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进行民主话语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民主话语体系包含了五个核心要素，即社会主义、人民、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形成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发展为目标而坚持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中国改革进程中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也表现为由革命话语向改革话语的渐进转变，确定了“革命－执政”“斗争－和谐”“专政－法治”等一系列替代性创新。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民主话语体系既因为高度共享的核心词表现出了薪火相传的继承性，也因为一些具有鲜明特征的独立词而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大刀阔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的进程，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朝着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进程。在这一进程当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在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形成相对一致的共识，并深入到广大群众当中，打造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民主话语体系。本文运用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研究了中国改革进程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试图探求其中的规律性认识。
一 研究设计
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话语体系。对这一体系的研究，既需要精雕细琢的刻画，也需要鸿篇巨制的把握。在这一话语体系当中，不仅有传统民本思想的继续发展，也有西方民主理论的外来元素，但其主流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民主理论体系，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形成的一套核心语词和叙事语法。因此，我们选择了主流民主理论体系来分析中国的民主话语，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体系当中形成的民主话语体系。我们选取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这三套文选见证了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民主内涵，是我们分析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最佳样本。
领导人文选的编选有着严格，甚至是苛刻的编选要求，并形成了极为严谨的编选程序。这些文选都是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是党中央的工作部门。根据这个部门官方网站的介绍，该研究室下设6个编研部，分别编辑、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毛泽东及其同时代的领导人分别设为第一、二编研部，接下来就是江泽民、邓小平、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的重要文献，分别为第三、四、五、六编研部。这些文选收录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这些讲话一般先在有关部门保管，再转到文献研究室负责编辑和出版，有时文献研究室还会一起参与这些讲话的准备。因为文选的编选都是在领导人卸任后由下一任中央领导人组织编写，这些文选选取的篇目常常是经受了时间的检验，确实对中国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编选工作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意义。比如，《江泽民文选》的编辑工作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亲自领导，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办公厅组织了专门的工作班子。这个班子从2003年12月开始工作，到2006年8月出版发行，总计用了近3年的时间。胡锦涛对编选工作原则和进展多次做出重要指示，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认真阅读了《江泽民文选》送审本，对编选工作提出了重要建议。江泽民审定了收入文选的全部著作。其他文献也有着类似的过程，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性。
就时间段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而《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编选内容的时间段来自1938年到1965年，这与改革开放在时间上相去较远，因此，我们在进行文本分析的时候将其排除在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起始收录时间为1975年，也与1978年有一定出入，但考虑到思想发展的延续性，将这部分内容收入分析范围。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全面深化阶段，是中国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大量改革开放的著作、讲话等，有着丰富的内涵。但从标准统一的角度，没有将这部分内容收入到统计当中。这一缺憾，可以在后续的研究当中予以弥补。
为了更好地分析三套文选中民主话语的基本面貌，我们以“民主”为参考点，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1对文选进行了基本的参考点和覆盖率分析。民主参考点和覆盖率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位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多次提及民主。这些文选对民主的提及率有一定的差别，但没有根本的区别。在三位领导人当中，《胡锦涛文选》中对民主提及率是相对较高的，综合参考点和覆盖两个因素，《胡锦涛文选》的第二卷、第三卷分别排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之后，列第二、第三位，就算是提及民主相对较少的《胡锦涛文选》(第一卷)，也列在了第五位。综合来看，《胡锦涛文选》三卷本当中，民主不仅参考点最多，而且覆盖率最高。为了更好地研究《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江泽民文选》(第一二三卷)和《胡锦涛文选》(第一二三卷)中体现出来的民主话语，我们将三套文选当中有民主的段落整理出来，做成一个民主关键词的拓展集(前后25字符为界)。对这一拓展集进行数据清理后，我们得到一个122，502字的民主话语文集。
