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有关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主流理论倾向于认为，中产阶级是温和保守的社会力量。富有实用主义精神的中产阶级，能够将政治激进主义边缘化，促进代议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支持。随着20世纪7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爆发和90年代激进右翼政党的兴起，中产阶级先后从左翼和右翼两个不同的方向冲击了代议民主制度。后工业社会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张，形成了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冲突。由于生态、性别等社会文化议题难以通过主流政党获得充分代表，所以中产阶级转向了非制度化的抗议行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保护能力的削弱，导致失去主流政党庇佑的中产阶级出现了无产化的趋势；阶层地位焦虑和移民文化冲击的叠加效应，使其成为激进右翼政党的支持者。源于社会结构转型和全球化潮流的内外作用，中产阶级激进主义显示了主流政党的代表性断裂，对代议民主制度的重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代议民主  中产阶级激进主义  新社会运动  激进右翼政党

政治权利形式上的平等化和社会阶级事实上的分层化，是西方国家现代化历程的显著特征。公民权利的平等是民主政治演进的表现，社会阶级的分层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如何平衡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张力关系，构成了现代国家统治正当性和管理有效性的基本问题。自18世纪后期西欧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既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导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化。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为了实现改造权力结构和分配经济资源的目标，发起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挑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秩序。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倾向于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经济鸿沟，是政治激进化的社会根源；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调节及其相应的再分配，可以缩小阶级之间的差距，培育出温和化的中产阶级。依附于现有体制的中产阶级，富有“实用主义和妥协”精神，他们会同时成为代议民主制度的参与者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支持者。中产阶级占据主体的现代国家，能够将反建制激进力量边缘化，塑造代议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战后，代议民主制度的重建和福利资本主义的实施，促使西欧既实现了长时段的经济增长，也维系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由于工业部门的缩小和服务经济的壮大，逐渐成长的中产阶级成为左右选举政治的主导力量。现实情形似乎印证了主流理论的预判，即中产阶级是保障政治体制免受激进主义冲击的社会基础。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工业社会转型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中产阶级日益加入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等具有反建制色彩的抗议阵营。中产阶级倾向于从常规的选举程序、政党渠道之外，采取非制度化的“超议会行动”。参与者倡议激进的直接民主实践、批判官僚化的社会管理，建构了不同于“制度政治”的“运动政治”。如果说新社会运动以生态、性别等社会议题为导向，形成了反主流的左翼激进主义，那么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背景下兴起的激进右翼政党，同样吸引了众多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形成了以反移民、反全球化议题为导向的右翼激进主义。有别于工业社会时期的阶级政治，后工业时代先后兴起的新社会运动和激进右翼政党，都没有将经济再分配作为核心议题。这两股力量侧重于身份政治领域的社会文化议题，共同显示了中产阶级对于代议民主、特别是政党政治的重构效应。深入地分析、总结中产阶级激进化的动力机制及其政治影响，因此成为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围绕中产阶级和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社会分野的历史分析或社会动员的网络分析，总体上认为公民价值观转型导致的文化冲突，是中产阶级激进化的根本原因。这种以社会为中心的论证模式，根据文化观念的变迁解释激进行动的发生机制，相对忽视了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体制的作用，例如代议民主制度的排斥性或政党体制的代表性对于中产阶级行动取向的实际作用。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对于中产阶级与主流政党的关系如何影响了激进政治的兴起，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为此，本文从国家、社会阶级与政党的互动机制出发，根据西欧主流政党面对后工业变迁和全球化冲击时出现的政治代表性断裂，探讨中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社会基础和行动逻辑。

一、代议民主制下中产阶级和激进主义关系的论争

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是具有特定历史内涵而又富于变化的社会范畴。中产阶级的具体所指，随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出相应的时空差异性。二战后，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作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在福利国家建设促使劳资冲突趋向缓和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根据教育、职业或收入标准界定中产阶级。根据美国社会学者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的观点，那些主要从事非体力劳动而又职业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可以被称作“白领”或“新中产阶级”。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自主经营的农场主、店主、小企业主群体是典型的老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拥有合法的财产，能够自行安排生产经营活动，认为自由主义的市场竞争是改善经济状况的必要方式。而在走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那些接受良好教育、掌握现代科技并受雇于大型公司或政府部门的群体，就成为新中产阶级。具体而言，新中产阶级主要是指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涌现的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管理者、部门经理、科学研究者、政府雇员等。新中产阶级通常不占有生产资料，大多从事办公室管理或其他非体力服务工作。新中产阶级因其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占据着社会收入结构的中间位置，是现代国家公共和私人部门中的受雇佣群体。而当人们宽泛地使用中产阶级的概念时，除了主体上包含发达资本主义阶段产生的新中产阶级外，还包括小企业主等具有老中产阶级特征的社会群体。

