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国际政治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国际政治和外交问题的交叉性学科，兼具政治心理学理论的一般性以及国际政治心理的独特性。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领导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研究对象的宏观性、不可接触性和政治性等特点，国际政治心理测量大多采用间接远距离方式。从领导人到战争的研究对象具有数量少但影响大的特点。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多元方法综合成为趋势。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经典研究，基于人格、认知和情感三个心理要素，聚焦领导人和安全问题。而冷战后的前沿研究受到情感研究、认知神经科学、行为心理学等驱动,突出表现为国际关系情感理性研究的复兴、新行为主义革命出现以及领导人政治心理学的回归等。系统辨析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学术特性和前沿研究，有助于批判并发展有中国经验基础的政治心理学知识体系。
国际政治是政治心理学的核心应用领域之一，国际政治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国际政治和外交问题的一门交叉性学科。自“二战”后在欧美学术界兴起以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早期的人格研究与认知研究，到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情感研究的演进。其分析层次从领导人的政治心理演进到国际关系冲突与合作的心理基础，解释对象包括领导人的行为与决策，以及国家之间关系的后果，如冲突与合作的起源等。系统辨析国际政治心理分析的学术特性以及前沿研究，有助于建设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本文基于对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梳理，探究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学科界定、学术特性和当前重要的前沿性研究。
一、国际政治心理学：学科界定与分析层次
政治心理学和国际关系的关系，不宜简单地将其定义为一个学科，但这两者构成一个交叉性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相互关联。国际政治心理学具有交叉性，涉及的议题理论和方法也比较多元和庞杂。简单而言，可以将其理解为将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纳入国际政治研究中，分析对象是国际政治的重要现象，也有诸多教材将其界定为二者如何互动，即心理因素与国际政治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从时间缘起上来看，国际政治心理学兴起于“二战”后，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领导人政治心理学、外交决策分析的兴起，关于领导人人格特质分析、外交决策分析的认知路径逐渐出现，以亚历山大·乔治，罗伯特·杰维斯等美国学者为代表，开创了早期国际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研究和认知研究的流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的主流范式走向认知研究。但随后不久，国际政治中的情绪与情感研究便占据冷战后的最新潮流。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议题也从经典的领导人及其决策，转移到国际安全中的冲突与战争，以及冷战结束后的非传统安全研究。
从上述研究议题的演变，可以看出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是问题导向式的，是国际政治研究或外交研究中的一个范式或流派，或一个交叉性领域。它要解释的现象也具有重要的时代特性，如冷战时期的美苏战略竞争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背景，由此催生了关于特定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政治心理研究，其中，核威慑与安全竞争是核心议题。而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相关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诸如恐怖主义、族群冲突以及大国竞争的回归等成为新的研究领域。进而，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演进，也与心理学理论息息相关，即认知革命、情感研究复兴、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等都影响到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创新。
国际政治心理学在不同层次上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包括领导人层次和国家间关系层次。领导人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国内政策、对外政策的制定者，还可能影响国际政治互动。在国家间关系层次上，涉及合作和冲突等各种情况，例如，战争冲突、危机决策以及国家间的行为、互动与结果。总之，国际政治心理学是一个交叉性领域，探讨如何将心理学与国际政治研究相结合，以分析和解释国际政治问题。同时，研究对象也存在多样性，涵盖不同层次和情境。从研究对象来看，国际政治心理学关注的是国际政治层面的重要现象，如国家间关系的合作、冲突等形态的起源和发展，重点分析作为领导的精英个体和社会层次的政治心理要素是如何影响国际政治层面相关政治现象的发展的。这体现了从微观层面进行国际政治分析的路径特色。因此，在主流的国际政治理论谱系中，国际政治心理学属于最微观的解释层次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在主流的国际政治分析范式中的地位，即主流的体系、结构和制度理论等，认为国际政治心理学强调行为体自身的能动性，对于国际政治宏观的行为及其结果，其解释力和因果作用会受到诸多的条件约束。
