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从小说和历史的关系看《儒林外史》的真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68 次 更新时间:2018-06-02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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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我们民族向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故明清以来之长篇说部,莫不与历史密切关连。“得其兴废,谨按史书;夸此功名,总依故事”(罗烨:《醉翁谈录》),历史既是小说素材的重要源泉,又是小说为甩脱“末学”的帽子以“博古明今”相标榜的看家手段。不过,在新的气候和土壤中孕育和产生的小说,固然也在“讲历代年载兴废,记岁月英雄文武”,但倾注于其间的“褒贬是非”,与官修的正史相比,确实起了某种质的变化。如《三国志演义》,“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它一方面是取材于正史的“全史性”小说,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于寄托着民众情感的平话的采取,尤其是通过作者的艺术虚构,从而闪烁着正史所没有的民主性思想的光辉。除了“全史性”的讲史体小说而外,复有“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其体例又略近于正史中之列传。如《水浒》,或谓其“所尊尚者贼盗,未免与史迁《游侠列传》之意相同”(刘廷玑:《在园杂志》),然据现存最早的版本题为《京本忠义传》(巴黎国家图书馆藏《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忠义传》将“水浒”二字置于“忠义传”之前,亦为《水浒》原名《忠义传》之证),则《水浒》应属正史《忠义传》之例可知。封建卫道者把宋江等一百八人骂为“盗贼”,而《水浒》偏要把他们奉为“忠义”,归入正史中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的《忠义传》之列,这种对于正史的亵渎,反映了人民大众“褒贬是非”的鲜明立场,体现了长篇说部的历史进步性。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独立完成的长篇小说,书中(除“楔子”而外)所写的人物,至少在吴敬梓时代,还没有被写入正史之中。因此《儒林外史》与历史的关连,不表现在人物和情节对于正史的依傍,而表现在创作精神上与正史的依违。众所周知,正史中之《儒林列传》,为司马迁所首创,后世沿其体制而不废。然仿《儒林传》体例作为说部,却自吴敬梓始。《儒林外史》名曰“外史”,已自点出它与历史的关涉。闲斋老人曰:“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异元虚荒渺之谈也”(《儒林外史序》),已经稍稍涉及到这个问题。不过,在闲斋老人是以为“稗官为史之支流”,所以只能卑谦地称为“外史”,而不敢自居于正史之列;其实,吴敬梓恰是大不满于正史《儒林传》之体,故发愿要以“外史”来补充它,纠正它,甚至取代它,从这一点着眼,方可见出《儒林外史》的真义所在。



《史记·儒林列传》开后世“儒林传”之体,然实不过一本汉兴诸儒修明经艺、师生授授的流水账,言简意乏,可以说是《史记》中最为枯燥的篇章,极少文学意味。其中唯叙辕固生的一段,略可见到一点“人”的影像: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


班固《汉书·儒林传》中,此类细节与对话,稍稍增多,有关施雠、孟喜、欧阳地余、王式诸儒的文字,亦较为生动,如:


(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


三言两言,就把好说假话以自炫的孟喜的嘴脸形象地勾勒出来了。


范晔《后汉书·儒林传》的篇幅三倍于《史记》,其叙诸儒雅之士,亦有动人之章节,如《杨政传》云:


……尝诣杨虚侯马武,武难见政,称疾不为起。政入户,径升床排武,把臂责之曰:“卿蒙国思,备位藩辅,不思求贤以报殊宠,而骄天下英俊,此非养身之道也。今日动者刀入胸!”武诸子及左右皆大惊,以为见劫,操兵满侧,政颜色自若。会阴就至,责数武,令为交友。


作为一位名儒,传中仅引京师语“说经铿铿杨子行”来说明他“善说经书”,却详叙“为人嗜酒不拘小节,果敢自矜,然笃于义”的品行,实与经义无涉。可惜的是,这类较有文学意味的章节,即使在杰出的正史中,也是吉光片羽,不占正宗主流的地位。


降及张廷玉之《明史》,《儒林传》的篇幅已达《史记》的六倍,然其时“科举盛而儒术微”,《儒林传》不过将“士之抱遗经以相授受者,虽无他事业,率类次为篇”(《明史·儒林传》)而已,殊无足观,较之《史记》、《汉书》,尤为等而下之。


要之,正史之《儒林传》,其传主大半是“以儒学登用,林立朝右”者,其事略又主要是明其“专门经训授受源流”之类。由于受到这种体例的限制,历史上许多有真才实学的杰出人物就往往因为资格被排斥在《儒林传》之外;同时,写入《儒林传》的人物,又大都只写他们的一两个片面,这都是同历史的本来面目相悖违的。


正是针对正史的种种缺憾,吴敬梓奋笔写下了作为稗史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在创作精神上与正史的不同,吴敬梓在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中就清楚地点了出来。卧闲草堂本(以下简称“卧本”)评曰:“楔子者,借他事以引起所记之事也。然与本事毫不相涉,则是庸手俗笔,随意填凑,何以见笔墨之妙乎!作者以《史》《汉》才作为稗官,观楔子一卷,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真是不肯浪费笔墨。”以楔子“隐括全文”,亦即是揭示“外史”的体例,并以之为贯穿“全书之血脉经络”。


楔子是专为王冕立传的。王冕《明史》文苑有传,按本传中已有“通儒”之称,故亦可入《儒林传》。本传如下:


王冕,字元章,诸暨人。幼贫,父使牧牛,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暮乃返,亡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然。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会稽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称通儒。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屡应举不中,弃去,北游燕都,客秘书卿泰不花家,拟以馆职荐,力辞不就。既归,每言天下将乱,携妻孥隐九里山,树梅千株,桃杏半之,自号梅屋主。善画梅,求者踵至,以幅长短为得米之差。尝仿《周官》著书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至也。”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咨议参军。一夕病卒。


传中叙王冕“授受源流”、应举著述诸事甚悉,而《儒林外史》皆弃而不书,颇谬于正史;王冕明初为太祖所聘、授咨议参军事,《外史》则径直易为闻讯后先自逃隐会稽山中,更与正史截然不同,由此足见二者命意之区别。另外,《外史》之写王冕学画荷花,戴高帽、穿阔衣,以及怠慢知县种种细节,微妙传神,均为正史所不为,复显出二者手段之不同。


楔子中之危素,以其少通经史与后来之社会地位,实堪入《儒林传》(《明史》中归入《文苑传》),但《外史》单拈出危素“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子卖了,图个名望体面”,以及为了“识拔贤才”,居然放纵部属威势凌人,闹得沸反盈天的琐事形诸笔墨,却为正史所无。时知县其人,以其身分而论,大约难入《儒林传》,《外史》中写他欲“屈尊”去拜王冕这一乡民的矛盾心理道:“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什么做不得!”这样一个“酷虐小民”的县太爷,“志书”上完全可能把他树为“屈尊敬贤”的清官,大加誉扬的:《外史》这轻轻一点,不正道出了“志书”(也就是正史)之“外”的种种不为世人所知的内情了吗?


