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谋食”与“谋道”

——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儒林外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6 次 更新时间:2019-07-26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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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  

内容提要:在人文经济学的视野下考察《儒林外史》,“谋食”与“谋道”构成了两个互相依存的角度。是否有能力以正当的方式“谋食”,这是《儒林外史》区别“贤人”、准“贤人”或缺少尊严者的尺度之一;而对那些有能力以正当方式“谋食”的读书人,《儒林外史》则以是否有志于“谋道”作为臧否的基本依据。《儒林外史》就“谋食”与“谋道”展开的描写和思考,较之孔子和朱熹的见解,包含了更多近代意味。在“谋食”与“谋道”两种视角之下,可以更充分地观察到《儒林外史》的深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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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食”与“谋道”曾被早期儒家当作不能相提并论的两个人生取向。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毫不含糊地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①朱熹解释说:“耕所以谋食,而未必得食。学所以谋道,而禄在其中。然其学也,忧不得乎道而已;非为忧贫之故,而欲为是以得禄也。”②在孔子和朱熹看来,“谋道”是崇高的,重要的,只要“谋”得了“道”,“食”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而如果仅仅着眼于“谋食”,最终不仅不能得“道”,连“食”的问题也解决不好。所以,“谋食”不应该成为“君子”关注的事项。

在中国古代的小说名著中,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向被认为充分表达了儒家的价值关切。只是在大体承认这一判断的前提下,本文要着重指出的是:《儒林外史》也对早期儒家的若干理念做出了意味深长的调整或补充,小说就“谋食”与“谋道”展开的描写和思考,较之孔子和朱熹的见解,包含了更多近代意味。吴敬梓把“谋食”视为“谋道”的前提,把“谋道”视为“谋食”的升华,视“谋食”为人生要务,视“谋道”为人生归属,既有经济视角,又有人文视角,已经有了几分人文经济学的意味。

人文经济学的特点有三。其一,它是不用数学的经济学。回归日常生活,用生活语言而不是数学方程式来说明经济学的规律或道理,是它的特点和魅力所在。其二,它是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较之数理经济学只讲效率,而不讲财富分配的平等,人文经济学不仅在考虑效率的同时考虑公平,而且把分配的公平性作为更高的追求目标。其三,它是跨学科的经济学。人文经济学不以纯粹的逻辑推演见长,而是融合了社会学、政治学、史学、伦理学、文学等方法的经济学研究。在人文经济学的视野下考察《儒林外史》,可以对这部名著的深湛之处获得新的体悟。


一、吴敬梓何以视“谋食”为读书人的人生要务


“谋食”是读书人的人生要务,吴敬梓对这一命题的强调,与明清时代读书人的生存状况有关。拿春秋时代、宋代与明清对比,有助于理清这一命题所依存的政治经济背景。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西周确立的封邦建国制度摇摇欲坠,其典型表征是,凭借血统获得诸侯、卿、大夫身份的群体,整体上越来越缺少国家管理能力,以致孟子感叹“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③。孟子所说的“孤臣孽子”,特指“远臣”“庶子”,他们在血缘关系上与天子、诸侯较为疏远,必须靠自己的德行与能力才能在社会上获得立足之地,也正因为必须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磨砺自己,所以他们才德过人,足以承担天下“大任”。这里,孟子没有说出的潜台词是,那些不需要奋斗就天然拥有国家权力的“近臣”或“嫡长子”,他们在能力和德行上的弱化乃是普遍现象,虽然也有个别例外。孔子和他的那些弟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对于他们来说,只要具备了以“道”管理国家的能力,通常都可以获得高官厚禄。

当然,这不是说,一个“谋道”的“君子”,从来不会遭受“谋食”的窘迫。实际上,这种情形在所难免。所以,在“君子忧道不忧贫”之外,孔子还有个补充的说法:“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④君子当然也有衣食窘迫的时候,但不会因衣食的窘迫而放弃操守;小人一旦置身于窘迫的境地,就会抱怨和胡来。孔子表扬颜回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道之心,也是基于同样的理念。