因为文本规模等原因，我们更多使用排名、覆盖率这样具有可比性的数据来分析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在分析关键词词频时，我们发现，相对意义的数据常常表现出比较好的可靠性。也就是说，在分析文本词频时，关键词的覆盖率、排名等数据更有可比性。因为分词的原因，包括停用词的选择会使这一排名发生变化，但是，在同一次研究中，使用的分词系统是同一个，停用词选择也一致，互相之间的排名是有可比性的。
话语体系，就是在特定文化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语法形成的互相联系的语词结构。特定的话语体系应该是建立在特定文化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他们的民主话语体系背后蕴含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因此应该具有比较好的内在一致性。我们假设这三套民主话语体系之间具备良好的继承性，表现出较强的逻辑性、一致性，话语体系的关系也会更加紧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时间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话语背后的文化也会发生变化，会使话语体系表现为不同。因此，我们要想全面地了解话语体系，还需要去研究话语体系的发展与趋势，从而发现其创新性。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还要研究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三套话语体系的差异，从而更好地发现其创新之处。
话语体系的分析有一个基本的假设，那就是关联性强的词语，常常会共同出现，可以标识为同一话语体系。我们称之为话语体系的“共现假设”，这是话语体系分析的基础。如果我们能分析出一个话语体系当中紧密地、经常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词，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话语体系的基本特征。这些紧密、直接、经常地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词，我们称之为话语体系的词群。这可以运用文献计量学、内容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能仅仅依据词语的“共现”来判断话语体系，还需要将话语体系的分析与专业知识和专家判断结合起来，这又表现为质性研究方法。
话语分析的研究，其目标不仅在于知识发现、理论创新，还在于把握话语体系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对话语体系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发现被忽略的知识，这对于知识发现和理论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话语分析能够处理传统意义上规范方法无法处理的大数据信息，从而简化数据结构与维度，发现传统研究方法无法发现的知识，从而达到理论创新。尤其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逻辑判断来指出话语体系的缺失，就有可能推测话语体系的变化与背后文化的创新，这个是话语分析的一个高层次的要求。同时，并不是所有的话语体系都是完整的，其基本要素都是饱和的，尤其是处于发展中的话语体系，其要素也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这样，及时地发现话语体系的缺失加以弥补，就更有可能达成更高层次的理论创新。
对不同话语体系的分析，实际上是分析不同话语体系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量化的角度来看，就是要确定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有哪些共享词，有哪些独立词。共享词指的是在不同的话语体系当中都出现的，并且位置比较接近的关键词。独立词则更多是指在某个话语体系当中出现得较多，在其他话语体系当中则出现得很少，位置相差较大、差异性也较大的词语。一般认为，共享词较多的话语体系之间联系就会比较大，而独立词较多的话语体系之间区别就大。我们首先假设，即在《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中间形成了三套话语体系，即邓小平民主话语体系、江泽民民主话语体系以及胡锦涛民主话语体系，然后去印证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也就是分析他们的共享词和独立词。
二 民主话语的共享词与继承性
为了更好地从整体上分析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位领导人的民主话语，我们分别把《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当中体现出来的民主话语视为独立的话语体系，对其中带有民主的段落分别进行了词频统计。为了更好地找到三套民主话语体系的联系与区别，我们在计数、加权百分比之外，加上了排名比较。这三套民主话语体系中进入总话语体系词频排名前50的共享词如表2所示:
分析这一共享词表，我们发现，三套民主话语体系中进入总排名前10的词中有7个是共享的，排名前50的词中有23个是共享的，呈现出高度的共享特征。这表明，《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在关键词上表现出非常好的继承性。为了分别考察这三套话语体系与总话语体系之间共享的情况，我们计算了这三套话语体系中能够进入总话语体系前10的词汇数和前50的词汇数，结果如表3所示:
从这些共享词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的主题更相近，而这两套话语体系与《邓小平文选》体现出来的话语体系则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相比来看，《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与总民主话语体系更接近。总词频中排名前10的关键词与《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是重合的，只是在顺序上有细微的区别。《胡锦涛文选》中民主话语的词频排名前6名的排名都是一致的。不仅如此，在江泽民民主话语当中进入前50的关键词，比如决策、体制、国际、合作等，在总排名当中虽然没有进入前50，但实际上差别不大，最大的差别也只有30位的差别。在胡锦涛民主话语体系当中排名进入前50，但却没有在总排名当中进入前50的词较多，与总排名之间的差异都不太大。比如，在胡锦涛民主话语当中进入前50的概念，比如科学、决策、党员、国际、关系等，在总排名当中虽然没有进入前50，但实际上差别不大，最大的差别也只有32位的差别。
