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的风险社会特征日益明显，从地区冲突、战争到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情绪，都预示着风险社会正在重塑传统基于威胁的安全逻辑。全球风险的形成及其传播具有三个层面的政治心理基础，亦即领导精英的人格特质等心理要素自身构成了全球风险，全球风险社会也是具有深层心理基础。进而，全球风险的起源和分配有两种机制，其中，心理机制包括风险认知的差异机制、风险意愿的愿望机制和风险归因的身份机制，政治机制则是风险分配的知识霸权、政治化过程、效仿和学习。最后，全球风险产生了情感极化、对外行为激进化等直接政治心理效应，以及全球安全文化恶化、决策心理政治化和国际秩序退化等间接政治心理效应。总体上，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彰显了反向安全逻辑下风险形成及其分配的心理逻辑与政治逻辑的统一，揭示了传统威胁社会所不具有的社会不平等特征。

关键词：全球政治；风险政治；风险社会；政治心理基础；社会不平等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2期

在传统安全理论视角下，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不确定性很大程度来源于意图不确定所带来的威胁，其心理基础在于安全恐惧；而在风险政治看来，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全球政治的风险状态及其心理基础，因此，剖析全球风险及其成因和影响，是塑造良好国际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础。全球风险的内涵包括大国战略竞争所引发的体系与结构的不稳定，可能产生的冲突风险，也有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风险及其政治经济危机风险等。同时，在情感政治层次上，全球风险也包括民粹主义情绪高涨下各国政治极化、情感对立，甚至进一步可能的政治变革风险。主流的国际政治分析视角，大多聚焦于大国权力格局、国际制度与规范等宏观要素，辨析全球政治中风险形成的客观权力与制度环境，但风险及其感知本身是一个主观认知及其体验过程，全球风险的形成和政治影响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建构的逻辑。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更新了传统财富和阶级视角下社会不平等的特征，进而，国际政治学者引入风险社会概念，辨析了风险与威胁的区别及其对于安全困境的重塑意义，以及在此基础上新综合安全论的理论价值。但学术界关于全球风险社会的心理基础，相关讨论仍为零碎且不够理论化。鉴于此，全球风险社会的认知及其经验呈现，以及从独特个性领导人到民粹主义情绪等多层次要素对于政治风险的影响，成为理解全球风险感知及其国际政治效应的重要内容。换言之，微观心理的视角可以追踪全球风险的起源和影响过程，有助于理解全球风险的主观、社会等特性。

与大国竞争强调安全威胁及其应对的同时，国际社会对于风险形成及其应对的战略考虑也成为一个日益显著的议题。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将欧盟对外战略的目标界定为“去风险”（de-risk）而不是“脱钩”（de-couple），强调域外国家经济和技术层面的挑战和地区安全局势及其可能产生的跨国移民、难民及能源危机等风险，对欧盟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影响。这种“去风险”的政策言论，在美国也引发了政治精英的回应。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呼应谈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及其“风险应对”，认为新兴崛起国家重塑了经济秩序的不平等。欧美发达国家上述关于风险的判定，体现了全球风险认知的差异性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政治特点。事实上，自2001年遭受“9·11”恐怖主义袭击以来，美国多届政府都将应对恐怖主义及其产生的风险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因此，美国的反恐战争可以看作是一种风险管理的策略和手段。当今世界从传统大国竞争到恐怖主义、民粹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彰显了讨论上述全球风险的发生学和演化学的重要性。鉴于此，本文主要从心理要素是如何构成了全球风险，及其如何影响全球风险的形成过程两个维度，从理论层面深入探究全球风险社会的非物质性动因及其国际政治效应。

一、作为风险自身：心理要素构成了全球风险

在国际社会层面，全球风险主要是指一些对国家和民众的福祉、利益和安全构成危害的现实物质和非物质实体。因此，其包括的范围既有传统的安全事务，比如，战争与冲突不仅仅是一种安全威胁，同时也是一种风险，因为暴力及其蔓延本身将产生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的负面影响。而管理传统战争与冲突以及非传统的恐怖主义、族群冲突产生的风险，相关国家进行的战争也是一种风险管理策略。一些冷战后逐渐受到关注的非传统安全议题，比如，跨国移民、难民等人口流动，以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粮食问题、卫生防疫、毒品贩卖等为代表的低政治议题事务，对于相关国家和民众的利益福祉同样也带来了现实或潜在的危害。这些全球风险议题的出现及其系统性危害，突破了传统的安全威胁及其危害的逻辑，即传统安全威胁的逻辑主要是基于权力及其意图判定逻辑，而全球风险则超越了权力博弈逻辑，其产生和分配的最初逻辑并不是遵循权力大小逻辑，而是重塑了传统的安全竞争逻辑。