从孔门弟子的经历可以看出,“谋道”的同时也就解决了“谋食”的问题,这是一个概率意义上的常态;“谋道”的同时也会衣食不丰甚或短衣少食,这样的情形虽也时有发生,却不足以改变概率或常态。既然“谋道”者易于“谋食”,也就不必把“谋食”当作人生的重要问题单列出来;需要把“谋食”单列的是不“谋道”的人,他们生活的重心就是解决衣食之需。这样的人,如果得不到“谋道”者的体恤和关切,往往不免于饥寒,所以孔子说:“耕也馁在其中。”

朱熹所生活的宋代,“君子谋道不谋食”的理念依然得到读书人的普遍认同。

科举制度创始于隋,而在唐代开始大规模实行。在唐代社会中,社会精英来自于两个不同的阶层。一个是从六朝沿袭下来的门阀士族,他们不需要经过科举考试这道门槛,仅仅倚仗他们的门第和基于门第的特殊教养,就不难“身居要路津”。另一个是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的读书人,他们既要与同样出身的士子竞争,又要与门阀子弟竞争,而在后一种竞争中,因缺少相应的社会资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唐代那些出身于普通家庭的读书人,身居显位的极少,像李白这样的“诗仙”,杜甫这样的“诗圣”,也不过“待诏翰林”,或者做个“左拾遗”而已。

宋代是一个没有了门阀士族的时代,那些贵族在五代的战乱中被扫荡无余。国家权力向科举考试的成功者敞开了大门。所以,宋代出身于普通家庭的读书人,身居高位的比例比唐代高出许多。我们所熟知的杨亿、晏殊、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范成大等政要,都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唐代文人经常向达官贵人寻求生活资助,而宋代文人通常耻于干谒。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宋代读书人的总体生活状况比唐代好出许多,“谋食”的需求未成为普遍现象。

明清时代的读书人,尤其是明代中期以降的读书人,就没有宋代读书人那么幸运了。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读书人的数量迅速膨胀,而国家提供的进士、举人名额,虽有少许增加,却相当有限。因为这些名额对应的是国家税收可以承受的编制,是不能够随意浮动的。所以,明代中叶以后,数以十万计的生员,有机会考上举人的,比例极低,连出贡也难度极大。据黄儒炳《续南雍志》卷三《事纪》:隆庆年间,两京国子监生中举的比例,也才三十分之一。各省乡试,生员的中举比例就更低了。在这种背景下,读书人中出现了两种相互关联的情形:一是不少读书人选择了经商之路,一是许多经商的读书人热心于公益事业。之所以选择经商之路,是因为那些未能中举的生员(秀才),这样才可以较好地解决衣食之需;之所以热心于公益事业,是因为这些“弃儒入贾”的读书人,依然信奉儒家伦理。⑤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写于读书人的生存状况已迥异于春秋时代和宋代的境况之下。稍早于《儒林外史》,清初那部大名鼎鼎的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其中就有这样一段议论:

圣贤千言万语,叫那读书人安贫乐道……我想说这样话的圣贤,毕竟自己处的地位也还挨的过得日子,所以安得贫,乐得道。……倒还是后来的人说得平易,道是“学必先于治生”。⑥

《醒世姻缘传》所谓“后来的人”,指的是别号鲁斋的元代大儒许衡。“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⑦,就见于他的《鲁斋遗书》卷十三《通鉴》。

所谓“治生尤切于读书”,“其立论依据,说穿了至为浅显:读书人必须在经济上有基本的保证,才能完成赡养老人、抚养后代的起码的人生责任,才能维护个体的人格尊严和独立。否则,一切高论只是空谈”⑧。《儒林外史》视“谋食”为读书人的要务,缘由在此。