楔子中还写了三个头带方巾的人,这三人虽为儒林中人,但大约都入不得《儒林传》,所以作者竟皆不记名姓,直以胖子、瘦子、胡子称之。三人所言,除敬慕先生之外,《外史》单单突出胖子意欲去晋谒危素的动机:“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所写既非《儒林传》中可写之人,所记也非《儒林传》中应记之事,故名之曰“外史”。卧本评曰:“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书中诸人之影子;其所谈论,又是全部书中言辞之程式。小小一段文字,亦大有关系。”正说出了《外史》的重要特征。


卧本又评曰:“秦老是极有情的人,却不读书,不做官,而不害其为正人君子。作者于此寄慨不少。”秦老绝非儒林中人,“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他见王冕不俗,所以敬他、爱他,较之危素之流,方才称得上是真正识才爱才的人。《外史》为秦老作传,真是寄慨无穷。


关于《儒林外史》的描写对象问题,研究者向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它“描写的中心始终是儒林”(李汉秋:《封建末世的儒林画卷》,《安徽文学》1981年第11期),另一种意见认为《儒林外史》中的人物“过半数以上不属于儒林”,所以作品是“一部描摹世相的社会小说”(滕云:《世相·人情与人物——读〈儒林外史〉札记》,《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其实,从楔子所揭示的体例来看,《外史》的描写对象实际上包含了如下三个类型:


一、本身可入《儒林传》的人物。这是《外史》的核心。作品通过着重叙写为《儒林传》所回避或忽略了的那另一面,抒发作者的正面理想。


二、本身虽为儒林分子,却难入《儒林传》的人物。这是《外史》的主体。作品通过《儒林传》所根本不曾触及的种种方面,表达作者对于现实的道德的和审美评价。


三、本身即非儒林中的人物。《外史》径直为其作传,这是对正史的变异,是《外史》中最有生气部分,寄托着朦胧的希望。


《儒林外史》描写对象的类型,表现了吴敬梓观察和反映生活的独特角度和整体观念,显示了吴敬梓作为思想家与文学家的胆识和独创精神,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儒林外史》称虞育德为“真儒”、“名贤”,为“圣贤之徒”、“斯文之主”。他父母梦见文昌帝君亲手递一纸条,上写着《易经》一句:“君子以果行育德”,当下就有了娠,生下这位虞博士来。这类“梦兆”的记载,正史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虞博士二十四岁进学,四十一岁中举,五十岁中进士,得补南京国子监博士。论他的功名地位、文章品行,虞博士入《儒林传》是绰绰有馀的。他的所作所为,如关心武书母亲的旌表,尤其是主持泰伯祠的大祭这样的盛典,也本是正史本传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些方面,是《外史》与正史合拍之处。但另一方面,《外史》又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注重在一个“真”字上做文章。虞博士是个寒士,为“学两件寻饭吃本事”,“留着以救急之用”,他学过地理、算命、选择等,并不以是“贱业”而加以鄙视;虞博士不耐烦做时文,但还是买了考卷来读,应了考,进了学,最现实的动机是为了“馆也好坐些”。虞博士不唯要举业,也曾依附过山东巡抚这样的大官。时值天子求贤,弟子建议他求巡抚荐举,之后再辞了官爵回来,更见得自己的“高处”,虞博士道:“你这话又说错了。我又求他荐我到皇上面前,我又辞了官不做:这便求他荐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这叫做什么?”小说对虞博士举业的肯定,就是因为他不像“名士”那样矫饰。他的好处在襟怀冲淡,举业不为名利,只为“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外史》不惟通过大事、要事、正事表现虞博士的真,还通过小事、琐事、馀事表现他的真。比如在钱财上,他既不悭吝,也不故作大度。他救起寻死的孝子,说:“我这里有十二两银子,也是人送我的,不能一总给你,我还要留着做几个月盘缠。我而今送你四两银子,你拿去和邻居亲戚们说说,自然大家相帮。”中山王府要为烈女作碑文,虞博士转托了杜少卿,门生劝他不要同杜少卿相与,虞博士道:“他的才名,是人人知道的,做出来的诗文,人无有不服。每常人在我这里托他做,我还沾他的光。就如今日这银子是一百两,我还留下二十两给我表侄。”这样的话,一般人是决不肯讲的,由此足见虞博士为人之“真”。《儒林外史》就这样把正史中所不屑载的许多看似平淡无奇的细枝末节写入作品中,这种传外之传,方才使正史中徒具躯壳的圣贤之徒,变成了活生生的“真”人。


