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自由:史学与新闻的共同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1 次 更新时间:2017-12-27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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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 (进入专栏)  


【提要】史学自由的根据是思想自由,新闻自由的根据是言论自由,而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共同基础则是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只能由民主政体来保障。只有民主政体才能确切保障思想自由(史学自由)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共同实现。一种有价值的历史观必须对自由问题高度重视。

【关键词】自由,史学,新闻。                  




在自由问题上,史学同新闻一样有着完全相同的强烈要求。新闻所要求的自由是一种言论自由,史学所要求的自由是一种思想自由。毫无疑问,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人们需要的。更重要的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就没有力量,就是空虚和肤浅的;反之,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没有价值,就是虚假和脆弱的。思想自由可以使言论自由具有一种无坚不摧的力度,言论自由可以使思想自由具有一种无所不及的气势。依赖于思想自由,史学得以存在;同样,依赖于言论自由,新闻得以存在。没有自由,什么都无从谈起。没有自由,史学和新闻将一起丧失。所以,自由对于史学和新闻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

史学和新闻是一个自由的民族的两笔财富,是一个理智健全的心灵的两种知识,是一个民主社会进步的两大精神支柱,是人类的两只眼睛,是文明的两种形式,是生命的天空和大地。现代人类不能没有史学,正象现代人类不能没有思想一样。现代社会不能没有新闻,正象现代社会不能没有民主一样。史学以思想的形式锲而不舍地探索着人类的自由,新闻以舆论的形式无私无畏地捍卫着人类的自由。正因如此,“历史家的职业几乎同新闻记者一样的危险。”[①]在克罗齐看来,“在所有的自由中,首先给我求知与言论的自由”这句出自《出版自由情愿书》中的话,“应以金字镌刻在国内的每座图书馆内和每个教室里。因为,如果历史学家要履行那个重行塑造并解释过去的职责的话,他是需要阳光和空气的。”[②]

   如果说自由是历史学家的阳光,那么自由就是新闻记者的空气。所以,自由之于史学和新闻始终是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生命的东西。尽管史学和新闻对自由有着共同的渴望和需求,但在自由敏感度上,新闻似乎还要比史学更为强烈一些。孔斯坦在《旧金山史》中干脆就说,“有了报纸,就有所发现;失去报纸,便只有奴隶。”显然,新闻自由就是自由的最好定义。因为新闻自由最能有效地唤醒和启发人的自由意识。诚然,新闻自由并不是自由的全部,也不是自由本身,但新闻自由无疑是自由最内在和最直接的东西。没有新闻自由,报纸无异于一张废纸。

   杰弗逊在《书信:论出版自由》中明确表示,“如果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③]因为思想家们相信,“新闻就象空气,”[④]是人们正常生活中须臾不离的东西。就此而言,新闻比真理更重要。“只有舆论,而并非真理,才能自由地穿越国界。”[⑤]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运用理性自由抉择的可能。这就意味着,自由存在有一个底线。而这一底线则恰是本质。新闻自由的本质就是什么都不向人民隐瞒,思想自由的本质就是什么都允许人民思考。美国记者赫斯说,“隐瞒消息就是嘲弄上帝。”[⑥]爱尔维修则说,“限制新闻就是凌辱民族。”[⑦]我们还可以说,封锁历史就是愚弄人民。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的共同职责就是打破封锁,公开真相。施密特把优秀的新闻记者和政治专栏作家形象地比作是“优质地震仪”[⑧]的确是很有道理的。同样,优秀的历史学家也应该具备这个素质。因为在现代社会,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有一个共同的责任,那就是致力于对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新闻的基础是民主。新闻的政治基础是民主制度。新闻的自由空间取决于政治的民主空间。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越高,新闻在这个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那些长时期内曾被一种不公正的专制权力压制和掩盖起来的历史真相一旦通过某种新闻媒介得以披露出来的时候,新闻的性质和特征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这时,新闻已经同历史密不可分地结合为一体,并成为展示历史真相的最佳途径和方式。可以说,历史的新闻性和新闻的历史性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景观。



史学与新闻的结合,意味着公开性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意味着对公开性提出了一种新的要求。如果公开性仅仅局限于过去而不同时扩大到现在,那是根本不够的,它顶多只能被称为有限的公开性,如果说的彻底一点,那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虚伪的公开性。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公开过去的历史真相同公开现在的历史真相同样重要,历史的公开性同现实的公开性同等重要,甚至后者更为重要。现实的公开性就其直接方式来看,它首先表现为新闻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新闻的公开化和透明化程度往往是衡量和鉴别政治民主化程度的基本标志。故而,民主社会的新闻不仅充当着捍卫民主原则和揭露现实黑暗的社会主体角色,而且还扮演着批判专制制度和反思历史苦难的时代精神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新闻就与史学生死攸关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一体关系。