分析核心词是分析共享词的重要工作。核心词出现频率高，与话语中其他关键词联系紧密，有利于我们更方便地认识话语体系的核心特征。为了更好地比较三套民主话语体系的共享词及其继承性，我们以总民主话语体系为基准，计算这三套话语体系与总民主话语体系在排名上的差值，并将各话语体系前10名核心词的差值做均值分析，可以得到如表4的相关数据:
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形成的民主话语体系与总民主话语体系的核心词在排名差异的均值为零，标准差也非常小，这说明两套话语体系与总话语体系的共享程度是非常高的。与之不同的是，《邓小平文选》的均值则略高，达到5.6，并且标准差相对较大，达到11.578，这印证了我们的上文的基本观察。
根据话语体系的容量，我们将总话语体系中前10名的词汇选入核心词。这10个词汇包括:社会主义、人民、党、建设、发展、政治、中国、制度、坚持、领导。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对词频排名中的前100的单词围绕着这10个词汇进行归并处理，集中分析其中的基本内涵，以发现三套民主话语体系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社会主义”这个核心共享词以966计数列改革以来民主话语总排名的第一名，而且在三套话语体系当中都是无可置疑的第一名，这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中国民主话语的社会主义性质。在《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当中，“社会主义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关键词，分别出现33、163、117次，属于高频复合关键词。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命题正是对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正面表述。邓小平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第一次提出这一科学命题。江泽民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说明，这一命题已经成为党内关于民主重要意义的共识。实际上，仅以三套文选的统计来看，《江泽民文选》的第一二三卷分别都直接使用了这一命题，《胡锦涛文选》的二三卷以完全相同的表述先后出现6次。这充分说明，这一命题已经成为我们党对民主与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共识。
在民主话语体系当中，“人民”以852计数列改革以来民主话语总排名的第2名，这与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主张实现人民民主是非常吻合的。实际上，另一个在中国背景下与人民意义非常接近的“群众”(223)一词也进入了总排名的前100，两者加起来，共现的次数非常可观。在《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当中，“人民民主”也已经成为一个关键词，分别出现24、77、82次。在这些次数当中，人民的具体内涵并不一致。有的时候，这一概念与专政搭配在一起，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有的时候，这个词还会与“党内民主”前后呼应。
在民主的政治话语体系当中，人民民主处于一个非常重要地位，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性要求一样，“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一面旗帜，也是我们党从成立以来就明确提出并不懈追求的一个目标”。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一命题是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最早提出来的。此后胡锦涛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及这一命题，先后有4次之多。并且，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一民主命题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当中也有所体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了这一命题。
作为民主的另一个主体，中国共产党在民主话语体系当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出现了627次，位列第3。虽然“党”这一关键词可以有很多解释，但是，在三套民主话语体系当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党”都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排名前100的关键词当中，另一个关键词“共产党”也有136的计数，另外如“党内”(189)、“党员”(99)这样的关键词主要指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排名前10的关键词中，另外一个关键词“领导”(418)也经常地与“党”联系起来。我们进一步再精确搜索“党的领导”“党领导”这两个关键词，归并后在《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中出现的次数分别达到了18、85、72这样高的频次。这实际上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党的领导。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
从三套文选的情况来看，三位领导人旗帜鲜明地在民主的问题上坚持党的领导，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共识。同时，我们也看到，三位领导人还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就文本分析的情况来看，三套文选20次提及西方的多党制，几乎每一次的情感分析都是负面的。三套文选当中，第一次明确批驳多党制是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邓小平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的一个对立面，即西方的多党制、两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等。这些对立面，有的时候还用“西方的那一套”来指称，比如“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政治模式，如果搬用那一套，非乱不可”。经过三位领导人的理论发展，反对多党制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构成了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照搬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搞什么三权鼎立，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另一方面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这种对立逐渐在党的民主理论当中被确立下来，成为民主话语的一个重要语法，在后来的《胡锦涛文选》中也多次出现。