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没有贵族精神,何来贵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4 次 更新时间:2018-04-16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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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中国崛起了,神州富人遍地。富裕起来的暴发户,都想做贵族,甚至自以为就是贵族。开宝马车、喝人头马,都成了贵族的身份标志。不那么富得流油的城市白领,另辟蹊径,泡酒吧、看话剧,谈村上春树,以精神贵族自居。各地的大学也以开设高尔夫球课程招揽生源,似乎学会了挥舞球杆,从此便步入上流社会。

满城尽带贵族甲,偏偏无人对历史上的贵族感兴趣,没有人去深究细想:什么是真正的贵族?贵族的精神何在?暴发户与贵族相距多远?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有一位德瓦尔德教授,一直着迷于欧洲贵族的研究,苦心研读几十年,终于成为欧洲贵族史的研究权威。最近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其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著《欧洲贵族(1400-1800)》,让我们有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览欧洲贵族的历史变迁。

近代的贵族是中世纪封建制度的产物。耸立在欧罗巴平原与英伦海岛上的一个个中世纪城堡,便是贵族权力的象征:它们独立于王权,又统辖着臣民,自成为一个王国。欧洲的贵族最初是唯血统论,是庶民还是贵族,就看你继承的是哪个家族的血脉,出身是否高贵。最初的贵族是那些蜗居在乡野城堡中的乡绅,他们粗鲁,缺乏教养,只关心狗和打猎,到16-17世纪的中世纪晚期,血统贵族的传统被打破了。大批贵族迁往城市,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之下,慢慢融入近代的文明进程,教养开始代替血统,成为贵族的重要标志。

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已经诞生,这些靠海上贸易和手工作坊起家的暴发户们,要论钱包,要比贵族们鼓得多,唯独缺乏的,是贵族的教养与气质。教养这个玩意很玄虚,又很实在,体现为优雅的谈吐、文明的举止与对人的彬彬有礼。不要以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只有贵族之间才讲文明礼貌。贵族与庶民,虽然身份不平等,但同为上帝的子民,人格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尊严,你看英国历史片中的管家先生,没有一个卑躬屈膝,个个都像贵族那样体面、有尊严。张爱玲说过,老上海公寓里的电梯工,一定要衣着齐整,才肯出来为客人开电梯。不仅全社会追求绅士风度,以教养为荣,而且贵族对下人也尊重有加。路易十六皇后上断头台,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皇后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对不起,先生。”

贵族的教养从何而来?它无法像知识那样机械地传授,只能在适宜的文化环境之中熏陶而成。家庭、学校与社交,便是陶冶性情最重要的空间。教养首先来自家教。家教不是指弹钢琴、背《论语》式的家庭功课,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亲切与自然,举手投足中的优雅与高尚。家庭之后是学校。从伊顿公学到牛津、剑桥,贵族学校教你的不是谋生的本领、赚钱的实用知识,而是阅读大量“无用”的拉丁文,通过古典文化的熏陶,让学生成为贵族社会所需要的绅士。最后是社交。男孩女孩到了十六岁,便为成人,由父母带领进入社交圈子,学会与不同的人交往,实践各种社交礼仪,成为彬彬有礼的君子。

一般来说,贵族气质要三代而成。第一代是暴发户,虽然腰缠万贯,但从小形成的粗鄙习性不复改正,无论如何模仿,皆不成体统,于是开始培养下一代,送子女进贵族学校,学绅士礼仪。但第二代毕竟是教育的结果,所谓的贵族气质乃后天形成,尚未内化到血脉之中。平日尚能维持文明与体面,一到吵架的时候,家乡的骂人土话便脱口而出。一直要等到第三代,习惯变为自然,贵族品性浑然天成,方能形成家族门风。

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在英国,贵族制度之所以能传至今日,并非由于任何武力上之凭借,而胥由于人民之同意。英人贵族制度流传至今,乃是得到民众同意。英人不仅不反对他们所处的社会里有这种贵族的成分,且反以此种贵族制度为骄傲,为满足。他们以为‘贵族’代表一种尊严,代表一种高超的品性”。一个社会很难人人为君子,但只要大多数人以贵族精神为自觉追求,便会形成文明的秩序和有教养的氛围。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之际,所有乘客,无论是头等舱的,还是甲板以下的,在妇孺面前,都表现出礼让与风度,便是一个绅士社会的风范体现。

贵族精神的另一个标志是责任。不要以为绅士们贵为一方,手握权柄,便可以为所欲为。身为贵族,便意味着担当与责任。首先是对自己负责,严于自律。最有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人人趋之若鹜,但身在其中,无异为吃苦训练营。统一作息时间,清晨起床跑步,晚上集体熄灯。军营化的管理,目的无他,乃为培育学生高度的自律与团队精神。欧洲的中世纪家庭,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长子以下的贵族,都要从军打仗。严明的纪律训练,性格的自我约束,成为贵族学校的第一要务。储安平比较中英教育,深有感叹地说,英国的学校重视人格教育,思想容忍自由,性格倾向管制。中国的教育却是思想管制,性格放纵。放纵的结果是人人自由散漫,全国一盘散沙。中国人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而英国贵族教育所形成的团队精神,是另一个结果:“一个英国人,一个呆子,两个英国人,一场足球,三个英国人,一个不列颠帝国”。