所谓“读报如读史”,并不是说,把报纸当成历史的史料来读,而是当作一种有关历史的直接文本来阅读。[⑨]西方当代一位报纸收藏家就如此说,“一份报纸就是一部写成的历史。”[⑩]英国的马丁·沃克也说,“一家报纸的历史是出版这家报纸的国家的历史,”“一家报纸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一部日记。”[11]托克维尔则说得更为绝对。“美国的唯一历史文献是报纸。如果报纸短了一期,时间的锁链就会断裂,现在和过去就接连不上了。我毫不怀疑,50年后再收集有关今天美国社会详情的确凿文件,将比寻找法国中世纪行政管理的文件还要困难。”[12]

从客观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的统治力量就是这个社会的存在本质。对一个社会的统治力量的分析有助于对这个社会的存在本质的认识。美国报业大王斯克普斯说,“在美国,报纸统治国家,它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治、宗教和社会活动。”所以,从历史新闻学的眼光看,美国这个国家的社会本质就表现得比较充分、直接、具体,基于此,对美国的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认识也就具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因为美国民族的历史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借助于全社会每一个成员的严肃思考和公开讨论而得以真正形成和确立下来的。

托克维尔基于他对美国社会的细致观察,对政治制度与新闻的关系作了深刻分析。他的结论是,“报刊的种数在民主国家是与行政集权的程度成反比的,即行政越集权报刊越少,越不集权报刊越多。”[13]而美国之所以能够每天出版无数中报刊,“是因为美国人既享有广泛的全国性自由,又享有各式各样的地方性自由。”[14]甚至他把报刊的作用提高到维护文明的高度。[15]

当托克维尔谈到民主政治与历史学的关系时,特别对贵族和民主两种时代的历史写作作了比较。贵族时代历史学家的特点是,“能以卓越的见识找出一些最小的原因,但往往忽略一些比较重大的原因。”所以他们只能看到历史舞台上“表演的主要演员”。[16]反之,民主时代历史学家“不太重视演员,而特别重视演出,所以他们容易在各场演出之间建立有系统的联系和秩序。”[17]概言之,“在民主时代,用一般原因可以说明的事实多于贵族时代,而个别影响造成的事实则少于贵族时代。”[18]此外,托克维尔还注意到一个关键性细节。贵族时代的历史著作大多给人一种自负的感觉。阅读古代史书时,“总觉得那时候的人只要将自己治理好,就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和管理好同胞。”而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就低调多了。因为他们对人性的脆弱和理性的局限都有了更为深刻和痛苦的认知。所以阅读现代人的历史著作时,“则会觉得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周围的人,都无能为力。”[19]

也许托克维尔说的并不完全正确。但我们应该相信一点,这就是,无论是史学还是新闻,政治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它远远要大于任何其他因素,诸如经济、道德、宗教、文化、地理环境等等。而政治影响的核心仅仅在于如何对待自由的问题上。即史学和新闻在一种具体的政治制度中究竟有无真实的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真理就不能自由地战胜谬误;没有出版自由,也就是没有真理揭穿谎言的自由。所以,本质上,思想专制和舆论一律就只能是对谬误和谎言的保护和庇护。思想专制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积极效果,它只是起到了任其不计其数的谬误存在和谎言泛滥的恶劣作用。思想专制对于谎言来说是最最自由不过的唯一真实形式。即,思想专制本身就是谎言的绝对自由形式。只有思想专制才能保证谎言有一种进行欺骗的绝对自由。



