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平民时代的贵族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67 次 更新时间:2008-12-21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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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中国崛起了,神州富人遍地。富裕起来的暴发户,都想做贵族,甚至自以为就是贵族。开宝马车,喝人头马,都成了贵族的所谓身份标志。不那么富得流油的城市白领,另辟蹊径,泡酒吧、看话剧,谈村上春树,以精神贵族自居。

可偏偏无人对历史上的贵族感兴趣,没有人去深究细想:什么是真正的贵族?贵族的精神何在?暴发户与贵族相距多远?

差不多六十年前,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了今天,中国终于在经济上站起来,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站起来的标志之一,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如今神州富人遍地。

富人多了以后是不是就意味着有了贵族呢?今天的中国不仅有富人,而且有富人文化,我称之为“暴发户文化”。在当今中国,一个人是否有社会尊严、社会地位,不是看你的内在品质,而是由消费定性,看你穿什么名牌、开什么名车、住什么等级的房子、还有住在哪儿。这些都是身份的炫耀。这样一种奢侈之风如今到处弥漫。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有了贵族呢?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城市兴起了一种白领文化,特别是我居住的城市上海,小资情调特别浓,这些小资不一定钱很多,但他们讲情调、讲品位,要泡酒吧、看话剧、读村上春树的小说,他们觉得自己是精神贵族。那么,有了情调和品位,是否就有了贵族精神呢?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不妨先把答案告诉大家:所谓的贵族精神,我认为是三个精神支柱:第一个是教养,第二个是责任,第三个是自由。

教养是被熏陶出来而非教育出来

首先说教养。欧洲贵族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如今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上还保留着许多古堡,这些古堡都是欧洲中世纪贵族权力的象征,一个古堡就意味这个主人是当地的贵族,统治一方,这是他权力的象征。欧洲中世纪的早年,贵族实际上都是一些乡绅,住在古堡里面,统治着乡村。早年的欧洲贵族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比较土,没有太多的文化,说话比较粗鲁,喜欢养马、打猎,养了很多猎犬。最初的贵族是世袭的,主要看血统,有一些甚至是从古罗马时期传承过来的。16、17世纪以后,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这些贵族慢慢有了变化,除了血统之外,开始看是否有教养,教养开始替代血统,成为贵族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当贵族开始讲究教养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开始出现,这些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一开始搞商业,后来搞工业。这个时候,贵族阶级在经济上开始没落,他们不是最有钱的,甚至袍子都是破的。但是在封建等级制之下,贵族的地位还是比资产阶级高,衣着体面的资产阶级碰到袍子破烂的贵族还得鞠躬行礼。在贵族面前,暴发户们有自卑感。荷包再鼓、金钱再多,但缺少一个最珍贵的社会象征资本,这就是教养。

在中国,端盘子的人可能被人看不起,甚至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但是在巴黎或伦敦,在一些餐厅,特别是比较好的餐厅里,那些服务生在我看来个个都是明星,气质非凡,你没有办法看不起他,他收入可能也不会比你低,他有他的尊严。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尊严,相互之间形成了一套礼节。法国大革命高峰的时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后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皇后脱口而出:“对不起,先生。”这是平时所自然形成的礼貌习惯。不像中国的宝马车撞到人,不仅没有对不起,还要打被撞的人。

中国西周的时候还有类似欧洲的封建制,但东周时已经没有了,孔夫子哀叹说礼崩乐坏,这就是封建礼制的崩溃。以后是两千年的士农工商社会,这个四民社会有一个好,各个阶级之间上下流动,通过科举,平民可以一夜之间鲤鱼跳龙门,像范进中举一样成为上流。但是也带来了问题,有尊严的都是上层,越是上层越有尊严,越是低层越没有尊严,被人瞧不起,所以人人都挤破头往上走。中国的穷人最要命的不是穷,而是活得没有尊严。

欧洲的贵族有教养,这个教养是从哪儿来的呢?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来培养:家庭、学校与社交。