欧洲的贵族传统,非常重视名誉,名誉高于一切,包括最珍贵的生命。贵族间的决斗看似野蛮,却是捍卫自家名誉的不二法门。名誉不是虚荣,它意味着另一种责任,即对家族的责任。每个贵族不仅代表个人,也代表整个家族,其一言一行,都与家族的荣誉休戚相关。在各种欲望与利益的诱惑面前,仅仅靠个人品性难以抵挡,还要靠家族的集体约束力。一个贵族世家的荣誉,来源于几代人鲜血凝聚的战功,不容有败家子毁于一旦。到了现代,传统的贵族世家已经式微,融入平民社会,但集体的名誉依然存在,转化为母校的荣誉感。比如,哈佛的毕业生,一生须谨守哈佛的法则,无愧为哈佛之子。若个别害群之马有丑闻曝光,当令整个学校蒙耻。母校决不护短,定下驱逐令,将其逐出家族(校友)圈子,以此警戒家族众人,不要自取其辱。

中国儒家有修齐治平的传统,欧洲贵族也是从个人到家族再到庶民,对底下臣民怀有保护的责任。中世纪分封制下的贵族,作为一方领地的统治者,其权力之大连国王都不得与闻,但权力同时也意味着责任。领主与臣民之间,看似依附与被依附,实乃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若无法保护臣民的利益,尽到领主的职责,臣民们会出走投奔自由城市,领主的势力也随之衰落。这一中世纪贵族“为臣民负责”的传统,到了现代便转化为“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一到周末,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贵族名校,皆人去楼空,学生都到社区、医院、教堂和养老院当志愿者,为公众服务去了。真正的贵族,不是在学校学打高尔夫球,与民众们拉开距离,以显示上等人身份;而是尽量走向底层,接近平民,为公众服务。奢侈不是贵族的身份标志,只有暴发户才需要炫耀性消费,证明自己已经脱贫。真正的贵族虽然有钱,但不在乎钱,更不以聚财和享受为人生目的。他们在生活上是低调的,在意的不是消费,而是慈善。慈善活动才是真正的贵族圈游戏。在各种赈灾、拍卖和捐助之中,贵族们竞相攀比的,是他们对社会的爱心,同时也是自己的荣贵身份。

在欧洲,英国贵族是开放的、流动的,经过国王与女王殿下的册封,不断有各界精英与成功人士,作为新鲜血液补充入贵族队伍。相比之下,法国的贵族比较封闭、保守。路易十四时代,中世纪的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为削弱各地诸侯的实力,国王继续授予贵族们以经济特权,却剥夺了他们的地方政治实权。路易十四建造了辉煌无比的凡尔赛宫,让贵族们迁居到首都巴黎,在他的眼皮底下生活,沉浸于上流社会的豪华奢侈之中,从此乐不思蜀,不再关心臣民的疾苦。托克维尔指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贵族阶级享有特权,却不尽公共责任,因而人民非常痛恨他们,欲除之而后快。一个社会的精英阶级是否腐败,不是看其享受了多少特权,而是要看是否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若责任与特权相等,民众尚可接受,民生也能安顿。一旦统治阶级只考虑私利,放弃对臣民的职责,甚至荒淫无耻,全然不顾民众的死活,有贵族却无贵族精神,便距离革命不远了。托克维尔还分析说:贵族社会倾向于地方自治,平等社会却需要中央集权。17、18世纪法国的中央集权,建立了一个人心中的平等社会,但这个社会还死死抓住已经被掏空了内容的贵族形式。当贵族们沉湎于花天酒地,不再担当精英职责的时候,新的社会精英出现了:启蒙知识分子领导第三等级,通过革命的方式,试图建立一个没有贵族的民主社会。

法国贵族之所以灭亡,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自我谋杀:在其肉身尚未灭亡之前,其灵魂——贵族精神已经死亡了。贵族精神除了教养与责任之外,最重要的乃是自由。“不自由,毋宁死”,最早是贵族对抗王权的口号。当法国的贵族们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徜徉,在富丽堂皇的舞厅里,围绕着国王、王后翩翩起舞的时候,他们的自由也就丧失殆尽了。大革命后的法国,建立的是一个平等的平民社会。贵族阶级灭亡了,但是否还需要贵族精神,尤其是其灵魂——自由精神呢?生活在奥尔良王朝时代的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贵族时代的原则是荣誉,平民时代的原则则是自利。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贵族精神中的公共责任消失了,在威权主义的统治下,不是杨朱,即为犬儒。在封建时代,以贵族为中心的地方自治,社会内部存在着有机的结合,但到平民时代,每个人都是原子式的个人,彼此孤立,是一种机械的利益组合。为形成起码的社会秩序,在原子式的个人之上,不得不按照旧制度的传统,重建一个专制威权。在中古时代,民众们追随贵族,贵族是社会的公共表率。到了平民社会,不再有道德与舆论权威,人们追随多数人的意见,为匿名权威所摆布。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优秀的品质与可怕的灾难都会减少,但在平等的多数主宰之下,社会逐渐趋向平庸化和肤浅化。

托克维尔是一个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深知贵族社会与平民社会的利弊所在。平等与民主是现代性不可扭转的大趋势,复辟贵族制无疑是一条死路,出路在于如何在平民社会之中发掘贵族的自由传统,在没有贵族的时代重建贵族精神。所谓的贵族精神,有三个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平民时代的来临,宣告了贵族阶级的死亡。但各种伪贵族们,无论是物质贵族,还是精神贵族却应运而生,这些不再有贵族精神的贵族膺品,充斥了我们的时代。教养、责任与自由,这些久违了的贵族精神,究竟又在哪里?从历史返观当下,不由令人长叹:世无贵族,遂使伪士成名!

本文选自许纪霖:

《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

三联书店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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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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