二、从“谋食”的角度看《儒林外史》中的读书人


一个读书人是否有能力以正当的方式“谋食”,这是《儒林外史》区别“贤人”、准“贤人”或缺少尊严者的尺度之一。

《儒林外史》中的“贤人”,如“说楔子敷陈大义”中的王冕,小说主体部分的虞育德、庄绍光,构成了一个形象系列。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都能以正当的方式让一家人“不愁衣食”。比如,王冕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是替人作画。⑨庄绍光因其“征君”的身份,皇上把玄武湖当做礼物送给他,而玄武湖就是庄绍光的衣食之源。⑩

虞育德是《儒林外史》主体部分最为重要的“贤人”,有关他“谋食”的叙写格外充分,也格外有意义。(11)为了“谋食”,虞育德接受祁太公的建议,学过看风水(“地理”),学过算命,学过挑选黄道吉日(“选择”)。后来,同样与祁太公的建议有关,虞育德读书应考,考上了秀才(“进了学”)。有意味的是,《儒林外史》中的王仁,一个心地灰暗的廪生,说到读书,用的是这样的口气:“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12)而人品一流的虞育德,却坦率表明,他之所以读书应考,是因为做了秀才,作私塾老师的机会就多一些,收入也会增加,家庭的经济来源更有保障。“谋食”本身就是理由,不需要拿“谋道”来为它辩护。

《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的一个细节,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一位庄农为生活所迫,投水自杀,虞育德叫船家把他救了起来。明明手头有十二两银子,却只掏了四两资助庄农,自己留了大头。

读过《水浒传》的人,都记得鲁智深是如何资助金氏妇女的,那真的是“倾其所有”。打虎将李忠磨磨蹭蹭,不够爽利,便被鲁智深奚落了一通。而如果拿虞博士和鲁智深比较,岂不是也有不够“爽利”之嫌?其实,《儒林外史》的深意就在这里:《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是没有家庭的人,他的做派所体现的并非人情之常,而只是想象世界的豪侠之道。《儒林外史》中的虞博士,则是一家之主,为一家老小提供生活保障是他基本的人生责任;当他必须有八两银子才能保证一家人在几个月内的温饱时,如果他居然拿这笔钱资助他人,这不是品格高尚,而是违反了基本的人情和伦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3)这是儒家的伦理。反之,如果只是“老人之老”而置“吾老”于不顾,“幼人之幼”而置“吾幼”于不顾,就不符合儒家的伦理了,因为这不符合人情之常。儒家伦理是对人情之常的升华,而不是对人情之常的背离。这一人情之常,正是“谋食”的必要性所在。

《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的“四大市井奇人”可以算得准“贤人”。小说没有具体展开“四大市井奇人”的“谋食”生涯,但寥寥数笔,已可见一斑。“一个是会写字的。这人姓季,名遐年。”(14)季遐年没有家小,寄食寺院就是他的“谋食”之道。“又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这人姓王,名太。”(15)“一个是开茶馆的。这人姓盖,名宽。”(16)“一个是做裁缝的。这人姓荆,名元,五十多岁,在三山街开着一个裁缝铺。”(17)后面三个“市井奇人”,都有“谋食”的正当职业。

《儒林外史》之所以关注“贤人”或准“贤人”的“谋食”生涯,是因为“谋食”是获得人生尊严的基本前提,有许多读书人,就是由于“谋食”无方而无力完成基本的人生责任,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比如倪霜峰,比如杨执中。

倪霜峰见于《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这个靠修补乐器为生的穷秀才,生了六个儿子,“死了一个”,其他五个,都“因没有的吃用”,四个卖到了“他州外府”(18),一个过继给了鲍文卿。倪霜峰何以沦落至此?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我从二十岁上进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19)倪霜峰的穷,不是孔子“在陈绝粮”那种偶然的饥饿,也不是颜回那种“箪食瓢饮”的贫寒,而是终生在极度贫穷和丧失尊严的境况下挣扎,这样的读书人,连个体的尊严都维护不了,还谈什么“谋道”?