没有自由,就会产生两种结果:有的事情变得更容易了,有的事情变得更困难了。也就是说,造假更容易了,而求真更困难了。在中国,制造新闻实在太容易了,但又没有真正的新闻。同时,在中国,研究历史实在太容易了,但又没有真正的历史。看历史只能“倒着看”,看新闻只能“正着看”。“倒着看”是一种习惯,“正着看”是一种需要。但问题在于,强大的习惯和过多的需要常常搅和在一起。于是,习惯成了需要,需要也成了习惯。在无数次的重复中,它们就自然而然地搅拌成了乱七八糟颠三倒四的现实。这样,也就人为地造成了历史与新闻的错位和颠倒。一会是新闻被当成是历史,一会又是历史被当成是新闻。最终,真正的历史与真正的新闻都不复存在。正象在专制国家只有史书而没有史学一样,专制国家也只有传闻而没有新闻。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新闻仿佛就是民主国家的专利。所以叶利钦才会深有感触地说,“在缺少真实的(甚至包括假的)消息时,人民靠传闻活着。这是苏联最主要的‘通讯社’,甚至比塔斯社还重要。我相信,要是有人好好研究一下我们这些传闻的本质,它产生和传播的机制,肯定会写出一本引人入胜的小书来。”[20]

反观中国现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是把新闻变成历史。所谓把新闻变成历史,就是掩盖现实真相、封锁政治消息、压制人们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批评和监督,从而将活生生的东西变成死巴巴的东西,被无限期往后推延的新闻便成为故纸堆里的史料,只得让历史学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地去排比、编纂、考证。但历史学家的工作并不是把历史重新变成新闻,而仍旧是变成一种更陈旧更乏味更无聊的神话和故事。就这样经过颠来倒去的无数次折腾之后,新闻就失去了现实价值,历史则失去了真实意义。新闻不再是现实的和有价值的,历史不再是真实的和有意义的。于是,新闻变成了轶闻逸事,历史变成了神话传说。几千年来,我们始终津津乐道于对古老的轶闻逸事的不负责任和信口开河的品头论足,而从不有意识地去追求对现实新闻的全面了解和客观评价。这样,千秋功罪任人评说的神圣责任就义不容辞地奇迹般地完全落到了历史学家一人的肩上。由于这个缘故,历史学家也仿佛变得神圣起来。他有了太多的话题可以去说去讲,他有了太多的故事可以去发挥和演义。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新闻早就成了一笔庞大得无法继承的遗产和一种模糊得无法辨识的语言,新闻就象属于他人或存放于他人之手的财富使历史学家无法有效地迅速地加以利用,新闻就象一台停转多年锈迹斑斑的机器使历史学家无法开动,新闻就象一辆年久失修毛病百出的火车使历史学家无法驾驶,新闻就象一张过期失效废止不用的钞票使历史学家无法使用。

新闻是影响现实事物乃至改变现实进程的重要力量。民主化程度越高、政治生活透明

度越大的社会,新闻的作用就越显著,新闻的价值就越突出。专制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开新闻,而只有真实意义上的私下传闻和掩人耳目的宫廷秘闻。一旦新闻失去对现实事物的干预和影响,专制制度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这样,新闻就需要历史感的注入,以便能够具备有一种开阔深远的视野和目光去对现实事物进行一番历史的探源和把握。所以,历史感和历史意识便成为新闻登高望远的台阶和支点。对历史学来说,新闻意识能帮助它把问题看得更细更真。对于新闻来说,历史感能帮助它把问题看得更深更远。

一旦新闻融入了历史感和历史意识,那么整个历史都会向新闻敞开、成为新闻的对象和题材。同时,一旦新闻凭借历史感而得以把握了整个历史,那么现实生活就会受到新闻的有力影响,新闻就会基于自身的历史意识而对现实事物施加更大的压力。在这种不可低估的日益强烈的压力下,我们会很容易感觉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某种传统距离正在逐渐缩小、弥合、接近,这预示着历史与现实的整合在事实层面上已进入一种不可逆转地形成、展开和建构状态。总之,新闻将一如继往地按照民主的原则去发挥自身对现实事物的监督和批评职能,并力求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去促进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新闻的这种努力一方面借助于历史感的注入和历史意识的社会化,另一方面则意味它将站在一个更高的世界历史的起点上去统观现实事物的全部发展进程。新闻走进历史之日,也就是历史走进现实之时。历史的新闻化也就是历史的现实化。同时,新闻的历史化也就是新闻的现实化。新闻的历史性追求也就是新闻的现实性价值。



历史研究的前提是思想自由,历史研究的根据是现实批判。这里的逻辑是:没有思想自由,历史研究就不能进行现实批判。也就是说,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历史研究。相反,冒牌的历史研究却可以大行其道。

历史学家的最大痛苦就是没有思想自由。因为没有思想自由,就意味着历史学家不能正常工作,即不能进行正常的历史研究。所以,历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追求思想自由,事情的实质是,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历史研究就不能正常进行。没有思想自由,历史研究要么腐朽,要么变质。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历史研究必须要有一个“指导思想”的权力保障,而在于历史研究必须要有一个思想自由的合法前提。