中产阶级是现代工业社会形成的分层类型，其成员蕴含的行动逻辑是倾向于激进还是保守，直接影响资本主义秩序的维系和政治制度的稳定。由此产生的社会阶级和激进主义的关系，构成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从政治行动的角度进行定义，激进主义意味着针对现有的统治制度、政策过程及其基础原则进行全面的、急剧的变革。政治激进主义不仅提出了重新分配权力的目标，还试图重构社会组织形态和民众价值观念，从而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建制甚至反体制色彩。根据美国学者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的分类，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激进主义运动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以维护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为指向的传统激进主义；以构建理想社会为指向的乌托邦激进主义；以保护政治参与权利、显示公民美德为指向的共和主义式激进主义；以维护劳动者权益、促进社会正义为指向的劳工激进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主义，可以表现为宗教运动、民族主义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劳工解放运动。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秩序的建构和劳资冲突的凸显，激进主义越来越紧密地和工人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从意识形态和体制结构上反抗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成为现代国家激进主义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

在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中早期，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和政治过程的排斥性，导致工人阶级将资本主义国家视为异己的力量。通过体制内外的斗争控制国家权力和调整财产关系，是工人阶级激进化议程的主要内容。二战后西欧实现了社会秩序恢复和民主政治重建，资本主义经济总量的增加，为调和阶级冲突创造了条件。公民普选权的落实推动的福利国家建设，将社会资源按照公民身份的原则进行再分配，不同程度地满足了中低收入阶层提高生活水平的诉求。工人阶级由此愈发关注福利状况的渐进改善，而非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传统上代表工人阶级的左翼政党，为了维持自己在选举市场中的竞争地位，逐渐奉行改良化的政策纲领，“远离激进主义”。随着社会立法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分配领域的变革促使资本主义和大众民主之间的关系趋于平衡，将可能溢出既有秩序的社会诉求纳入了政治体制的轨道。作为资本主义、大众民主和福利国家之间关系相互调适的结果，中产阶级规模不断扩大，“缩小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差距”。现代国家的中产阶级本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在阶层结构扁平化重组的条件下，被赋予了调节社会冲突的“缓冲”功能。与工业化初期的经典理论家批判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形成对照，二战后见证经济繁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理想和制度的天然盟友”。处于中等收入地位的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能够提供社会上下层流通的渠道，夯实代议民主制度的基础。受益于现有体制的中产阶级，是政治经济秩序抵御激进主义动员的稳定器。

针对中产阶级有利于民主政治秩序稳定的观点，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理解。其正面的含义是：中产阶级占据主体的国家，有助于培养温和节制的政治文化，促成理性实用的政治决策，从而提供了民主制度可持续运行的社会基础。其反面的含义是：中产阶级弱小的国家意味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分化，阶级鸿沟导致社会流动的阻塞和社会共识的缺失，潜伏着超越制度整合能力的政治对抗。围绕中产阶级有助于政治稳定的观点，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存在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双重分析视角。根据社会结构分析的视角，中产阶级是连接社会上下层的过渡阶梯，充满活力和流动性的中产阶层，可以缩小阶级对比的社会差距，弱化阶级冲突的对抗色彩。在多数社会成员拥有体面职业和稳定收入的条件下，人们更易于支持稳健可控的政策调整，而不易产生激进变革的政治要求。中产阶级的社会状况使其和政治秩序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利益共生关系。中产阶级拥护温和化的政策变革，从本质上源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内在约束。根据政治制度分析的视角，由于数量众多的中产阶级是选民构成中的主体部分，为了获得“温和地带”中间选民的投票支持，主流政党避免采取激进主义的社会动员。在代议民主的制度环境中，竞争领导权的政党只有远离极端化的政策倡议、选择实用化的政策纲领，才能符合中产阶级选民的偏好。无论从社会需求还是从选举动员的角度进行分析，中产阶级主导的分层结构，都不会是激进主义运动发酵的土壤。中产社会更愿意遵照程序性规范，通过组织化的利益表达，实现体制内的政策整合。

围绕中产阶级能否避免激进主义动员并发挥稳定器作用的观点，学术界并不存在统一的认识。政治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对德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研究中认为，“中产阶级运动”是极权主义崛起的推动力量；在面临资本操控和劳工运动的双重冲击时，中产阶级激进化是社会不安全感驱使的自然结果。下层中产阶级由于面临经济危机导致的失业、破产等社会风险，将被迫转向政治极端势力寻求保护。而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在对二战后美国社会分层的研究中则认为，现代管理服务行业领域的中产阶级，能够和其他社会群体进行跨阶级合作；政治态度温和的中产阶级，是“减少阶级冲突的桥梁”和“社会和谐的创造者”。与李普塞特强调工业化背景下的中产阶级是不稳定力量相比，米尔斯突出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对于弥合社会冲突的积极作用。这两位学者的观点看似相互对立，但联系西方国家发展阶段的语境将会发现，他们的分析逻辑并不冲突。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当处于中间层位置的中产阶级面临资本风险的渗透或劳工运动的压力时，不稳固的民主政治和不健全的福利制度，都无法提供分散风险的社会保护；中产阶级采取激进行动支持反建制领导人，是摆脱低度组织化、寻求社会安全感的现实选择。而当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代议民主制度总体上实现了结构性平衡，特别是普遍选举建立和福利国家完善以后，工业化进程衍生的社会风险能够以制度化的方式得以分散。随着工业国家走向成熟，社会分层体系中占据主体的中产阶级，逐渐被赋予了政治稳定器的地位。根据米尔斯的分析，中产阶级有助于政治稳定，并非源于他们接受高等教育、掌握现代管理技术后能够更加有效地收集政治信息、关注公共生活；恰恰相反，成员构成多元化的中产阶级难以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也不善于采取组织化的集体行动。依附于科层化企业的中产阶级，倾向于表现出政治冷漠的心理特征，主要扮演公共生活中的消极角色。在小业主占据市场主体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拥有生产资料是其参与政治生活的经济基础；财产地位的独立性，塑造了其政治参与的自主性。而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拥有生产资料的白领阶层，只能受雇于主导市场秩序的大公司；中产阶级的上升渠道，主要是谋求企业内部的科层制跨越。在经济生活日益受到公司科层制和行政官僚制渗透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消极是他们的职业意识形态”。政治冷漠且人数庞大的中产阶级，是西方国家选举市场中的保守力量，这从整体上压缩了激进主义政党的生存空间。冷漠的中产阶级同理想中的公民形象相去甚远，但他们的保守取向为代议民主制度的稳定运行提供了社会基础。

