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原:怀念恩师汤一介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8 次 更新时间:2017-09-15 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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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原  

与先生结缘于组建北大孔子学院


我与先生的交往,远可经追溯到中国文化书院刚成立不久,那是一九八六年。中国文化书院招生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生班,我正在西安上大学二年级,我也报了名。我记得学费首期只交九十元钱,就可以利用寒暑假在西安听到来自北京知名学者的讲课,那时候就知道了梁漱溟先生、汤先生、庞朴先生,还有叶朗先生等,但真正与先生的交往、相识、相知,荣幸成为他的弟子却是2002年以后的事。

2002年,我在甘肃工作,担任华龙证券公司领导职务,为更好地全面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我开始准备弃官弃商从事历史研究,之所以说充官弃商,是因为我所在的华龙证券隶属甘肃省政府领导,国有全资省级国有大企业,但证券行业又有商业性。到北大进修学习,严格地讲是进北大博士后工作站历史学流动站工作。

博士后头衔是近年来从西方引进的,引进者是李政道先生。关于引进博士后还留下了一段佳话,时任中共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先生曾经求教于李政道先生,问:“何为博士后?”李答曰:“硕士研究生就是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研究课题是老师指定的,研究工作也是在导师指导下进行,此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出题,确定研究领域,至于如何展开研究,导师则不予以过问,只检验研究成果,此即是博士研究生。那么自己确定研究课题,自行研究,可以向导师请教,与导师交流,但是导师几乎不管,一切全在自己,这就是博士后。”小平同志听完大加赞赏,于是博士后引进了中国。我于2002年即进入了北大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

当时我的导师是历史学系的岳庆平教授,岳老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后岳老师又跟随北大副校长韩启德校长到了“九三”学社工作,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职务。我继续留在学校自由自在琢磨研究什么问题,按照自由意志随意发挥。当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一种快乐,心里不自觉地发出:啊!这才叫学习!从来没有这样放松过,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听谁的课就听谁的课,从小到大从未有过的愉悦。在此期间我常去哲学宗教系听课,尤其是汤先生的课。北大名师讲座甚多,诸如已故的金开诚、何芳川、方立天先生三位老师,还有楼宇烈、张立文、张岂之、袁行霈、乐黛云等先生,乐黛云就是日后的师母。通过聆听诸位先贤大德的课,再加上自己为自己制定了一个系统读书计划,使我对中西印伊文化有了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由于对儒家文化的偏好,也由于在大学期间进修过中国文化书院的中外比较班,自然对先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近。除了听先生的课多一点,有时也安排先生到由我负责的历史文化研修班讲课,这样就更加有机会聆听先生的道德文章。

从那时起一直到先生离开人世,与先生的交往就没有中断过,到后来以致于每周都要向先生讨教一次,同时交流一些对农村问题、教育问题以及对时局的看法。当然与先生的真正结缘不是因为听课,而是一次创办北京大学孔子学院的机缘。

我记得是2003年,由我与岳老师创办的“北京大学人才研究中心”向学校申请举办了“北京大学历史文化高级研修班”与“东方管理高级研修班”。由于岳老师调离北大到“九三”学社工作,日常管理工作以及两个研修班的教学工作就主要由我负责,教学工作除了设计课程、选择教授之外,其实就是在主讲老师讲完课后,要谈一下自己对所讲内容的理解与体会。有时候发挥得多一些,即在对主讲内容学习的基础上,接着往下讲一些自己的观点。同时鼓励大家向主讲老师提问题,相互交流。我记得班里的学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学习氛围很好,而且很自觉,课堂交流、课外交流也很多。

在学员中有一位在北京东城担任副区长的胡晓松同学,经常来北大听课,几乎不缺席,学习日久交往愈深,一次建议我去东城区看看,说东城区有国子监孔庙,现在门前冷落,可以考虑策划一些项目,以推进东城区文化建设,我当即答应。第二天参观了国子监、孔庙,当时就有了一个动念,即与北大合作,将此处一部分建筑用于创办北京大学孔子学院。那时教育部汉办正在大力发展国外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基本局限在汉字推广。汉字推广仅是孔子学院的初级目标,若要升级必须以传统中华文化为内容。要传承推广传统文化,若没有很好的文化梳理,或者失之偏颇,或者失之教条,或者失之支离,再说仅在国外办孔子学院,国内若无真正意义上的孔子学院,必然会使国外的孔子学院如同海上的浮萍,失去根而摇摆不定,最后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

遂即我向学校相关人士汇报了这一想法,相关人士推荐说可以与汤先生联系促成此事,那时我与先生已经比较熟悉了,马上就找先生汇报这一情况,先生很赞同,立即汇报学校,学校表示同意,口头责成由汤先生、魏常海老师,还有我尽快促成此事。在交流中得知先生已在主持《儒藏》工程,同时主张学校创办儒学院。在与国子监孔庙以及东城区接触中,发现东城区政府态度很积极,而孔庙国子监由积极而日益冷淡,经进一步落实,才得知孔庙国子监不归东城区管理,而是隶属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的领导担心与北大合作创办孔子学院,北大会吃掉他们。有此担心,所以合作也就搁置下来了。我当时不以为然,以为北京大学真想办孔子学院,也不一定非要落户在孔庙国子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后来发现对北大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北大抢占地盘占领稀有资源的动力远远超过创办孔子学院。

