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春阳: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2 次 更新时间:2022-05-25 19: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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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春阳  

  

   摘要:特朗普及其团队系列反穆斯林言行反映了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四点:一是公开否定和敌视伊斯兰教,将之与极端主义挂钩;二是公开歧视、孤立甚至攻击穆斯林;三是对伊斯兰文化传播及穆斯林人口增长的忧虑和排斥;四是外交方面对伊斯兰国家及穆斯林群体的歧视和攻击。“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并非新现象,其产生和盛行有复杂的原因,包括历史原因、制度原因、社会原因和直接原因。“伊斯兰恐惧症”的蔓延对美国国内团结、社会稳定及对外政策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世界各国应引以为戒,并多策并举,积极防范和化解“伊斯兰恐惧症”。

  

   众所周知,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问世后一度引发极大的争论。“9·11”事件后,美国总统小布什极力避免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挂钩,公开表态称,“恐怖的面孔不是伊斯兰教的真正信仰,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反恐战争不是针对穆斯林的战争,也不是针对阿拉伯人的战争”。然而,在一次演讲中,小布什却公开将“反恐战争”定性为新的“十字军东征”。不管是不是疏忽大意,小布什的话实际上将美国的反恐行动与“反伊斯兰”画上了等号,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观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及其前后,特朗普及其团队成员多次发表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不友好的言论,如特朗普便公开宣称“美国正在与极端伊斯兰进行战争”,“我们需要一个长期计划来阻止‘极端伊斯兰’的传播和渗透”。然而,这种严重违反美国社会“政治正确”的言论并没有妨碍特朗普入主白宫。甚至在2017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特朗普还宣称要“联合文明世界共同反击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将他们从地球上彻底铲除”。特朗普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地将“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挂钩,除了特朗普自身的立场和思想观念,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恐惧症”。特朗普的系列言论说出了很多人出于政治正确而不敢说的“心里话”,也就是内心深处的“伊斯兰恐惧症”,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因此,特朗普不需要担心这样的言论是否会引起民众不满,或引发难以预料的政治后果。那么,到底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主要有哪些表现?美国社会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对美国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伊斯兰恐惧症”的内涵

   “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是美西方学者近年来越来越感兴趣的一个研究点,但迄今并无特别令人信服的或一致的定义。英国剑桥词典将其定义为“对穆斯林或伊斯兰教的非理性厌恶、恐惧或偏见”。欧盟将“伊斯兰恐惧症”定义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及相关事务表现出恐惧和偏见,是违反人权的一种,且危害社会凝聚力”。英国“全党议会团体”(APPG)认为,“伊斯兰恐惧症”源于种族主义,是一种针对穆斯林属性或其认定的穆斯林属性表达的种族主义。美国非政府组织“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则将“伊斯兰恐惧症”定义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恐惧和仇恨”。由此可以发现,各版本定义虽然不尽相同,但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简而言之,可以将“伊斯兰恐惧症”认定为“对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的非理性恐惧、仇恨及偏见”。

   从当前研究看,“伊斯兰恐惧症”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汇最早于1910年便开始出现在法语(Islamophobie)中,用于批评法国殖民者对穆斯林的统治。最早在英语中使用该词的是美国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家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他在1985年论述“伊斯兰恐惧症”与排犹主义的历史关系时使用了“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一词。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该词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方的刊物、书籍和各种报告中。1997年,英国非政府组织“拉尼米德信托(Runnymede Trust)”所属的“英国穆斯林与伊斯兰恐惧症委员会”(CBMI)发布报告《伊斯兰恐惧症:我们所有人面临的挑战》后,“伊斯兰恐惧症”开始成为西方社会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议题。此后,特别是“9·11”事件后,“伊斯兰恐惧症”逐渐成为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媒体、民众、非政府组织常用的一个概念。同时,包括欧盟、联合国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也开始使用这一概念。如2014年12月,联合国专门针对“伊斯兰恐惧症”问题召开题为“面对伊斯恐惧症:加强容忍和理解”的专题研讨会,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公开呼吁“不要以极端分子的活动为依据给伊斯兰信仰定性”。在此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逐渐成为美欧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和学术文章。美国学者研究发现,在美国,从2010年到2012年,“伊斯兰恐惧症”一词出现在了225篇学术文章中,这些文章累计使用该词6240次。

   与此同时,在社会层面,美欧也出现了一大批宣扬“伊斯兰恐惧症”或煽动对伊斯兰仇恨的组织,如美国的“抽象基金会”、“号角项目”、“美国自由法律中心”、“安全政策中心”、“中东论坛”、“大卫·霍洛维茨自由中心”,德国的“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PEGIDA)组织,捷克的“反伊斯兰联盟”(Bloc Against Islam)等。

   在上述宣扬“伊斯兰恐惧症”组织的鼓动下,加上美欧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和社会问题增多,“伊斯兰恐惧症”在美欧出现愈演愈烈之势,美欧境内的穆斯林和清真寺成为歧视和攻击的目标。作为欧洲国家中穆斯林人口比重最大的国家,法国民众对穆斯林的态度可能更有风向标意义。依照法国市场调查公司(IFOP)2012年所做的关于“伊斯兰在法国的形象”的民调,43%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群体的存在对法国的国家身份是种威胁,68%的人认为穆斯林拒绝融入法国社会,当受访者被要求选择三个词来描绘伊斯兰教时,最常见的答案是“拒绝西方价值”、“狂热”和“屈从”。七年之后,依照IFOP2019年11月初发布的民调数据,法国仍有40%以上的穆斯林认为受到宗教歧视。从2014年开始,前述“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组织多次策划反伊斯兰大游行,游行参与者越来越多,并逐渐跨出国界,成为横跨欧洲十几个国家的跨国大游行,参与国包括德国、捷克、爱沙尼亚、芬兰、波兰、斯洛伐克、瑞士等。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2017年德国境内共发生约1000起袭击穆斯林和清真寺的事件,西班牙境内发生了500多起针对穆斯林的袭击或侵犯事件。在美国,虽然美国境内的穆斯林人口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例都相对较少,但美国社会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却已非常严重。