总体而言，中产阶级是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过渡群体。中产阶级在教育、收入等方面表现为社会中间层，但由于职业分工、市场竞争等现实原因，他们“总是存在着地位跌落的恐惧”。社会流动的不确定性，促使中产阶级同时具有了上升的机会和下降的可能。为了消解地位焦虑的压力，中产阶级更愿意在私人消费中寻找满足感、在职业竞争中追求成就感，而非在公共生活中展示责任感。社会来源和职业构成多元化的中产阶级，因此难以形成统一的身份认同，也不容易和左右翼政党基于阶级意识建立稳定的联盟。自工业时代以来，拥有正式的组织结构是社会成员表达利益诉求、推动政治变革的重要条件。而中产阶级在自我组织方面的先天不足，暴露出行动能力的缺陷。米尔斯甚至认为，“新中产阶级没有形成、创立任何政治运动的任何可能，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没有任何持续的不满，也不会因其进行任何有责任感的斗争”。而就在距离米尔斯1951年作出上述预言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欧美国家爆发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提出的激进变革要求，深刻地影响了公民参与的形式和政治议程的主题。

二、中产阶级激进主义：新社会运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服务经济的形成以及专业管理人员规模的扩张，西方国家逐渐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在后工业社会，由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政治稳定，物质条件、人身安全等议题的地位相对下降，人们越发强调社会的自主性、公民的自我表达以及广泛的政治参与等后物质主义价值目标。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既塑造了不同世代成员的价值偏好排序，也影响了政治体系的运行模式。工业社会的政党竞争，基本围绕生产资料所有制、政府与市场关系等与阶级冲突相关联的议题展开。在后工业社会，由于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工人阶级规模的缩小，政党政治的阶级基础趋于弱化。二战后西欧社会发展的总体特点是：基于各自阶级基础的左右翼政党在政治共识的框架下，搁置意识形态对抗，寻求体制内的政策调适。由于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趋向淡化，制度体系的运行主要围绕利益分配问题展开，表现出“后政治”（post-politics）的实用主义取向。代议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共识和阶级妥协，调和了工业社会以来的结构性冲突，将激进主义运动限制在边缘领域。而随着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有别于再分配性质的生态、性别等新议题开始进入公共领域，出现了社会议题的政治化。新社会运动，“倾向于表达一种政治冲突，这种冲突是在社会新的文化分裂和社会分裂基础上产生的”。在社会价值观冲突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阶级关系的倒置”：依然将经济利益、福利分配置于首要地位的工人阶级表现出保守的气息，而将生活质量、公民参与作为首选价值的中产阶级却展现出激进的斗志。中产阶级寻求从选举程序、政党政治等主流渠道之外表达对政治过程的对抗式理解。不同于通过制度化方式整合利益诉求的“后政治”实践，中产阶级的激进行动表现出鲜明的价值观导向，具有超越正式制度、重构民主议程的“元政治”（meta-political）色彩。中产阶级试图通过发起新社会运动，深度参与政治决策过程，推进涉及环境保护、核能利用、性别正义、少数群体权利等方面的社会文化议题。参与新社会运动的中产阶级，拒绝被动地接受官僚化的统治秩序，转向公民行动的“直接政治途径”，由此出现了以社会变革为导向的“中产阶级激进主义”。