教养这个东西首先来自于家教,中国人也很讲究家教,但是现代人把家教理解得很狭窄,周末送孩子去弹钢琴,或者让孩子背《论语》,把家教理解为知识,好像知识越多家教越好。实际上这只对了一半。家教不一定是知识,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东西,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无形中形成的亲切与自然、举手投足中的优雅与高尚,这是一个氛围,是被熏陶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如今有些家庭拼命送小孩子周末去学各种贵族知识,但在家里父母说话谈吐粗鲁,缺乏基本的教养,使得孩子虽然有知识,却不一定有素质。

英国贵族的孩子最希望进入的是伊顿公学,到现在它还是最著名的贵族学校,贵族家庭生了一个男孩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到伊顿公学报名,否则到六七岁读书时再去报名就晚了。伊顿公学教什么呢?不要认为是打高尔夫球,那里没有高尔夫球场,也没有今天热门的工商管理、金融等等这些实用知识。到贵族学校,不是去学有用的知识,而是学在今天看来没有用的知识,比如说拉丁文,熟读从古希腊、中世纪到近代的各种宗教、人文经典,到今天还是这样。贵族学校学的不是有用的知识,而是博雅之学。中国古代的儒家,孔夫子办私学,朱熹、王阳明办书院,教的也是类似的博雅知识,所谓的士大夫之学。

这几年各地的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比较重视人文教养,开始了许多博雅之学的课程,有些大学还把《四书》作为公共必修课。以为人文教养就是通识课教养,上几门人文知识的课程,大学生便有了人文精神。这是大错特错,人文教育不是通识教育,它像家教一样,不是灌输一些知识,而是要通过熏陶,通过各种道德和社会的实践让学生成为博雅之士。确切地说,人文教育的核心不是通识教育,而是人格教育。

第三步就是社交了。男孩、女孩到了16岁就要有一个成人礼,首先成为正人君子,学会与各种不同的人文明相处,这就需要社交。父母带着成年的小孩子进入社交圈。这些社交活动,比如舞会、沙龙、晚宴、打猎,都产生了交往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讲的近代公共领域,其前身是贵族的公共领域,贵族的公共领域就是在这样的社交圈里产生出来的。

养成贵族差不多需要三代人,第一代是暴发户,虽然腰缠万贯,但是从小形成的粗鄙习性很难改变,虽然通过模仿要成为体面人,但是有些东西是改不过来的。这是第一代,改不过来怎么办,赶快把第二代送到贵族学校培养。第二代从小接受贵族教育,但是家里还不行,家庭还缺乏贵族那一套所需要的礼仪,他们理性上是贵族,但本身的气质和血脉还不行,平时彬彬有礼,但是一到吵架的时候,原来的土话就脱口而出,本能地反映出来,第二代是后天教育出来,不是自然熏陶的。一定要到三代之后,贵族的教养真的渗透到血脉里,习惯成自然。

中国历史上也是有贵族的,特别是魏晋南北朝隋唐,那时皇权比较弱,世家大族比较强大。但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很多,农民起义第一件事就是杀贵族。贵族要三代养成,但一场大乱,每次像割韭菜一样,贵族传统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历史传统传承下来。欧洲和日本都是长子继承制,家产可以完整保存下去,但中国是儿子均产制,老子的遗产有几个儿子,就在中间均分,均分以后,财产就分散,形成不了大势力,这让皇权最开心,专制权力就是建立在贵族权力有限的基础上。

贵族责任转变为公众服务的精神

贵族精神的第二个支柱,便是责任。中国现在很多富人自认为是贵族,他们认为贵族就是有权力、有特权,这就是身份的象征,高人一等。中国这个社会越往上层,越有尊严,这个尊严从哪里来呢?就是所谓的特权。权有两种,一个是权利(right),一个是权力(power),两个“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权利是上帝和法律赋予每个人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自由,而权力是指能够控制和主宰别人的一种权势。中国的一般人包括媒体、官员经常用错这两个词。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没有权利,只有权力,我的权力越大,意味着我的权利也就越多。越是底层的越没有权利,维护不了基本的人权。表面是人人争权利,实际上都在争权力,争能够控制别人、为所欲为的权力。