庄绍光是小说推崇的第二号人物。他出身于南京累代读书人家,十一二岁就会做一篇七千字的赋,天下皆闻。终日闭户著书,名满一时,又奉旨进京,便殿召见,特赐禁中乘马,所上十策,尤为皇帝赏识。因受当道排忌,赐内帑银五百两,允令还乡,并将玄武湖赐与他著书立说。据此,庄绍光之可入《儒林传》,自无疑义。《外史》则 透过以上表面现象,真切地刻画出庄绍光言和行的矛盾。他既以“儒者受身,遇高官而不受”自许,但一闻徵辟之命,即刻就行,因为“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他一面写了一道“恳求恩赐还山”的本,一面又细细做了十策呈给皇帝,如果不是当道阻挠,庄绍光还是会做高官以行其道的。庄绍光不肯妄交一人,不愿同官绅纠缠,但唯有凭借钦赐的玄武湖,他才得以躲避俗尘,做那世外神仙。他教训卢信候不要去看高青邱的文字,为的是“国家禁令所在,也不可不知避忌”,及至卢信候事发,庄绍光又“打发人进京去遍托朝里大老,从部里发出文书来,把卢信候放了,反把那出首的人问了罪”,这就把一个庄绍光写活了。卧本评曰:“庄绍光是极有学问的人,然却有几分做作。何以知其有学问?如向卢信候所说数语,非读书十年,养气十年,必不能领略至此。此等学问,书中惟有虞博士庶几能之,若杜少卿尚不及此,是以庄绍光断断推为书中之第二人。何以知其有做作?如见徐侍郎居然不以门生礼自处,回复大学士其言似傲而实恭,正如鸿门宴上樊哙噍让项羽,而羽不怒者,以其以盟主推尊之也。又如卢信候被逮,绍光作书至京师要人以解释之,此岂湖中高士所为?余故曰却有几分做作。”庄绍光之做作,与虞博士之真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杜少卿“品行端醇,文章典雅”,曾为巡抚所举荐,按理亦为正史《儒林传》应列之人物。然杜少卿托病辞徵辟、玩弄知县于股掌之上的种种细节,尤其是他回答娘子为何装病的一番话:“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什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假使连你也带往京里,京里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阵风吹得冻死了,也不好,还是不去的妥当。”生活气息是浓极了,但官方的史家是不会采择进正史的。从“修明经义”的标准看,杜少卿是小说中唯一对经义有所发明的人物,因而也是唯一有资格入高标准的《儒林传》的人物,可是,他的讲经解经,偏偏多有与以朱子为代表的既有理论不相容的新说创见,如他解《溱洧》之诗为“夫妇同游,并非淫乱”,解《女曰鸡鸣》为:“这夫妇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治家之君子。”在儒家经学的思想框架之中,杜少卿填进了有时代特征的对于个性自由平等的追求,这在正史中是绝对不能容其占一席地位的,于是乎有“外史”之作。


鲁编修、高翰林,照理都应是硕儒身分,自在正史《儒林传》褒美之例,而《外史》却着意写他们对于经义的不通。高翰林拘守他的专经,对于《周易》是一片混沌。他反对联系实际来解经,对于八股却推崇备至。他说:“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甚至说:“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八股与经义,并不是对立的,就其本意而言,八股正是以代圣人立言的架势出现,是推行经义的手段。但到了它的末路,却导致了对于经义的窒息,“代圣人立言”的八股,居然连圣人也得加以揣摩,这种荒谬性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鲁编修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鲁编修一流侈谈八股是唯一的学问,而骨子里却是为了追逐功名富贵,其结果必然是学问的毁灭。迟衡山大声疾呼:“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这很能代表吴敬梓的观点,他借迟衡山之口,提出“经史上的礼、乐、兵、农的事”,才是真正的学问,“习学礼乐,成就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是儒者最根本的大事,以此来抒发自己的正面理想。


周进、范进者流,于经艺无所造诣,亦非以文章名家者,甚至连苏轼为何物亦懵然无知,实难归于儒者之林。然此辈毕竟皆由进士进身,且又荣任钦点学道、国子监司业之职,故正史《儒林传》中,也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外史》在处理这类人物的时候,有意识地变换了角度,在取材上,立意上,都还背了正史的套路,着力写他们在进身前的种种屈辱与酸辛,这都是正史所讳言的,而恰是《外史》之为“外史”的价值所在。


周进也好,范进也好,都侥幸地获得了进身的机会;对于大多数儒生来说,这种进身的几率是很小的,这就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外史》第五十六回,或谓系后人所伪托,文中叙御史单飏言上了一个“请旌沉抑之人才”的疏奏,略云:


夫三代之用人,不拘资格,故《兔罝》之野人,《小戎》之女子,皆可以备腹心德音之任;至于后世,始立资格以限制之……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其不得者,抱其沉冤抑塞之气,嘘吸于宇宙间,其生也,或为佯狂,或为迂怪,甚而为幽僻诡异之行;其死也,皆能为妖为厉,为灾为祲,上薄乎日星,下彻乎渊泉,以为百姓之害。此虽诸臣不能自治其性情,自深于学问,亦不得谓非资格之限制有以激之使然也。


这段议论是完全符合吴敬梓作《外史》之命意的。大群因限于资格不得登用的儒生,自然也就毫无资格进入正史《儒林传》之列;但《外史》恰以全力写了一大批各具性情遭际的人物,使我们得以窥见儒林的全貌。


娄府二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每常好发议论,针砭朝政,又厌见京华尘土,算计着只有“归来是”。娄府公子之敢于嫉世傲物,大半要靠他们炫赫家势所带来的优越感;出身寒微的杨执中、权勿用之辈,则只能流为佯狂和迂怪。杨执中是个不明世理的“老阿呆”,“要便袖口里藏了一卷,随处坐着,拿出来看”,亏空了东家的银子,还咬文嚼字,指手划脚的不服;但却有几分骨气,除夕之夜和老妻两个,点了一枝蜡烛,把香炉摩弄了一夜以度饥寒。这样一个住在“三间东倒西歪屋”里的“一个南腔北调人”,正史《儒林传》中是没有他的席位的。


马纯上是一个笃诚君子。他自己科举不顺,却精心选批“历科墨卷持运”,甘愿为他人做铺路石。蘧公孙要在他的选本上添上自己的名字,马纯上正色相拒道:“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自认做趋利。假若把你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资出自先生,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若把先生写在第一名,小弟这数十年虚名,岂不都是假的了?”足见他的本实坦诚。他生活清苦,到蘧公孙家中吃饭,将一大碗烂肉吃得干干净净;听说蘧公孙有难,慷慨地以“深交”相许,把选书得来的九十多两银子通通给了差人,保得蘧公孙平安无事。鲁小姐道:“像这样的才是斯文骨肉朋友,有意气,有肝胆;相与了这样正人君子,也不枉了!”


在这一大群难入《儒林传》的儒生以及形形色色附庸风雅的人们中,《外史》更突出了他们“不能自治其性情,自深于学问”的一面。牛浦之学诗,原为破破俗气,但觉察到写诗竟也可以“同老爷往来,何等荣耀”,遂冒他人之名以招摇;匡超人本是孤寒之士,品性淳朴,一入名利场中,顿变为势利小人。赵学斋、景兰江、支剑锋等斗方名士“自己不能富贵而羡人之富贵,自己无功名而羡人之功名,大则为鸡鸣狗吠之徒,小则受残杯冷炙之苦,人间有个活地狱,正此辈当之,而尤欣欣然自命为名士,岂不悲哉!”卧本这番评语说得真是中肯之极。至于张静斋、严大位辈,忝列衣冠,鱼肉乡民,设局害人,《外史》对他们的藐视,更在他人之上。