然而，从分析层次来看，国际政治心理学可能是国内和国际二者相互交织的。例如，美国总统的职责涵盖了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其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关联。国内政策的制定、总统的产生和选举政治心理是重要的议题，这也是政治心理学热门的应用议题。同时，对于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如美国对外政策、美国总统也成为核心的研究对象。当然，这涉及各种领导人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在美国政治和外交的研究中，领导人始终是一个关键议题和核心研究对象。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基础概念，包括人格、认知和情感等，与普通民众也有着密切联系，但大众政治心理的测量维度又有差异，如侧重价值观、认知和情感态度。因此，在领导人精英和社会大众的政治心理测量及其政治效应分析方面，二者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最为典型的是，领导人的政治心理测量，大部分采用间接的远距离方式，而对社会大众的政治心理测量则多采用直接测量方式。
目前，国内政治心理学学界已有一些相关的中文教材，也有一些从其他语种翻译而来的。尽管英文教材较为丰富，但涉及国际政治心理学的教材相对稀缺，只有少许几本。如《政治心理学：情境、个人与案例》（其核心理论线索其实跟外交决策分析关系最为密切）、《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心理学》以及《国际政治心理学：对一门新兴学科的探索》。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牛津政治心理学手册》在2023年版本中将“国际关系”单列为四个板块中的第二板块，为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经典议题和路径提供了线索。由此可见，虽然国际政治心理学的专门教材不多见，但在政治心理学的经典研究领域中，实际上占据了较核心位置。
二、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学术特性
第一，鲜明政治特性。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解释对象多聚焦于国际政治问题，因此，随着研究逐步深入，国际政治经验的感知、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特定政治直觉，也可能变得甚为重要。换言之，研究者掌握了较为系统的政治心理学理论与方法，能够很好地测量特定行为体，如领导人的人格特质、认知风格等。但这些政治心理要素如何影响国际政治后果，则需要在政治情境中理解、辨析和揭示。显然，这需要研究者对国际政治的理论和现实有着系统的把握。就此而论，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学术特性首要表现为政治特性，这也预示着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创新来源于丰富的政治实践。
第二，重视文本分析。国际政治心理研究对象的验证性、可接触性相对较弱，这是一个研究场景的介入及其特性问题，同时也表明了研究对象具有高度政治性。比如，研究的范围包括领导人的决策，领导人的心理因素和特质，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他们的决策过程和国际互动。对于研究对象是领导人的研究而言，尤其是在当前的一些案例中，存在不可接触性以及敏感性。因此，当前比较成熟的国际政治心理案例多基于历史案例，因为历史案例的素材更丰富、可核实，有助于构建和创新理论。成熟的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案例研究，尤其是基于详细和权威档案的研究，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验证最为常见和标准的路径。这给研究者的史学研究基础和功底，带来了相应的学术要求，同时对研究材料的丰富性也有着相应的标准。此外，在传统的历史档案定性解读基础上，运用大数据文本技术，对外交档案进行数据转换，从而探析特定的政策偏好是研究方法的新要求。对于当下案例的聚焦，间接研究方法占据主导。由于领导人等精英的不可接触性，以及相关核心政治人物、决策文本的难以系统获得，导致对外政策言论的文本内容分析是主流的研究方法。
第三，研究对象少而精。国际政治心理学尽管关注的研究对象数量较少，但其重要性非常突出。例如，美国总统平均每四年或八年才有一个，总数也不会很多;又比如战争，世界大战也只有两次，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想运用大样本的数据处理方法也会受到一些限制。不过，一些适合量化研究的领域，如争端冲突、危机决策等，可能会涉及更多数量的研究对象。但是，许多重要的研究对象数量仍然相对较少，其重要性却十分突出。例如，恐怖主义研究在过去20年是一个重要的交叉领域，像“9·11”这样的事件发生极少，却改变了美国对外战略及其后的国际格局。
第四，强调因果特性。除了发生频率低，不可接触性与高敏感性也与研究对象心理因素的因果特性有关。由于领导人等研究对象的不可接触性，其内隐变量及政治影响需要用系统的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方法进行观测。领导人人格的测量与普通人、普通政治人的测量方法存在一些差异，需要更多采用间接的方法，如文本分析、编码、精神分析等。进而，除了行为体自身的政治心理可以是解释对象和被解释对象外，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还关注政治行为、政治偏好和政治后果。但随着研究对象向行为和关系层次转移，因果关系或因果链条可能会比较长。因此，在国际关系或外交领域，政治心理学可能并不被视为主流，主流理论观点更强调权力、制度和其他宏观要素。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是，从微观层面到体系层面，研究微观心理要素对国际结果产生的政治影响，其中的因果关系和因果链条需要更深入地识别。
第五，国内外研究差异。国际政治心理学在研究方法方面也与国内政治心理学有所不同。它更多地关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中的战争与冲突案例，以及其他宏观的重要案例，如领导人在战争决策中对武力使用的偏好、领导人对于国际制度的态度等。在安全与冲突研究中，经验研究需要详细的档案资料支持，如外交史上有公开可获取档案的战争或决策案例。当然，国际顶级期刊以及一些著作中也逐渐出现了多元方法的综合，一些定量研究、文本分析及实验方法等在西方学界也非常流行。在国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面，因为研究的被解释对象，如相关的选举政治行为、政府治理等都可以接触，政治精英和民众的政治心理测量，很多是运用直接的测量方法。其样本总量较大，定量方法和实验方法较为流行。总之，国际政治心理学中的重要被解释现象通常是典型或非典型的案例，强调异质性，而国内政治心理学测量及被解释对象数量较大，强调的是研究对象的同质性。