真正的贵族当然是有权力的,但权力之外,还有责任。与权利相联系的是义务,而与权力相联系的就是责任。所谓责任,也意味着担当,有多种层面可以理解。首先是对自己的责任,严于自律。虽然伊顿公学至今为止是英国最好的贵族学校,但如果中国的小孩子去,我相信不到一个星期就想逃出来。每天的作息时间是很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平时不能出校门,只有周末才能出来。越是贵族的学校,越要培养出有超常责任感和自律心的贵族。

欧洲的分封制度之下由长子继承,长子以下就去打仗,当骑士。贵族的学校大部分都是这些非长子的贵族孩子,他们被培养成为年轻的军官,首先就要有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储安平先生比较了中国和英国的教育,他讲到英国的学校重视人格的教育,思想容忍自由、性格倾向管制。但中国的教育是倒过来,思想管制、性格放纵。贵族学校所训练的,除了自律之外,就是团队合作精神。

责任第二个意思是对家族负责。欧洲的贵族非常重视名誉,名誉高于一切。欧洲贵族过去有一个习俗,贵族之间发生了纠纷,要为名誉而决斗。是谁的名誉呢?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家族的名誉。一个贵族的家族为什么辉煌,受人尊敬?乃是每一个贵族成员都珍惜家族的荣誉。个人所有的光荣与耻辱都与这个家族有关。贵族的权力太大了,个人要抵御各种各样的诱惑,靠个人道德很难抵御,法律也没有那么细微,这时最大的的制约便来自于家族。出了一个败家子,整个家族的荣誉就毁于一旦。

当代社会不讲门第出身,代替家族的,是一个新的门第,这就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清华、北大是天之骄子。但是中国的名校学生,炫耀自己的出身,更多地是指一种高人一等的身份,很少有为母校争光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但是在国外不一样,如果是哈佛、牛津出身,校友中间有非常强的荣誉感,一旦某一个校友发生丑闻,整个学校都觉这是一个奇耻大辱,首先要跟他划清界限。不像中国发生了抄袭首先就护短。有一年我到美国洛杉矶访问,参观一位朋友在那里任教的一所小的学院,这所学院名不见经传,但校友中间却出了一个有名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初学院曾经考虑要为尼克松立一块纪念碑,但校友们一致反对:他是因为水门事件的丑闻下台的,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虽然我们学校没有什么名气,也要与尼克松划清界线!

责任的第三个意义是为臣民负责。贵族的权力很大,统治一方,但贵族与臣民的关系,不仅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而且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如果贵族不好好保护臣民,这些臣民就会跑到自治的城市里面,当一个自由民。臣民跑光了,大块的土地无人耕种,贵族的权力自然下降。所以,贵族的责任意味着对臣民负责,有非常重大的保护臣民的责任。这与中国过去的绅士是一样的。天高皇帝远,皇帝的权力只到县一级,乡村主要是靠乡绅来管理,乡绅是地方的精英,权力很大,但比权力更大的是社会责任。士绅们要组织各种公共事务,修水利、搞宗教祭祀。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就要组织慈善赈灾。

这种为臣民负责的精神到了现代发生了转变,转变成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我在国外对这一点感受很强烈,2001年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到周末的时候,哈佛的学生都不见了,都去社会服务了。或者在华人社区教刚刚来的移民们英语,或者是到医院做护工,或者是到养老院为老人读书。为公众服务,这是一个好学生的重要指标,你要进哈佛、耶鲁这些名校,EST考满分没有用,还要看你参加了多少社会服务,有没有做过校报的主编,这些都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新出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原来在芝加哥就是从社区服务开始,他的政治魅力、政治经验不是读书读出来的,不是高尔夫球打出来的,而是从底层的服务开始,形成了他的领袖气质,形成了一个政治家的非凡魅力。