此事不顺,我也产生了一些悲观情绪,深感复兴传统文化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心想连北京大学这样以文史哲著称的学校对于创办孔子学院都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其他以理工科著称的学校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对此我更加尊敬先生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在二十年前促成中国文化书院的创立,并且培养了一万余中西文化比较班的学员,成为后来从事研究推广中国文化的主力军。如今又能推进儒藏工程,以复兴儒家文化,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诸多危机为己任。按照先生的说法,诸如生态危机、核竞赛危机、道德危机、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一触即发的世界大战危机、商业竞争的白热化危机、知识经济危机、人的异化危机、经济金融危机等。这些危机的解决可以借助于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仁礼、心物一体、仁政王道、一统大同、农本商末等思想得以解决。譬如一统大同可以解决核竞赛,天下一统大同了,天下一家了,自然无须军事竞赛;仁政王道的政治理念自然可以解决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对抗冲突;仁礼不仅可以提高人的道德水准,也可以限制违逆道德知识的发展;农本商末一旦在全世界推广,既遏制白热化的商业竞争,又可以减少经济金融危机,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从而实现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自我身心和谐,甚至人与鬼神之和谐。儒家文化的复兴对于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用汤先生的话讲,儒藏工程的启动至少有四方面的伟大意义:


1、在我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并称,而自宋以来,历代王朝都编有《佛藏》、《道藏》,却始终没有把儒家思想文化的典籍文献集大成地编辑成《儒藏》,这与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地位极不相称。


2、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从经典体系来看,儒家传承着的“六经”,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精华,它与先秦其他各家不同,始终以自觉地传承“六经”为己任,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正是通过和依赖儒家的世代努力而传承至今的,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医药、政治、法律、经济诸多方面,并对东亚文明有着广泛的影响。


3、此次编纂《儒藏》将用繁体标点加校勘记的方式,以纸质本与电子光盘同时出版发行,这不仅便于阅读和了解版本的异同,而且可以利用电脑进行全文检索,以便更加全面地把握儒家思想内在精神。


4、中国古代文明是“轴心时代”几大文明之一,而儒家是轴心期中华思想文化的重要部分,历史学家早已指出,“轴心时代”的思想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人类社会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新的飞跃无不通过对轴心期的回顾而实现,并被它重新点燃。在踏入新的21世纪之际,世界思想界已出现了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以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先生不仅将眼光着力点放在儒家的编纂层面,还要进一步在北大成立孔子学院或儒学院,从而使儒家文化的编纂、学术梳理与教育改革合而为一。用儒家的学术思想指导社会的发展,用儒家的教育理念培养道德仁艺兼备的君子,进一步推进儒家文化的传承,从而使人类摆脱危机,获得新生,走出自毁的命运。

记得在与先生图谋国子监变成孔子学院时,汤先生兴奋地说:“我们要向全世界招收国学硕士、国学博士,每年不下于百人,用十年时间就可以培养上千人,这上千人具有了儒家修齐治平理想的士大夫情怀的栋梁之才,他们的力量是巨大的。每一个人一旦出去与社会结合,他们的力量可以放大千倍。”听了先生的计划,又增加了几分对先生的景仰。暗下决心要追随汤先生,追随汤先生传承儒家文化事业。


先生为人温、俭、诚、直、明


从那以后,虽然北大孔子学院未能创办成功,但却意外地结缘了先生,几乎每周都要去先生家里一次,像回自己父母的家,只敲门报名,有时也到先生密云的小书房去。到了密云才知道先生密云的房子很小,不是别墅,北大房子太小,藏不下书,才又在密云买了一间三居室,既可以藏一些书,又可以躲避工作的繁杂,便于休息、好思考问题。

也正是在与先生闲谈中,知道先生兼职虽多,但从不领第二份工资,这种作风是从先生的父亲汤校长用彤先生传下来的。先生的兼职有十几家大机构,每个兼职按当下的世情行情言都可以有年薪不低二十万的收入,但先生全然拒绝,只领北大资深教授一份工资。

先生在与人交往中几乎不拒绝他人的拜访与交流。《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记载孔子,说孔子不拒绝要求进步的所有人,即使是诸如互乡这样难与之为善地方的童子,不问其以前之善恶,也就是不咎其既往,只要因为与我相见而能亲善,哪怕是微乎其微也是值得的。并且在与人交流中不带有对他们不善的成见。

《论语·宪问》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意思是说在与人交往时不可戒心太甚,带着不信任的态度,带着怀疑别人有企图的心态进行交往,而是以诚相待,一视同仁,以平常心交往,只是在人有不善之心时,能及时发觉,而有所恰当地防范。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以圣人之言要求自己的人,广结善缘,普度众生。先生交友甚多,朋友不分年龄、不分职业,既杂又多。正像《荀子》篇中说:

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意思是讲孔门弟子人数众多,杂而不齐,各类人才应有尽有。孔门之所以有这么多弟子,正如良医门前求医治病者多,是同样的道理。先生也正是因为不拒绝别人的拜访、交流,因此弟子众多、朋友众多。当然其中也不乏品德不端的人,欲通过汤先生的威望声誉获得欺诈社会的不善者,对于这类人,先生一是减少往来;二是告诫身边亲近的弟子要予以提防,不能上当受骗。体现出先生“以直报怨”,为弟子为社会负责的精神。在此方面先生就给我谈过几次这类人物,言下之意就是让我不要上当受骗,要“抑亦先觉”。后来经实践证明先生眼力很独到,洞察力极强,所言之人所言之事都被先生说中了。

先生交友来者不拒,而且平易近人,可以说是先生之“温”;先生不领第二份工资、不住豪宅,可以说是先生之“俭”、之“廉”;先生对品德不善者,虽不当面指责,但也会告诫与之相关的弟子,说明先生之“直”;先生察人屡中,可以说先生之“明”。