比如，“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两个关键词，即“发展”(584)“建设”(557)，都是非常高的高频词，分别进入到总民主话语体系的第4和第5名。这两个关键词初看起来似乎与民主之间的关联并不大，但实际上，它却揭示了中国改革进程中民主话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我们称之为“发展型民主”。中国的民主在处理改革(218)、发展、稳定(53)这些关系时，更突出了建设和发展，是一种积极的民主类型，这也影响了三套民主话语体系。发展型民主的形成实际上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体制改革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战略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这非常有利于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保持高度的治理绩效。与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党领导下的民主等已经取得高度共识的概念比起来，“发展型民主”还没有受到高度重视，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另外一个核心共享词“中国”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中国这个关键词在民主段落中出现468次，总排名第7位。实际上，在总排名前100的词汇当中，“我国”(180)和“全国”(93)与“中国”的意思相近，加起来的总词频会很突出。对中国的这种关怀反映了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民主话语是立足于中国国情讲民主的，表现出民主话语的中国特色。事实上，三套文选在谈论民主时，也体现了比较好的国际视野，“国际”(117)和“世界”(89)这样的关键词出现率也比较高，进入前100名。同时，我们对整理的文集进行全文搜索，发现“西方”出现了62次。我们进一步对这一关键词进行情感分析发现，三套民主话语体系在出现“西方”时，基本上表现为一种负向情感。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是在批评西式民主的基础上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建立起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初步提出，是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来。该报告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与此相应，正式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当中来。江泽民重申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的基本命题，明确提出“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之后这一命题有所发展，主要也是因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调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随之也发生变化，调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一把双刃剑，从正面角度，它弘扬了一种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同时，这一模式还明确地拒绝了西方的民主模式，这是一方面，“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另一方面，“不搞西方那一套”。
基于核心共享词，并在对前100的关键词进行归并的基础上，我们分析了排名前10的核心词。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民主话语体系包含了7个核心共享词，即社会主义、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发展、中国，构成了5个要素。另外3个进入前10的核心共享词有“政治”“制度”“坚持”分别表明了中国民主的政治维度、制度属性和基本态度，有着重要的意义。综合这些情况，我们基本上可以形成一个内容比较饱和的中国民主话语内涵，即中国的民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发展为目标，坚持社会主义人民民主。
三 民主话语的独立词与创新性
共享词的考察有利于我们发现话语体系的共同点，比较好地观察话语体系之间的继承性。独立词的考察则有利于我们发现话语体系的差异点，比较好地观察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在独立词的考察当中，我们通过引入总民主话语体系来比较三套民主话语体系，主要考察的内容有两项，即特色词和淡色词。特色词即A话语体系基本不使用或很少使用，但却在B话语体系当中被大量使用，这就构成了B话语体系的特色词。如果因为B话语体系特色词的使用，直接影响到了总话语体系的使用，那么，这就是B话语体系的贡献。淡色词即A话语体系使用，但B话语体系中不使用或很少使用，这就是B话语体系的淡出词。这类词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停用词，即在该话语体系当中不出现，不被使用;二是边缘词，即在话语体系当中虽然出现，但是比较少，相对地位不突出。
为了从总体上比较三套民主话语体系的词独立程度，我们以总民主话语体系为基准，观察这三套话语体系与总民主话语体系在排名上的差值，并将各话语体系的前200名差值做一个均值分析，得到如表5的基本数据: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锦涛文选》形成的民主话语体系与总民主话语体系的核心词差异的均值只有5.63，并且标准差最小，中值也最小，极大值和极小值的范围也小，峰度偏高，偏度则偏低。《邓小平文选》则刚好与之相反，差值的均值达到了118.74，标准差更是高达174.934，极大值和极小值的范围也大，峰度偏低，偏度则偏高。相比来看，《江泽民文选》则居于两者之间，但与《胡锦涛文选》更为接近。如果我们以《邓小平文选》的情况来比对，我们甚至可以忽略后两者之间的差距。
为了进一步发现三套话语体系中的特色词和淡色词，从而对三套话语体系的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对总民主话语体系当中排名前200的关键词中差值较大的条目进行了摘选，将其中具有实际意义的关键词整理出来，形成了各民主话语体系差异词表，如表6所示:
分析这一差异词表，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各民主话语体系的特色。比如，在胡锦涛的民主话语体系当中，与民主共现的关键词与总民主话语体系和其他民主话语体系相差特别大的词有“执政”“和谐”“科学”这三个词，成为胡锦涛民主话语体系的特色词。这三个词在邓小平民主话语体系里是边缘词，甚至是停用词，但是，在胡锦涛的民主话语体系当中，这些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两者之间相差的差值甚至达到400多，甚至连“科学”这种比较中性的词，差值也达到400多。就算与胡锦涛民主话语体系整体差异不大的江泽民民主话语体系，在这三个词上的差值也是非常大的，比如，“执政”一词相差了400多，而“和谐”一词则相差近500。这三个词之所以成为胡锦涛民主话语体系的特色词，与胡锦涛时期强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执政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些差异较大的关键词体现了不同民主话语体系的差异性。通过分析这些关键词，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话语体系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在这个过程中，特色词和淡色词的发现非常重要，如果能找到不同的民主话语体系的特色词和淡色词，我们就能发现不同的民主话语体系之间在语词上的取舍，并进一步通过特色词和淡化词的变迁发现中国民主话语体系变迁的趋势。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一变迁的三大基本特征:
第一，中国改革进程中民主话语的变迁体现出一定的阶段性、渐进性，表现出替代性创新的基本特点。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渐进性是中国改革和体制转型的鲜明特征，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要通过持续和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来促进。而渐进性改革方式是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在现实的可能中不断试错探索的循序渐进式改革。国内对中国改革渐进性的研究比较多，但更多是从实践的角度，从理论的角度，尤其是从话语的角度来研究改革的渐进性，相关的内容还比较少。从对三套民主话语体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体现出了渐进的特色，这从三套话语体系之间的继承性可以看出来。事实上，改革进程中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经历了三个领导人，期间的多数变化都是由量变到质变，不断发展的过程，很少有突变的情况发生。同时，这种变迁也表现出一种替代性创新的过程。比如，革命的淡出是与改革的突出联系在一起的，专政的淡出与法治的突出联系在一起，斗争的淡出与和谐的突出联系在一起。
总体来看，邓小平的民主话语体系处于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开创性阶段，而此后的发展则使得这一话语体系得到不断的完善，并呈现出创新发展的态势。“建设”一词，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民主话语中分别列为第3、第4，差别不大，但是，在《邓小平文选》当中，“建设”一词的词频排名第28，明显在重要性上不如前两个文选。在计数上的差别也很明显，在邓小平民主话语体系中，“建设”的计数只有38次，而江泽民和胡锦涛民主话语体系当中分别为220次和334次，相差较大。类似的情况还有制度、改革等。另外一个相反的情况是，在《邓小平文选》那里得到比较多的强调，但却在其他两篇文选当中没有得到相似的重视。比如，“问题”“工作”这两个词在《邓小平文选》当中分别列6位和第8位，但是，在《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当中列29、48和18、24位。
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适应，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民主话语体系中，“完善”“健全”“发挥”“更加”“维护”这样的词在排名中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这也说明了其改革的特点。比如，邓小平很少使用“完善”这个动词，在邓小平的民主话语体系当中，其词频排名排到了396名，是一个边缘词，这与邓小平关心的事项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反，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民主话语体系当中，“完善”这一概念分别排在23和24位，这与这两位领导人涉及到的事务中更多发展、改革等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整体来看，中国改革进程中民主话语的变迁体现出了由革命向执政转换的特征。就革命与执政转换的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很多研究，21世纪以来，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各种讨论中，“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和“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是两个富有启发性且影响广泛的命题。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同时还是一场政治文化转型，需要从“夺权·革命”思维向“执政·建设”思维，这被认为是“我党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从话语体系的角度来审视这一转型，我们发现，三套民主话语体系都被改革打上了烙印，但在具体细节上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民主话语体系更多提到了“斗争”“反对”“专政”“问题”等概念，革命色彩相对浓厚一些，具有由革命向执政的过渡性质。相比来看，胡锦涛的民主话语则因为强调了“执政”“和谐”“文明”等词，并且淡化了“革命”“集中”“专政”等词，表现出更强的缓和色彩。当然，如果我们考虑到毛泽东民主话语的革命色彩的话，三套话语体系在改革进程中都体现出非常强烈执政色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改革进程中民主话语体系不断发展，斗争色彩逐渐淡化，和谐色彩逐渐强化。在邓小平民主话语体系当中，“斗争”“反对”这样的词汇出现次数比较高，分别排名33位和38位，这与总的话语体系以及其他两个话语体系相差较多。这两个词与总排名相差了近100位，与江泽民民主话语中的排名也相差了100多位，与胡锦涛民主话语就相差了300左右。另外一个关键词“和谐”则刚好反映出了完全不同的情况。这一关键词在邓小平民主话语体系当中没有出现，在江泽民民主话语体系当中也仅有5次出现，但是因为胡锦涛文选中贡献86次计数，而和谐一词以91计数在总话语体系当中进入83位，在胡锦涛文选中进入前30名。