在描画这一批良莠参差的“儒者”群像时,《外史》也涉及到什么是学问的问题。以马纯上为代表的一帮人是虔诚地相信八股就是真正的学问,他劝匡超人“总以文章举业为主”,说:“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他甚至劝匡超人“就是生意不好,奉养不周,也不必介意,总以做文章为主。”这种举业至上主义,使许多读书人变成了废物,倪霜峰说他“坏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确是阅历有得者之言。


封建时代的社会结构中,读书人总是占极少数,广大平民百姓只能享受被绝对地摒弃于《儒林传》之外的待遇,对此,似乎从未有人提出过异议。《儒林外史》却冲破了传统的偏见,将武夫、女子、戏子、市民写入《外史》之中,表现了强烈的民主性的思想。


萧云仙乃一千总,却熟读史书。青枫城破敌时,都督皆以为这一带几十里无水草,还能打什么仗?萧云仙却据史书判断这地方水草肥饶,终于获得全胜。破城之后,他又招集流民,兴修水利,植树劝农,倡办学堂,大得民情。杜少卿道:“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若非萧先生有识,安能立此大功!”当半生蹉跎的萧云仙将他的事迹写成《西征小纪》求武书作文作诗,以垂不朽时,武书叹息道:“飞将军数奇,古今来大概如此;老先生这样功劳,至今还屈在卑位;这做诗的事,小弟自是领教。但老先生这一番汗马功劳,限于资格,料是不能载入史册的了,须得几位大手笔,撰述一番,各家文集里传留下去,也不埋没了这半生忠悃。”卧本评曰:“萧云仙在青枫能养能教,又能宣上德而达下情,乃是有体有用之才,而限于资格,卒为困鳞,此作者之所以发愤著书,一吐其不平之鸣也。”吴敬梓大不平于官修正史之“限于资格”而埋没人才,故发愤要以自己的大手笔著为《儒林外史》,来为受到历史的不平待遇的人作传。萧云仙而外之诸多人等,均可作如是观。


紧接萧云仙之后,《外史》写了沈琼枝这一特异女子的形象。沈琼枝误作盐商之妾,逃了出来,不归故乡,却向南京这一名士荟萃之地,挂牌写扇作诗以过日子,遂引得社会的刮目。她说:“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倡,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唯独杜少卿赞扬她:“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卧本评曰:“云仙,豪杰也;琼枝,亦豪杰也。云仙之屈处于下门,琼枝之陷身于伧父,境虽不同,而其歌泣之情怀则一。作者直欲收两副泪眼而作同声之一哭矣。”的是确评。


戏子鲍文卿,不是儒林中人,却深懂爱惜人才。安东县知县向鼎为相与做诗文之人,被上司以“昏庸不识”的罪名访闻参处,按察门下的鲍文卿为之求情道:“这位老爷小的也不曾认得,但自从七八岁学戏,在师父手里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这老爷是个大才子,大名士,如今二十多年了,才做得一个知县,好不可怜。如今又要因这事参处了。况他这件事也还是敬重斯文的意思,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爷免了他的参处罢。”读来令人酸鼻。鲍文卿的好处更在有恩不恃恩,向鼎谢他的五百两银子,他一厘也不受;在向鼎手下一年多,并不曾说过半个字的人情。他的信念是:“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鲍文卿死后,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向鼎恸哭一场,上了一炷香,作了四个揖,为之题了“皇明义民”的铭旌,给他以那个时代最堂皇的定评。卧本评曰:


鲍文卿之做戏子,乃其祖父相传之世业。文卿混迹戏行中而矫矫自好,不愧其为端人正士,虽做戏子何伤?天下何尝不有士大夫而身为戏子之所为者,则名儒而实戏也。今文卿居然一戏子而实不愧于士大夫之列,则名戏而实儒也。《南华》云: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


鲍文卿不是儒林中人,但他之为端人正士,实远胜乎儒林中人之上,《外史》直以贤人君子待之,用意良深。


对于市井中人,《外史》也一再表述了很深的敬重之心。金有余等生意之客,以“君子成人之美”的胸怀,慷慨献金给周进捐监进场;“牛、卜二老者,乃不识字之穷人也,其为人之恳挚,交友之肫诚,反出识字有钱者之上。作者于此等处所加意描写,其寄托良深矣”(卧本回评)。


吴敬梓并不反对市井细民学诗作文,他反对的是“只从相与老爷上起见”,为做“名士”而去学诗作文。景兰江在店中,手里拿着一个刷子刷头巾,口里还哼着“清明时节雨纷纷”,受到作者的讪笑;但裁缝荆元,余下工夫就弹琴写字,极喜作诗,作者却备加誉扬,以“奇人”称之。荆元说:


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这段表白,堪称市井细民藐视功名富贵,要和儒林中人分享文化的宣言书。吴敬梓把“四客”作为《外史》的结尾,且说:“看官,难道自今以后,就没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么?”吴敬梓要把正史所不收的市井间的“贤人君子”写进自己的《外史》,以寄托自己朦胧的希望,这是很了不起的。


自司马迁创正史《儒林传》体例始,到吴敬梓的时代,已经一千八百多年。正统的史学家,自有他们一贯的标准,这就是“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辅教传后者”(《元史·儒学传》)入《儒林传》。这样,就注定以“可以辅教传后”为由,掩盖了彬彬文士肮脏腐朽的一面,又以“卓然成名”为由,抹煞了无数确有真才实学的志士仁人,造就了历史的瞒和骗。