先生之“诚”我也领略过、感受过,记得2007年我担任常务副主任的北大人才研究中心被人以群众来信的形式匿名举报,说下面发展会员有不合理收费问题。其实情况很简单,北大人才研究中心当时设立了一个中医文化人才研究室,社会人士参加的很踊跃,要求成为中医研究室的会员,会费根据研究室的建议收取叁佰柒拾元,可以在北大免费听两天由人才中心举办的历史文化研修班的课程,并且免费参加每年举办一次的中医人才大会。参加报名的人很多,社会反响也很好。后来正是因为此事,北大校办接到一封不署名的群众来信,反映人才研究中心乱收费,北大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给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就盲目的作出了撤销人才研究中心的决定。按理说此收费不抵孔圣人之十条干肉的标准,当时在北大听课的正常收费是一天1000元标准,此费用几乎等于免费,仅是一种象征。我至今都认为因有一封群众来信,就做出撤销人才研究中心的决定是错误的。此决定足以反映北大的官僚主义与书痴意气。

北大人才研究中心成立于2003年,在四年余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推进青少年国学教育方面、在梳理古代人才思想方面、在吸收西方人才测评技术方面、在建立中国人才库方面等等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时至今天相关部门才开始重视人才库,我们在十年前就启动了这一事业。

对此,我们还做了申诉,记得申诉材料部分内容是这样的:

人才中心的情况,  我们感到总体来讲成绩还是主要的,问题不规范确实也存在,但是我们的态度一直是积极的,反映也是迅速的,不致于让系里学校做出撤销中心的决定,尤其是一封群众来信就一下子一棍子打死,总之“罪不当诛”,有问题我们改正,学校和系里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办,错了马上即改,孔子讲“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作为代表最深厚中国人文精神之北大,总不该一点人文情怀传统都不要吧!如果一封群众来信就做出这样的处理,此风滋长下去,会让小人得势,污染社会风气。我们不反对群众来信,但对来信必须本着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既要积极应对,也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据我们所知现行的政府对群众来信若是匿名信一般不予理睬,若是有名有姓者,积极接待并且开听证会,让相关当事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对反映的问题进行申诉辩论,要有一个调查研究的过程。既本着对群众负责,也要本着对北大爱护的精神,不能随意做出决定。

此时我也向先生做了汇报并请求他从中斡旋解决。先生很认真并书面给当时担任社科部的程郁缀老师。书面材料有一句话:“希望学校支持北大人才研究中心工作,雷原同志是个很有责任感、也很有思想的同志……”

书面材料的总体意思就是不要撤销人才研究中心,并重视人才研究中心在教育改革方面的研究成果。先生还说:“既使人才研究中心有问题,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可以换人,不能随便撤销机构。北大出了问题,可以换校长,但不能撤销北大……”我当时很感动,想不到先生对人才研究中心有这么高的评价,并且能写书面材料。从这件事的处理中,一方面深感北大的官僚化、行政化,昔日之学术自由精神,无为而治的校园风范已大不如从前;另一方面北大的人文关怀在先生身上依然保持着,虽历经磨难而不改,北大之所以还能称之为北大,正是像先生这样的大师还在坚守。不仅在学术上坚守,也在道德方面坚守。我每每与文史哲的老先生在一起时,让我感到了我中学时所在的长安一中的老师那种孜孜于教学,一心扑在学生身上的淡泊名利的情怀,这种情怀是历史沉淀下来的、一脉相承的,虽地域相隔很远,一处在陕,一处在京,从时间上讲相距几十年,一个三十年前,一个三十年之后,但精神情怀却似一脉。大概这种精神正是我们民族所固有,正是我们今天在寻找的。先生走了,我们一定要将先生的薪火传承得更久更广。


建立中国学体系,是完成儒家文化体系的重要方面


2006年我经先生同意,在北大办了手续,访问先生,成了先生的学生,主要研究中国学。按照先生的思想就是要将中国古代的价值观、方法论用于社会实践方面,形成符合自己传统文化精神的各类学说,以便于人们在实践中有理论指导,也便于与西方人对话,可以说从那时候起,我就以探索中国学体系为自己的任务,在先生离世前的一个月,我还向先生汇报了我的研究成果,很多研究成果虽然尚未正式发表,但基本框架均已完成,还有些也在一些研讨会上发表了讲演或者写成了大会论文,诸如《论中国教育学体系》、《周易文化与中国政治学体系的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中国生态学体系》等,其中重要的已经较为成熟的《中国管理学体系》,先生还写了推荐信,希望教育部与国家应予以重视。昨日得知消息,此推荐函已得到国家相关领导的批示。如果中国管理学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中国管理学或者称之为东方管理学将以平等学科与西方管理学在中国并驾齐驱,甚至在管理学界成为主导。到那时先生的遗愿将得以实现,先生在天之灵将得以告慰。

最近看“博客天下”儒者汤一介先生的文章,说汤先生反对颁发中国学硕士,还让杨浩查了辞典,此说法也许曲解或者是在采访时没有听清楚,因为一个完整的国学体系至少应包括五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价值观与方法论层面,近于义理或者按西方人讲就是哲学。