由于专制政治禁止思想自由,创造和探索的可能性就被取消,这样,人们的所有话题和讨论都只能停留在单一的常识层面上循环往复。不论怎样翻跟头,人们的所有观点均可归纳为两派,要么捍卫常识,要么修补常识,总之,都是为常识而奋斗。学术的创新是根本谈不上的。即便是创新,也总能还原为一个普通的常识。当学术以貌似进步的形式在简单地原地踏步时,重复就不可避免,而浪费则势在必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学者们的精力与知识、生命与才华便都无谓地消耗在了这种低水准的自我重复的过程中,以致于成为一种单一模式的既定传统。我们长时间地停留在这种传统之中,很难感受到社会的变化、时代的要求乃至命运的召唤。

历史学家要想持守学术良知,不辱学术使命,就必须拥有思想自由。如果思想自由已遭破坏,那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捍卫思想自由。如果思想自由还未成为现实,那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全力追求思想自由。因为思想自由决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要求,本质上它首先是一种政治要求。所以,思想自由必然要求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首先表现为言论自由。为什么政治自由必须首先表现为言论自由?这是因为语言的本质是权力。[21]控制了言论就等于控制了权力。垄断了言论就等于垄断了权力。而言论自由在现代则又首先表现为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因为在现代社会,新闻(特别是新闻)和出版已经成为最主要、最直接、最广泛、最具影响力的言论形式和言论载体。

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新闻自由,那种生活简直一天也不能忍受。因为没有新闻自由的生活意味着,你每天都必须接受那些精心编造的谎言,你每天都必须在谎言中生活。久而久之,你不再有辨别真实与虚假的正常能力。

新闻自由的根据是言论自由,史学自由的根据是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共同基础则是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只能是民主政体的应有之义,只能由民主政体来保障。这就是说,只有民主政体才能确切保障思想自由(史学自由)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共同实现。反之,在专制政体,这一切都只能成为彻头彻尾的纯粹空谈,甚至,在现代极权政体,这一切就连空谈都不允许,你就是仅仅空谈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做不到。一切有关自由的思想和言论统统处于绝对零度以下的冰冻状态。专制政体封杀了一切它看不顺眼的东西。这里面,有的并不反对它,只不过是在某些方面与它有别而已。

所以,民主政体的好处在于,它不是一种片面的政治,它不是只让说好不让说坏的政治,它把好坏一齐端出来,让人随意说个够。这样,说与做之间就发生了联系。而不再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那种形式主义的伪善民主。说对做产生了影响,产生了压力,产生了制约。这就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特有威力。但这种威力只能在民主政体中发挥出来。所以,民主政体首先是一个制度性框架,或者是一个制度空间。在这个制度空间中,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各行其事,并行不悖,相辅相承,互不相害。



思想自由是历史学梦寐以求的东西,但它决不应该永远是一个梦想。那就不正常了。基于思想自由的崇高理想,历史学家不仅应该有下地狱的准备,而且还应该有住在地狱的准备,即生活在地狱。史学史表明,历史学的命运始终与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学是兴也政治,亡也政治。就此而言,历史学确实是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历史学的历史首先必须到它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去寻找。迄今为止,对历史学造成最大危害的根源往往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其他,更不在于史学自身。所以,历史学所具有的政治性往往成了历史学本性中最内在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历史学家都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葛兰西就很认真地说,“当过去本身被利用来发现错误和缺点(某些政党或派别的)时,对于过去的解释就不是‘历史’,而是乞灵于过去的现代政治。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书里常常重复一些‘假使’也不惹人厌烦的道理。”[22]此言确实有理。但我却更愿意从相反的意义上来理解它。这就是说,当过去本身被利用来掩饰甚至否认错误和缺点(党的、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的)时,对于过去的解释就不是什么“历史”,而是乞灵于过去的现代政治——不,应该更具体地说是现代极权政治。

至于历史学家的相关论述同样不容忽视。德罗伊曾说,“历史研究是政治进步与文化修养的基础。政治家就是实践中的历史家。”[23]在现代,作为一个学派,对这一点尤为强调的是前联邦德国的“新社会批判史”学派。

