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这层道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明白，因此，“举贤任能”的口号代代相沿袭，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图腾：“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河南程氏经说》卷二）。

可是，大千世界，千奇百怪，人才的类型多种多样，最理想的人才自然是资兼文武，德才兼备，道德文章，均臻一流，既有为人楷模之德，又不乏经国安邦之能。遗憾的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人才的求全责备往往是一相情愿的事情，实际生活之中，作为个体的人才通常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而且才能越大，其他的毛病就越多，或操行有亏，或性格孤僻，或恃才傲物，或放荡不羁，总之，“尺有所短”，德行相悖乃是发生在许多人才身上的普遍现象。

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吴起，可谓是历史上德薄才高的一个典型人物。

说起吴起的德操，委实让人无法恭维。此人从青少年时代起，便抱着强烈的功利心，时时刻刻渴望着出人头地，扬名天下，为此竟不择一切手段，“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动辄以最残忍甚至无耻的方式，实现自己向上爬攀、为官作宰的目的。

为了平步青云，吴起不惜花费千金，破家游历，奔走于列国之间，自荐于诸侯之前。然而，他的努力一开始就处处碰壁，不仅弄得家道破落，而且也受到邻里闲人们的讥笑嘲弄，成为其茶余饭后的谈资。说实在的，这本来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至多不加理睬，继续打拼，直至做出一番成绩，让闲杂人等在事实面前闭上鸟嘴。可是我们这位吴起却丝毫没有什么雅量，大怒之下，竟罔顾法纪，手刃了那帮说三道四的闲人。这些闲人尽管说话刻薄了一些，但毕竟罪不至死。吴起为出一口窝囊气，使三十多人喋血利剑，横尸堂前，视人命如草芥，其狠毒野蛮实在教人不寒而栗。

如果说，吴起对外人的狠心残忍多少可以理解，那么，他对自己亲人的所作所为则不免使人感到疯狂的可怖，人性的灭绝，懂得了什么叫天良丧尽，什么叫蛇蝎心肠。在家乡卫国犯下命案后，吴起流窜到了鲁国，先是在曾子门下研读了一段时间的经典，差一点混成一名大儒，可是他道德上的劣根性却扼杀了这种可能：他母亲在卫国老家忧愤去世，按传统的礼仪规范，吴起这时应该暂时中断学业，回家奔丧，以尽人子的孝道。但是，利欲熏心的吴起却没有这么做，这种藐视传统道德规范的惊世骇俗之举，只能说明吴起的冷血无情。这样的品德，自然无法在讲究纲常伦理的儒家门庭中立足，他与曾子的师生之谊也从此彻底断绝了！

被逐出儒家行列后，吴起转而研读兵书，揣摩韬略，凭着自己的天资，吴起很快在兵学领域有了一定的造诣，颇得鲁穆公的赏识。可是，当齐国军队大举来犯时，鲁穆公却在是否任命吴起为大将，统军作战一事上举棋不定，踌躇犹豫。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所以鲁穆公多少担心他在作战时回护甚至放过齐军。吴起察知这一内情后，为了得到鲁穆公的信任，一不做，二不休，竟然不惜杀死妻子以表明心迹。终于依靠这种冷酷血腥的方法赢得大将的兵符，用妻子的鲜血和头颅圆了自己的升官梦，这就是人神共愤的“杀妻求将”。在这里，吴起已经完全突破了道德的底线，成为丧心病狂的嗜血恶魔。长期以来，吴起成为许多人厌恶、憎恨的对象，恐怕就是吴起的德操的确充满邪恶、丑陋的成分，实在让人喜欢不起来。

但是，如果撇开吴起的道德操守不论，那么，吴起在当时实实在在称得上是第一流的能臣干吏。他残杀妻子谋取大将一职后，统帅鲁国军队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大破不可一世的齐军。日后，他又辗转来到魏国，在那里前后任职多达二十七年之久，辅佐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君主，治绩突出，战功卓著，“立为大将，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均解，辟地四面，拓地千里。”（《吴子·图国》）在铁马金戈的洗礼中，吴起作为威震八方的军事统帅名闻遐迩，声誉日隆。尤其是在与秦军的作战中，吴起奇正并用，避实击虚，扬长避短，指挥若定，多次战胜实力强大的秦军，攻克多座秦国的城池，夺得战略要地西河地区，使得魏国在与秦国的激烈角逐中占据了战略上的有利态势。

吴起的最后生涯是在楚国度过的。在那里他辅佐楚悼王进行全面的改革，殚精竭虑，雷厉风行，制定了一系列变法的措施，并且在实践中加以坚决的贯彻执行。这首先是“明法审令”，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凡是分封贵族传了三代的，就一律收回他们的封爵，取消其俸禄，废除其公族的谱籍和各种世袭特权，并且将一些旧贵族迁徙到边远地区，从而有力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其次是实行精简，整顿财政，奖励耕战，撤并了不少多余的政府机构，裁减了许多冗官，从而大大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支出，提高了行政的效率，同时奖励耕战之士，使得楚国的经济日益繁荣和发展。第三，“要在强兵”，建立起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吴起将取消贵族俸禄和裁减冗官而节省下来的钱财，用于抚养将士，扩充军备，增强国防，从而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为楚国从事兼并扩张战争直接提供服务。

吴起主持的变法改革，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它使得楚国的国力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一跃而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头等强国，所谓“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战国策》）。吴起以雄厚的国力为基础，统帅楚国雄师南征北战，所向无敌，取得了“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重大成就，威震天下，举世瞩目。

此外，吴起还在兵学理论的研究与总结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就，和兵圣孙武一样，为后世留下了一部价值不朽的兵学名著——《吴子》。该书较全面地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和吴起本人的独到兵学观点，深刻地总结了战国前期丰富的实战经验，是继《孙子兵法》之后又一部体系完备、思想精辟，影响深远的兵学著作，在中国古典兵学发展史上具有永远不可磨灭的地位。

吴起在鲁、魏、楚等国经国治戎的经历及其成就，在兵学理论建树方面的贡献，足以证明时人有关他“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评价，乃是实至名归，货真价实，同时也足以说明吴起才智过人，办事能力超群，这恰好与他龌龊卑劣的德操形成巨大而鲜明的反差，可见一个人的德与才在很多的情况下处于相悖对立的状态，对不少人而言，德才兼备往往是理想态，志大才疏或者才高德薄则多为现实态，这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对于历史上高明的统治者来说，最理想的辅佐之才无疑应该是德才兼备者，但是在好多情况下，这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时候正确的态度是要正视现实，不拘一格任用那些身上不无种种毛病或者不足的人才，“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发挥他们在治国经武方面的长处，同时对他们的缺陷有清醒的认识，用制度乃至权术控制与制约他们的行为，将其消极的因素及其影响控制消减到最低的程度。魏文侯、楚悼王对“贪而好色”的吴起的任用，刘邦对“盗嫂昧金”的陈平的驱使，都是这方面相当成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