以中产阶级激进主义为特征的新社会运动，形成了不同于传统政治形态的“新政治”（new politics）。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现代国家中的结构性冲突，主要源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阶级分化，政治议程的主题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容纳选举参与、整合利益冲突和分配经济资源。而新社会运动的目标，主要指向再分配之外的社会文化议题，倡导在生产和生活领域实行开放性的共同决策。以工业化时期工人运动为参照，新社会运动在参与主体、目标取向和组织形态等方面均表现出自身的特性。首先，在参与主体方面，新社会运动的成员主要由接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构成，属于“相对精英化”社会群体。以英国二战后发生的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为例，各类专业管理人员、白领职业者等中产阶级成员占比达到83%。中产阶级成员主要针对共同关注的社会议题而非依据明确的阶级意识参与运动，这使其“脱离了有系统的阶级激进主义”。虽然新社会运动常常被视为左翼力量的同路人，但它既向自由主义发起了挑战，准确地指出了西方国家并非社会冲突的中立仲裁者；也向传统左翼提出了异议，认为不能把后工业社会冲突化约为阶级关系的衍生物。其次，在目标取向方面，新社会运动并不追求控制国家政权以实现资源再分配的经济目标，而是试图彰显公民自主、社会自治等价值目标。在工业化时期，劳动者缺乏分享社会产品的政治权利，出现了马克思极力批判的资本主义异化现象。而在西方普选制度和福利国家建立后，政治权利和经济权益之外的社会文化问题日益凸显。现代国家的权力渗透已经跨越生产关系进入消费、服务和社会交往领域，政府公共职能的扩张伴随着对社会控制的强化。新社会运动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尝试在国家的监管制度之外，实现对社会生活的自主治理。奉行激进化路线的中产阶级，抨击“精英主导型”代议民主制度和官僚政治，倡议“精英挑战型”公民参与。最后，在组织形态方面，新社会运动不是通过科层机构而是借助社会网络提出倡议，坚持行动主义的志愿路线，建构不同于正式制度的“直接民主的舞台”。传统的社会运动必须与强大的国家政权进行斗争，所以工人阶级建立了分工严密的领导机构；而新社会运动面对趋于开放的政治过程，建立科层化组织结构的要求已不那么迫切。中产阶级主导的新社会运动对等级制、官僚制持有怀疑甚至抵触情绪，“拒绝采取政治党派的形式”，追求去中心化的领导模式。

新社会运动在参与主体、目标取向和组织形态方面的特征，反映了西方社会结构和主流价值的变迁轨迹。新社会运动、后物质主义等具有时间断裂感的概念，往往暗示新旧社会运动的截然对立。然而，诸如追求非物质性公益目标、采取直接参与的行动策略等特征，均可以在历史上的宪章运动或宗教运动中寻找到先例。新社会运动并不意味着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彻底改变，它是人们在面对诸多难以统一或互不相容的目标时，“选择性地强调”了具有后现代色彩的价值。中产阶级主导的新社会运动，批判了长期形成的精英式政治文化，对于西方的政党体制和公民参与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使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促使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相互融合。公共事务并不是职业政治家、主流政党垄断决策权的封闭领域，社会成员同样可以直接倡议政治议程、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其次，新社会运动在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威之间建构了“运动政治的超议会领域”，社会志愿力量可以自主地发挥议题引导作用。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倡议，呼唤“公民社会内部的政治行动”。再次，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改变了人们对私人行为和公共行为的二元划分，诸如生活方式、工作形式等传统上的私人话题或技术议题，都具有了公共讨论的政治价值。最后，新社会运动倡导的不同于市场选择和政府干预的非制度化参与，成为回应新型议题的集体行动机制。如果说以国家为中心、以政党为主体的统治管理处于“老政治”的范畴，那么中产阶级以社会为中心的公民参与，展现了民主深化的路径，标志着“新政治”的诞生。

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无疑显示了组织者的理性策略，但基础的影响因素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时期，阶级分化主导的政治议程主要指向经济议题；物质资源的可分割属性，提供了阶级妥协的现实基础。二战后普选制度、政党制度、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是试图通过正规化、组织化的方式，将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传递至政治领域，并将其整合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公共政策。而随着福利资本主义的实施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产阶级的扩张导致政治议程日益为生活方式等文化冲突议题所占据，形成了不同于传统阶级政治的“价值观政治”（values politics）。中产阶级在新社会运动中倡议的议题，超越了传统左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定位和以经济政策为中心的纲领模式。由于涉及环境、性别等新议题的诉求无法通过现有体制获得充分代表，所以中产阶级在政府规制和国家干预之外拓展集体行动空间，转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中产阶级参与的新社会运动，挑战了主流政治形态，表现出反制度倾向的激进主义特征。政治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甚至认为，由于中产阶级价值观容易引发偏离正式制度的非常规行动，后工业社会在“左-右”冲突的维度之外，形成了“建制-反建制”的新维度。围绕各种新出现的社会文化议题，后工业社会的中产阶级选民与主流左右翼政党之间，产生了缺乏共识约束的冲突关系。

同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相比，后工业社会的中产阶级激进主义具有不同的内涵。传统工人运动在社会民主党等群众型政党的领导下，提出了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控制国家领导权的斗争目标，工人阶级奉行的意识形态纲领和社会改造蓝图，具有强烈的革命指向。与之相较，中产阶级主导的新社会运动，是资本主义秩序允许范围内的抗议行动。中产阶级转向激进主义，并非源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全然失去正当性，而是因为中产阶级关注的核心议题，无法通过主流政党获得代表。政治代表渠道的阻塞，导致中产阶级寻求替代性的、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中产阶级由此批判主流的政治文化、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和官僚制的管理模式，并通过制度外行动争取社会自主性的目标。具有网络化动员特征的新社会运动，通常指向环境、性别等具体议题，“不愿意超越针对具体议题的斗争性转向政治激进主义”。新社会运动展现的中产阶级激进主义，并不是对既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进行反体制斗争，而是试图绕过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常规渠道，实现生产生活空间的自治自决。围绕环境、性别等议题，新社会运动也会适应形势作出策略性选择，寻求“与左派政党结盟”。在公民支持力量壮大和组织者策略调整的情形下，新社会运动还有可能发展为代表中产阶级利益诉求的非传统政党。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欧各国从新社会运动中产生的绿党家族，通过竞争性选举进入代议机构，获得了议会党的地位。在芬兰、法国、德国等国，绿党先后进入内阁，成为执政联盟的成员。尽管从抗议党向议会党和执政党转变，但新社会运动与绿党的联系导致后者被接纳进政府后便充当着次要的角色。由于宪法制度的约束和承担联合治理的责任，执政绿党需要针对具体的管理事务采取现实主义决策。尽管绿党表现出意识形态温和化的取向，但新社会运动提出的生态优先、基层民主等核心诉求，仍然是其政策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产阶级激进主义：激进右翼政党