如果按照物质和非物质性要素的二分法，那么，全球风险则可以归类为物质性风险和非物质性风险。上述战争、冲突作为风险要素，代表了风险与物质实力及其博弈之间的关系；而非物质性要素，则表现为全球风险其实是与行为体的心理要素以及行为体之间互动的过程紧密相关的特点。基于此，从欧美重要领导人的独特人格到其国内的民粹主义情绪等心理要素，本身就构成了全球风险的重要维度，其风险来源于微观到宏观的心理要素对于政治经济的负面危害效应。

其一，政治心理要素本身就成为了全球风险。这方面的心理要素包括领导人精英层面的强人政治，即其独特人格会带来系列的政策风险，以及外交与国际关系的不稳定风险。近些年来，在全球政治中出现了相应的强人政治的回归趋势，欧美相关国家一些独特人格特质的领导人相继上台执政，虽然在任时间长短不一，但仍极大影响了相关国家的对外关系以及特定时期的国际关系发展趋势。这些由特定领导人个体所引发的全球风险，其根源不仅在于特定领导人自身的独特人格特质，比如自我主导、不受环境约束等。同时，也体现为欧美相关领导人对于既有的国际秩序的态度与情感，即作为挑战既有国际秩序与规范的领导人，他们自身的政治情感及其政策表现，极大增加了相关欧美国家对外政策的非连续性和震荡性。比如，美国总统的自恋特质与美国对外武力使用与国际冲突存在正性相关关系。此外，领导人的风险意愿对于冲突发生也有着较为重要的因果作用。以美国为例，传统上影响美国对外干预的重要政治变量，包括美国总统的政党派别属性以及对于武力使用有效性的信念，即鹰派是强调武力的有效性，而鸽派是看重合作的有效性。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指出，美国总统对于外部世界的评价及其自我监控信念是存在差异的，这种“自我监控信念”（self-monitoring beliefs）的程度成为影响美国对外使用武力干涉的重要心理变量，决定其是否接受风险，维护美国的盟友形象。

领导人自身的人格特质之所以构成了风险自身，其背后的情境性原因，在于特定政治人物的人格特质的形成和影响，是具有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支持的。就此而言，在国家与社会层面，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政治思潮和文化，一方面成为了上述独特人格特质的社会文化土壤，另一方面构成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风险要素。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国家情感对立、外交舆论的割裂等，也造就了欧美国家内部的政治风险以及对外关系的极化风险。具体来说，民众与社会层面的一些极端情感，比如，民粹主义、情感极化、逆全球化思潮等，其实与上述欧美特定的强人政治紧密相关。二者的出现具有一定的互为因果性，也是在特定时期，尤其是全球化进程中逆全球化社会思潮在领导人和社会思潮层面的体现。欧美国家的政治极化和情感极化的深化，不仅仅撕裂了其国内政治，尤其是对于民主秩序具有较大的破坏性作用，同时也会产生进一步的对外政策极化。在此意义上，这些社会与民众层面的情绪具有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风险倾向，而且与特定领导人和选举政治相互影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情境性要素即特定的外部环境催生的风险外溢，比如，在新冠疫情时期，中美战略竞争的战略叙事及其情感对立进一步恶化，原因在于美国并没有将疫情作为中美合作的契机和平台，反而在选举政治等因素的催化下利用疫情作为政治工具，体现了将疫情“武器化”的特点，从而使得特定的外部环境下全球风险新增了一些爆发点。