为娄家两公子推重不已的“名士”杨执中,也是因“谋食”无方而把生活弄得一团糟的人。他本来是一介廪生,参加了十六七次乡试,都未能中举。年纪老大,选为应天淮安府沭阳县儒学正堂,“要去递手本,行庭参,自觉得腰胯硬了,做不来这样的事”(20),于是把官辞了。假如杨执中另有较好的“谋食”之方,辞官倒也罢了。其实又别无所长,只好去给一家盐店做管事先生。做管事先生也行,敬业就好。可他又看不起这种似乎与“谋道”不搭边的营生。结果亏空了七百多两银子,以致被关入监狱。(21)一个连一家生计都维持不了的人,又怎么能够“谋道”?


三、从“谋道”的角度看《儒林外史》中的读书人


对于那些有能力以正当方式“谋食”的读书人,《儒林外史》则以是否有志于“谋道”作为臧否的基本依据。表彰“谋道”的“贤人”而贬抑那些不知“谋道”为何物的名利之徒,吴敬梓的是非感是异常强烈的。

所谓“谋道”,就是对社会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一己安乐、一家安乐之外,还有对“国家”、社会的拳拳之心。《儒林外史》中的虞育德、庄绍光等人,就是以“谋道”为人生最高目标的人。

这些“贤人”做得最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情,是“祭先圣南京修礼”,即大祭泰伯祠。《论语·泰伯》的首章就是孔子表彰泰伯的话:“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22)古代的帝王,习惯于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产,而泰伯却把即将到手的天下让给了他人,论人品之高尚,还有超过泰伯的人吗?所以迟衡山倡议建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23)

大祭泰伯祠请了虞育德来做主祭。之所以请他,如迟衡山所说:“祭的是大圣人,必要个贤者主祭,方为不愧。”(24)

虞育德之“贤”,首先在于淡于名利。杜少卿这样评价他:“这人大是不同,不但无学博气,尤其无进士气。他襟怀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25)伯夷、柳下惠、陶渊明,都是中国历史上以清节著称的人物。拿虞育德与他们相投并论,这是很高的定位。《儒林外史》所写的一些事情,也表明虞育德无愧于这一称许。比如,虞育德五十岁那年,“中了进士,殿试在二甲,朝廷要将他选做翰林。那知这些进士,也有五十岁的,也有六十岁的,履历上多写的不是实在年纪。只有他写的是实在年庚,五十岁。天子看见,说道:‘这虞育德年纪老了,着他去做一个闲官罢。’当下就补了南京的国子监博士。虞博士欢喜道:‘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乡相近。我此番去,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团圞着,强如做个穷翰林。’当下就去辞别了房师、座师,和同乡这几位大老。”(26)科举时代有“官年”和“实年”之别。“实年”就是“实在年庚”。“官年”就是填在表上的年龄,通常要比“实在年庚”小,有的甚至小出许多。之所以要把年龄填小,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任用,因为朝廷通常把好职位派给年轻的进士。果然,虞育德因为填“实在年庚”而做了闲官,一些比他大的反倒因虚报年龄而获得更有实权或发展空间的职位。此情此景,如果不是虞育德,而是另外一个人,可能会懊丧之极。但虞育德却不在意,因为他本不贪图利禄。如此清高的品节,做大祭泰伯祠的主祭,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虞育德之“贤”,不只是表现在淡于名利,尤其表现在他对社会风气的改善怀有执着的信念。

作为国子监博士的虞育德,他总是尽力帮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解决“衣食之需”,以造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第三十六回举了一个例子:南京中山王府家有个烈女,托虞育德“作一篇碑文,折了个杯缎裱礼银八十两”,虞育德特意转托了杜少卿来写,“把这银子拿去作看花买酒之资”。(27)杜少卿有真才实学而又贫穷,所以虞育德用这个法子来帮他。从《儒林外史》的提示看,这样的事情,在虞育德那里不是一次两次。第五十五回,能诗善画而又贫穷潦倒的盖宽对邻居老爹感叹道:“你老人家七十多岁年纪,不知见过多少事,而今不比当年了。像我也会画两笔画,要在当时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那里愁没碗饭吃!不想而今就艰难到这步田地!”(28)在虞育德执掌名坛期间,南京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是不必为生计发愁的。

