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宁:评冷战的文化遗产:中美教育交流(1949~1990)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2 次 更新时间:2006-09-19 01: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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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宁  

  

  「内容提要」1949~1990年间的中美教育交流,很大程度上受到冷战大环境的影响。其间,教育交流可分为前期准备、建交前的民间交流和建交后的交流三个阶段。中美教育交流虽然发展迅速,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教育交流可以起到疏通两国关系的润滑剂作用;在建立外交关系后,当两国关系出现问题时,教育交流可以起到缓和紧张关系、保持渠道畅通的作用。冷战年代中美两国关系间的教育交流使中美双方在不同程度和不同领域都有所受益。在冷战结束十余年后的今天,回顾冷战时期中美教育交流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冷战/文化遗产/美中关系/教育交流

  

  冷战已经结束很多年了。随着近年来不少国家冷战时期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回顾和评价冷战留给人们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不少国家研究冷战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本文以冷战为背景,追述自1949年到1990年这四十余年间中美教育交流这一文化遗产的历史概况,并就其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做初步评价。

  

  一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美政府对教育交流的态度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没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请他到北平参加燕京大学校庆的邀请,[1](p315)从而失去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直接对话的机会。尔后,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的态度是介入战争、支持南朝鲜、打到鸭绿江边和派第7舰队到台湾海峡;中国的态度是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保家卫国。这一系列的事件导致中国和美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成为泡影。

  由于在这个时期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根本就谈不上两国间的官方教育交流。在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的做法是:推翻国民党时期的教育体制,消除美国传教士和美国教育体系的影响,收回由美国传教士建立的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建立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

  195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该决定指出:政府应计划并协助人民使现有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2](p365~366)(注:该决定发表前,在1950年10月12日,中国政府接收了美国天主教于1925年创办的辅仁大学。)1951年2月12日教育部接收了由美国津贴32年的燕京大学,[3](p935)1951年8月接管了美国和英国新教在湖北武昌建立的华中大学、美国基督教会1916年在福建建立的福建协和大学;[4](p190,400)1952年2月接收了由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在1909年创办的沪江大学[5](p935)、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938年建立,1952年撤并)[4](p409)等大学。其他被接管的大学还有北京协和医学院(由美国津贴,1906年2月建立)、金陵大学(由基督教新教差会如基督会、美以美会、监理会、浸礼会和南长老会于1910年在南京创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1年创办时名为金陵女子大学,该校与美国史密斯学院后成为姊妹学校)、圣约翰大学(美国圣公会于1877年在上海创办)等大学,[4](p260~261,262,167~168)另外美国人留下的中小学也被一一接收。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在燕京大学开展了排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运动。首先,不用美国教员(也有个别美国教员没回国——笔者注);其次,要求学生们对美国文学作品进行批判。尽管英美文学的课程还在开,但是都是由中国教师教,其中不少教师是归国留学生。

  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对缺乏资助的中国留学生提供一定的资助或帮助找工作;对想回国的,可以提供路费。但是,当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便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具体做法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曾发布过一道命令,规定凡高级物理学家,其中包括受过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准离开美国。”[6](p28)同时,把1948年在中国启动的、旨在与世界各地进行学术交流的《富布赖特法案》奖金项目全部移到了台湾。(注:1946年8月由美国国会通过的《富布赖特法案》而开设,该法案旨在提供奖学金让美国学者到外国学习和任教,让外国人到美国学习、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关于该项目在台湾的执行情况,参见赵绮娜:《美国政府在台湾的教育文化交流活动,1951~1970》,《欧美研究》第31卷第1期,中华民国90年3月。)

  

  二 中美两国为教育交流做前期准备(1955~1966)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之后,1955年8月1日,中国和美国在第三国开始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此,两国之间有了官方交流的渠道。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持续到1970年,历时15年共136次。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方曾多次要求让五千多名留美的中国学生回国。[6](p26~27)1956年9月22日,王炳南曾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的协议声明草案,但美方代表却以种种借口拒绝讨论中方的建议。[6](p62~65)

  在这一阶段,仅有为数有限的美国人来中国访问。如美国青年代表团一行41人于1957年9月来中国访问,当时由华伦·麦肯纳作为团长,其中有美国共产党成员和美国劳动青年联盟盟员,还有作家、歌唱家和诗人等。周恩来总理于9月7日接见了他们,称赞他们“做了两国人民往来的先锋”,同时还谈到在美留学的五千多名中国学生大多数人无法与家人通信的问题。[7](p239~252)

  除了美国民间团体来华访问外,两国教育科学界人士也曾经进行过秘密接触。1956年,在奥地利巴登市参加国际会议的周培源(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和赫里森·布朗先生(美方国家科学院负责美国与苏联、南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项目的官员)曾秘密会见过几次,讨论中美两国学术界建立非正式国际交往事宜。(注:资料来源:(1)笔者1987年春在华盛顿采访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玛利·布洛克女士时得到的关于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2)笔者1996年在北京电话采访周培源先生当年的秘书,证实周先生确实在开会期间同美方人士接触过。)这些接触,极具历史意义。