其二，全球风险的深层心理基础。对于风险的分析，经济学路径强调客观风险及其形成的逻辑，比如，理性成本的算计对于风险判定的重要性，以及风险是一种独立于行为体、国家之外的不确定性状态。但是，基于风险的社会建构和深层动机来看，风险的形成及其影响，仍是行为体自身群体无意识的投射。这种深层心理投射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风险感知方式的表达，另一方面是风险社会中集体焦虑的投射。行为体的预期对于风险的感知，风险的概率判定是受到认知主体的判断影响的，这些心理要素包括认知机制和跨文化的认知差异性。风险的感知对于风险的客观存在及其效应是一种主观心理过程的建构，而风险感知以及风险的判定标准，普通大众并不掌握这种科学知识的权力，在国际关系中，风险的科学判定也受到国家间实力大小及其知识权力的影响。领导人或国家对于特定全球风险的认知及其应对，受特定领导人自身的风险偏好、认知能力、经历背景、情感感受、社会文化等诸多要素的影响，同时也与特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关。最为重要的是，传统安全文化强调的是意图及其威胁，其心理基础在于实力不对称以及意图不清晰造成的安全恐惧，而全球风险社会的心理基础，在于由于安全状态的超越边界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焦虑。从群体到国家层面的不确定性焦虑，是诸种风险得以存续的心理基础，换言之，风险的管控则需要减缓群体对于不确定性的焦虑作为前提。

二、作为风险成因：全球风险形成与分配的过程与机制

全球风险的形成及其扩散，其实是风险的起源和分配问题。就起源来说，社会风险的形成受制于科学和知识，因此，专家的判定及其科学标准制定非常重要，由此风险社会重塑了传统的阶级及其经济不平等。全球风险起源的政治心理基础，在于风险的认知具有跨文化和政治特性，风险意愿也是客观认知机制和政治需求的愿望机制的结合，而风险归因则不仅受到归因偏差制约，更多是体现了当下全球政治中的身份决定归因方式，这些心理成因一方面体现了特定专业知识的科学价值，另一方面也呈现了科学知识背后的国际政治权力斗争。进而，全球风险政治的分配，就是风险的跨文化和国家的传播问题。这一过程的动力，在于风险危害的焦虑、风险感知的政治作用相互交织，这是风险分配的政治心理逻辑的集中体现。

1.全球风险形成的心理机制。如上文所言，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并非是一种客观过程，而更多是一种主观的社会建构过程。这一过程表明，对于何种风险成为影响当下主要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生存、福祉和利益，需要经历一个多元主体的跨文化、政治的认知过程，最后达成一种国际间的共识。风险社会的形成，是主体间的风险感知的共识建构过程，体现了不同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关于风险认识的塑造和博弈。具体来说，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过程中至少有三种心理机制发挥着作用。

第一，风险认知的差异机制。对于某一种潜在或事实的危害之物，它是如何影响、并具体影响了人们和国家的什么利益和福祉，这种风险认知有一定的客观基础，无论是从微观的卫生防疫，还是到大国冲突与战争，作为一种风险性质的认知是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在推动风险性质判断的过程中，社会风险的判断是由国家或代表国家的相关权威科学、政治专家进行的，相关的非政府组织也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而专家知识容易产生误差。关于何为风险，风险负面影响的认知等，背后体现了两个层面的认知规律：一方面是认知偏差问题。在国内层面，由于不同群体的利益、认知能力、生活习惯等差异，对于何为风险及其危害程度等都是认知不一致，在国际之间也受制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性而对重点风险的关注不同。比如，发达国家对于后现代性中的发展问题如环境、卫生等较为关注，而发展中国家更为看重经济发展的贡献，环境治理等问题只能待经济发达后才能成为一个风险。另一方面，还需要重视风险认知背后的政治社会化、价值观的塑造。比如，中国一直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所以在疫情期间关于新冠病毒的社会风险性质判断坚持高标准，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将这种风险的危害性及其责任下降到具体个体公民身上，因为他们坚持的是个体主义的价值观。

