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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十年前起，世界政治开始经历一场戏剧性转变。从1970年代初到本世纪的前十年，选举民主制国家（electoral democracies）的数量从大约35个增长至110多个。同时，世界商品和服务的输出量翻了四倍，这一增长几乎涵盖了世界各个地区。赤贫的人口比例急剧下降，从1993年占全球人口的42%降至2008年的18%。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这些变化中受益。在以发达民主国家为主的许多国家中，经济不平等也极度加剧，因为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流向了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越来越多的货物、金钱和人口从一处向另一处转移，带来了破坏性的变化。在发展中国家，以前用不上电的村民突然发现自己住进了大城市，开始看电视、用手机上网。中国和印度出现了一大批新中产阶级——但他们做的工作取代了发达国家原本的中产阶级的工作。制造业从美国和欧洲平稳地转移到了东亚及其他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同时，在服务业日益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力市场中，男性正被女性取代，低技能工人则被智能机器取代。
这些变化最终减缓了朝日益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秩序演变的进程，这一进程开始摇摆，很快就扭转了方向。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开始的欧元危机，是最后一击。在这两次危机中，精英阶层制定的政策都导致了大幅度的衰退、高失业率和无数普通工人收入的下降。美国和欧盟是采取自由民主制的主要典范，因此这几次危机也损害了整个自由民主体系的声誉。
事实上，近年来民主国家的数量有所下降，民主制几乎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所撤退。同时，许多专制国家则变得更自信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似乎很成功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包括匈牙利、波兰、泰国和土耳其——已经倒退。2010-2011年的阿拉伯起义扰乱了中东的独裁统治，但在民主化方面没有取得什么成功：起义后专制政府仍然掌权，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深受内战折磨。更令人吃惊、也或许更重要的是，2016年民粹民族主义在世界上最老牌的两个自由民主制国家取得了选举的成功：英国选民投票脱欧，唐纳德·特朗普则在总统竞选中令人不安地意外取胜。
这些事态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全球化的经济、技术转型有关。但它们也取决另一个现象，即身份政治的兴起。二十世纪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问题规定的。左翼政治以工人、工会、社会福利项目和再分配政策为核心；右翼则主要关心缩小政府规模，并发展私人产业。然而，规定当今政治的与其说是经济或意识形态问题，不如说是身份问题。在如今的许多民主国家中，左派对构建范围更广的经济平等的关注减弱了，转而更多地关注如何促进各个边缘群体利益，如少数民族、移民、难民、妇女和LGBT群体。与此同时，右翼将其核心使命重新定义为对传统民族身份的爱国式维护，这种身份通常明显是与种族、族裔或宗教相关。
这一转变颠覆了一种长期以来的传统，即认为政治斗争是经济冲突的反映。尽管物质性的个人利益很重要，人类会也受到其他力量的驱动，这些力量更能解释如今的状况：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都凭着这样一种观念动员支持者，即他们的尊严被冒犯了、必须恢复这种尊严。
当然，这种呼吁在一些国家已经是老生常谈。比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谈到了苏联解体的“悲剧”，并指责欧美借俄罗斯在1990年代虚弱之机扩大北约。但是，对受屈辱的愤恨在民主国家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黑人生命平权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发源于一系列广为人知的警察杀害非裔美国人的事件，它也促使世界其他地区关注警察暴行的受害者。大学校园和美国各地办公室里的女性，对似乎普遍存在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感到愤怒，她们认为男性伙伴们根本不把她们看做和自己平等的。变性人——他们之前并没有被普遍当做区别对待的目标——的权利引起了一时的轰动。许多投票给特朗普的人都向往更加美好的过去时光，他们认为那时候自己在社会中地位的更稳固。
群体开始一次次地认为他们的身份——无论是民族、宗教、种族、性、性别还是其他的身份——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身份政治不再是个次要现象，仅限于大学校园内，或者为大众媒体推动的“文化战争”中的低成本、小规模冲突提供背景。相反，它已成为解释全球事务进展的主要概念。
这种状况为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带来一个重要挑战。全球化引发的经济、社会急速变化使社会变得更多样化，并产生了要求对原本被主流社会忽视的群体予以承认的要求。这些要求引起了其他群体的激烈反应，他们产生了地位丧失、被取代的感觉。民主社会正断裂为按照日益狭窄的身份划分的碎片，这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展开商议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构成了威胁。这条路只会导致国家崩溃，以失败告终；如果这些自由民主制国家不能回归于对人类尊严的更普遍的理解，它们将会使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陷入无尽冲突的厄运。
灵魂的第三部分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的行动是由对物质资源或物品的欲望驱动的。对人类行为的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西方政治思想，构成了大部分当代社会科学的基础。但这一理解忽略了古典哲学家们发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对尊严的渴望。苏格拉底认为这种对尊严需求构成了人类灵魂不可或缺的“第三部分”，它与“欲望的部分”和“计算的（calculating）部分”并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称这一部分为“激情”（thymos），英文勉强翻译为“精神”（spirit）。