虞育德以其表率士人的风范潜移默化地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善。《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余二先生感慨地说:“看虞博士那般举动,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只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来。”(29)余二先生之所以发这样的感慨,是因为他所在的五河县没有一个好的学官,以致风俗败坏,几乎泯灭了礼义廉耻。(30)

与对虞博士等人的描写形成对照,对那些不知“谋道”为何物的名利之徒,如鲁翰林、高翰林等,吴敬梓毫不留情地表达了他的鄙夷。

在明清时代的科举功名中,进士尤为世人所重。盖生员(俗称秀才)没有做官的资格;举人虽有做官资格,但不一定能做上官,即使做上官,也轮不到“肥缺”;进士的仕途就宽阔多了,如果有幸成为三鼎甲或选为庶吉士,还有机会进入翰林院学习任职,即世人所艳羡的“清华之选”。翰林通常被视为未来的国家栋梁。因此,像鲁翰林、高翰林这样身处“仙班”的读书人,理当更多地承担“谋道”之责。

只是,这两位居于塔尖的读书人,却从来不把“谋道”当回事,从来不把激浊扬清、改善社会风气当成与自己有关的事。以高翰林为例,他最得意的事情是懂得八股文的“揣摩”之道,他最开心的事情是跟钱麻子等梨园中人一起寻欢作乐。

第四十九回“翰林高谈龙虎榜”让读者充分领略了高翰林的得意神情。在迟衡山看来,马二先生精于举业,却一直考不上举人,足以说明举业无凭。高翰林当即予以反驳。高翰林的反驳,包含两层意思:“大场”即考举人的“乡试”与考秀才即“学道”的考试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考试;“揣摩”是举业的“金针”(秘诀)。“老先生,‘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小弟乡试的那三篇拙作,没有一句话是杜撰,字字都是有来历的,所以才得侥幸。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他要晓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甚么官了!”(31)明清时代的学道考试,更讲究题目的灵活性,而乡试题多给人堂堂正正之感。所以,高翰林的话未尝没有一点道理。但他如此飞扬跋扈,用一种只具有或然性的事实骂倒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也太轻薄了。与科举考试有关的“揣摩”,一是“代圣贤立言”,要善于体会孔子、孟子等人的情事、口气,要“说得像”;二是要善于体会大场主考官的口味,以投其所好。高翰林说“揣摩”是举业的秘诀,也未尝没有几分道理,但堂堂翰林,值得炫耀的仅是其长于“揣摩”,不可鄙么?

人世间有许多赏心乐事,而高翰林感到格外开心的是跟钱麻子这样的梨园中人一起谈笑。(32)人世间有许多令人不满的事,而高翰林格外不满的竟是杜少卿。

他对杜少卿的鄙薄和不屑,是一篇充满了“翰林气”的“高论”。这篇“高论”可以分为两层。第一层是说,杜少卿的父亲已经是一个呆子,因为他把官样文章都拿着当了真。“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33)所谓“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就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中的话。一个读书人,理当把圣贤的教导落实在行动之中,高翰林却把这种读书人鄙薄为“呆子”,高翰林的人品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二层意思是说,杜少卿乃杜家第一个败类。“诸公莫怪学生说,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34)杜少卿的才学(其《诗说》令迟衡山佩服不已)、品格(辞去征辟,迟衡山因而称赞他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见第三十四回),高翰林都视而不见,他看到的只是杜少卿的“不会发达”。这样一个高翰林,其人生境界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二十六回向知府的一段议论,可说是对高翰林的准确鉴定:“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35)他们耽于名利,而无意“谋道”,这样的读书人,理所当然受到了《儒林外史》的鄙薄。