第二，风险意愿的愿望机制。在风险社会中，国家、决策者等行为体的风险意愿，是指它们“对危机博弈中策略风险的显性态度”，除危机决策外，还包括国家对于社会风险的显性态度或接受程度。国家的风险意愿，基于理性主义的视角，其来源于国家和决策者对于风险的成本效应分析，即风险的代价小于其潜在可兑现的收益时，国家的风险偏好则呈现外显或可接受的态度。当然，国家的风险意愿其实更是一种心理过程，一方面，基于前景理论的风险决策实验和案例表明，国家的风险意愿其实不是客观的，而是受到潜在的认知驱动，其核心机制在于决策者对于收益和损失的框定（frame）。如果决策者将情境框定为损失，则可能会产生损失规避心理，进而会接受风险；如果框定为收益，则可能是规避风险。这种损失规避而接受风险的决策心理，广泛运用于国家决策者处理相关国际危机以及进行战争决策的案例中，也在国家实现外交突破的冒险决策中得到相应的体现。除了上述认知机制外，不同国家对于国际风险的判断，还受到背后各自的愿望思维的推动。这种愿望思维既是执政者的情感和个人动机的反映，同时也很大程度上是由各自的官僚政治、利益集团以及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所驱动的。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对于特定国内和国际事务的风险性质认知存在差异，比如，拜登更为强调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成为美国所面临的重要风险，在此议题上美国对待相关国际公约和大国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相关领导人的政治需求也是有差异，比如，自从“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和奥巴马均将恐怖主义看作是最为挑战性的全球风险之一，因此，开展了以风险管控为特征的全球反恐战争，但美国的英法德等盟友对于全球恐怖主义的风险性质及其管控认识存在一定的分歧，这也是21世纪以来欧美在全球反恐等问题上存在纠纷和矛盾的根源。

第三，风险归因的身份机制。全球政治中的风险归因，遵循传统的基本归因偏差，即国家倾向于将潜在危害的风险起源归因为外在的环境，或相关行为体的内在属性。比如，欧美发达国家将社会经济的衰退、国内民粹情绪归因为外部的全球化负面效果，特定领导人的人格特质等。但在全球风险社会的跨国风险，比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人口流动、地区冲突风险等议题，风险归因的身份机制日益明显。具体言之，自冷战结束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还是对外关系，身份政治的影响日益凸显。从亨廷顿（Sa m uel P.H unting-ton）对美国国内的政治认同威胁和挑战的分析，到他关于全球政治中“文明冲突论”的惊悚言论，都预示着身份的分裂对于国内和国际政治都有着显著的影响。身份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心理要素，本身催化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政治极化和情感极化。政治极化表现为，欧美主要的政党在特定议题和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和对立，而情感极化则既有政党特性，即不同政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仇恨情绪对立，关于特定政治人物所引发的情感对立，以及特定议题上如英国脱欧、美国退群等激发的超越党派的情感对立。这些均表明，身份政治成为欧美国家的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微观政治心理基础。上述政治极化和情感极化，极大撕裂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价值观和秩序，进而影响到特定国家的对外政策极化。这些国内政治和情感极化以及对外政策的极化，本身就是全球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根源在于发达国家内部的群体关系互动逐渐以身份差异作为核心的区分标准。

综上，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其实是一个风险感知的集体共识形成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的主观建构和主体间特性表明，不同国内行为体、国际不同国家关于何为风险、风险影响为何等具体性质和程度的判定，是多主体和多国家的认知和政治互动的结果。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究其实质是一个风险的国际分配问题，从欧美发达国家领导人到国际关系层面，这种风险的分配背后的动力在于风险知识的政治化利用和社会化传播。

2.全球风险分配的政治机制。风险分配的逻辑体现了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与阶级经济不平等不同，它更多的是超越财富不平等但与政治策略紧密相关。全球风险分配的基础在于科学知识的掌握及其判断，但在全球政治关系中，从选举政治到国际政治中风险的分配都是受制于政治的约束，很容易走向政治化和安全化，成为国家间冲突与博弈的重要媒介与载体，鉴于此，全球风险的分配更多遵循的是政治机制。

第一，风险分配的知识霸权。国内层面风险社会的形成，科学知识及其专家关于风险性质的判定，发挥着重要的专业作用。在国际层面，关于风险的判定，同理也是受到知识及其霸权的影响。这种风险知识共同体的形成，一方面，受到特定专门知识权威的影响，即相关国家在社会和政治风险领域的知识话语权大小，及其国际认可变得甚为重要；另一方面，全球风险的话语权、国际认可通过特定的国际组织、制度建设和规范倡导等得到体现，比如，从联合国体系的安全、司法等组织成员，到特定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专业组织等。总体来说，这些风险的国际知识共同体大多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但重大风险的突发和影响，也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欧美发达国家都不得不适应新的风险情境，如恐怖主义、难民和移民风险等。