他们明确宣布历史的“政治性”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反对的是历史的“政治化”。韦勒尔和科卡都认为,社会史概念中也包含着历史文化的“社会”意义,也就是说史学“能够在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中完成重要的和不可取代的任务”,而“一些自由民主原则成为史学职能的组成部分,因此有理由授予它以这一特殊意义上的有限的政治‘委任状’。在他们看来,史学的理论需要与它面向现实和“理性的”政治实践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24]

其实,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相当复杂。它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四个角度来加以分析。首先,从政治方面来看,它对史学一般是既利用又防范。所谓利用不外乎是指让史学来为自己的现存政治甚至现行政策服务。所谓防范自然也就是防止史学揭自己的老底,泄露自己的隐私,从而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现行统治。所以,对于史学的存在,政治的态度向来是既矛盾又暧昧。政治知道自己不能把史学彻底取消,但又不甘心完全放任史学,所以就总是不断地寻找各种机会、制造各种理由、发明各种方式来控制史学。不过,具体分析起来,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对史学的控制方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一般而言,专制政治对史学的控制仅仅取决于自己一己之私的专制需要,而根本不考虑史学自身的利益。相形之下,民主政治对史学的控制则更多地考虑到了史学自身的需要,而不单单出自于政治利益的驱动。这样一来,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史学所处的境遇就大不相同。显然,民主政治使史学的日子好过一些,而专制政治则使史学的日子根本没法过。这样,史学只会选择民主政治而决不会选择专制政治。

其次,从史学方面看,它对政治的作用与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它自身的力量和价值,而主要取决于它所面对的政治实体究竟是民主政体还是专制政体。相较而言,由于民主政治尊重史学的独立地位,故而,史学就能够对民主政治施加更大的影响。由于专制政治取消史学的独立地位,故而,史学就很难对专制政治施加什么大的影响。尽管如此,史学本身也不是毫无作为的。事实上,史学是一种非常中性的东西。所谓中性,并不是中立和客观的意思。而是说,史学既可以为民主政治服务,也可以为专制政治服务。所以,史学既可以在民主政治中存在,也可以在专制政治下生存。尽管后者不如前者活得那么自在,但史学作为一种能动的精神力量却还是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来争取使自己活得更快活一些。所以,史学在专制政治的淫威下,常常会心甘而不情愿地半推半就地向专制政治投怀送抱,进而则是尽其所能地投其所好,最后则是死心塌地地甘为鹰犬并象狗一样地摇尾乞怜,于是,史学就在丧失本性的状态下一步步地异化成为专制政治中最为阴暗和邪恶的一部分。

这时,历史学家就成了专制政治豢养起来的辩护士、卫道士、政治顾问、权术教练、高级幕僚、无耻政客、下流奴才。这样一来,史学的存在就不是有助于历史进步,而是有碍于历史发展;就不是有利于探索真理,而是有害于发现真理。与之相反,则是史学的另外一种选择。当然,毋庸置疑,这种选择本身也只能在民主政治中实现。这就是,史学以独立的姿态去评判历史、观察社会、分析现实、批评政治,史学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研究,提出种种针对性的建议、设想、策略、方案、预测,从而对现实政治的发展起到特殊的推动作用。这样一来,民主政治就会因史学的有力批判而变得越来越民主,越来越合乎人道;而专制政治则会因史学的无耻辩护而变得越来越专制,越来越野蛮。这可以说是史学所具有的两种不同作用。但这两种不同作用只有准确地施加于适当的对象,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也就是说,史学作用的大小与好坏主要取决于历史学所存在于其中的政治制度本身需要史学发挥什么作用。民主政治从积极方面引导史学,专制政治从消极方面误导史学。所以,从本性上,史学应该成为自由者的火炬,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史学却往往成了专制者的花瓶;史学本来应该是自由的利剑,但实际上却成了专制的盾牌。

由此看来,在政治的强力控制下,史学往往会变成另外一种形态,而这种形态并不符合史学的本性。因为史学应该为自由而疾呼,可现在史学却只为暴虐而讴歌;史学应该为真理而哭泣,可现在史学却只为谎言而欢唱。所以,如何摆脱政治的强力控制,是史学摆正自己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首要前提。这就要求,史学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忘记政治的邪恶性和有害性,更不能随意忘记专制政治的残暴性和虚伪性。所以,坚持不断地批判政治,坚持反抗专制,是历史学最为光辉和高贵的价值所在。历史学家警告人们,“如果要反抗专制主义,那么必须在它开头时反抗它。”[25]就连对政治似乎不太敏感的兰克也都尖锐指出,“历史研究发展起来的真正原因就是对拿破仑式的专制思想的反抗。”[26]历史学应该致力于改善人类的精神状况,为此之故,历史学就必须反对形形色色的专制和暴政。因为专制和暴政向来是对人类精神的最大压抑和摧残。莱辛说得好,“真理是灵魂的需要,在满足这种基本需要的过程中,即使使用最微小的强迫也是暴行。”[27]