第三，“专政”的淡化和“法制”“法治”也成为中国民主话语体系变迁另一个明显的趋势。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因此，“专政”这一概念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在《邓小平文选》两卷当中计数为40，排名第8，是一个核心词。但是，邓小平提到的专政，实际上是在破除“文革”期间的“全面专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目的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此后，在《江泽民文选》中，专政这一关键词虽然计数有所增加，但是，排名却下降至27位。到《胡锦涛文选》，计数也下降为17次，排名则更加降低到第122位。与人民民主搭配在一起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词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我们对“人民民主专政”出现的次数进入了统计，发现这一概念在三套民主话语当中出现的次数分别为13、56、13次。如果计算出现比例，我们会发现，在《邓小平文选》当中，“人民民主专政”这种搭配在“人民民主”词频当中占据了50%多的比例，《江泽民文选》甚至超过了70%。但是，这种情况在《胡锦涛文选》发生改变，只占到了15%的样子。
与“专政”一词使用下降的趋势相反，法制和“法治”这两个关键词却从无到有，不断上升，逐渐走到民主话语体系的中心。专政与法治的关系，一直是法治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开启的法治化进程中，有学者提出需要对专政与法治的关系重新定位。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法治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通过观察三套文选，我们可以发现另一种有趣的替代方案，即通过强调法治，淡化专政来实现一种替代性创新。在邓小平的民主话语体系当中，没有出现“法治”的用法，更多使用“法制”的概念，计数为37;在《江泽民文选》中出现了83次，排名第16;在《胡锦涛文选》中计数为52次，似乎有所减少，但《胡锦涛文选》中“法治”这一关键词的计数却大幅度攀升，达到41。如果两者相加，则《胡锦涛文选》中对法治观念的提及变化不大。当然，从“法制”到“法治”，其中的语义更加科学，更加全面，逐渐开始由“革命法制”走向“依法治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三套民主话语体系当中，江泽民、胡锦涛民主话语体系与总民主话语体系更为接近，而《邓小平文选》二三卷的民主话语体系则与总民主话语体系表现出相对较强的个性。总体来看，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体现为由革命话语向改革话语渐进转变的轨迹。在这一进程中，由“革命”到“执政”，由“斗争”到“和谐”，由“专政”到“法治”等一系列变化表现出非常突出的替代性创新趋势。
四 结论与讨论
围绕着《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中国以改革为背景的民主话语体系得以不断发展，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发展为目标而坚持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这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民主的“常”:社会主义、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发展是中国民主不变的主题，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民主话语体系中呈现出继承性。同时，中国民主话语不仅表现为一个前后传承的形态，而且又表现为不断创新的变迁过程，逐渐由革命的民主话语过渡到改革的民主话语。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民主话语处于开创性阶段，由江泽民过渡到胡锦涛，以改革为背景的民主话语体系得以不断发展，中国的民主话语也渐进地由革命走向改革，并籍由“革命－执政”“斗争－和谐”“专政－法治”等一系列替代性转变而表现出来。
采用计算机辅助进行话语分析有着独到的优势，但问题也比较明显。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结合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两种思路，需要综合运用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在这里，数据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提示性的，最终结论需要更为细致的质性研究和专家介入来进行。虽然我们尽量追求准确，但是，计算机辅助的文本分析使用的词频分析、共现分析等方法，其所得的数据并不具有最终的精确意义。比如，我们很难说，提及128次和127次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所差较小的数据，我们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精确调校。从这个意义上讲，计算机辅助的文本分析无法代替人工分析。当然，这一技术的不断深入会解决一些问题，比如，更为深入的语词情感分析、语词树结构分析、语词关系分析、语词网络分析、主题模型分析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可能会更科学、更规范，也更有启发性。另外，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还处于研究的早期，数据的使用，甚至是专用名词的使用还并不是非常规范，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非常值得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民主理论方面发表了内容丰富的讲话，尤其是在人民主体地位和协商民主等主题上，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见解，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走向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如何进一步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全面实现人民民主，创新民主实践，发展民主理论，丰富民主话语，这会对未来中国的国家治理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研究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变与常，仍然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来完成:一是完善对中国民主的总体认识，对其中达成的共识旗帜鲜明地加以坚持;二是把握民主话语变迁的规律，将创新性的改革成果推向深入，达成新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