第六，聚焦欧美问题。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是欧美中心与全球差异问题。从政治精英研究来看，迄今为止，国际政治心理学对美国领导人的关注较多。相关经验如果要扩展到中国或其他非西方国家，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近年来，关于中国的一些系统性经验案例有不少中英文研究，但其选题和理论建构受到较多局限。对于国际政治心理的特质以及规律，是普遍的还是具有本土独特性，这一点也成为知识本土化、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的争辩点。已有的经典和前沿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知识体系，这些知识大多基于欧美的国际政治实践经验，尤其是美国的领导人和对外关系。基于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实践研究，能否产生特定的、具有地方特性的国际政治心理知识，仍有不同的声音。文化心理差异论强调非西方国家案例的异质性，有助于提炼新的理论知识，但基于人性本质相通的观点，就可能得出欧美经验发展出的国际政治心理理论其实也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实践的结论。
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方法和知识储备方面，在中间机制、因果链条以及多元方法受到重视的同时，多元学科知识的价值也值得关注，因为国际政治和外交的基本背景知识对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分析仍然非常重要。换言之，并不是揭示出了国际政治中的政治心理要素就能理解一些重要的国际政治现象，而是需要对国际政治、区域国别研究有长期系统的研究基础和知识储备才行。基于此，国际政治心理学也是结合政治心理学、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及当下流行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有效路径。
三、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前沿研究
在梳理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前沿研究议题时，首先应简要回顾一下经典研究。经典研究兴盛于冷战时期。当时对于领导人以及领导人人格特质、认知偏差等问题的关注，催生了人格研究与认知研究。
（一）经典研究
其一，人格研究。政治人物的人格研究，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受到当时主流心理学流派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滋养。在哈罗德·拉斯韦尔及其学生乔治等人的引领下，精神分析学说被较为系统地应用于政治人物的人格与动机研究。比如，乔治夫妇剖析了威尔逊总统性格的早期起源及对后续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追求权力阶段时的灵活，与他在权力使用过程中的固执并行不悖，皆来源于他幼时在父亲那里留下的低自尊心理创伤。同一时期，也涌现了其他一些经典的政治人物人格分析著作，如埃里克·埃里克森关于甘地和路德的分析，詹姆斯·巴伯关于美国总统性格类型的提炼。其二，认知研究。认知研究兴起于“二战”后。随着外交政策分析流派、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兴起，领导人的认知偏差逐渐受到重视。在此领域，最为知名的就是杰维斯的研究，他是认知学派的核心代表。他在这个领域，尤其是在认知偏差的研究方面奠定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的基础。他的研究涉及领导人之间的知觉互动过程。在信息加工过程中，他总结了关于认知偏差的内容，探析了领导人经常出现的错误知觉类型：统一性知觉、过高估计自身影响、认知失调、愿望思维等，进而提炼了认知偏差形成的认知机制。此外，他还探讨了领导人及国家传递信号时的理性策略和表达方式。这些早期的研究为后来的国际政治心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认知偏差研究的进展，体现为关于认知偏差形成机制的研究进展。从早期杰维斯提炼的认知机制，演进到理查德·勒博提炼的愿望机制。勒博在其经典的《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一书中，系统阐述了领导人错误知觉的愿望机制，即领导人自身的政治需求、荣誉感、情感等因素，都会驱动其内心的愿望思维，从而形成特定的错误知觉。这些错误知觉在他关于国际危机及其升级的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
上述有关领导人的人格研究，其后续的研究进展体现为对领导人的认知信念、人格的测量以及编码方式等。比如，人格特质的远距离测量成为领导人人格研究的重要方法。同时，其他学者也提炼了特定的测试方式。例如，操作码研究路径将领导人的政治信念区分为哲学信念和工具信念，可以运用文本编码方式提炼出特定测试对象的信念坐标位置，从而探讨其相应的政治世界观和策略使用方式。也有相关研究使用专家问题调查方式，探究专业观察者视角下特定政治人物的人格特质及结构，从而辨析其特定的政策偏好及政治后果。上述研究进展的总体特征，体现为定量文本内容分析间接测试法的使用，以此解决领导人等政治人物不可接近的研究难题。
（二）研究前沿