回头再说英国的贵族。虽然英国社会等级森严,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每年英国国王或女王都要册封贵族,到今天还是如此。每年都会有各种社会精英:商业巨子、科学家、大学者被册封成为贵族。这个传统使得英国的贵族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贵族阶层可以保持某种活力。英国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真正的革命,这与贵族一直承担着社会责任、长期保持着精英性有关。而法国不一样,法国之所以发生大革命,乃是与贵族的腐败有关。法国的贵族相比英国的贵族比较封闭,到了路易十四之后便只有特权,而不再尽社会责任。路易十四这位太阳王非常厉害,到了他统治的时代,王权专制达到了顶峰。专制权力最可怕的对手不是老百姓,而是贵族,贵族是国王权力最大的威胁者。路易十四想了一个花招,建了一个庞大的凡尔赛宫,凡尔赛宫之大,没有去过的真是难以想象,我那年去凡尔赛宫参观,一天走了九个小时,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光顾。皇族成员当然用不着住这么大的地方,他让各地的贵族统统住到周围来,整天歌舞升平。那些乡绅们觉得在这里比过去住在城堡开心多了,生活豪华奢侈。贵族们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封地,便无法再为臣民们尽责任,但各种政治经济的特权还是照样享受。整个法国贵族阶级成为了社会的寄生虫。这就引起了平民阶层的仇恨,欲除之而后快。一个精英阶级,不在于他们有没有特权,而在于他们是否尽到了责任,如果你有特权,但是你同时又尽责尽职,老百姓还能接受,一旦只有特权没有责任,那才是真正的腐败,那就离革命不远了。

社会总是要有精英阶级。当贵族阶级开始腐败,社会就需要新的精英代替他们。于是知识分子就产生了。法国大革命的观念引导者是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这些启蒙思想家,他们都是新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贵族不一样,贵族是旧制度的一部分,但知识分子游离于旧制度之外,是精神上的波希米亚人。他们是社会的反叛者,是精神的反抗者,也是新的社会革命的动员者。

从历史上来看,只有三个国家有知识分子,一个是俄国,一个是法国,一个是中国。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词源来自于法国,更早一点则来自于俄国,俄文叫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很有趣的是,只有这三个国家发生过大革命,所谓的大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改天换地的革命,叫社会大革命,一夜之间,不仅政权更替了,连社会结构也发生突变,贵族阶级被消灭,新的阶级产生。大革命的出现,与老的精英阶级贵族的腐败有关,于是便有新的精英阶级知识分子的崛起。

自由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核心

法国贵族为什么会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自杀———自我谋杀。贵族失去了贵族精神的根本:自由。而英国贵族不一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部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勇敢的心》,讲的就是苏格兰贵族反抗英国国王的自由传统,不自由勿宁死,这种自由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核心。

现代的自由有两个渊源,第一个渊源来自于基督教,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开创了信仰自由。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可以不通过教会的中介,阅读圣经获得启示,直接跟上帝沟通,这就是信仰的自由。第二个传统来自贵族的传统。贵族最大的敌人也不是平民,而是国王,国王代表了专制。于是,英国贵族要与英国国王签订权利法案,划清楚贵族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贵族的义务是向国王纳税,但是贵族有自己的权利,在法律上保障贵族的自由。所谓自由,一是人身自由,不受强制,不随便被逮捕。其次是财产的自由,国王不能随便剥夺贵族的财产,不能像古代中国的皇帝那样,一道圣旨,满门抄斩,再厉害的贵族也完了。不要说没收财产,连私人领地国王也不能随便闯入。二战的时候有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爱德华国王到伦敦贫民窟视察,国王站在门口,问屋里一个一贫如洗的老太太:“我能够进来吗?”这一传统也是中世纪贵族奠定的,不经贵族的同意,国王和他的军队不能随意进入贵族的领地和古堡。

贵族的自由还体现在政治自由上,即对公共事务参与的权利,通过国会参与国家的管理,特别是纳税。国王要打仗加税,需取得贵族们的同意,不能随便加收。最后更重要的,乃是内心的自由,具有道德和理性的自主性,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