第二，风险分配的政治化过程。与安全威胁来源的界定逻辑一样，全球风险的界定其实也是特定国家在处理内外问题时的一种政治性任务。因此，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例，在大选政治、意识形态攻击、党派之争的政治背景下，关于内外风险的界定和应对，成为诸多选举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诸多政治力量相互攻击的借口。如同美国的政治精英都无法回避“9·11”恐怖袭击后将反恐作为风险管控的核心任务，在欧洲主要国家，关于如何应对俄乌冲突所带来的经济、战略自主、地区稳定等风险，如何应对周边动荡局势所产生的移民和难民风险，这些政治风险的产生及其应对措施成为欧洲近些年政治价值观分裂的基础，也是极右翼政党上台的重要背景。如此而言，欧美政治辩论的重要话题，即是关于特定国家与区域所面临最为重要风险对象的辨识及其战略上和策略上的选择。从近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关于“去风险”战略任务的陈述可见一斑。

领导人自身的某些特定心理要素，比如独特的人格、风险意愿等，以及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及其情绪，之所以会造成特定的政治风险和冲突风险，是因为政治行为体及其互动都是在特定政治情境中进行的，心理要素政治化的特点表现非常明显。换言之，特定国家的领导人倾向于利用自身的人格和风险认知，作为处理国内政治关系、国际关系的手段，而国内层面的民粹主义情绪也助推相关的政党将重点的争辩议题政治化，从而使得国家在处理国内政治分歧、制定对外战略和实施对外行为过程中，很容易将心理、非政治议题进行“泛政治化”。在这种泛政治化，以及特定冲突议题上的安全化逻辑之下，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和外部的国际冲突风险概率和危害性则大大增加。这就是作为非政治要素的心理要素，由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政治化机制，仍然会产生较大的政治风险。

第三，风险分配的效仿与学习。在全球风险的传播和扩散过程中，风险的转移、变化和演变遵循着一种社会化机制。风险不仅具有客观的经济特性，同时也包括了上述的主观认知特性，但更具有一定的文化和社会建构的特性。关于特定风险来源的判断，何谓风险及风险如何演化等诸多议题，都是在特定政治社会中建构而成的。这包括了至少两类社会化机制，第一种是身份建构政治，从而造成政治对立与冲突的状态。由于群体身份的区分，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受到身份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等重要非物质性力量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各自对于安全状态、风险来源的判断，这种认知背后的话语、符号及其象征机制较为明显。因此，身份政治将全球风险的群体区分特征彰显较为清晰，比如，南方与北方、西方民主联盟与非西方新兴国家、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分类。第二种是风险及其扩散中的学习机制。近些年，强人政治和民粹主义在全球与区域各个层面的盛行，与上述以利己主义作为政策原则的理性自私国家间的相互学习与效仿密切相关。因此，从领导人到民众，对于自私利己的相关社会心态的模仿与学习，对于后续的全球风险产生和加剧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三、作为风险效应：全球风险的政治心理后果

冷战后国际社会的重要变化之一，在于冷战两极对峙所带来的全球战争风险降低，而以区域冲突、恐怖主义、全球公共问题等兴起代表着新型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新型风险社会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心理后果，这种后果集中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直接效应为政治精英的偏好和理念兼具情绪化和自私理性，而对外行为上日趋激进化；二是间接效应则为关系发展上突出为冲突倾向的加剧，以及世界秩序层面的国家主义回归和全球主义的倒退。

第一，直接效应。由于全球风险社会中政治精英的独特人格特质及其背后的社会公众的情感极化，能够对欧美国家的对外决策偏好和观念产生直接的塑造作用。所以，从直接效应来看，是由于情感的极化以及进一步的政治极化的催化，相关国家的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包括从社会心理到政治党派的割裂，这些社会政治基础的动荡，进而会产生较为负面的政治后果，比如破坏政治协商、政策延续性以及政治激进行为、政治成本的增加等。欧美各国内部的情感极化，进而对其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转及其声誉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此外，对于欧美对外政策和行为的良好社会基础，也起到了较大的破坏作用。总之，进一步加大了欧美各国内部的政治不稳定、社会分裂的风险。

这种精英偏好上的情绪化，也导致了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优质领导人的缺失。亦即以美国政治为代表，随着政治极化和情感极化的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家面对分裂的国内社会和政治局面，往往优先采取极端的情感动员策略，以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塑造对内和对外的恐惧与焦虑气氛，加强内外群体的对立和仇恨，成为一种极端的政策选择，由此，当今欧美发达国家面临着民主体制的危机，政治共识缺失的困境。这些皆源于近些年在发达国家内部兴起的极化社会风险，其产生的政治心理效应则为相关政治精英越来越强化社会风险，在群体关系中强化对立的关系，塑造对外的敌人意象，达到恐惧情感主导社会认知的目的。因此，极端化的情感诉求，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风险的直接外溢效应。