   二、“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的主要表现

   在美国,“伊斯兰恐惧症”不仅表现为非理性的恐惧、仇恨及偏见,还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包括对伊斯兰教的贬低甚至丑化、对穆斯林的歧视和人身攻击、对清真寺及《古兰经》的破坏等。简言之,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一)公开否定和敌视伊斯兰教,将之与极端主义挂钩。“9·11”后,虽然小布什、奥巴马两任总统均公开呼吁美国民众不要因恐袭就对穆斯林持敌视态度,表示反对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挂钩,并通过参观清真寺来释放积极信号,但美国国内否定伊斯兰教,将伊斯兰教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挂钩的声音却不绝于耳,包括小布什都曾将“反恐战争”说成新的“十字军东征”。依照《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ABC)2006年所做的一项联合民调,约有46%的美国人对伊斯兰教持负面看法,比“9·11”事件后几个月观察到的数值高了7个百分点;相信伊斯兰教助长了针对非穆斯林的暴力行为的美国人比例从2002年1月的14%增加至33%。依照“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种族与性别中心”2016年6月共同发布的报告《直面恐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在美国的影响》,在2013-2015年期间,美国有10个州将涉嫌包含“反伊斯兰”内容的提案签署为正式法律,这些州共通过了81个反伊斯兰法案或修正案,而这些法案大部分来自共和党人。在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等人的极端言论也助长了美国国内的“伊斯兰恐惧症”。特朗普多次发表贬低伊斯兰教的言论,其执政团队也不乏对伊斯兰教持否定态度的人。特朗普首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福林(Michael Flynn)将伊斯兰教比作“恶性肿瘤”,称伊斯兰主义为一种“隐藏在宗教外表背后”的“政治理念”,对穆斯林的恐惧是“合理的”。特朗普的前总统首席战略师班农(Stephen Bannon)则将伊斯兰教称作“世界上最极端的宗教”,宣称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群正在美国建立“第五纵队”。美国底特律大学教授拜敦(Khaled Baydoun)指出,“2016年的美国大选自始至终显示,伊斯兰恐惧症依然存在,这种症结和以前一样。让伊斯兰国家担当替罪羊、贬低穆斯林不仅仅是一个竞选中发出的信号,对特朗普来说是一种取胜的战略。”

   (二)公开歧视、孤立甚至攻击穆斯林。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主要民调机构进行的一系列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对穆斯林持负面印象。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许多美国人显示出对阿拉伯裔美国人广泛的仇视,针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剧增。“9·11”事件后,美国境内的阿拉伯裔和穆斯林及与他们长相类似的人成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穆斯林和阿拉伯人也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暴力分子和恐怖分子代名词。据“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统计,从“9·11”事件发生到当月16日,他们统计到的反穆斯林袭击事件多达210起,到9月20日达到了500起。如今,美国社会对穆斯林的歧视和敌意已经由言语概念走向日常生活,且越来越普遍,在美国生活的大量穆斯林移民因宗教信仰遭受歧视甚至无端攻击,如登机时遭受更严厉的安检、恐袭事件发生后沦为猜忌对象、无端遭到攻击等,导致部分穆斯林不得不隐瞒自己的宗教信仰。根据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7年初做的一项民意调查,美国75%的穆斯林成年人表示“美国境内有大量针对穆斯林的歧视”,这一观点得到了约69%的美国普通民众的认可。尽管美国联邦宪法严令宗教歧视,但自2014年以来,美国阿肯色、佛罗里达、肯塔基、纽约、俄克拉荷马、新罕不什尔等州的一些商业机构已公开宣称他们的生意不向穆斯林开放。在网络空间,穆斯林也成为美国警方的重点监控对象。依照“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报告,美国波士顿警方采取非公正方式监视社交媒体,重点是穆斯林和非洲裔美国人。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诞生两名穆斯林女性国会议员后,美国部分“右翼”分子开始在网络空间发表颇有敌意的声音,如“伊兰·奥马尔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穆斯林进入决策圈子是对西方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投票支持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奧卡西奧·科特斯、移民诈骗犯伊兰·奥马尔、伊斯兰教法拥护者拉什达·塔利卜、女性施虐者基思·埃利森和腐败恋童癖鲍勃·曼南德斯。”据统计,在此次中期选举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候选人声称穆斯林天生暴力或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将近三分之一的候选人呼吁剥夺穆斯林的基本权利或宣称伊斯兰教不是宗教”。

(三)对伊斯兰文化传播及穆斯林人口增长的忧虑和排斥。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十几亿信徒,信徒数量仅次于基督教徒。在美国,依照“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2007年美国约有235万穆斯林,到了2017年增至345万,十年间增长了约46.8%,占美国总人口比重达到1.1%;到2040年,穆斯林将取代犹太教信徒,成为美国境内仅次于基督教徒的第二大信教群体;到2050年,美国的穆斯林将增至81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1%。穆斯林人口的激增必然会带动伊斯兰文化的传播,“9·11”事件及之后美国境内的反穆斯林倾向也未能减缓这一趋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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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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