外在自由和政治自由和内心自由,这些贵族精神的传统,在英国贵族那里通过与国王的抗争,保存了下来。但在法国贵族那里,自由的精神却死了。路易十四之后,贵族们在凡尔赛宫里整天围绕着国王、王后翩翩起舞,差不多就被软禁了。他们虽然身为贵族,但是只剩下贵族的躯壳,魂没有了,贵族最重要的灵魂———自由的精神死亡了。有些人活着,却已经死了。实际上,在大革命推翻法国贵族阶级之前,已经在精神上自杀了。

法国大革命陨落之后,经过拿破仑的军人专制,最后在19世纪上半叶产生了两次王朝的复辟。第一次是波旁王朝,第二次是奥尔良王朝的复辟。王朝复辟之后的法国,贵族阶级被铲除了,人人法律和身份平等,一个平等的社会出现了,一个平民时代到来。

平等时代的到来,是否就意味着一个理想的社会呢?平等,既可以与自由相结合,也可以与专制相结合。平等与自由的结合,发生在美国,而平等与专制结合,发生在大革命后的法国。在一个平等的平民社会里面,专制制度竟然又重新复辟了。为什么平等的社会之上,能够建立政治威权?政治威权的社会基础又是什么呢?王朝复辟之后,法国的大思想家托克维尔出版了两本书:《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系统讨论了这个问题。

托克维尔发现,新的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平等社会之中原子化的个人。过去贵族时代讲荣誉,到了平民时代,人人追求的不再是荣誉,而是自利,每一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追求自己的利益,如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9世纪上半叶,法国工业高速发展,大量的资产阶级产生,人人都在做发财梦,拼命地追求金钱。奥尔良王朝很聪明,他们积极扶持资产阶级,让大家可以自由地发财,但是在政治上实行控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私人领域,国民有充分的发财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王朝鼓励大家追求幸福和享受。但是在公共领域,对不起,你们就把权力交给我吧,我保证给大家稳定的秩序,保证民生和安全。原子化的个人加上政治上的威权时代,这就是大革命之后王朝复辟的法国。

那时大革命过去不久,大家都对革命时期的“参与爆炸”有恐惧,人们一下子回到私人生活,不再对政治感兴趣,拼命追逐自己的利益,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社会上不是杨朱,就是犬儒。杨朱者,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要紧的是自己的私利,拼命赚钱,醉生梦死。另外一些人,不愿同流合污,不满社会又无可奈何,于是奉行犬儒哲学,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但放弃了公共责任和公民行动。社会普遍弥漫的这种氛围,成为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在一个平等的平民社会之中,威胁人们自由的,不仅来自政治的威权,也来自于多数人的暴政。托克威尔说,古代民众是追随贵族,以贵族的标准为标准,贵族是公共社会的表率,但是到了平民社会之后,社会没有精英了,于是就由多数人的意见说了算,大多数人的是否为是非,而少数人的意见被压抑。社会被一种匿名的权威所摆布,所谓民意不可违也。那是平民时代出现的另外一种暴政,这种暴政甚至更可怕,因为它是匿名的,不是有形的。不要以为多数人的意见真的是代表了多数,要操控一个人很难,但操控多数人容易多了,只要操控了主流媒体,主导了主流舆论,便能操控多数人。所以,所谓多数人的意见实际上也是被操控的。这是平等社会出现的另外一个对自由的威胁。

那么,如何建立这种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威权主义呢?当时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个方案认为应该回到贵族时代,重新产生一批精英,这就是现代的中产阶级,由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带领社会前进。托克维尔虽然是贵族的后代,但是他知道人性是趋向平等的,贵族一旦消灭、平等出现之后,历史潮流不再可逆。所以托克维尔思考的重心,乃是在一个没有贵族的平民时代,如何重建贵族的精神?所谓的贵族精神,就是我今天讲的教养、责任和自由。教养意味着每一个人不仅要关注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且要有精神的追求和品质的追求。责任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追求自己的私利,而且要有担当,承担起公共责任。而自由,不仅要追求不受强制的权利,而且要有政治参与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

在平民时代之中,这一贵族传统不再是对少数精英的要求,而是对所有公民的要求。我们也可以说,在一个没有贵族时代的贵族精神,就是现代的公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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