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知识之间有一个天然通道。愚蠢、无知、文盲，和野蛮、贫贱、犯罪之间，也有一座天然桥梁。文化、文明与粗暴、粗俗截然对立。富裕和野蛮之间有一道天然屏障。愚蠢就是甘心于无知。“不知不为罪”，还是“无知即罪恶”？应该是无知即罪恶，因为你应该求知，你有知情权，可以要求知情权，而不是掩盖无知，以无知为荣，以没有公投权利为骄傲，还心怀世界支援亚非拉。罪恶在于，你继续发扬无知，以无知为荣，延续无知，停留在无知状态——但无知不是一种静止状态，不是，而是动态，就是说，不求有知，不去追求知识，还在延续。要么求知，穷根究底，打开互联网，走出国门，知天下大事，或者，不学无术，甘于无知，和二月提纲一样不读书、不看报。二者必居其一。愚蠢就是甘于无知，无知又加深愚蠢，还对列国大事指指点点叽叽喳喳，误人子弟，貌似可以做出自由判断而不是木偶马戏。这就是罪恶。求知，就是善，对人对己都有利。因为人并不可能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可，方为之。知其不可而不为之。不学无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无所帮助，也不会带来利益（马克思）。
苏格拉底认为，认识自己，就是认识心灵的内在原则，亦即认识德性。他把德性与知识视同一体。知识即德性，无知即罪恶，人不会有意作恶。没有人自愿追求恶或公认的的恶。避恶扬善是人的天性。当可以选择较小的恶时，人们决不会选择较大的恶。懦夫拒绝作战，是因为他错误估算了善、荣誉、快乐。勇士作战，是因为他正确认识了快乐和痛苦。勇敢起于知识，怯懦源于无知。德性因而就是关于“善”概念的知识。佛教解释善知识：指正直而有德行，能教导正道之好人，即为善缘，又作知识、善友、亲友、胜友、善亲友。知识自身就是善。“善知识者。善解深法空无相无作无生无灭。了达诸法从本以来究竟平等无业无报无因无果性相如如。住于实际，于毕竟空中，炽然建立，为善知识。”
苏格拉底建立了一个“知识即道德”的伦理体系。他强调人应该“认识自己”。探求普遍的、绝对的善的理念，把握概念的真知识，才是人们最高的生活目的和至善。要有道德，就必须有关于道德的知识。不道德的行为是无知的产物。人们只有获得概念的知识，才会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此乃“知识即美德”。在某些时候和地界，不知不为罪。而在希腊，无知却是罪恶。当然也有时候，明知是对的，却不去做，明知是错的，也偏要去做。这就是恶。但哲学家们一般认为，自己并不知晓错在哪里。明知不对还要去做，罪莫大焉。不知道自己无知，就是罪恶，就会去作恶。不知道自己无知，还信口开河，冒充有知识，就是愚蠢。愚蠢既久而故意不自拔，也是罪恶。德性与知识等同，奠定了理性主义伦理学基础。
罪恶源于无知。知识就是美德。犯罪往往起于无知。无知无畏。彻底的物质主义就无所畏惧。苏格拉底认为，无人有意作恶，恶只是来自于无知。一个人之所以会去作恶，只有一个原因：无知。由于无知，才认识不到善良。坏人有良知的种子，但却没有对良知的感知和认识。作恶的坏人，缺乏对良知、善良的认识。只有认识到自己内心的善，才会去行善，也就是有美德。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果知道了真善，一定会去做。坏人作恶，是对于善无知。如果知道自己无知却甘于无知，就是罪恶。不知就已经是罪错，若果任其发展下去，就是，无知即罪恶。转化是也。你无知，比如凤凰卫视央视专家信口开河，随便议论美国大选，议论海湾战争萨达姆卡扎菲，随便瞎说，错了，也没有罪，还居然有功。但在希腊，你得埋单，追究责任。反对言必称希腊，这是公然挑战全世界知识界、学术界、文化界、雕塑界。在太平洋那一边，辩论时双方经过精心准备精心策划谨言慎行，讲逻各斯。逻辑语法修辞规则要顾及，有幕僚，有竞选团队，有智囊，有理据，有风度，有脸面——不是不要脸皮。竞选者如履薄冰，不敢造次，和中国专家胡言乱语，拿了电视台津贴劳务费就走人，不一样。中国电视做客的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张召忠们，尽管可以胡说八道，但不怕受追究——当然必须符合当归前提条件：谩骂美国，赞美自家人——还以耻为荣。
知识与道德，约略可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相比照。王阳明心学核心概念是“致良知”。这知识是道德知识。良知是人本心的表现，只要发明本性，就可以致良知。它不同于运用知识指导行动。良知是内心的先验的道德规范、光明和良善。通过良知，人本能地知道是非善恶。就本性而言，人都是圣人。这和西方不同。按照圣经，人既非纯粹的善，也非纯粹的恶。人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人内心不仅有良知，而且还有罪性。
知识与美德的关系，未经理性审慎的生活没有价值，只有真正认识自己，才能实现自己的本性，完成自己的使命，能够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知识即德性，无知即罪恶。王明阳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无人自愿为恶。一个人了解什么是德行，就必然会去实践。无知就是愚蠢，本身就是罪。不知道自己愚蠢，孺子不可教，还得意洋洋，自命不凡。奇怪的是，我周围的教授名伶工人下岗者，骂起米国来，不用打腹稿草稿，出口成章，也不像平时那样左顾右盼压低嗓音附耳低语，还滴溜着贼眼，生怕有人侧耳偷听，谨防路边草里有人，令对方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几十年间，如履薄冰，惊弓之鸟儿，莺歌燕儿舞，只怕隔墙有耳，汗不敢出，战战兢兢，像小媳妇怕挨打。但在附和官方声音时，在骂台湾骂日本骂美国时，就毫无顾忌，打了鸡血，格外理直气壮，气壮如牛。不过大大小小爱国志士并没有多少知识储备，只要比赛似的反美爱国，就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放心大胆，肆无忌惮。几十年的小媳妇，此时就都是恶婆婆了。口不必择言，胆子也放肆。非学术非知识非正规用语朗朗上口。必要的国际知识国际规则，连在央视也都是多余。何况山西大大大大大学乎？？
