管多有根据变化的政治现实进行的调整,但也严重背离了传统哈里发制度的理想。哈里发制度的理想原型源自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政治实践,特别是四大正统哈里发的实践,而其理论则由伊斯兰宗教学者们不断论证而形成,并极具理想化的特征。在中世纪宗教学者的哈里发学说中,理想的社会秩序需要一位理想的统治者即哈里发,由哈里发履行教法义务就是奉行真主启示的意志。②在四大哈里发之后,世袭制使哈里发制度发生严重的历史倒退,哈里发的人格特征、产生方式、决策方式均发生严重扭曲,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们不断偏离宗教学者关于哈里发制度的理想设计,但哈里发制度的传统学说在伊斯兰社会和穆斯林民众中仍享有极高的道德权威。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入侵和伊斯兰文明的衰落,伊斯兰改革主义等社会思潮和运动都多次试图以重建哈里发制度作为摆脱危机的手段,但均未取得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1924年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废除哈里发制度后,中东民族国家体系逐步形成。但这种由西方强加的民族国家体系并没有得到穆斯林民众的普遍认可,中东民族国家构建始终困难重重,并出现了企图恢复哈里发制度、重建“哈里发国家”的伊斯兰主义思潮和运动。以拉希德·里达(Muhammad Rashid Rida)提出“伊斯兰国家”思想为起点,现代伊斯兰主义提出了诸多重建“哈里发国家”的诉求。自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中东陷入严重的动荡与危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应运而生,并以野蛮残暴的方式将重建“哈里发国家”付诸实践,不仅对中东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对中东的民族国家体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总之,在伊斯兰教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哈里发制度经历了从早期政治实践及其理想化到中世纪的历史倒退,再到近现代重建“哈里发国家”的诉求与实践以及2014年“伊斯兰国”重建所谓“哈里发国家”的历史逆动,其历史演变和影响的复杂性亟待通过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予以澄清。本文在借鉴学界关于哈里发制度研究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围绕传统宗教学者对哈里发制度的理想化阐释、中世纪哈里发制度的历史倒退、哈里发制度的当代影响以及“伊斯兰国”重建所谓“哈里发国家”的历史逆动等问题,对哈里发制度的历史嬗变进行系统研究和评述。

  

二、传统宗教学者对哈里发制度的理想化阐释


   “哈里发”一词系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继承人”“代治者”,它在实践中源于穆罕默德去世后穆斯林社团以推举和协商方式产生的先知继承者。③据考证,“哈里发”在《古兰经》中出现过两次,在中译本《古兰经》中分别被译为“代理人”和“代治者”。《古兰经》第2章第30节指出:“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④另一段经文是:“达五德⑤啊!我确已任命你为大地的代治者,你当替人民秉公判决,不要顺从私欲,以免私欲使你叛离真主的大道;叛离真主的大道者,将因忘却清算之日而受严厉的刑罚。”(38:26)但是,《古兰经》并没有对哈里发的资格、产生方式以及如何施政等问题做任何规定。因此,《古兰经》提及的哈里发并不具有操作意义,也没有明确要用哈里发来称呼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先知穆罕默德时期属于伊斯兰文明的初创期,并没有现成的继承制度,而先知本人也没有指定继承人。因此,从四大正统哈里发开始的哈里发实践,都是穆斯林在不违背《古兰经》和圣训原则的基础上根据现实需求进行的政治实践。事实上,围绕哈里发究竟是真主的“代治者”,还是先知的“继承人”,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存在争议。⑥

   《古兰经》和圣训关于哈里发制度规范的有限性,使得宗教学者在哈里发学说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宗教学者也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如何在有限经训原则的基础上,使哈里发制度符合经训精神,体现宗教理想。宗教学者采取的方式是对经训予以解释,以证明四大正统哈里发统治模式的合法性;而后再通过对先知的圣行、四大正统哈里发实践的归纳总结以及对后来哈里发制度的实践进行纵向比较,演绎出具有理想色彩的哈里发制度。⑦

   哈里发制度的传统理念以倭马亚王朝末期宗教学者提出的“正统哈里发”概念为起点,历经巴基拉尼(al-Baqillani)⑧、巴格达迪(al-Baghdadi)⑨等多位阿拔斯王朝宗教学者的发展,至马瓦尔迪(al-Mawardi)而集大成,而后的宗教学者如安萨里(Ghazzali)⑩、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11)等人也提出了体现时代背景的哈里发学说。在这些宗教学者的哈里发学说中,马瓦尔迪的哈里发学说最为系统,其著作《苏丹之律令》是人们了解哈里发制度不可或缺的经典文献。宗教学者通过对过往历史的梳理,特别是对先知穆罕默德以及四大哈里发时期的历史梳理,使穆斯林心目中理想的哈里发制度理论化、系统化。由于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制度已经与正统哈里发制度差异较大,对此宗教学者也做了相应的理论修补,并围绕哈里发的资格及产生方式、哈里发是否独一(单数和复数)、哈里发与苏丹(世俗统治者)的关系、哈里发制度与理性的关系等问题存在严重的争议和分歧。(12)下文主要归纳宗教学者关于哈里发制度的主要共识。