所以,我们既要珍视自由,又要警惕对自由的侵犯。而历史学则兼具这双重功能。历史学的最高价值是思想自由,正因如此,历史学才对一切敌视自由的东西坚决予以抵制。所以,历史学家不仅要有一种政治倾向,而且必须要有一种热爱自由的政治倾向。这就是说,历史学家的政治观应当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的政治观。除此之外的一切政治观都是可疑的。拜伦强调,“我已经把我的政治观点简化为对一切当前存在的政体表示绝对厌恶。”[28]

这样,努力建构和设计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理念,使现行政治由不民主到民主,由不太民主到更民主,便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崇高追求。黑格尔断言,史学“是一种主要的工具,可以用来发展和决定‘宪法’——这就是说,一种合理的政治状况。”[29]在我看来,这种“合理的政治状况”意味着,政府不能只允许人民听见政府自己的声音,更不能要求人民相信这就是人民自己的声音。这就是说,在一个民主社会,政府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政府既不能限制人民听什么看什么或说什么,也不能强迫人民不听什么不看什么或不说什么。尽可能地拓展越来越多的自由空间,是每个人所需要的,也是历史学家所渴望的。历史新闻学坚持这样一个基本宗旨:历史学是自由者的自由事业,第三种历史是自由者的自由思考。

历史就象一个巨大的雷场。历史学家必须首先探明各个地雷的准确位置,然后再想办法把它起出来。所以,历史学家始终处于一种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特殊境遇。历史学家不是在轻松惬意地研究死亡,而是在高度紧张地同死亡作战。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同死亡打交道的方式本身就暗示着他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死亡的一部分。而这种危险又主要来源于专制政治的黑暗性和阴谋性。专制政治一方面把历史真相封锁起来,一方面又指定一批官方史家在那里摇唇鼓舌,混淆视听。这样,本来简单的历史真相就被迫趋于两种可能:要么是变成若隐若现虚实难辨的千古疑案,要么是干脆变成虚无飘渺毫发不见的历史空白。所以,历史研究所面临的政治局势之恶劣是难以想象的。

萨德说,“无论怎样震惊人类,哲学的责任在于说出一切。”我觉得这个责任同样属于史学。不论怎样不合时宜,历史学的责任在于说明真相。其实,可怕的历史真相本身并不可怕。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可怕的倒是那些并不十分可怕的历史真相被伪造成一种美好或优雅的假相。于是,人性就自然处于一种高度压抑的状态。因为说谎就是对人性的压抑,而强迫说谎则是对人性的绝对压抑。几千年来,历史对人性的压抑已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历史研究就是尝试着通过一种现实批判的思想方式把这种被禁锢的能量释放出来,把被压抑的人性唤醒过来。就此而言,历史学可以说是一种消除和根治人性缺陷的医疗技术。也不妨说,历史学就是一种人性医学,而原有的医学则是一种人体医学。我总觉得,当人们夸口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时,却总是自觉地把医学摒弃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这肯定是一个不小的疏忽甚至错误。历史学应该同医学进行沟通和合作。人首先是一个身体。只有当抚摸着这个带着体温痛感的身体时,才会产生人的感觉,才会清楚地意识到人的活生生的存在。所以,医学能够给人提供一种非常深刻和纯粹的个体化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感觉。而这种纯然个体化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感觉又是历史学所需要的。它将为历史学建构新理念注入必不可少的精神营养。


六        


一个时代的民主政治状态可以从各个方面显示出来,同时,它也需要从各个方面来予以维护。而新闻自由则是人们公认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里,我们不想从一般新闻学的角度来发表意见,而是试图从历史新闻学的视野来作些思考。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没有足够的新闻自由,不光是不能说明事实真相,而且也不能阐明历史真理。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研究中的新闻意识几乎就直接等同于真理意识。