四、“谋道”者的孤独与寂寞


《儒林外史》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写出了虞育德这样以“谋生”为前提,以“谋道”为目标的读书人,而且写出了其孤独和寂寞。他们的努力未能改变社会的整体状况,而随着他们离开舞台的中心,社会风气更是每况愈下。在虞育德离开南京后,《儒林外史》一再用侧面烘托的方式渲染“谋道”者的孤寂。

比如,第四十八回,老秀才王玉辉编纂了三部书,一部礼书,一部字书,一部乡约书,想到南京找一家大书坊刊刻行世,以嘉惠来学。因虞博士已不在南京,余大先生写了几封信,让王玉辉带着,去找庄征君、杜少卿、迟衡山、武正字。结果一个也没有找到。问邓质夫,邓质夫叹道:“小侄也恨的来迟了!当年南京有虞博士在这里,名坛鼎盛,那泰伯祠大祭的事,天下皆闻。自从虞博士去了,这些贤人君子,风流云散。小侄去年来,曾会着杜少卿先生,又因少卿先生在元武湖拜过庄征君。而今都不在家了。”(36)南京的氛围已今非昔比。

第四十九回,万中书推测迟衡山、武正字的学问,“想必也还是好的”,高翰林当即不容置辩地断言:“那里有甚么学问!有了学问倒不做老秀才了。只因上年国子监里有一位虞博士,着实作兴这几个人,因而大家联属。而今也渐渐淡了。”(37)高翰林这种不屑的口气,折射出了南京的氛围。

第五十三回,诗人陈木南与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后人徐九公子,有一段颇有沧桑意味的对话。陈木南道:“可惜我来迟了一步。那一年,虞博士在国子监时,迟衡山请他到泰伯祠主祭,用的都是古礼古乐,那些祭品的器皿,都是访古购求的。我若那时在南京,一定也去与祭,也就可以见古人的制度了。”徐九公子道:“十几年来我常在京,却不知道家乡有这几位贤人君子,竟不曾会他们一面,也是一件缺陷事。”(38)言谈之间,那种沧桑之感令人神伤。

第五十五回,写盖宽和邻居老爹一同游览泰伯祠,尤为感慨万千:

那邻居道:“你不说我也忘了,这雨花台左近有个泰伯祠,是当年句容一个迟先生盖造的,那年请了虞老爷来上祭,好不热闹!我才二十多岁,挤了来看,把帽子都被人挤掉了。而今可怜那祠也没人照顾,房子都倒掉了。我们吃完了茶,同你到那里看看。”(39)

这一段叙写,显然是呼应这一回开头的概述:“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是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冠、昏、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40)南京已完全不是昔日的南京!

综上所述,足以见出“谋道”者的孤独与寂寞,而《儒林外史》的不同凡响亦由此可见。吴敬梓对于现实的苍凉和灰暗有足够的了解,但并不因此放弃对“道”的信念和执着。直指要害的现实描写赋予了《儒林外史》厚重品格,超越日常的道义理想则赋予了《儒林外史》高远境界。在“谋食”与“谋道”两种视角之下,可以更充分地观察到《儒林外史》的伟大。

①(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6页。

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6页。

③(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31页。

④(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1页。

⑤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8页。

⑥(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78页。

⑦(元)许衡:《鲁斋遗书》卷十三《通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1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5页。

⑧陈文新:《吴敬梓话儒林:士人心态》,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⑨(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5页。

⑩(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415页。

(11)(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419页。

(12)(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70页。

(1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5页。

(14)(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620页。

(15)(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623页。

(16)(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624页。

(17)(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627—628页。

(18)(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99页。

(19)(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88—299页。

(20)(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47页。

(21)(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页。

(2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8页。

(23)(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93—394页。

(24)(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429页。

(25)(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425页。

(26)(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422页。

(27)(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426页。

(28)(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626页。

(29)(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547页。

(30)(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547页。

(31)(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563—564页。

(32)(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97页。

(33)(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98页。

(34)(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98页。

(35)(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10页。

(36)(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558页。

(37)(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567页。

(38)(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599页。

(39)(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626—627页。

(40)(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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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暨南学报 》2018年08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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