新社会运动以抗议主流政治的方式，在制度化的政党渠道之外表达了后物质主义价值偏好，形成了“中产阶级政治激进主义”。新社会运动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的消极后果，主张公民参与民主决策，这使其与传统的右翼政党保持了距离，并在意识形态倾向上接近左翼政党。而新社会运动优先将生态环境、公民自主的目标置于经济再分配之上，又使其政策立场区别于传统的左翼政党。由于新社会运动展现上述特征，所以被称作不同于传统左翼的“新左翼”。新左翼宣扬自由化的生活方式、自主化的公民参与，在反映后工业社会阶级结构和价值观念变迁的同时，也挤压了保守文化群体的社会空间。作为对新左翼力量崛起的回应，注重权威与秩序的保守主义群体，通过支持激进右翼政党进行“文化反弹”。激进右翼政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西欧福利国家危机和全球化冲击的背景下，快速崛起的非传统政党。激进右翼政党主要关注反移民、反全球化等具体议题，缺乏体系化的意识形态和拥有明确的议题导向，使其显示出独特的“家族”特征。具体而言，激进右翼政党宣扬本土主义意识排斥外来移民，使用民粹主义话语控诉权力精英，倡导“威权主义”政策、维护国家利益。其中，具有民族排外情绪的本土主义取向，是激进右翼政党的“核心特征”。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衡量，诸如媒体曝光率、议席占有率、是否为执政党等。在诸多衡量指标中，选民支持率能够最为直观地反映激进右翼政党的社会基础。从1985年到2004年，西欧主要国家激进右翼政党的平均支持率，从不足5%上升到超过14%。在近年举行的大选中，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的激进右翼政党，无论是选举得票率还是议席占有量，都显著提升（见表1）。

激进右翼政党选举竞争力的提升，反映了其社会基础的扩展。在激进右翼政党的基础选民中，中产阶级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具体包括“小资产阶级、传统中产阶级或者由技术管理人员组成的中产阶级”。根据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的统计数据，从2000年到2015年，在激进右翼政党得票率超过12%的奥地利、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中，选民支持者的构成包括：小企业主的比例是12%，文员和技术专家的比例是17%，社会文化专业人员的比例是6%。中产阶级曾经是西欧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为何又成为激进右翼政党的支持者？其中的关键原因是，中产阶级并非均质性的共同体，而是包含多种职业类型的复合体。当代西欧的中产阶级可以区分为三种主要类型：自有生产资料和自我雇佣的小企业主、小店主群体；受雇于现代资本主义公司企业的经理或专业技术人员，俗称白领；受雇于教育、医疗等部门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人员。当代科技革命的发生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中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形成了分化效应，塑造了不同职业群体的政党偏好。服务部门的公务人员和大型公司的管理人员，总体上属于后工业社会涌现的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是以工资收入为主的雇佣劳动者，通常是福利国家和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拥有相对良好的职业保障。这些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新中产阶级，依据专业技术资格能够自主地控制工作过程，并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处在传统的阶级冲突之外”。与之相比，小企业主、小店主群体具有老中产阶级的特征，他们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直接面对市场波动带来的竞争压力，渴望自由公平的经济秩序；该类型中产阶级容易沦为技术迭代、市场周期的牺牲品，抵御社会风险能力较弱，对政府的高税收政策十分敏感。在经济全球化、人工智能革命的背景下，利益受到冲击的小企业主往往“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压力，甚至出现“第三产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和位于边缘的无产者之间的联盟”。中产阶级采取近似于工人阶级的行动取向，并非出于共有的身份认同。对社会地位趋于坠落的悲观预期，促使心生不安全感的中产阶级选民投票支持激进右翼政党。美国政治学者赫伯特·基茨凯尔特（Herbert Kitschelt）指出，诸如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这样的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源于他们在选举竞争中采用了“获胜方案”（winning formula）：与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和以小企业主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结成跨阶级联盟。激进右翼政党通过自由主义的经济议题或保守主义的文化议题，寻求中产阶级的支持，拥有了相对稳固的社会基础。