与此同时，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政策偏好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将更强调自我利益、自我安全感的建设和获得。在应对地区性国际冲突与危机风险时，相关传统西方大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自利自保的理性特征。比如，欧洲在面对地区安全局势冲击时，在处理难民等社会风险，应对能源和经济风险等过程中，体现了较强的身份政治和安全化导向，如对于乌克兰难民是安全导向，而叙利亚难民则是经济导向，呈现出差异化的“双重标准”。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盟友关系，对待国际责任和义务方面的自私理性特点表现特别明显。凡此种种，皆预示着全球风险社会中欧美发达国家的理性主义自私偏好与非理性的安全化双重偏好占据主导位置。

此外，风险也会引发国家对外行为的激进化。欧美发达国家内部的政治风险增大之后，其对于对外政策和行为的激化影响日益明显。以美国为例，美国开展对华大国竞争战略，其背景即为美国国内关于外部风险的转移认知，即将全球反恐战争的风险管理，转为以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为代表，对于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在2 017年底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了战略竞争的安全战略。与此相伴，随即美国开始了对华经贸摩擦并进一步升级为贸易战。无论是以特朗普政府时期以经贸战为核心的竞争战略，还是拜登政府时期全方位的对华战略竞争，都预示着美国将国内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风险转移到对外战略上，将中国看作是外部风险的核心来源。

进而，在地区冲突所带来的风险中，非对称性的冲突呈现出系列的激进化特点。比如，非对称性冲突中弱者诉诸更多的暴力极端手段，比如自杀式恐怖袭击等，在巴以、印巴等地区冲突中表现明显，这种重复性的恐怖袭击目的在于展示战略决心、消耗战以及观众的政治情感操纵等。相关地区热点冲突，以及东亚地区的周边安全冲突中，都呈现出一种重复性危机，即冲突和危机周而复始，但又不会上升到战争的烈度。虽然冷战后，大国进入了无大战的战略竞争阶段，但大国周边及相关的区域冲突仍是不间断，而且美国等大国对地区冲突采取代理人战争、暗中军事援助等手段，也体现了较强的风险管控的策略。总之，地区冲突中尤其是非对称性冲突中战略行为的激进化和冲突的长期化和周期化，是全球风险扩散所造成的重要战略后果。

第二，间接效应。当今以欧美占据主导的全球风险社会，上述政治精英和社会公众的心理风险，能够直接影响到其对外政策偏好和行为。但是，这些社会心理风险伴随着风险的政治化和传播，其国际关系影响则是间接的。从总体上讲，全球风险社会的心理特质影响到这种新型国际社会的体系风险与不稳定性。具体而言，由微观层面的心理特质要素引发的全球风险社会宏观效应主要体现为安全文化、安全秩序思潮的变化。

首先，全球安全文化的恶化。由于上述从领导人到社会层面的心理要素的影响，各国更容易接受对外民族主义、对内政治保守主义的领导人上台，从而在对外方面，近些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倾向于选择一种强调恶性竞争的文化。即使在经济层面，以经济民族主义、逆全球化为主导，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回归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些都加剧了这些国家间的冲突风险，造成相关大国关系如中美关系、地区局势的长期紧张。其次，对外决策心理与偏好的安全化与政治化倾向。在民粹领导人、社会层面的排外主义的刺激下，欧美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在风险意愿、风险认知方面的偏离，难以走向客观的风险评估，所以在决策心理方面的风险接受倾向大大增加，表现为对于风险评估的主观化，体现了较多的安全化和政治化特点。这些国家的风险感知和应对，服务于国内政治的极化需要特点非常明显。此外，世界秩序的变化体现为，由于主要发达国家在国内社会风险的推动下，逐渐抛弃传统的国际主义的世界秩序观，而更多以自身的国家利益，规避自身风险和损失为主要战略准则。这体现了当今逆全球化思潮及其战略影响，即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和贸易全球化的首倡者，日益退化为国家主义的维护者，反对多边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种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回潮，在美国霸权的对外战略和世界秩序观上表现尤其明显。