这里存在有一种复杂的结构,这就是史学与新闻同政治与自由四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显然具有一种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含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这种刻骨铭心的体验,那就是:我们非常渴望自由,但我们却没有任何自由。这样一来,就迫使我们对真正的史学和真实的新闻产生极度的需求。因为真正的史学给了我们以思想的自由(反过来说也对),真实的新闻给了我们以言论的自由(反过来说也对)。但这还不够。因为它还需要有一个制度的保障。所以,在历史新闻学的思路中,政治自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政治自由以国家制度的形式确立了这样一种平凡而又神圣的信念,“在这里要尊重地上的自由形象,在这里要尊重带有自由标记的作品。”[30]

我喜欢把史学自由与新闻自由比作供政治自由这列火车正常行驶的两条铁轨。如果任何一条铁轨出了毛病,都会立刻造成火车翻车或出轨。如果缺少任何一条铁轨,火车都不能正常行驶,甚至不能安全停稳。因为它根本就站不住。所以,历史新闻学特别强调史学与新闻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共同基础。对于政治自由这座辉煌的城堡来说,史学自由与新闻自由应该成为守护它的两扇坚固的大门。所以,真正的史学与真实的新闻应该为任何一个自由公民所关心。按照历史新闻学的设想,真正的史学与真实的新闻应该是统一的,更进一步说,应该是一体的东西。新闻所揭示出来的事实真相应该成为史学所发现的历史真理的最直接的一部分。新闻真实就是历史真实。这是同一种真实。如果一种新闻真实不同时也是历史真实,那么它必然既非新闻又非真实。同样,一种历史真实如果不同时也是新闻真实,那么它必然既非历史又非真实。所以,历史真实与新闻真实之间的关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则根源于一种本体论的绝对根据。这种本体论的绝对根据就是新历史观。

显而易见,历史新闻学的理念根据就是这种“历史即现实”的新历史观。它认为,历史与新闻的任何区分都是人为的,也都是有待修正的。所以,历史与新闻应该在一种新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要苛求史学,也不要苛求新闻。我们应该富有想象力地创造一切尽可能的条件去积极促成史学与新闻的对话与合作。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密切程度早已超出了人们的最为大胆和超前的想象。我们的任务就是努力争取史学与新闻的结合能有一个真正自由的政治空间。一般说,政治空间为史学与新闻划定了一个天然界限。政治空间越大,史学与新闻的自由就越大。政治透明度越高,史学与新闻的价值就越高。政体形式决定着史学体系和新闻格局。史学与新闻仿佛人类的两只眼睛,二者看到的是完全相同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想使自己太过于无知和充满偏见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怀疑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的诚实,就不应该干涉他们的工作。如果我们确实想从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那里学到一些什么和了解一些什么,我们就不能把自己的想法事先强加给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似乎以此证明我们比他们更正确。如果我们碰巧拥有某种似乎“高于”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的权力的话,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权力并没有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反而使我们变得更加愚蠢;并没有使我们变得更加理智,反而使我们变得更加盲目;并没有使我们变得更加宽容,反而使我们便得更加专横;并没有使我们变得更富远见,反而使我们变得更加短视。总之,一句话,并没有使我们从中得到什么,反而使我们失去了许多。



在自由问题上,我们必须谨慎对待一切试图高于自由大于自由的东西。这些东西统统都是有害的。它们对自由的损害往往都是严重和深远的。一旦自由受到损害,史学与新闻都将变得失真。于是,最陈腐的谎言与最时髦的谎言便都肆无忌惮地一齐涌出。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约它们、批判它们、谴责它们、清除它们。在任何时代,谎言的泛滥一定都与史学和新闻的失职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史学与新闻的基本职责就是与形形色色的谎言作斗争。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给予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以充分的信任。因为,在涉及我们生存之本质的自由和真理的问题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史学和新闻更重要了,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史学和新闻做得更好了。马克思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新闻记者在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时,根本就不必随时准备详尽无余地叙述事情的一切细节和论证全部原因与根源。”“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被揭示出来。”[31]黑格尔从另一个角度作出提示。“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32]