其次学说层面。学说层面的内容主要就是要在价值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下,立足于现实社会,形成能指导现实的学说或学科体系,包括中国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生态学、军事学、制度学等,否则一谈到与民生相关的现实问题,我们就将此问题让渡于西方政治学、西方经济学、西方管理学、西方教育学等。这样下去,儒学只能被边缘化,或者被束之高阁,靠边站,或者被供奉起来。儒家学说最注重现实社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如果儒家文化面对经济金融问题提不出自己的理论,还能叫儒家吗?面对纷繁的国际问题提不出自己的对策,能称之为治国平天下吗?一谈政治就以西方政治学为依据,先生曾经谈及关于中央领导人的任期问题,他说任期一定要长,长到三十年才好。不够长,国家便没有战略,一届只管几年,这么大的国家不从长计议能行吗?因此他一再鼓励我完成中国政治学体系的研究,用以指导中国的政治。

其次制度层面。完整的儒学文化体系若不能落实在制度层面,文化精神便着不了地,是虚空的,捕捉不到的,普通百姓也感受不到,这样被挂在空中的文化,迟早会自生自灭的。先生四年前就让我研究“礼法合制”。先生说礼法合制应作为中国制度学的基本内容,光靠法制是不能很好治国的。法制依靠外力,外力是表不是本,应表本合治,外力监督成本高,而且外力腐败了还得依靠的新的外力,最后是监督越多,腐败越严重,走向《老子》讲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局面。先生说依靠外力解决问题的思维,是西方人的思维,先生称之为外在超越。先生还引用孔子的话进行说明:

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且格。”意思是说用道德引导,用礼要求,百姓会少犯法而道德会进一步提升;而依靠强制性的政令刑法,虽然会使百姓畏法而不犯,但百姓道德水平不会提升。道德的进步才是全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礼治。

现在流行法制,此种法制与中国古代之法也不尽相同。中国古代之法是与情理合而为一的,即法中蕴含着情理道德,只是此中之情是憎恶之情罢了,而不像礼中之情是爱好向往之情。西方之法制偏于工具,从起源讲不源于情,而是力量博弈之结果,是各种力量较量后对于当下秩序的维护,或者更确切地讲是对各自利益的维护,这种法制极不具备稳定性,并且需要强大的国家机器来维护。在西方不仅政治体制搞三权分立,司法体制也是三权分离,有公安警察、检查与法院,此外还有律师以及陪审制度,相互间监督甚多,监督管理成本极高,陪审团制度建立之后,对于陪审团成员的操控进一步加大了法律成本,资本作用也随之提升。

相比之下中国礼法合制体系,根源在于伦理,伦理肇于家庭孝悌,也可以说礼源于情,只要人人有此情义,伦理便可建立,礼治在人的情理中,法只是维护礼治的辅助,对于违礼者的一种惩戒,从而确保礼治的顺利推行。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言下之意说华夏民族有礼,即使没有君主,没有刑法,华夏民族的基本秩序还是可以维护的。人有情义,只要人之情义不变,礼则不变,礼不变对人就能产生可持续地内在反省与外在制约作用。由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社会即使法制体系崩溃了,发生内乱,也不会乱到极处,因为中国有礼制的传统。这种礼制的传统在国家有明文规定法制体系崩溃时,就发生了潜规则的作用。潜规则还是一种规则。礼制类同于吃饭,法制类同于吃药,吃饭比吃药重要多了。对先生的这些思想,我深以为然。在去年我即完成一篇近三万字的《论礼法合制》文章,已被录在由先生主编的《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什刹海书院2013年年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每每看到这篇文章,我就想到先生,感谢先生对我的指导,感动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民生疾苦的关心。

再次,将中国文化还要落实在生活、生产方式层面。我顺此思路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农耕文化,发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一直推行农本商末,并且农业推行的是精耕细作的种植方式,不同于西方的大种植园方式,以小家庭为单位,土地制度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私有制。小家庭的精耕细作种植有诸多优点:生活与生产合而为一,生活在农村,生产也在农村,生活产生的垃圾可变成天然的有机肥,剩饭剩菜还可以养鸡、养猪,猪鸡肥还可以变成有机肥,在肥料方面无须花钱购化肥,社会无此需要,因此也不会产生化学肥料等;依靠人力除草锄地,故无须除草剂,又无成本,对土壤也无负作用,因此是可持续的;小家庭作业,土地小家庭私有,无须监督,劳动积极性长期旺盛,不像西方之种植园,存在雇佣与剥削,还要依靠鞭子监督。从组织学而言,家庭组织尤其是小家庭组织是最不需要监督的组织。并且小家庭作业易于启发孝悌之伦理精神,劳动过程又是伦理教化过程,寓伦理教化于劳动生产之中。

今日社会普遍认为大规模地现代农业可以解决人多地少的吃饭问题,其实大错特错。

现代化农业从本质上讲是科学种植。科学种植实际包括大机械的广种薄收类,还有通过改变气温的大棚种植,还有转基因种植等。可以说科学种植是物理技术、化学技术与生物技术等在粮食生产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应用。科学种植一般在组织形式上大多采取的是公司或者合作社等形式,规模大、集约化程度高。

大机械种植其弊在于土地要歇耕,单位亩产低,适合人少地广的区域;化学种植所用肥料往往不是天然的农家肥,而是化肥,除草问题也不好解决,若用除草剂对土壤破坏大,时间久了,土地便也长不出庄稼了,最后还会走向转基因农业。

大棚农业特点是投资大,凡是投资大的农业一般外部不经济,配套产业太多,对生态环境有负面作用,粮食质量不如自然农业,大棚农业还有一个最大的潜在风险是引发瘟疫。大棚农业温度长期保持在一定水平上,细菌易产生,就如同平常我们讲的冬天不冷,细菌不能杀死,第二年容易引发春瘟是一个道理。优点在于可以改变季节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大棚农业大多用于效益高的瓜果、蔬菜种植,较少用于粮食生产。