《儒林外史》对于社会信息的吸收、筛选和运用,与正史遵循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当然,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并不自《儒林外史》始,它们的路子也不与正史《儒林传》同。但在吴敬梓之前,这类小说一般都是走的“才子佳人”的路子。有知识就是有才,有才就可以做官,就可与佳人配为佳偶,这是大致的俗套。《外史》在创作过程中,对这种俗套作了清醒的抵制。书中写季苇萧大谈“才子佳人,及时行乐”,不惟自己一房两房,又劝杜慎卿、杜少卿娶一个“标致如君”,遭到了杜少卿的反驳,说:“岂不闻晏子云:今虽老而丑,我固及见姣且好也。况且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鲁小姐制义难新郎,写了一个精于举业的大煞风景的女性,简直就是做的“苏小妹三难新郎”一类才子佳人故事的翻案文章。沈琼枝的故事,弄得不好是极易堕入恶趣的,但正如卧本所评:“名士忽风流,带出一分脂粉气,然绝不向绮罗丛中细写其柔筋脆骨也。想英姿飒爽,自是作者本来面目,故化作女儿身为大千说法耶。”吴敬梓绝不向绮罗丛中细写柔筋脆骨,固与他的气质秉赋有关,更与他著《外史》的命意、旨趣密切相连。巴尔扎克说过“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人间喜剧〉前言》,《西方文论选》下,第168页)比巴尔扎克几乎早了一个世纪的吴敬梓,是否也认识到社会本身就是历史家, 作家则是它的书记这样的道理呢?我以为是的。吴敬梓称他的杰作为“外史”,意味着他十分明确地树立了一个目标,即写出被“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岂但是“忘记”,甚至是有意识地遗漏、回避了的那部历史。巴尔扎克又说:“读者如果能够正确地了解这部作品的意义,就会承认我对于经久的、日常的、隐秘或明显的事实,个人生活的行为,它们的起因和它们的原则的重视,同到现在为止历史家对各民族公共生活的重视一样。”(《西方文论选》下,第175页。)《儒林外史》所重视的, 也正是一切官方正史所迥避或遗漏了的有关儒林的“经久的、日常的、隐秘或明显的事实,个人生活的行为”,唯其如此,“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中国小说史略》)。就单个人物来说,《外史》所作之传,比起《儒林传》来,更显出那是一个活的全人;就整个时代来说,《外史》则概括了多层次的社会结构,触及了由不同层次所组成的儒林群,并且旁及各色职业的社会人等,它包含了比正史更多的信息量,从而更能显出一个时代的全貌和本质来。总之,这样一部史外之史,传外之传,构成了一幅概括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画图,一幅比任何正史都来得真实、完整和深刻的历史画图。这就使得《儒林外史》无论在认识角度还是审美角度上,都获得了正史所无法比拟的价值。



闲斋老人于乾隆元年(1736)作《儒林外史序》说:“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同治十二年(1874惺园退士作《儒林外史序》,也说“余惟是书,善善恶恶,不背圣训”,都谈到了构成《儒林外史》思想内容的两个侧面。而目下流行的只强调《外史》批判讽刺的一面的观点,殊失吴敬梓之本意,亦与作品的全部实际存在不符。


如前所述,《儒林外史》从体例上讲,是正史《儒林传》的变异,它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由一系列儒林人物(广义的)的传记连缀而成,根据人物在书中的地位和所占篇幅,可以划分为下列三十篇列传:


第一篇 王冕传(一回)危素附


第二篇 周进传(二—三回)梅玖、魏好古附


第三篇 范进传(三—四回)张静斋、汤奉附


第四篇 严大位兄弟传(四—六回)王德、王仁附


第五篇 王惠传(七—八回)荀玫、蘧佑、蘧景玉附


第六篇 蘧駪夫传(八—十四回)鲁翰林、鲁小姐附


第七篇 娄琫先兄弟传(八—十二回)


第八篇 杨执中传(九—十三回)权勿用附


第九篇 马纯上传(十三—十五回)


第十篇 匡超人传(十五回—二○回)李本瑛附


第十一篇 杭城名士传(十七—十八回)


第十二篇 牛布衣传(二○回)


第十三篇 牛浦传(二一—二四回)牛玉圃附


第十四篇 鲍文卿父子传(二四—二八回)向鼎、倪霜峰附


第十五篇 季苇萧传(二七—二九回季)季恬逸等附


第十六篇 杜慎卿传(二九—三○回)


第十七篇 杜少卿传(三一——三三回)


第十八篇 迟衡山传(三三回)卢华士附


第十九篇 庄绍光传(三四—三五回)卢信候附


第二十篇 虞育德传(三六—三七回)武书、储信、伊昭附


第二十一篇 郭孝子传(三七—三八回)尤扶徕附


第二十二篇 萧云仙传(三九—四○回)


第二十三篇 沈琼枝传(四○—四一回)庄濯江附


第二十四篇 汤奉父子传(四二—四六回)


第二十五篇 余特兄弟传(四四—四八回)王玉辉附


第二十六篇 虞华轩传(四六—四八回)


第二十七篇 高翰林传(四九回)施御史、秦中书附


第二十八篇 凤呜岐传(四九—五二回)


第二十九篇 陈木南传(五三—五四回)陈和尚附


第三十篇 市井奇人传(五五回)


一部《儒林外史》,大体上就由这样三十篇列传连缀而成。三十篇列传的传主,除一首一尾的王冕、市井四客为《外史》所极度推崇外,第二十四回下半回起的十六篇列传中,唯第十五篇《季苇萧传》和第二十七篇《高翰林传》传主系具否定因素的人物,其馀大抵皆为正面形象,对此大约没有多少争议。而第二回到第二十四回上半回的十二篇列传的传主,实际上也只有第四篇《严大位兄弟传》和第三篇所附之《张静斋传》的传主为作者所深恶痛绝,其馀人物都有比较复亲的情况,不能一概斥之为“反面人物”。


就以周进、范进这二位来说,他们是那个社会里备受凌辱、饱含酸辛的人物。他们身上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否定性因素,但整个来讲,应该从根本上否定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生活的那一个社会现实。周进之为人诟病,主要是由于他在贡院里撞号板,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于是博得了“举业迷”的恶谥,至今抬头不得。如若我们仔细品味一下客人的疑问:“周客人有什么心事?为什到了这里,这等大哭起来?”就会发觉问题远没有那样简单。马斯罗在其现代行为科学的代表作《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理论》中,提出了关于“人类需要层次理论”,他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安全、社交、自尊、自我成就五个层次,前两个是低级的需要、从外部使人得到满足,后三个是高级的需要、从内部使人得到满足。薛家集的孩子要读书,请来了六十多岁还不曾中过学的周进当先生。这周进头戴毡帽,身穿破直裰,脚下一只旧鞋,又是吃了长斋,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就当了一饭:生理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虽低,对周进来说,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不安。呆头呆脑的周进,不会奉承,因此安身不牢,失却了馆,日食艰难,只得屈就买卖行中记账人,“瘫子掉在井里,捞起来也是坐”,为了生存,周进仿佛也没有多少苦痛地应允了。及至闲着无事,用了几个小钱随工匠进贡院,看到相公们进的“龙门”,周进倒出人意料地“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这一撞正是长期积郁于周进心底的高级层次的需要不能满足的愤懑突然迸发的结果。作为一个活人,周进难道没有社交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成就的需要吗?由着梅玖这样一个在庠的后生当着众人将花白胡子的“小友”比作妾般的嘲弄,举人王惠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让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般的作贱,甚至夏总甲这帮“意气扬扬,欣欣自得”(卧本回评)的土皇帝的侮慢,以“正身以俟时”自命的周进看来是忍了,但他隐忍得越深,那种对于高级层次需要的渴求就蓄积的越厚,一有机会,就会势不可遏地迸发出来。作者在描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充满了同情和不平之心,绝没有什么讽刺之意可言。更应该看到,当“才学是有的,无奈时运不济”的周进,由于得客人仗义,纳监进场,巍然高中,荣任钦点广东学道时,心中便发愿道:“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精神境界还是很高尚的。临考时,他看到衣服朽烂、冻得乞乞缩缩的范进上来交卷,又“看看自己身上,绯袍金带,何等辉煌”,这种心理状态,也十分难得。《外史》写周进阅卷的情形道:


那时天色尚早,并无童生交卷。周学道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什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里又想道:“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正要再看看,却有一个童生来交卷……又取过范进卷子来看,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向被当作反面文字,据说是讽刺了周进之衡文全无定准。实际上,周进立志拔真才,也怜范进的苦志,并没有因此掠光浮影,草草一过即大卖人情。再说范进文思敏捷,放头牌就交了卷,他的文章也许写得有点不拘旧格,故乍以平常眼光视之,自在被斥之列;难得周进再三细细揣摩,方才见出文章的好处。这类描写,符合衡文的规律,完全出诸正笔,并无讽刺之意可言。


相形之下,范进虽不至于落到周进那种寄人篱下的境地,但因为穷,在略微有些“体面”的丈人面前,范进完全失去了精神上的优势,甘愿受他奚落。当饿了三天、抱着母鸡在集上卖的范进,突然听到中举的喜讯,长期压抑在心底的自尊、自我成就的高级需要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满足,范进疯了。这同写周进的撞号板,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的笔是带着同情的。否定范进的理由,除中举发疯外,说得最多的就是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这么一件小事。此说最早起于鲁迅“范进家本寒微,以乡试中式暴发,旋丁母忧,翼翼尽礼,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中国小说史略》)之说,诸家从之而不违。按范进因母亲安葬大事,银钱不敷,张静斋撺掇他去高要县汤奉处打秋风:“礼有经,亦有权,想没有什么行不得处”;范进虽丁母忧,然汤奉是老师,故拜见时还得穿上吉服,于礼不为违制;吃饭时不用银镶杯箸,换了磁杯象牙箸,还不肯举,直到换了竹子的来方才罢了,已有论者引《永宪录》“饮酒止磁其杯,食肉止木其筷”的记载,证明当时古礼对于居丧的严格要求已很难做到。再说范进要尽礼,也不能不看环境的许可程度,在老师的席上,他可以要求更换杯箸,却不能要求重新备办素酒,——那也是很失礼的,既然如此,在那桌荤酒席上,虾圆子算是最为清淡的了,范进在贵重的燕窝中只拣了一个比较清淡的虾圆,表明他还是能够节制尽礼,而没有大鱼大肉的享用,“情伪”云云,实难服人。况且单单抓住这么一件琐事,就把一个人全部否定,实是说不过去的。


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寒微之士杨执中,被说成是“假名士”,也是欠斟酌的。杨执中当初无意中补得一个廪,乡试过十六七次,并不能挂名榜末,垂老选得沭阳县正堂这样一个教官,“又要去递手本,行庭参,自觉腰胯硬了,做不来这样的事”,力辞了患病不去。为生计所迫,无奈做了盐店管事,因只顾出外闲游,垂帘看书,亏空了七百多银子,被盐店告了官府,拿到监里褫革追比。处此逆境,杨执中仍执拗着不肯屈服,除夕之夜,开小押的汪家店里算定他节下没有柴米,要出二十四两银子买他心爱的香炉,杨执中严辞拒绝,“和老妻两个,点了一枝蜡烛,把这炉摩弄了一夜,就过了年”。这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是十分感人的。杨执中性格中还有另一个侧面,即极肯相与贫苦的人,看坟的邹吉甫称许他“为人忠直不过”,卖菱的小孩子也说他是个“和气不过的人”。杨执中之为论者所讥,主要是他在素纸上抄了元人吕思诚“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的诗句,难逃“抄袭”“矫饰”之嫌。其实,借古人诗句以抒怀,乃平常之事;杨执中“草”元人诗句于素纸上,又信手丢给卖菱孩童,又何以见得是沽名窃誉?另外,杨执中既受娄府二公子厚待,又推荐权勿用道:“二位先生这样礼贤好士,如小弟何足道;我有个朋友,在萧山县里住,这人真有经天纬地之才,空古绝今之学,真乃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他的引荐容有失当,但还是出于一片好心。至于权勿用,又不会种田,又不会做生意,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也不曾取,听了杨执中“天文地理,经纶匡济”的话,从此不应考了,要做一个“高人”,弄得学生也不来了,这是一个畸形人物,却不好说是一个坏人,所谓“奸拐尼姑”,则纯系诬告,后来不是昭雪了吗?


马纯上补廪二十四年,科场不利,他的心境却异常宁静,原因就在于他找到了满足自己作为人的几乎所有层次需要的事业。他为书坊选书,有百十两束修可得;选书知名,便有学里朋友来拜:“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才为有益”。考试制度,可以影响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养成普遍的社会心理。马纯上对举业的虔敬,不应该受到苛责;他的事业将要速朽,而他的精神,却不无可爱可钦。论者或谓匡超人之堕落,马纯上难逃其咎,亦未免不公。卧闲草堂本回评说得好:“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不至斗然变为势利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赵诸公,虽欲不趋于势利,宁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又有论者以为游西湖一段乃对马纯上迂腐灵魂的揭露,如果我们想到,马纯上的束修已为救蘧酰夫全数耗去,看到酒店里的羊肉、蹄子、海参、糟鸭、鲜鱼,喉咙里咽唾沫,那是因为口袋里没了钱,那么,就决不会觉着其中有什么批判讽刺的含义。他是选家,到了书店当然要关心自己批选的书是否“行时”;他是处州人,跑到外地免不了买一点家乡出产的处片,这都是人情之常。游西湖时只顾在人窝里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正是为了表现这个憨厚的外地人的心地。祭泰伯祠这样的盛典,《外史》径让马纯上充任“三献”,推崇之意,至为显然。