有关中产阶级选民支持激进右翼政党的原因，可以依据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种路径进行分析。首先，根据经济分析的路径，中产阶级支持激进右翼政党源于税收负担的加重。从二战结束到新社会运动兴起，西方经历了大约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期。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前，欧美发达国家的总产值占据了全球总产值的75%。中产阶级是在人均收入增长和教育水平提高的背景下，参加反抗主流政治的新社会运动。管理官僚化的现实和社会自由化的预期之间的差距，是中产阶级采取激进行动的重要原因。而激进右翼政党崛起的宏观背景，是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和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分化。经济全球化为资本跨越国界追求高额利润提供了自由空间，同时也因为国内投资不足限制了中产阶级的就业市场，甚至出现了中产阶级规模萎缩的情形。2017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报告显示，如果以介于可支配家庭收入中位数的2/3至2倍定义中产阶级，那么从1991年到2010年，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等西欧国家的中产阶级比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以经济状况相对乐观的德国为例，中产阶级比例减少了约7%。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面临的严峻形势，是不同文化背景移民的涌入导致了福利开支扩大、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作为社会分层结构中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是税收资源的主要供给者，支撑着福利国家的可持续运行。由于外来移民的增加和相应公共支出的扩大，“中产阶层被困在社会的中间部分，既要养活失业者，又要养活移民”。当激进右翼政党以反移民议题进行社会动员时，自然就获得了这部分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在此意义上，激进右翼政党，“代表的不是今天的失败者，而是明天的潜在失败者”。中产阶级在金融危机、难民危机造成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支持反建制激进右翼政党。生活成本上升和社会地位跌落的预期，是中产阶级激进化的重要原因。中产阶级的激进化并非单纯的情绪表达，而是经济压力下的情境选择。

其次，根据政治分析的路径，中产阶级的激进化源于国家保护能力的削弱。伴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西欧的经济一体化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盟正式成立。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西欧的经济秩序逐渐偏离国家为维护公共利益进行干预的需要，而不断适应流动性资本以最小成本进入市场的要求。自由市场取得了话语霸权，“使宣称全球资本利益便是全人类的利益这种做法成为可能”。根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逻辑，资本收益是经济竞争力的表现，国家权能则被视为市场秩序的妨碍。随着民族国家的权力向区域性组织或国际性组织的让渡，取代民选政府行使经济决策权的超国家机构，摆脱了公民问责的监督，“与他们应该代表和服务的社会脱节了”。在二战后西欧混合经济的环境中，基于左右翼政党共识的福利国家制度，发挥着调节资本主义体系的作用；而削弱社会安全网、宣扬自由市场优势的“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的出现，限制了民族国家的保护职能，导致社会中下层群体暴露于全球市场风险面前。由于民族国家权力的流失和外来移民的涌入，中产阶级的受保护程度不断削弱，甚至出现“部分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化”的趋势。被赋予“普世”意义的经济全球化，“可能促成了大量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之外的崛起，但它正侵蚀二战后欧洲中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与此同时，主流左右翼政党面对显著性上升的移民议题，因为受到欧盟条约或国际协议的约束，未能作出有效回应。当中产阶级的利益分化时主流政党的政策开始趋同，国家、社会与政党之间就出现了整合关系的错位。全球化冲击下的中产阶级受损者，由于无法通过主流政党实现利益表达，所以转向了反建制的激进右翼政党。

最后，根据文化分析的路径，中产阶级的激进化源于民族主义的反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逐渐解除了国家的监管措施。摆脱选举规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市场效率的最大化。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保持经济优势，西欧各国选择私有化战略，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放松对本国劳动力的保护。这种弱化社会保护功能的政策取向，导致“国家和民族日益脱离”。由此形成的自由化潮流，推动了“从民族资本主义到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型。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和代议民主的共生关系，由于资本流动性及其博弈力量的上升而失去平衡。全球化既伴随着资本、商品和技术的流动，也伴随着劳动力、移民的迁移以及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碰撞。在民族国家权力向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转移的同时，欧洲之外的移民开始沿着全球化的通道涌入进来。根据联合国移民署《2022年世界移民报告》，当今欧洲约有8700万移民。其中，瑞士迁入移民占其总人口的比例高达29%，随后是瑞典（20%）、奥地利（19%）和德国（19%）。以德国为例，2015—2020年新增移民超过500万，主要来自波兰、土耳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叙利亚等国。来自基督教文化圈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往往具有不同于欧洲世俗社会的价值取向，由此形成了新的文化分野。移民对于民族国家特性的冲击，不同程度地导致了“国民身份危机”。

西欧近现代国家建构的总体特征，是首先通过世俗主义的民族革命，塑造政治共同体意识，继而通过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长，最后通过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制度改革，建立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福利国家。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制度建构，消解了族群性、地域性分野对于社会秩序的挑战，强化了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而源自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移民，由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形成了“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社会局面，诱发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冲突。特别是网络媒体对相关社会冲突的渲染，导致中下层保守群体接受了激进右翼政党的社会动员。在激进右翼政党活跃的国家，“中产阶级和受到社会排挤的人（失业者）相信，外面的人（外国人、移民和那些被骂作‘社会寄生虫’的人）是造成今天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以反移民、反全球化形象崛起的激进右翼政党，明确地表达了强化民族国家地位的强硬立场。英国历史学者唐纳德·萨松（Donald Sassoon）对此认为，“任何能将无拘无束的全球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联合起来的政治话语，都会给保守主义带来巨大的政治好处。随着资本（及随之出现的种种问题）国际化的加深，政治将进一步‘国家化’”。获得中产阶级支持的激进右翼政党，试图将全球化过程中流失的权力重新掌握在民族国家手中。激进主义支持者一方面主张强化民族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不信任代议民主制度的效能，二者之间的张力使其寄希望于激进右翼领导人采取严厉的本土主义政策。激进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保守主义色彩，但其行动倾向上呈现激进主义特征。