转基因农业是一项高科技农业,违逆自然,投资大,转基因种子对土壤破坏严重,土壤若被破坏了,农业种植也就难以持续了。转基因粮食对于人体伤害究竟有多大,我们至今很难确切讲清楚,但从理论而言,凡是有违自然之性的东西一定不是最好的东西,同时凡是没有经长时间检验的知识创新,人类是不敢普遍使用的,尤其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更应慎重对待。

总之,科学种植公司化作业,不可持续且粮食质量有问题,甚至不安全,最终不利于人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在住行方面,中国古代主要依靠“工商食官”的国有手工业与家庭手工业。手工业今天看来有诸多优点:污染环境小,所需原材料基本上在大自然可循环的范围内,同时借助天地人之合力、品质高,具有艺术收藏价值,是天人合一、心物一体价值观下的产物。

对于手工业,先生曾经与我探讨,说手工业不能对付原子弹,我说:“是的。但是如果手工业解决了中国大部分百姓的生活用品,还不污染环境,就会为军事大工业腾出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手工业的发展有利于军事工业的发展。”先生完全同意我的观点。我写的《农本商末应是人类的主流文化》被先生录入了由他主编的什刹海书院2012年年刊《儒释道与中国传统》一书中。

先生在去世前的几个月很赞同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还说小农经济是儒家文化为人类的一个大创举,此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伦理合而为一,最具持续性,也最能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

最后,在文学艺术方面。关于文学艺术的原则,先生时常讲“真、善、美”的统一。依先生言,即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宇宙之真,在文学艺术方面就是将人文与自然统一起来看待,否则所描述之真是支离的,是唯物的,不是“真。”

“善”则类同于孔子“尽善”。依先生讲就是“知行合一”。“知”其实也含有孟子所讲“仁、义、礼、智”之“智”。智是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道德原则,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若欠缺了是非之心,欠缺了道德,对社会他人就是一种伤害,给社会传达的就不是正能量。

“美”则是孔子讲的“尽美”,也相当于先生讲的“情景合一”。

因此按照先生的建议,完整的国学体系应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不可割裂的、有机的整体。不仅在价值观、方法论层面,还要落到中国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真、善、美”合一的文学艺术层面,以礼法合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层面,集生活与生产合一的生产、生活方式层面。

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在西方。

在与先生交流中,多次谈到普世价值。先生说要谈普世价值,首先应搞  清楚什么是普世价值?我顺着汤先生的提示,对什么是普世价值做了进一步研究。普世价值就是能为人类大群服务的价值,才能称得上是普世价值,或者从反面讲如果大家都坚守了普世价值,但是社会矛盾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变本加厉,那么这些价值就不能称之为普世价值,譬如西方人的民主与自由。

所谓民主就是人人作主,人人作主需要成本,或者经济一点地讲,需要交易成本。工厂生产产品,每生产一件产品都需要民主讨论,其结果导致生产期延长,若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会贻误战机,产品积压,卖不出去,或者因不能按期交货,单方面毁约,看来依靠民主是不能正常生产的。其实在现实中也没有工厂遵守民主原则,企业决策所依据的是股权大小,而非人人平等的民主权利。然而奇怪的是在西方企业界不遵守民主价值,在政治界却推出人人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似乎民主仅限于政治权力。若限于政治权力,民主就不具备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具有一以贯之的作用。

自由呢?我们试想人人都想自由,自由就须有界限,否则自由与自由之间互相侵犯。因为空间是有限的,有限的空间,此多了,彼就少;彼多了,此就少,自由似乎还是在争地盘,争自由空间,钱多的人,较之钱少的人在很多方面自由就多了许多;钱少的人心里不平衡,想继续争过来,于是社会再现纷争,为此钱多者为保证自己已取得的自由空间,就要依靠法律予以维护,于是法律就成了维护自由与自由之间相争的界线与禁区。正如荀子所言:“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王制》)荀子的意思是说如果人与人地位相当,好恶又相同,那么就一定会因自由而相争,争则必乱,乱则不能久。由此可以推知,自由也不具有普世价值,社会会因为自由而相残、相压迫、相互争斗。

我曾经以这样的分析向先生汇报,先生没有反对。先生还说现在西方社会也从个人本位向利他主义转变了,越来越接近中国传统道德了。中国文化中的“让”的精神,也就是先生讲的“内在超越”,则更能解决人与人之和谐与人与自然之和谐。

先生进一步说:“自由虽然不具有普世价值,也就是说自由的领域要有限制,自由的程度也应该限制,不能将自由扩张到极致。但是在教育方面,自由原则却是应该坚持的,教育所传承的是文化,文化传承强制是不行的,文化传承所依靠的是自觉自愿,而自觉自愿离不开自由的原则。”先生对自由的理解如此之深、如此之恰如其分,我深感敬佩,并且这些话先生在公开也很少讲。先生关于对自由原则在教育方面的体现,与后来先生谈及教育体制时是一脉相承的。