出身显贵的娄府二公子,向被论者视为冒充高人雅士猎取虚名的角色,这也颇有点冤枉。二娄因科名蹭蹬,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每到酒酣耳热,便要议论时政,但他们对贫贱百姓,却颇能平等相待。如对看坟的邹吉甫就比较尊重,吃饭时还扯他同坐;闻知杨执中被守钱奴凌虐,更是怒发冲冠,全力相救。杨执中出狱后并不来谢,二娄不但不责怪,反想到“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的古训,三顾草庐以相访;杨执中荐权勿用,二娄即把亭子换上“潜亭”的匾,以示等潜斋来住的意思,这种“以朋友为性命,迎之致敬以有礼”(卧本回评)的行为,都是出自挚诚,而无造作之意。即便权勿用因所谓“奸拐尼姑”案被萧山县拿办,二娄亦“不肯改常,说了些不平的话,又奉了两杯别酒,取出两封银子送作盘缠”,送出大门,打躬而别,都可见出厚道。蘧駪夫出自宦门,祖、父二辈,俱是襟怀高旷的正人君子。道遇穷途之王惠,即将二百两银子尽数相赠,蘧佑闻之,赞他“可谓汝父之肖子”。蘧酰夫刊刻《高青邱诗话》,写上“嘉兴蘧来旬駪夫氏补辑”,固有好名之弊,但毕意没有抹去高季迪的名字,与牛浦之冒牛布衣之名完全不同,且把海内孤本刊布于世,也是一件好事。


还有,汤奉、王惠历来被论者作为贪官加以抨击,这也非持平之论。朝廷禁宰耕牛,本为保护农业生产,汤奉虽亦回教,却能身体力行,连衙门里也没得牛肉吃;几个教亲备了五十斤牛肉来行贿,求他“瞒上不瞒下”,汤奉予以责罚,本属守正廉明之举。唯把牛肉堆在枷上示众,确乎罚不当罪,然以此称他为“贪官”,倒不如称为“酷吏”更为恰当。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对于“酷烈为声”之吏,司马迁并不一概否定。汤奉之可议,是在求名的动机下,忒孟浪而过当。另外,从汤奉审理王小二与黄梦统告严大位案看,还是严辞斥责严大位道:“一个做贡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乡里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其实可恶!”实际上是保护了弱者。王惠当了南昌太守,“钉了一把头号的库戥,把房书办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馀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是头号板子,把两根板子拿到内衙上秤,较了一轻一重,都写了暗号在上面,出来坐堂之时,吩咐叫用大板,皂隶若取那轻的,就知他得了钱了,就取的那重板子打皂隶。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王惠以“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认真”的态度来理政,为了杜绝衙役之弊,他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也只能称为酷吏。


匡超人和牛浦,是两个堕落的青年,在他们传记的前半,作者极写他们的尽孝和苦读,又通过对他们堕落轨迹的描写,在对促使他们堕落的环境痛加抨击的同时,也对他们的肮脏灵魂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但是,就在他们的传记中,作者也没有忘记增添若干的亮色。乐清知县李本瑛深夜听到匡超人读书,叹息道:“这样乡村地面,夜深时分,还有人苦功读书,实为可敬!”当他得知匡超人是孤寒之士,又是孝子,竟发帖子拜那“不是个秀才,也不是个童生,只是个小本生意人”的匡超人,这在那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当李本瑛受诬罢官时,乐清百姓鸣锣罢市,围住了摘印的官,要夺回印信,证明这样的好官,还是深得百姓拥戴的。安东知县向鼎,是个大才子、大名士,戏子们唱的,就是他做的曲子。向鼎不迷信轮回之说,敬重诗人文士,公然赞扬“老梨园脚色”鲍文卿“颇颇多君子之行”,说那些中进士,做翰林的,都不如这“生意是贱业”的鲍文卿。这是一个很有胆识的杰出人物。


通过上面简略的剖析,大部分所谓“反面人物”,都不过在于他们不是完人,但正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和缺陷,有种种性格上的复杂性,他们才是真实的、可信的活人。把他们性格中的某一侧面夸大,抹煞他们的总的基本特质,这种简单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总计全书三十篇列传,作品予以肯定的,计十六篇,占53.3%; 表示同情或褒中有贬的,计七篇,占23.3%;惋惜其堕落的,计二篇,占6.6%;表示厌恶的,计四篇,占13.3%;深恶痛绝的唯《严大位传》一篇,占3.3%。由此可见,《儒林外史》不像某些人所断言的那样:“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缺名笔记》),是一堆人和事的杂乱无章的堆积和凑合,而是一部按照一定的善善恶恶的规律精心构思的有机的文学作品,《儒林外史》的整体构思,是以写善开始,又以写善结束;中间的部分,也是以善为主导,恶只居于从属的地位。《外史》第五十五回在收束市井奇人的事迹之后写道:“看官:难道自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使》的么?但是他不曾在朝廷这一番旌扬之列,我也就不说了。”吴敬梓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入得他的《儒林外史》的,主要就是“贤人君子”么?


那么,为什么论者会误把《儒林外史》看作是纯粹讽刺批判的作品呢?这除了忽略了从整体着眼,把部分夸大到不适当地步的原因之外,还由于没有看到《儒林外史》善善恶恶的不同层次的缘故。对善的旌扬和对恶的鞭笞,构成了《儒林外史》思想倾向的两极;在这尖锐对立的两极之间的广阔他带,则有一系列由不同程度的褒贬是非所构成的层次。居于作品最高层次的是:本身为至善之人,而所为又皆尽善之事者。第一回楔子“借名流隐括全文”,点出王冕就是“隐括全文”的所要旌扬的至善的代表。概括起来,王冕之所以为善,表现在文、行两端:文则“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行则“不求官爵”,不惧势要。尾声“添四客述往思来”,那四位市井奇人,亦复如是,文则读书识字,做诗弹琴;行则“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故也是至善的代表。这里,必须消除这样的误会,仿佛《儒林外史》只推崇高傲的隐士,而无条件地反对一切科举功名。须知,居于作品最高层次的,还有另一类型的人物,这就是以虞育德为代表的“真儒”。虞育德的好处在处人处事的率真,应了考,做了官,依然襟怀冲淡,是“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恬淡无为,难进易退,虽已“出身”,仍与退处无别,故其堪为高人雅士。这里,又必须消除另一个误会,仿佛《儒林外史》就一概反对一切积极用世的举止,所谓“文行出处”,就包含了“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这样两个方面。千总萧云仙本为一武夫,却熟读史书,引经据典,力辩都督之非,乃不失战机,取得椅儿山之战的全胜。破城之后,萧云仙又招集流民,恢复生产;百姓日子有的过了,他又办起学堂,提倡读书,对开发边疆作了积极贡献。在《儒林外史》的善善恶恶中,同样居于最高的层次。