四、中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政党代表性动因

20世纪下半叶，在社会阶级结构变迁和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内外背景下，西欧国家的政治空间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型，一次是以新社会运动为代表的激进新左翼的兴起，另一次是以民粹主义政党为代表的激进右翼的兴起。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激进右翼政党和新社会运动处于对立关系：前者持有保守化的本土主义立场，后者宣扬自由化的“普世主义”价值。但二者的行动逻辑却表现出相似的特征，“代表了对制度政治的广泛不满”。首先，激进右翼政党的动员过程，往往采取社会运动的方式。激进右翼政党大多由魅力型领导人创建，通常缺少主流政党的科层结构。政党领导人通过网络媒介与追随者直接沟通的动员形态，显示出迥异于主流政党的运动式风格，所以激进右翼政党有时被归类为“运动型政党”。其次，激进右翼政党倡导公民直接行动，形成了针对代议民主的“反制度文化”。和新社会运动相似，激进右翼政党同样质疑选举民主的代表性，倾向于“绕过”主流政党的中介渠道。诸如2014年瑞士举行的“反对大规模移民”公投，就是激进右翼崛起背景下的直接民主实践。最后，激进右翼政党的激进化程度，会随着从反对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而有所调整。当处于在野党的位置时，免于执政压力的激进右翼政党，可以采用反建制的话语进行社会动员；而一旦实现选举突破并与主流政党组建联合政府后，激进右翼政党将面临“不可避免的妥协”。从新社会运动中产生的绿党，也经历了近似的过程。在从抗议党发展为联合政府的成员后，执政绿党逐渐采取自我抑制策略，转向“意识形态诉求温和化”。

当代西方的主流政治理论倾向于认为，中产阶级是温和保守的社会力量。富有实用主义精神的中产阶级，能够将政治激进主义边缘化，促进代议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支持。而中产阶级既是新社会运动的主体参与者，同时也是激进右翼政党的重要支持者。中产阶级先后在新左翼和新右翼两个方向上表现出激进化的行动特征，这显然与西方学者提出的中产阶级富有温和妥协精神、是民主政治稳定器的观点相冲突。中产阶级是保守的力量还是激进的力量，显然并不直接决定于自身的教育状况、职业类型或收入水平。中产阶级能否抵御激进主义的渗透，取决于政党体制、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的共同作用。在国家、社会阶级和政党互动关系的视野中，代议民主体制下的中产阶级激进化，是社会分野变迁和政党代表性断裂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党代表性不足，是中产阶级激进化的关键诱因。政党代表性是指政党将社会民意转化为公共政策过程中所实现的整体治理效能。政党代表性具有资格和能力两个层面的评价取向，它分别对应于统治正当性和治理有效性。在普遍选举实现以前，人们侧重从统治资格的角度评价政党代表性，认为民主政府应该保障公民的普遍参与，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排斥特定阶级、种族或阶层的意志表达，必然导致政治代表性的不足。在普遍选举实现以后，人们侧重从治理能力的角度评价政党代表性；执政党只有在遵循民意进行统治并有效回应社会诉求时，才能最大程度地兑现政治代表的承诺、履行政治代表的责任。

二战后，西欧重建和巩固了代议民主制度。基于阶级分野形成的选民－政党联盟，通过连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方式，实现了“分裂结构向政党制度的转化”。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群体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结成联盟，工商界精英和中产阶级则与保守党、自由党等右翼政党结成联盟。左右翼政党轮流执掌政权的政治共识框架，调和了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政治学者李普塞特等人对此认为，选民联盟实现了社会分野的制度化，对政党体制形成了“冻结”效应。对政党体制的冻结，同时也是对反建制政治空间的冻结。以英国为例，1950—1970年期间，工党和保守党的总得票率从未低于87.5%，两党获得的下院议席的比例从未低于98%。再以联邦德国为例，1953—1976年期间，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和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的总得票率，长期保持在85.8%以上，1972—1976年甚至超过90%。主流政党操控的周期性选举，吸引了绝大多数选民的参与和支持，从制度上压缩了激进主义的动员空间。在二战后大约30年的时间内，西欧总体上实现了经济增长、大众民主和福利国家的平衡，中产阶级逐渐成长为社会分层结构中规模最大的受益群体。正是在此背景下，西方学者开始强调，中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其远离激进主义的反建制动员，并成为巩固民主制的支持力量。中产阶级是维护民主政治社会基础的观点，显然是特定时空条件下提出的理论命题。