先生还引用了古代波斯哲人的一句话,说“唯有普遍性的法则才是真实的法则。”诸如“天人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自然无为”,“心物一体”等具有普世价值。从先生的这些讲法中也可以推断出,天人二分,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的转嫁危机的思维,崇尚科学违背自然的思想都不具有普世价值,还有不中庸,看待问题两极化、分隔化、无度化以及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同样不具有普世价值。也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那么为什么普世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而不在西方呢?先生教导说:中国文化具有天下性,无阶级性,正因为无阶级性与天下性,站得高,不狭隘,无私心,得出的结论能超越自身利益,而能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对此我深以为然。由此我想到由孔门弟子整理的《论语》,为什么要记载自己的老师如“丧家之犬”呢?按中国的传统要为圣贤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而在此处为什么不讳呢?原因正在于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具有天下性、无阶级性,无阶级性在学术上讲就是中国文化不代表某一个阶级,而是代表社会大群。

《论语》中记载孔子如丧家之犬,其本意正在于要告诉后人,孔子没有老板,以天下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以百姓之心为自己之心,也正因此《论语》才能成为天下人共同认可的书,《论语》中所内涵的价值者具有普世性。


关于教育问题


先生对于教育非常重视,一直想在教育方面找寻出非官方监管的可以突破的薄弱环节,如书院就是一种形式,甚至提出过在中国建设教育特区的大胆设想。先生在离去世前几个月,正值中央国务院内参室中央文史馆要给先生拍摄节目之际,中央文史馆的同志找到我,先生也同意由我代表他协助此拍摄录制工作。那时先生身体已不如前,经过精心策划,本着尽可能减少干扰先生的精神,计划对先生的采访工作减少到三次,每次不超过十五分钟,采访内容是依照先生的意思由我整理,最后归类为四大内容:即马克思与儒家文化或者社会主义与儒家;教育存在主要问题及改革;农耕文化与城市化;还有礼法合制。这四大问题是先生当时最想讲的,针对性很强,也很迫切,此拍摄工作计划每周进行一次,每次与先生约好,但每次到采访的前一天或者当天早上就接到小刘的信息,说先生身体不佳,采访录制工作须推迟,连续好几次,直到先生去世的前一周,摄制组的同志还一直枕戈待旦地准备着,随时等先生好转的消息进行采访录制。此事真成了千古遗憾!好在先生要讲的要点让我作了大致的记录,我也真庆幸能在先生弥留之际得到先生之心传。

对于教育问题,先生的第一个观点认为教育根本问题不在教育,而在文化选择。先生说有什么样的文化选择,便有了什么样的教育理念,教育理念受制于文化价值。按照先生讲,文化分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哲学层面中印文化相通处甚多,譬如天人合一、心物一体、以向内求的内在超越的道德文化、道法自然等;而西方文化则天人二分、心物分离,不是唯物便是唯心,相对于内在超越,西方则是外在超越,尚力尚利而非尚德,道法自然注重自然,而西方则注重人为。

先生讲的第二观点,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价值下中国的教育理念,用先生的话说,就是人的德性与智慧全在人的天性中,或者说在人的自性中。人的道德智慧是生而俱有的,知识是外来的,但知识不是智慧,也非德性。今日之教育重点不在道德与智慧,而在外来的知识。

先生的第三个观点,道德与智慧是统一的,不可分割,道德有多大,智慧便有多高,仁智统一。因此中国古代的教育重视做人教育,做人教育重在启发道德,启发道德在于孝悌。

先生的第四个观点,重新阐释了“因材施教”。先生说:因材施教不仅仅是教育方法,更重要是教育理念,是与仁智在于人的自性中一脉相承的,人是主体。“因材”就是顺应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是自然的,与道法自然是相同的。道法自然重在强调自然之性,人也是一个自然。教育要以人的自然之性为原则,不是要摧残此自然之性,就像今日之工业化、市场化,对自然开发无度,企图变自然秩序为科学秩序,其结果是面目全非,导致人与自然不和谐、人自我身心不和谐、人与人不和谐。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的天性。

因此在古代教育中,首先是养蒙。养蒙其实就是保护儿童之天性,如同植树,植树重在植根,植根一定要将根放置在大坑中,让根系很好伸展,放土时也不宜将土压得太实,更不能为检验树根的牢固而一天摇几次,将树摇死。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就是通过种树来说明治国的,今天先生用来说明教育之养蒙。今日之小学教育、幼儿园教育错误就在于小孩负担重、学的太多,并且考试多。考试多就如同用摇树来检验其树根之稳固,这样不仅对孩子无益,反而会摧残了孩子的天性。学的多尤其是学的东西还要强迫孩子理解,孩子理解不了怎么办,给孩子灌输快餐文化,快餐文化对增殖元气无益,还有损天性、有损元气。

在古代,儿童主要是在私塾学习,私塾在乡村,乡村有一个很大好处,亲近自然,可以看到很多花草树木,鱼虫鸟兽,在这种环境下不仅有利于儿童正常发育,还有利于培养对大自然的感性体验。也便于在长大以后形成天人合一、心物一体、自然和谐的宇宙观。因此在养蒙阶段重在亲近自然,在满足孩子正常发育之闲遐诵读经典,经典主要是指圣人之言,圣人之言是千锤百炼的,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背诵经典不需要理解,此即是养蒙。若过度开发,儿童之天性遭受摧残,中年之后便无潜力了。我们现在的教育,在儿童时代已将其最宝贵的自性天性损害了。先生以他的父亲汤用彤为例,说汤用彤先生在十五岁之前,可以说主要随先生的祖父汤霖雨三公受学,在汤用彤的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跋”中写道:“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乙部就是经史子集中的史部,意思就是在十五岁之前,汤用彤先生已经诵读完了经史两部,这为他后来的学术奠定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根本。