我相信二人说的肯定都有道理。但我却更看重马克思的判断。因为新闻的合理局限并不足以真正遮蔽新闻的真实价值。更重要的是,新闻自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快捷的方式使人们了解到距离他生活最近或最远处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而不至于长时间地受到谎言的蒙蔽和欺骗。一般来说,人们受到谎言的蒙蔽和欺骗的时间越久,也就越容易相信它。因为先入为主的心理习惯和积非成是的思维定势使得我们长时间以来把接受的谎言看成是事实,看成是结论,看成是知识,甚至看成是真理。正因如此,新闻的传播同知识的传播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人们的政治意识的形成和政治理解力的提高来说,新闻的传播同知识的普及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史学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历史真相,新闻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现实真相。了解现实需要新闻,理解现实需要史学。难道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吗?说到底,二者均关乎自由的实现问题。有时我常想,在古代,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落后与先进往往是相对的。所谓相对的,是说,落后与先进都具有某种偶然性,故而是易变的,落后的在将来也有可能变成先进的,反之,先进的在将来也有可能变成落后的。而在现代,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落后与先进的关系则往往是绝对的。所谓绝对的,是说,不论先进还是落后都具有必然性,故而是不易改变的。即先进的很可能会永远先进下去,而落后的也很可能会永远落后下去。这就自然产生一个问题。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古代,自由并没有得到人们普遍的公认,故而不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实质性力量。而在现代,情况则大为不同。自由已经成为人们共同的理想和普遍的需要,[33]故而成为一种创造历史的内在动力。所以,在现代,不理解自由就不理解一切,失去自由就失去一切,没有自由就没有一切。世界历史何以可能说到底也是一个自由如何实现的问题。自由问题本真地涉及到历史的三个转向,即,国家史转变为全球史,民族史转变为世界史,个人史转变为人类史。可以说,抹去自由的存在,一部世界史就会变得平庸无奇,甚至不值一提。这就意味着,一种有价值的历史观必须高度重视自由问题。毫无疑问,在新历史观中,自由问题始终是一个影响全局的核心因素。奠基于新历史观而得以可能的历史新闻学更是全力凸显自由的神圣价值。

从历史新闻学的角度看,许多一流记者对自由的理解较之于大多数职业史家表现得更为深刻和坚定,也更有远见和忧患意识。同时,令人惊叹的是,他们的反思和批判能力之强不但使自由理念深入人心,而且还在不断对自由理念注入新的活力,使自由理念表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在这过程中,自由理念也决非一成不变,相反,在日益广阔的历史活动中,一方面,自由的内涵越来越复杂多变;另一方面,自由的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多样。自由似乎越来越不确定了,但同时,自由也越来越贴近人性了。而这恰恰是一种最为本真的真理状态。自由呈现为人性,人性呈现为真理。自由是属人的,真理也是属人的。同样,人需要自由,也需要真理。[34]在最直接的意义上,人的这种基本需要正是通过新闻而获得一般满足。新闻自由既日复一日地见证着自由的现实存在,又年复一年地改变着自由的内在形态



[①]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90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

[②] 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58页。

[③] 杰弗逊《书信:论出版自由》。转引乔治·塞尔兹编《影响人类历史的名人思想大观》第1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④] 皮特“致格林韦尔爵士的信”。转引乔治·塞尔兹编《影响人类历史的名人思想大观》第253页。

[⑤] 雷利。转引乔治·塞尔兹编《影响人类历史的名人思想大观》第264页。

[⑥] 转引乔治·塞尔兹编《影响人类历史的名人思想大观》第136页。

[⑦] 《精神论》。转引乔治·塞尔兹编《影响人类历史的名人思想大观》第131页。

[⑧] 《伟人与大国》第159页,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⑨] 我把它称之为历史的“现场性阅读”或“在场性阅读”。

[⑩] 《报纸收藏家布洛姆梅尔特》,《参考消息》1994年1月19日(第六版)。

[11] 转引方延明《新闻文化的学科观——兼谈新闻文化的定义、框架结构及特征》,《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12]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236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13] 《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42页。

[14] 《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43页。

[15] 参见《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41页。

[16] 《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09页。

[17] 《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11页。

[18] 《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10页。

[19] 《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12页。

[20] 《叶利钦自传》第205—206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

[21] 这还不仅仅是一个所谓“话语权”的问题。

[22] 《狱中札记》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23]  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265页。

[24]  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第274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

[25] 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357页。

[26]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第232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

[27]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第145页。

[28] 《拜伦勋爵的生平、书信和日记》,转引《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231页,商务印书馆,1971年。

[29] 《历史哲学》第206页,三联书店,1956年。

[30]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第200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31] 《马恩全集》第一卷,第211页。黑体字原有。

[32] 《法哲学原理》第334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

[33] 尽管真正的自由还很少,而形形色色的伪自由还在大行其道。

[34] 人性、自由、真理作为历史学的三个维度和复合本质,对历史学具有总体规定性。具体分析和论证参见雷戈《理想的史学》,《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作者 雷戈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发表于《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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