四、全球风险社会的政治心理学逻辑

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及其扩散，预示着当今国际社会的特征除了传统安全竞争之外，进入了一个并不是由权力不平等所决定的“风险均衡”时代。面对全球风险的危害，行为体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分布优势等并不能免于其受到风险的负面影响。从风险的形成及其全球分配过程来看，全球风险与心理要素紧密相关，由此构成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心理基础。然而，风险作为一种超越财富、权力不平等的新生负面福祉影响之物，其分配过程中也是面临着知识权力依赖、政治策略利用以及国际权力博弈的制约，就此而言，全球风险的分配逻辑更多是一种工具主义的政治逻辑。

1.全球风险的心理本体逻辑。正如上文所述，全球风险与心理感知、情感体验紧密相关，这种相关性体现为如下层面：一些人格和情感要素本身就成为了全球风险的重要维度，全球风险成因中风险感知、风险归因和风险决策等成为重要的心理机制，而全球风险又会引发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心理效应，尤其是负面效应。就此而论，全球风险的形成及其扩散离不开心理过程和机制的塑造。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意味着随着大国进入无战争时代，但大国战略竞争和低政治领域的全球公共问题的凸显，并非源于客观的实力、威胁和危害基础。从领导人的独特人格到民众的民粹情绪，从恐怖主义所产生的恐惧和仇恨，到地区冲突和动荡风险所引发的难民和移民危机，皆表明全球风险社会更多是主观的社会建构和认知建构，并非传统的财富不平等的阶级社会和国家实力不平等的权力社会中不平等的逻辑。

进而言之，关于风险的情感反应极大影响到风险的认知。全球风险社会的深层情感基础在于焦虑，对于福利来源的不确定性，而传统的安全竞争则在于意图不确定所带来的恐惧。由于全球风险的形成过程所具有的全面性、跨国家和社会性，风险社会重塑了以主权平等、财富平等和权力平等为思考方式的国家间关系。全球风险社会产生一种新的不平等，而造成这种新的不平等的基础在于心理要素的建构作用。比如，在非对称性的冲突中，恐怖主义利用情感策略的手段，让世界霸主美国陷入长期的安全恐惧之中，改变了其对外战略及其布局。这说明，拥有权力绝对优势的美国并不能免于遭受恐怖主义风险的危害，并在长期的恐惧文化中通过战争、冲突等方式进行风险管控，但其成效与其代价并不成正比。

从风险感知的主体来看，包括民众和国家在内的不同行为体的风险偏好，以及他们的风险认知和评估，本身是受到特定的心理要素的影响。即行为体的人格特质、认知特点等，都是影响到其风险偏好、意愿和认知的重要微观变量。这是全球风险政治心理学的第一个维度，即心理要素是有一定的本体作用的。

2.全球风险的政治工具逻辑。全球风险社会的流动问题，即风险的跨社会和国家转移，与特定的心理紧密相关，如地区冲突引发相关国家的恐怖袭击，难民和移民所导致的流动群体对立等，都受到风险恐惧的支配和塑造。然而，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和分配过程，究其实质体现了风险只是政治过程的一个客体，而主体则为政治精英、权力优势方等，基于特定的政治需要和战略关于风险性质判断、风险来源和危害陈述、风险应对策略等都是理性的战略设计的。在这些场景中，全球风险社会遵循的不是简单的心理特质主导的社会流动机制，而更多是政治性的工具主义的流动过程。

第一，全球风险判定的权力主导特性。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对于当今全球风险的类型、性质及其危害的争辩，需要特定的专业科学知识，因为风险的性质判断并非日常经验所能决定。从恐怖主义到气候变化等问题，科学知识的介入及其论证是风险判断的必要基础。但是，风险性质、程度和危害的国际共识达成，则远不是科学本身所能解决的。除了会面临国内风险社会所产生的科学知识依赖问题之外，全球风险社会的共识标准讨论，其实是一种国际间关于风险的主观认知的共识塑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关行为体的知识话语权、游说策略、国际同盟、国家实力等诸多要素都能施加影响，不同国家和行为体背后的利益、需求、价值观的分歧明显。有研究认为，风险治理话语权之争，是前台表演政治与后台现实政治的结合。基于此，全球风险的认知首先是一个科学知识问题，其次是一个国际共识的达成问题。从恐怖主义组织判定的外交共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遵循、地区冲突危害的判定等诸多当今全球风险的国际共识形成来看，在全球风险的界定问题上政治性要素而非知识和技术要素是主导。