今日很多大科学家、大师之所以学术造诣境界上不去,主要在于欠缺儿童时代的诵读经典阶段,也就是说没有童子功。民国时代,中国出了很多声誉中西的大家,主要原因就在于儿童时代的私塾教育。虽然民国时期很多人批判旧式教育,其实若仔细分析一下,正是他们所批判的旧式教育给了他们一大根基。钱学森、毛泽东等都是如此,也包括全盘西化派的代表人物胡适,甚至以批传统著称的鲁迅又何尝不是呢?中国未来的教育要像培养出如民国时期的大师,一定要注重养蒙教育。养蒙教育是树根。有此坚固之基础,再与新学相结合,必成通专合一、道德仁艺兼备的人物。

先生的第五个观点就是教育体制问题。关于教育体制问题先生认为教育理念是第一位的问题,教育体制属于第二位的。教育理念解决教育方向,教育体制解决推动力的问题。如果方向错了,力量越大,对教育的损伤越大。关于教育体制,先生的基本观点倡导教育要自由,教育要自由的原因在于:教育是传承文化的,若离开自由,无所谓自觉,文化是要靠自觉传承的,自觉必须自由,此其一;在中国历史上教育自由或者自由办教育有传统,孔子就是一例,并且在历史上教育出现问题的时候,最后都是私学代替了官学,从而扭转教育上了正轨,此其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学统高于政统的问题(先生不喜欢用道统而用学统),如果教育不自由,教育处处受制于行政监管,学统低于政统,教育指导行政又从何体现,此其三;中国教育现置于全球竞争环境下,西方教育很早就自由了,而我们无此机制,最后让西学教育居于优势地位,如若还不改善此教育管制,西方教育将一直凌驾中国之上,教育是传承文化的,教育被西方占领,中国传统文化何以复兴呢?因此复兴传统文化必须从教育自由开始,此其四。

先生这些教导,我以前很少听到过,或者很少系统地听先生讲过,天赐我有此机缘,感谢先生,感谢上天,一定不忘先生教诲,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


先生博通且关心民生


在与先生交往中,还有一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2007年,我思考了一套对抗美国金融,复兴中国传统的方案,核心思想就是将中国的文化艺术品经过评估后进行份额化,并组建文化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所,构建文化艺术品份额化的虚拟市场,拉动对文化艺术品的社会需求,增强文化艺术品的变现能力,从而实现文化艺术品的财富效应。使人们像炒股票一样投资文化艺术品,此方案若能实现,可以为中国盘活3000万亿的绿色产值(在十年间),还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传播中国文化,同时构建以中国文化艺术品为标的物的中国文化金融体系,以对抗美国金融侵略。

此方案向先生汇报以后,先生很兴奋,先生说:“这个方案正是将你以前从事经济金融工作的经验与现在研究国学的事情结合起来了。”在我的要求下,先生给我题写了四句话:“伦理艺术化,艺术厚生化,厚生文化化,文化大众化”。我当时也很惊讶先生对金融经济问题的理解如此快,如此准确。虽然先生不研究经济理论,但对经济问题的敏锐与把握,让人钦佩。

有一次,我与先生谈到美国的印票子经济,今天学者冠之以“货币经济”。先生说:“美国印票子赚来的钱,与美国民众共同享用,而中国则一部分富人享用了;美国印票子所印的钞票分摊给了全世界,而中国若向美国学习搞货币经济,分摊者仅是中国人,是中国人自己承受了通货压力,况且印票子与道德伦理的要求相悖。”我一边听先生讲,一边思考专家治国的危害,如果懂经济的人又能有深厚的国学素养,使经济问题不偏离大道,该多好啊!

后来与先生闲聊时,还得知“专家”一词始于胡适,自胡适倡导新文化运动后,学者开始可以不钻研旧学传统,不需要学习经史子集了,只要在一点一域上下功夫用力,时日久了必成专家,此即降低了学者的门槛,人人踊跃,个个欢心。但是学问之支离、片面、偏颇已成今日局面,学科日益细繁,而且与道德分离,已为社会带来灾难。正像《老子》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再加上知识经济的刺激,专门学日益受资本操控,学术界腐败大概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过去旧学是做人的基础。有此根底,学者在道德修养方面堪称为人表率,学问大,道德也高,今日则反是。由此可见,恢复旧学传统,在旧学传统的基础,再学习新学专门学,成为通专合一者,实在太有必要了。

文化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所,如果仅仅用经济金融的思想看,它只能是艺术资产证券化的一种工具,可以为国家创造很多诸如印花税,变现文物艺术品资源,似乎有一种不肖子孙卖爷财的做法。如果不从传播中国文化角度思考,此份额化工具也可以传播西方文化,这样就失去了成立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意义。在先生的催促下,经《人民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通过内参上呈给了中央领导,后来得到了分管文化领导的批示。为此文化部组织了一次座谈会,邀请学者名单由我拟定,我记得开会那天,先生还在密云,我当时非常希望先生参加,能增加一些支持力量,结果下午两点前,离开会还有十分钟,先生从密去赶来,先生放弃了午休坐车来参加会议,我当时很感动。在会上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希望国家将此事纳入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对待。可惜现在明白人太少了,不明白能尊重创意者的建议也行。现在是既不明白,还要找一些反对者来切磋修改,越修改越不像创意的原样了。此事后来落户天津,创立了中国第一家或者说世界第一家文化艺术品份额交易所。此间先生也付出了血汗,在此向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自到北大后,在全国还建了好几处农村实验村,目的是想通过实验村了解中国农村的现状,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先生对此很赞赏,高兴时还经常说一定要去实验村看一看。在我的要求下,先生给河南焦作沁阳市西万村写了“魁星阁”的匾额。该村历史文化悠久,魁星阁要在原址上重建,我建议用先生的题字,先生欣然应允。今天由先生题写的三个大字已光彩夺目地挂在魁星阁之上。先生还为陕西延川县梁家河题写了“知青乡村书屋”等。在与先生交往中,我有一种感觉,只要对社会民生有利,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利,先生从不遗余力,甚至不顾自己的健康情况。