当处于工业社会阶段时，社会成员的政党认同主要源于阶级身份，各种从属性议题难以撼动阶级分野的主导地位。虽然左右翼政党在领导权竞争上相互冲突，但围绕经济轴心展开博弈符合二者的共同利益。主流政党只要将议程设置定位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坐标上，现有政治秩序就可以长期维系，潜在的反建制政党就难以发起挑战；各种社会利益冲突，都将在政党政治的整合作用下，寻求合法可控的解决方式。随着西欧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有关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的文化议题逐渐凸显。社会领域出现了物质主义群体和后物质主义群体的分化，并形成了两个主要的分野维度：支持再分配的经济左翼和拥护自由市场的经济右翼之间的分野；支持政治参与和个人主义的文化自由立场和尊重权威秩序的文化保守立场之间的分野。传统的左右翼政党主要在经济冲突的维度上展开领导权竞争，而后工业社会出现了文化冲突的新维度。受雇于服务部门、大型公司或政府机构的新中产阶级，主要关注经济再分配以外的生态、性别等社会文化议题。由于这些社会文化议题难以通过主流政党获得代表，所以中产阶级转向了非制度化的渠道，诉诸新社会运动。同新社会运动的发生逻辑相似，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中产阶级选民支持激进右翼政党的现象，同样可以解释为政治代表性断裂的结果。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侵蚀了民族国家的自主地位，围绕富有争议性的移民、族群等身份政治议题，形成了“自由主义-普世主义”与“传统主义-社群主义”的价值观冲突。在生态、移民等议题显著性上升的形势下，价值观冲突趋于强化。特别是当经济危机、移民危机爆发时，全球化时代本土民众和外来族群之间的文化冲突，就会与后工业社会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冲突相互激荡。不同于经济再分配的利益分割问题，“价值是不能谈判的，而只能进行斗争”。难以调和的价值观冲突，限制了社会妥协的空间。新社会运动和激进右翼政党兴起过程中出现的中产阶级激进化，共同反映了价值观冲突的社会现实。

激进右翼政党崛起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削弱国家保护能力的新自由主义导致中产阶级因为职业、技术等方面的原因产生了分裂。源于利用全球化机遇和分散全球化风险的能力差异，“曾经相对同质化的、流动的中产阶级慢慢转变为内部分化和社会性分裂的阶级”。那些遭受资本市场侵害而又不能获得主流政党庇护的小企业主等中产群体，出现了社会地位不稳定甚至无产化的趋势。激进右翼政党对此作出的反应是：以反全球化等议题为导向，从话语和策略上选择民粹主义的反建制立场，以人民利益真正代表者的名义动员选民。激进右翼政党的议题明确性，同主流政党的政策模糊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其成功吸引中产阶级选民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利益剥夺感只是中产阶级激进化的社会条件；同时出现的主流政党的排斥效应，最终使中产阶级通过支持激进右翼政党寻求“民粹主义代表”的替代模式。中产阶级选民投票支持激进右翼政党，既是利用选举的开放性寻求政治代表，也是利用选举的竞争性惩罚主流政党。

西欧当前涉及移民、难民等问题的社会危机，是激进右翼政党吸引中产阶级选民的现实情境。大规模移民的涌入，导致现代国家中已经弱化的民族身份、宗教认同、公共安全等议题再度成为选举动员的焦点，出现了“‘旧的’分裂的再动员”。如果从长时段的宏观视角进行分析，西欧面临的困境是国内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结构的转型、老龄社会的到来、福利制度的改革、媒介政治的形成等，都从不同方面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挑战了主流政党的代表能力。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削弱国家权能的背景下，激进右翼政党诉诸民族主义情感排斥移民，将国家治理困境的复杂成因化约为国内权力精英与外来移民的合谋。以身份政治渲染的“文化战”，“转移了人们对阶级政治的注意力”。激进右翼政党兼具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话语动员，为产生利益剥夺感的分散群体建构了身份认同。阶层地位焦虑和移民文化冲击的叠加效应，促使遭受损害的中产阶级成为激进右翼政党的追随者。

五、结语

在西方国家民主发展的历程中，激进主义通常是指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由于不能合法享有基本的社会政治权利所表现出来的反抗性集体行动特征。遭受排斥的群体一旦获得平等的公民资格，倾向于被体制吸纳并转化为统治秩序的社会基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欧在长期实施普遍选举的制度环境中，却先后兴起了中产阶级主导的新社会运动和获得中产阶级支持的激进右翼政党，形成了中产阶级激进主义现象。当代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激进主义，是代议民主制度下出现的、具有反建制风格的集体行动，中产阶级作为行动主体或参与者，试图通过主流制度以外的非常规渠道，推进社会文化议题的政治变革。中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出现，与中产阶级是支持代议民主制的温和力量的流行命题相冲突。理论命题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需要研究者对此作出客观地解析。首先，中产阶级激进主义有别于鼓吹独裁统治或种族暴力的极端主义，无论是新社会运动还是激进右翼政党，均在话语上认可现代国家的民主价值。其次，在中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视野中，当代西方国家的代议民主缺乏政治回应性，是异化的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中产阶级，由此反对代议民主的精英属性，走向了主流政治的对立面。再次，中产阶级激进化的关键诱因是主流政党的代表性危机。在后工业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冲击的背景下，中产阶级内部的异质性趋于增强，社会分野结构中的文化冲突维度开始凸显。当生态或移民等社会文化议题无法获得主流政党的有效代表时，那些受到政治排斥的中产阶级选民，转向了具有反建制色彩的非制度化渠道。最后，中产阶级激进主义虽然在话语上反对代议民主，但仍有可能利用代议民主的空间设置政策议程。随着选民基础的扩大，从新社会运动中产生的绿党和反对新左翼的激进右翼政党，同样会遵循选举程序竞争领导权，甚至转变为执政党。根据国家、社会阶级和政党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中产阶级激进主义并未突破代议民主的整体架构，而主要是从非常规途径表达对主流政治的抗议，并试图通过将社会议题政治化的方式谋求变革。中产阶级激进主义显示了主流政党的代表性断裂，对代议民主制度的重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注释略）

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兴起背景下的政党体制代表性问题研究”（20BZZ00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