庄绍光和杜少卿是与虞育德同一层次的人物,他们都有辞去朝廷徵辟的事迹,故皆为真名士。但细细较之,亦有轩轾。杜少卿以托病相拒,玩弄知县于股掌之上,任情率性之意可掬;庄绍光却闻旨即行,为是“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如果不是头巾里的蝎子作祟,使他朝见时不能奏对,庄绍光说不定已经做了大官去行他的“道”了。还有,他恃着钦赐的玄武湖大做其世外神仙,还自夸“不像杜少卿要把尊?带了清凉山去看花”,倒反足以见出他大大弗如之处。


居于作品第二层次的是:本身虽善而所为之事却不尽善者。杜慎卿向被当作“反面人物”,但古人的品评却不尽同,如说“慎卿少卿俱是豪华公子,然两人自是不同,慎卿纯是一团豪爽气,少卿却是一个呆串皮”(卧本回评),从守业的角度看,此议也不无道理。作品赞杜慎卿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是江南数一数二的才子,他评萧金炫春游诗时的倜傥风姿,顿形出萧金铉辈的龌龊。“逞风流高会莫愁湖”,大约可以算是最早的一次群众性评选最佳演员的活动,致令海内都传雅韵。但在对待所谓“才子佳人,正当及时行乐”的问题上,杜慎卿言行不一,以致神乐观为季苇萧所戏弄,较之杜少卿严辞抨击纳妾,宣扬夫妻之间忠贞的感情,相去不啻天壤。


娄府二公子的境况与杜府二公子相近,他们嫉世傲物,凭恃的也还是祖上的余威。他们激成一肚子牢骚不平,是因为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之故,这就与杜少卿之豪爽气性有别。二娄之“以朋友为性命,迎之致敬以有礼”,比杜少卿之被无赖糊里糊涂地骗光了家业似略胜一筹,但仍免不了陷入空想与现实的矛盾,落得一场扫兴的结局。


杨执中、权勿用就其社会地位来说,与王冕、荆元实相差无几,杨执中之倔拗,权勿用之不合时宜,本来都无害于其之善,然而他们不及王冕、荆元之处在于,没有自己“寻饭吃的本事,又不会种田,又不会做生意,成了个不中用的货”,只得在村坊上骗人过日子,为了区区五百文也会弄得朋友反目,他们的“处”,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真儒的。


那些“出”而为王佐者,也有不同的层次。蘧佑在任上数年,布衣蔬食,“衙门里只闻得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他讼简刑清,“务在安辑,与民休息”,绝不耐烦去搜剔利薮,不失为一个好官。同官知县尤扶徕,同情军犯之妻,赠俸金五十两,又取一块白绫,苦苦切切做了一篇文,吩咐差人遇州遇县送与地方官看,一个个赠以银两,直把这军妻送回广东。这种关心民众疾苦的善举,较之“无为而治”,又似略高一筹。至于王惠、汤奉,“替朝廷办事”,认真之极,然未免过于苛刻,殊失宽厚之旨。


居于作品第三层次的是:人虽可厌可憎而所为之事又非尽为大恶者。居上位者如鲁编修,身在江湖,心悬魏阙,是个俗气不过的人,弄得鲁小姐也成了个精于举业的俗女子,但终究不算大恶之人;居下流者如景兰江、赵雪斋,“自己不能富贵而羡人之富贵,自己绝无功名而羡人之功名”(卧本回评),故附庸风雅,滥充名士,甚为可厌可恶,但景兰江因做诗,把头巾店的本钱弄得精光,支剑锋因诗会进城晚了,被官府一条链子锁了,又显得可怜可悲。


居于作品最下层次的是:本身即为至恶之人,所为又皆尽大恶之事者。严大位忝列衣冠,为富不仁,敲榨欺骗,坏事做尽,堪称不齿人类的狗屎堆。这一层次中的人也略有差别。如严大育,他的悭吝被写得入木三分,然又懦弱本分,与乃兄相比,略为胜之。又如张静斋,“没脊的事”做得很多,对范进的慷慨大方,还算难得。


构成《儒林外史》的大体上就是这样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善善恶恶,态度鲜明,但又难以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这固然是社会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所致,也同作者“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的写作态度有关。另外,作者还写了匡超人、牛浦这两个由善到恶的典型,更使不同层次的联系得到了沟通。不能把握《儒林外史》整体构成的层次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把某一层次夸大为整体,这就是在《儒林外史》的评价上发生失误的主要原因。


《儒林外史》善善恶恶的整体构成,还体现在善与恶对立统一关系的辩证处理上。一方面,作品处处把恶作为善的对立物来加以表现,善与恶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讲究文行出处的王冕、荆元、虞育德、杜少卿,与不讲究文行出处的严大位、张静斋、鲁编修、高翰林,无疑是鲜明的对照。另一方面,作品又深刻地揭示了善之为善与恶之为恶的内在联系。


王冕因为听了母亲“不要做官”的遗言,故终为真人,匡超人则因为违背了父亲“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的嘱咐,添出一肚子的势利见识,改变了小时的心事;荆元也爱吟诗弹琴,但决不轻视自己裁缝的“贱行”,故为贤人君子之属,景兰江看不起自己头巾店生意,为巴结富贵之人而去硬凑词章,故弄得文行皆失;张铁臂武艺不凡,但心术不正,见利而忘义,凤鸣岐敢为他人排难解纷,只为自己的“高兴”,绝不图人报,真假侠义判然分明……《外史》不仅写出了善,写出了恶,而且写出了作者的褒贬与评价,善善恶恶的统 一,集中反映了作者社会观与伦理观的统一。《外史》极写儒林中人之升沉荣辱, 喜怒哀愁,还他们被正统官史《儒林传》掩盖或回避了的本来面目,显示他们灵魂的高下兰臭;同时,试图通过全面地表现世相——即有关知识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的总和,取得文学兴观、群、怨的社会功效。《儒林外史》抑恶扬善的宗旨,概括起来,可以包括两个方面:对知识分子个人来说,就是提倡“自治其性情,自深于学问”,从而做到“处则不失为其儒,出则可以为王佐”,也就是作品一再强调的“文行出处”;对社会来说,就是主张不要选拔人才的标准定得太窄太死,更不要资格限人,致使不得其志者抱其沉冤抑塞之气。这些意见,就在今天看来,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1984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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