   (一)设立哈里发的必要性以及哈里发的理想人格

   在伊斯兰教史上,宗教学者主要从宗教和理性两个角度来论证哈里发制度的必要性。马瓦尔迪认为,哈里发的本质在于继承先知的未竟使命,即传播信仰和处理世俗事务;哈里发是先知的继承人,是伊斯兰乌玛(信仰共同体)的最高政教领袖。(13)基于此,马瓦尔迪认为哈里发制度不可或缺,是唯一公正、合法的制度,其必要性并非源自理性,而是实施沙里亚(伊斯兰教法)的需要。(14)同时代的另一位宗教学者安萨里也从实施伊斯兰教法的需要出发强调哈里发制度的必要性。在安萨里看来,哈里发制度是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义务性制度,是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制度保障。(15)其他一些宗教学者则从理性的角度论证了哈里发制度的历史必要性,他们认为哈里发的存在能够避免混乱并维护穆斯林民众的利益。为此,宗教学者常常引述一则圣训:“不义的伊玛目(16)胜过动乱。”(17)

   对于哈里发的资格,大多数宗教学者都重视哈里发的个人品质和能力,强调哈里发应该具有的人格特征是公正、具有“伊智提哈德”(创制)资格、在心理和认识能力上没有缺陷、拥有治理乌玛和处理事务的能力与智慧、有非凡的勇气保卫伊斯兰教并同敌人进行战斗,最后,他必须来自古莱氏部落(先知穆罕默德所属的部落)。(18)宗教学者强调哈里发必须来自古莱氏部落源于一则圣训,即“伊玛目来自古莱氏”。在四大哈里发时期,首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Abu Bakr al-Siddiq)在一次会议上宣读了此圣训,从而使一些非古莱氏部落的人士放弃了竞选。著名的穆斯林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在《历史绪论》一书中也认为,古莱氏部落是阿拉伯诸部落中的优秀部落,古莱氏人在阿拉伯世界卓尔不群、人数众多,出自古莱氏部落的哈里发有能力制止分歧和捍卫统一。(19)

   (二)哈里发产生的理想方式

   逊尼派政治理论并没有严格规定哈里发的产生方式。但根据四大哈里发时期的推选原则,后世的宗教学者提出了“立约和解约人”之说,他们认为哈里发应产生自“立约和解约人”的推选,一旦“立约和解约人”与候选人达成契约,并代表穆斯林民众对当选者宣誓效忠,那么民众就应该服从当选的哈里发,这种方式被认为是最符合伊斯兰传统的做法,因为“立约和解约之人”通常由熟知经训、富有正义与智慧以及为民请命的宗教学者等穆斯林精英人士组成,他们可以确认候选人的品质和能力,并从中选出最优秀的人担任哈里发。因此“立约和解约人”得出的结论被视为乌玛的公议,具有不谬性。

   在伊斯兰教历史上,哈里发的产生方式各有不同,但由现任哈里发指定人选的继承制是哈里发产生的主导方式。为论证继承制的合法性,巴基拉尼、马瓦尔迪等宗教学者对其哈里发学说做了相应的理论修补。他们认为,前任哈里发指定继承人符合“立约和解约人”推选哈里发的原则,因为即便只有一位“立约和解约人”,推选的结果同样有效。(20)为了使其观点更具说服力,马瓦尔迪还引述了第一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指定欧麦尔·伊本·塔哈卜(Umar Ibn al-Kaattab)为其继承人的案例。然而,马瓦尔迪、巴基拉尼等人所做的理论修补只不过是对中世纪已成惯例的世袭制的认可和论证,哈里发的世袭制也借此得以合法化。

   (三)哈里发作为先知继承人的独一性

   在关于哈里发制度的传统理念中,同一时期只能有一个哈里发以及哈里发是“真主使者的继承人”的论述,也是哈里发制度传统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宗教学者出于维护伊斯兰统一的考虑,坚持同一时期只能有一个哈里发,如马瓦尔迪强调只能有一个宗教(伊斯兰教)、一个神(真主)、一个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一位统治者(哈里发)。(21)但也有宗教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如巴格达迪基于阿拔斯王朝和后倭马亚王朝同时存在的历史现实,提出了同一时代可以有两个哈里发,其假定前提是二者的领土为大海所阻隔的现实,这一观点后来也被逊尼派宗教学者普遍接受。(22)

此外,在哈里发制度的传统理念中,宗教学者多认为哈里发是“真主使者的哈里发”而非“真主的哈里发”。在四大正统哈里发时代,艾布·伯克尔被推选为哈里发后,他选择的称号是“真主使者的哈里发”,而非“真主的哈里发”(2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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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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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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