前沿研究议题的推进，受到冷战结束后总体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心理学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的行为心理学研究浪潮，为冷战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前沿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其一，情感研究。在经典研究，如杰维斯关于领导人认知偏差的研究中，认知偏差是纯认知的。杰维斯也承认，他关于错误知觉研究最重要的“失误”，就是没有认识到认知偏差其实也受情感的驱动。在后续勒博的愿望机制，以及学术界重新重视情感的非理性作用那里，情感的政治效应才得到学界认可。这也是情感研究第一阶段的内容，即作为有限理性来源之一的情感。第二阶段，则为情感研究的理性主义功能探讨。这一阶段关于情感的战略功能预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如关注如何利用情感实现特定外交与战略目的，以与理性主义实现有效融合。早期可以追溯到社会学中的印象管理理论及其对杰维斯研究的影响，他在《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一书中探讨了国家如何塑造对手喜欢和不喜欢的形象，从而实现战略目的。由此，情感及其展示可以达到传递信息、塑造形象、达成共识等重要的战略性目的。这明显与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不同，因为理性行为体的偏好，作为一种重要的互动信息是预设的。情感的政治表演与外交展示，其理论和案例表明，情感其实是一种战略工具，国家可以通过情感表演实现特定的战略目的，包括对手的意图传递、盟友的合作信息表达等。第三阶段，则受到认知神经科学的影响，情感的理性价值受到重视。自20世纪90年代起，情感构成了“理性经济人”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观点逐渐被认知神经科学和国际关系学界接受。因此，情感如何重塑传统的领导人首脑外交、面对面外交等重要议题，情感如何成为昂贵信号表达的基础等得到大量讨论。
其二，新行为主义革命。另一个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值得注意的方向是“新行为主义革命”。国际关系学科最知名的《国际组织》杂志，在2017年发布了一期“新行为主义”专刊，一共10篇论文。这是国际政治心理学最集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展示，作者包括理性主义学者和政治心理学学者，彰显了两种路径融合的趋势。例如，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议题日益行为心理学化，即探究领导人等行为体的理性或心理偏好。在特定的政治情境，如危机中，领导人的风险决策、决心表达的背后逻辑与动力，可能受到微观层面领导人的人格特质、已有信念等的影响，也与特定情境中的政治因素紧密相关。进而，在“新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新理论观点的提炼大多来自实验情境中的模拟，而非历史案例的经验归纳。因此，以调查实验、定量验证等方法为主流的行为偏好与决策研究，区别于传统的异质案例的方法研究。此外，这一前沿路径试图调适心理学的有限理性与绝对理性之间的张力。因此，不同学者试图在这种调适中寻找相应的中间道路。例如，有学者将决策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为理性的信息选择，后期以直觉等捷径为主导。也有学者将心理要素作为一种理性要素或工具看待，犹如上文所述的情感外交逻辑，皆体现出在理性主义的策略论逻辑下，心理要素仅仅是工具价值，而非本体价值。
其三，领导人重要性的回归。克伦·亚希-米洛既是杰维斯的学生，也是他的学术“继承人”。米洛在早期经典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进一步的研究进展。例如，她详细阐述了领导人信息处理的具体过程，深入探讨了中间的认知机制和认知过程，包括意图的评估，同时也提到了领导人和情报组织如何评估对手的意图，创新了选择性注意理论。她2014年出版的著作已有了中译本。这本著作将信息处理的具体过程，即中间意图认知机制，做了细致的理论建构和案例验证。这是对杰维斯认知研究的进一步细化。
她的第二本更具前沿性的著作于2018年出版，即《谁为声誉而战：国际冲突中的领导人心理》。她在这本书中借鉴了心理学中的人格理论，即“自我监控”信念。这种人格理论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便开始发展，她借鉴这一理论用于研究美国总统的人格差异，解释不同总统在武力使用偏好方面的差异：为了维护盟友声誉和安全，自我监控信念的高低决定了不同的总统是否愿意使用武力，以及对武力使用的接受度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本身并不被视为一个新问题，但值得关注的是，这本书中第一次引入”自我监控”的人格特质差异理论，并且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专家评定美国总统人格特质的方法等。可以说，米洛在这本书中运用的心理学、政治心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等，代表了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四、结语
国际政治心理学是政治心理学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应用，因此它兼具政治心理学的一般特点，如解释变量的微观和内隐特性，注重从心理层面进行政治分析等。但国际政治经验现象和事实的固有特点，即领导人及其政治行为和后果具有数量少而精且不可直接接触等特点，所以国际政治心理具有明显不同于国内政治心理的特性。这也决定了国际政治心理测量以间接的远距离方式如文本内容分析为主，而案例及其比较成为传统和经典的验证方式。随着行为社会科学在冷战后的影响逐步显现，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也日趋行为心理学化，“新行为主义革命”彰显了这一国际趋势。一般意义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如本土化问题等，在国际政治心理学学科领域也同样存在。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路径，也存在关于政治心理是普遍人性论还是独特人性论的争议。对此，这种争辩与分歧可能难以形成统一的声音和研究路径。当然，回归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经验导向，敏锐捕捉不同时期的重要经验性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理论及其创新是服务于解释现实的需要的。
尹继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政治心理学、国际安全与中国外交。曾主编《政治心理学》著有《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等著作，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心理科学进展》等期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60余篇。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等学术荣誉,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