第二，全球风险流动的工具策略特性。在此意义上，无论是上述风险偏好的形成，还是风险意愿的变化以及风险评估等，都是经历了政治行为体的理性博弈过程，而相关心理要素，比如民粹主义人格、决策心理、民粹主义社会心理等，都是特定政治领导人和政党为了政治目的可以利用、动员和操控的。从国内层次来看，当今欧美发达国家国内政治极化和情感极化的凸显，其根源在于，面对这些国家的国内社会风险和外部环境风险，主要的政治势力、派别关于上述风险的性质、程度、危害及其应对策略，存在严重的分歧和对立。在此过程中，加之选举政治等事件的影响，不同政治势力将上述国内和国际风险加以政治化，变成一个政治性讨论话题，并设立特定的政治正确标准。从国际层次来看，由于全球风险具有跨国性以及国际联动特性，所以，一国内部风险很容易转移到他国，地区的冲突风险也给周边国家带来了人口流动的社会风险。全球风险的流动性与民族国家的主权自私特性是相矛盾的，因此，对待全球风险的流动及其影响方面，主要国家都在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立场之间漂移，这一点在中东欧、中东地区冲突的难民问题，疫情初期各国进一步限制国际流动的案例上表现明显。再从大国战略竞争来看，大国关系中关于全球风险的共同应对，理论上可以成为重要的合作窗口。比如，中美在气候问题、疫情共同应对、联合反恐等重要的全球风险应对议题，由于特定国家的国内政治需要，以及美国将全球风险问题进一步安全化和政治化的策略性使用，在全球风险的性质辨析、危害应对及其国际合作等都难以开展，特定时期反而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维度。以疫情的国际治理为例，发达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情绪，推动疫情的政治化，弱化了疫情风险的专业判断，造成了疫情国际治理合作的困难。综上所述，全球风险的政治过程并不是由其心理基础所决定的，反过来，其心理基础更多受制于其政治目的和运作。

五

结语

全球风险对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影响，不同于传统的威胁分析范式，即威胁范式强调意图的不可知与不可信。威胁范式的心理学基础在于行为体的意图背后的政治心理逻辑。而全球风险范式，对于安全研究而言，其心理学基础在于风险偏好、意愿、认知和评估背后的心理学，包括人格、认知与情感的影响。

全球风险的政治学，包括诸多的分析议题，比如不同的风险类型：安全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同时也有不同的行为体的风险，风险的经济理性特性、文化心理特性和社会建构特性也表现较为明显。本文着重于全球风险的政治心理基础探讨，从三个层面对此进行了辨析：心理要素是如何构成了全球风险本身、心理要素是如何影响了全球风险的起源和分配，以及全球风险产生了何种政治心理效应。上述三个命题构成了全球风险的政治心理学的基本分析问题。从当今欧美国家出现的强人政治、民粹主义，到非传统安全恐怖主义等的兴起，再至大国关系层面的战略竞争的加剧，这些政治实践都孕育着丰富的全球风险的心理特点。系统总结心理要素与全球风险的政治互动，有助于理解和辨析全球风险范式的主观特征，同时也为管控风险，促进国际关系稳定提供有益的理论启发。细致剖析全球风险社会的特征，有助于理解全球风险社会形成中心理要素与政治要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全球风险社会是如何不同于传统的全球安全社会的。在全球风险社会的分配逻辑中，政治性和工具性的理性策略特征表现较为明显。因此，本文的研究证实了全球风险政治的心理基础，其实并不是心理本体决定论，而是理性主义的工具决定论。

本文意在提供一种理论性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议程，为全球风险的政治心理学的经验开展奠定一定的方向。未来具体的研究议程开展和案例分析，需要结合特定类型的心理要素和分析层次，比如领导人的人格特质与风险意愿，民粹主义情绪的情感极化等分析视角，结合欧美相关国家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实践，深入研究全球风险形成与扩散，以及风险管控中政治心理要素的作用。传统上，从安全威胁和困境角度分析中美战略竞争的现实和趋势，得出中美之间意图相互理解的重要性的结论。如果从风险管控的角度切入，中美战略竞争的起源、发展和趋势，会有不同的分析逻辑，比如领导人的风险偏好、意愿、认知及其与社会情绪的互动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鉴于此，全球风险分析的政治心理路径，可以为理解当今重要的国际冲突及其解决提供新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