在政治上，激情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我所说的“特大激情”（megalothymia）：渴望被视为高人一等。前民主社会基于等级制度，它们认为某一阶层的人——贵族阶层（nobles, aristocrats）、王室成员——固有的优越性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特大激情”的问题在于，每当一个人被视为高人一等，就会有更多的人被视为低人一等，后者作为人价值得不到公众的承认。一个人得不到不尊重时会产生强烈的愤恨感。另外一种同样强大的感受——我称之为“平等激情”（isothymia）——则使人希望被看做和其他人一样好。
现代民主制的兴起是“平等激情”战胜“特大激情”的历程：只承认少数精英权利的社会被承认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取代了。20世纪，阶级化的社会开始承认普通人的权利，被殖民的国家也争取独立。美国政治史上反奴隶制和种族隔离、争取工人权利和妇女平等的伟大斗争也是由这样一种要求驱动的：希望扩大能被政治体系承认为完整人类的个体的范围。
然而在自由民主制国家，法律规定的平等并没有引起经济或社会上的平等。对一系列群体的歧视依然存在，市场经济也造成了巨大的结果不平等。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总体上富有，但在过去30年间，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极度加剧了；大部分人口收入增长停滞，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经历了阶层的下滑。
人们对个人经济地位受到威胁的感受，或许有助于解释美国及其他地区民粹民族主义的兴起。受教育程度在高中或高中以下的美国工人阶级，近几十年来的处境一直不好。这不仅反映在收入停滞或下降和失业上，也体现为社会崩溃。对非裔美国人来说，这一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移民十年之后）就开始了，当时黑人移居至芝加哥、底特律和纽约等城市，许多人在肉类加工、钢铁或汽车行业找到了工作。当这些部门衰落、男性开始因去工业化而失业，一系列社会弊病随之而来，包括犯罪率上升、可卡因流行以及家庭生活状况的恶化，这使贫困从一代人传到了下一代人。
在过去十年间，这种社会衰退已经蔓延至白人工人阶级。阿片类药物的盛行掏空了美国各地的农村白人工人阶级社区；2016年，严重的药物滥用导致60000多人因吸毒过量而死，这是该地区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的两倍。2013至2014年间，美国白人男性的预期寿命有所下降，这在发达国家十分罕见。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白人工人阶级儿童的比例也从2000年的22 %上升至2017年的36 %。
但是，把特朗普送进白宫（也促使英国投票脱欧）的新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或许也在于人们感到被忽视了（perception of invisibility）。愤愤不平、害怕失去中产阶级身份的公民指责精英阶层，认为他们忽视了自己，同时也指责那些在他们看来得到了不公正的优待的穷人。经济困难往往被个体视作身份的丧失，而不是资源的丧失。努力工作应该能为个体赢得尊严，但许多美国白人工人阶级认为他们的尊严没有得到承认，政府还给那些不愿遵守规则的人提供了过多的好处。
收入和地位的关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民族主义或宗教保守主义的呼吁比传统的、从经济阶级出发的左翼呼吁更有效。民族主义者对那些不满的人说，他们一向是一个伟大国家的核心成员，而外国人、移民和精英一直在密谋压制他们。“你的国家不再是你自己的了，”他们这样说，“你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得不到尊重。”宗教右翼也有一套类似的说法：“你是伟大的信徒团体的一员，这个团体被不信教的人背叛了；这背叛导致了你的贫困，也是对上帝的犯罪。"
这种说法的盛行解释了为什么移民在那么多国家都备受争议。移民和贸易一样，能提高整体的GDP，却没有惠及社会中所有的群体。占多数的族裔几乎总把移民看做对他们文化身份的威胁，尤其是在跨境人口流动如近几十年这般频繁的情况下。
然而，对移民的愤怒本身还不足以解释为何欧美民族主义右翼近年来也吸引那些原本支持左翼政党的选民。右转的趋势也表明，当代左翼政党没能与那些相对社会地位由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而下降的人对话。过去的进步主义者，诉诸对富有资本家的剥削和愤恨这一共同经验:“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在美国，从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一直到1980年代罗纳德·里根掌权，绝大多数工人阶级选民都支持民主党。欧洲的社会民主制也是在工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团结的基础上建立的。
但在全球化时代，大多数左翼政党都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围绕大的群体——如工人阶级或遭受经济剥削的人——建立团结，而开始关注越来越小的群体，这些群体感到自己以各种不同的、独特的方式被边缘化了。普遍和平等承认的原则，转变为对特殊的承认的要求。这种现象也逐渐从左翼转移至右翼。
身份的胜利
1960年代，世界上发达的自由民主制国家爆发了强有力的新社会运动。美国民权活动人士要求美国践行《独立宣言》中承诺的、内战后写入美国宪法的平等。随后的女权运动也是要为妇女争取平等待遇，该运动激发了大量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受到了这个过程的影响。一场同步展开的社会革命打破了性别和家庭的传统规范，环境运动重塑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随后的几年内，我们看到了维护残疾人、美洲土著人、移民、同性恋男女以及变性人的权利的新社会运动。但尽管法律有所变化，边缘群体获得了更多机会和更有力的法律保护，每个群体在行为、表现、财富、传统和习俗方面依然各不相同；偏见和偏执在人群中依然普遍；少数群体依然要继续应付歧视、偏见、不被尊重和关注的负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