  上一世纪60年代中期,不少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对美在越南的战争日益不满,突出表现在1966年3月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J.富布赖特在中国通艾伦·惠廷(注:艾伦·惠廷(Allen S.Whiting),中国问题专家,曾任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副领事,美国国务院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等职。主要著作:《中国渡过鸭绿江》(China Crosses the Yalu),1960年版。)的建议下,召开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中国问题听证会。在听证会上,中国通费正清、鲍大可等人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华“遏制并孤立”的政策,同时提出“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8](注:笔者2001年6月21日在美国蒙大拿大学曼斯费尔德中心采访艾伦·惠廷教授时,他说,是他向富布赖特参议员推荐在中国问题听证会上作证的人员名单。)

  听证会后不久,在约翰·林德贝克(注:约翰·林德贝克(John M.H.Lindbeck ),曾任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公共事务顾问,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当代中国联合会负责人等职。他考虑与中国学者建立非官方联系是因为当时美国和苏联科学家之间已经有这种联系。其主要著作:《中国科技人员的增长》(Growth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Manpower),1957年版。)的影响和努力下,在美国成立了与大陆中国学者交流委员会(后改名为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委员会第一任办公室主任便是在奥地利与周培源见过面的赫里森·布朗。委员会的宗旨是“为美国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间的直接交往给予指导;帮助并促进美国和其他地区对中国科技、学术机构及科技成就的研究;宣传并促进美中学术交流,为两国间的交流提供信息和渠道”(注:资料来源:1985年4月16日Lucian Pye致笔者的信。)。美国全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直接领导这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资金最初是由两个基金会资助的。[9](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该委员会的大部分资金主要由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克里斯托弗·雷诺兹基金会和斯洛恩基金会等5个基金会提供。)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曾先后给中国科学院等学术机构发函,多次表示想同中国学术界建立联系的愿望,但都没有得到答复。(注:笔者1987年春在华盛顿采访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玛利·布洛克女士时得到的关于该委员会的档案材料。)

  同年6月,另一个由学术、实业、劳工、宗教以及其他行业的著名人士(特别是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非党派、教育性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宣告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发起人是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西海岸教育署署长塞西尔·托马斯。用鲍大可的话来讲,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在美国全面发动对中国政策的讨论,并预计未来美国和中国是可以建立联系的”(注:资料来源:1985年3月12日鲍大可(Doak Bannet )致笔者的信。)。该委员会最初仅有几十名会员,到1968年年底,发展为两百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问题专家,包括罗伯特·斯卡拉皮诺、亚历山大·艾克斯坦、卢西恩·派伊、约翰·林德贝克、鲍大可、约翰·刘易斯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等。(注:笔者1999年4月2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采访斯卡拉皮诺记录;同年5月18日在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采访卢森·派伊记录;同年7月14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战略与合作研究中心采访约翰·路易斯记录;同年8月23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采访奥克森伯格记录。)

  由于当时中国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美方有可能与中国开展交流的设想暂时搁浅。但是,这两个委员会在美国国内开展了教育政界和民众重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比如:出版发行介绍中国状况的刊物及录音带,举办中国问题讨论会和研讨会,邀请其他国家驻华记者和美国国内的中国问题专家向新闻界介绍中国国内状况,召开全国性的记者招待会,以及帮助研究院、大学以及中学开办中国学课程等。[10]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间开展的大使级会谈、中国通首次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批评美国政府“遏制并孤立”中国的政策、美国一些民间团体组织公众讨论中国问题、两国民间人士和组织愿意进行相互了解的迫切意愿,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尼克松总统出访中国和改变美对华政策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三 中美建交前夕的民间教育交流(1971~1978)

  

  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是以1971年的“乒乓外交”为契机展开的。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之后,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注: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于1968年成立,是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亚洲政策的亚洲学者组成的政治组织。该组织1970年提出承认中国。访华团成员有凯·约翰(Kay Johnson )、多萝西·凯尔(DorothyKehl)、保罗·匹科威茨(Paul Pickowicz)、琼·加拉文特(Jean Garavente)、金·伍达德(Kim Woodard )、保罗·莱文(Paul Levine )、乌尔迪斯·克鲁兹(Uldis Kruze )、雷·怀特黑德(Ray Whitehead )、苏珊·舍克(Susan Shirk )等。)一行到中国进行民间访问,他们在北京“采访”(注:原文用interview (采访)一词。)了周恩来总理等人。在“采访”中,他们谈及了“乒乓外交”、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美国老一代中国通的处境、台湾问题、中国哲学、华盛顿总统等问题。在谈到中美两国间交流问题时,周总理说:“美国乒乓球队来了!障碍已经被打破了……这些新的、友好的交往必定会继续下去。”周总理在谈话中着重强调:“如果两个国家间的关系不正常、不能恢复的话,不可能不阻碍两国人民间交流的全面发展。”(注: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ed.),China !In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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