先生曾经问我,现在农民还种不种地,农民都去城里打工了,粮食谁来种?农民不待在农村,自然有机肥从何而来?他还告诉我说当年知青下乡运动,与城市安排不了就业有关系,当年安排不了城市知青的就业,现在大学生较之以前数量更多,每年增加速度更快,以后就业怎么办?先生的忧虑也是我的担心。小农经济,集农户的生活与生产合而为一,肥料即是生活的排泄物,与土壤结合就变成天然有机肥,形成自然的循环链,现在农民到城里去了,有机肥自然减少,必然要用化肥,化肥用久了,土地板结不可持续。

关于就业压力,在现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城市消化就业能力强,一旦经济发展速度平稳了,城市无法吸纳这么多人,到那时,谁来消化就业。从农村到城市容易,从城市回乡就难了。况且现在很多村长都在卖农民的土地,搞房地产,建设城镇,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一旦城里找不到工作,回到家乡又没有了土地,那时情况就更窘迫了。

先生去世后,我与先生的儿子汤双聊天,汤双说儒家太累,什么事情都要操心。先生就是儒家典范,不仅在生活方面,严守“克己复礼为仁”的古训,在行动上知行合一,而且处处关心社会、关心文化复兴大业,将这种理想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先生除了喜欢汤氏家训,还欣赏《论语》中“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句话。先生以此为座右铭,其实也是先生的人生写照。先生的讲学活动很多,高到世界著名大学,低到为民工子弟,有时先生时间上安排不了,也让我代他去讲,总之先生不想失去每一次为社会传递正能量的机会。


先生的重托


在先生去世前的七月二十日左右,先生把我叫到家里,很郑重地对我说:“今天叫你来,是要正式请你担任汤用彤书院院长。”一边说一边将两页纸交给我,我一看一页是汤用彤纪念馆章程,一页是汤用彤书院章程,字迹有些歪扭,是用钢笔写成的。

纪念馆章程“本纪念馆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与汤用彤杰出的学术成就以及宣传汤氏三代为宗旨。”汤用彤书院宗旨“本书院以研究、梳理、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为宗旨。以反本开新,兼容并蓄的精神整合中西印文化,从而使中华传统文化不断得以滋养、壮大。”

手写的章程虽然字迹有些歪斜,但字迹清晰有力,可以看出先生对汤用彤纪念馆与书院倾注的心血之大。过了一会儿先生又说:“你作学问的路子是对的,知学合一,学以致用,但你还要研究一下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要会通中西印,成为一个大学者。这个书院、纪念馆就托付给你了,要把它办好,每年要搞一次汤用彤学术研讨会,也可以做一些国学培训,像五经博士弟子班之类,还有你研究的东方管理硕士研修班,现在东方管理尚不能作为教育部批准认可的学科,颁发正式的学位,但未来是可能的。你要努力啊!还有需要我给你做什么,尽管说。”

此次见面,我当时尚没有在意。我现在重新回顾这次见面,才知道,这是先生的重托,要我顺着汤氏三代的道德学问路径接续下去,通过汤用彤纪念馆、汤用彤书院相传汤氏的薪火。

我回忆在此次之后,还有一次见面,他说:“汤用彤先生提出的‘统计全局,精考实事,平情立言’,可以作为以后做学问的原则,现在很多学者一知半解就乱发表意见,甚至批评古人,对社会极不负责任,不知道错误的、肤浅的、狭隘的学术观点是会扰乱人心的。”

“还有很多道听途说的事情,就可以随便认定,以为是事实,不去了解调查研究,后面的学者也不去调查,相互旁引,引用的多了,最后成了事实,建立在这样一些道听途说之上的学问观点能持久吗?”

“还有人做学问功利心太强,无情怀,对古人也无敬意,也无温存,更无从古人那里得来心传,只是发表一些功利心很强的文章。”

“汤用彤先生曾经还写过一段文字,其中有两句话很重要。”先生指给我看他划出来的两句话,“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故如徒于文字考评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也”。我当时想读圣人书一要读到书的背后,读圣人之心,要与圣人心心相印,不如此,谈何“心性之体会”,“无心性之体会”何以能平情立言。

九月十日下午,就是汤先生去世第二天下午,在黄梅由我主持汤用彤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座谈会,当我再次提到“统计全局,精考事实,平情立言”时,我放声大哭,哭我再也不能向先生汇报我对这十二字的理解感悟了。

先生确确实实已离我们而去了,我再也没有机会聆听先生的教诲,与先生又说又笑谈天下民生之维艰了,再也不能耳提面命地聆听先生的心传了。先生有很多思想写成了书,先生还有很多思想在先生的心里,在先生的行动中。以后想见先生只能读先生的书,在书中通过对字字句句之所想,在脑海中见先生,在心里与先生会意,或者在梦里见先生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昨晚我梦到先生了,先生仍是那样温良恭俭让,先生仍是那样的慈祥,他在云端,依稀可见,在向我微笑,忽而又不见了。

先生走了,但他的道德文章却是不朽的,永远留给了我们。

弟子雷原2014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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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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