知识即道德。这导致精英主义。柏拉图、马基雅弗利的著作中就有精英主义，但系统的精英主义形成于19、20世纪。精英主义发源于意大利。中国的决策规范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反对精英主义，要求无条件代表社会普通民众利益。尼采反对畜群道德。让羊群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乃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对群众必须管束。民粹主义相对于精英主义而言。19世纪的俄国社会思潮民粹主义(Populism，平民主义)，认为可以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改革，普通群众是政治改革的决定力量。通过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可以对平民大众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这迹近于“群众暴力”、“暴民政治”。暴民政治又称众愚政治(Ochlocracy)，指被大众主导的政治形态。善变的人群，多数至上主义，贬义词。这是被政治煽动和“多数人的暴政”，狂热和激情压倒理性。群众专政一窝蜂，社会就一团糟。群众，就是群氓。
朋霍费尔《狱中书简》“论愚蠢”说：有一种愚蠢，不是智力的缺陷，而是道德的缺陷，即，人们知道那是愚蠢，却甘愿愚蠢。皇帝的新衣，大多数臣民尽皆如此。这愚蠢就是罪恶，比罪恶还罪恶。有云，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没有个人意志的行为，并非出于自愿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生活在封闭环境里，只有一种话语，一种思想，一种生活，一条道路，别无选择，只能愚蠢。这是“道德上的缺陷”。朋霍费尔笔下的愚蠢，与智力无关。“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
白卷英雄不是真英雄。草莽英雄不是英雄。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奴隶创造历史，这是一个伪问题。知识就是力量。亚里士多德提出四因说（Doctrine of four causes）：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其中，目的因是终极的，最重要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质料因，是大众，建筑材料。动力因，劳动者。形式因，原型，表达出本质的定义，数，理念。目的因即最善的终结，类似于“存在”和“理性”。培根提出四种假象：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都是缺乏科学哲学素养的普罗大众容易着迷的。和群龙有关。这使我想到，民主就不是专政，民都成主子了，奴隶当大英雄了，普选了，普罗了，共赢了，还能叫专政?专政就是民无出头之日。人民不可能行使专政权力，只能被专政。专政者不可能是人民。专政即独裁，人民乃公权。专政属私权，如朝鲜家天下、私天下、父传子。没有圆的方。没有民主专政。人民专政是子虚乌有。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个世界确实是少数精英统治，简单地说，就是英雄创造历史。思想家提供思想，实干家落实组织工作，草民则盲从。与英雄史观对应的是人民史观群众史观。这才是虚构。英雄是孤胆。1917年，毛泽东在《心之力》中说：“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确立伟志，发其动力，奋发踔历，摧陷廓清，一往无前。”他认为拯救危亡的中国，要靠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英雄豪杰。
主人道德:贵族自已是自己思想的主人。善于管理财富，才善于整理思想。奴隶道德相反，别人是大救星，自已是奴才。贫穷者，思想知识也贫乏。积贫积弱，弱，指思想。穷，物质也，其精神文化必然“白”。农民喜欢面向东方唱“太阳升”。犯罪者往往头脑简单，孤陋寡闻，目不识丁，目光偏狭。奴隶喜欢唱“大救星”，“呼儿嗨哟”。贫穷、文盲、无知、愚弱、粗鄙、蒙昧、低端，连在一起。贫贱确能移，威武诚可屈，富贵则难移。富贵方有德。积善人家庆有余。善良连着富足，贫苦挨着犯罪。
白卷不能成英雄。让白卷做英雄，天下英才会掩面痛哭。白者，白丁。白，没有文化，文盲。穷和白，是一对儿亲兄弟。穷和白，有时也是道德概念。作为贬义，它们也是恶。哲学上的恶，形而上学的恶，应该加以清除。（但有时，“白”指的是政治落后，和“红”对立。其实，那是清白，不是坏事。）穷和白，贫穷卑贱和落后无知相连。穷苦贫贱无法滋生先进观念。有人说越穷越革命。但贫苦者一无恒产，二无资金，就会为非作歹，不会有技术革新、文化创意。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愁容惨淡，面目黝黑，就会建立其乐融融的新秩序吗？打家劫舍，梭镖袖章，痞子惰农，革命先锋，就是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吗？那是恐怖活动。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定律。“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梁惠王上》
有两种革命，愚陋无知者的造反动乱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仗义疏财劫富济贫，这是一种伪革命、假革命、非革命，循环争夺，财富易手，乱混混你方唱罢我登台，铿锵铿锵手执钢鞭将你打，这不是真正革命。真正的革命，知识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宗教革命、文化革命、哲学革命。穷与革命，南其辕而北其辙。有的人相信越吃苦就越革命，以为富则修，卫星上天，红旗就落地，这是贫困拜物教、饥饿革命论、光腚英雄主义，糠菜共产。以为越穷越革命，宁要穷的草，不要富的苗，宁吃屎，不吃饭，宁睡土坷垃，不睡席梦思，现在的马列主义牛爷爷就是这样一批人。以为吞糠咽菜，头脑就会有自发革命理想。肥料丰厚，思想就超前。统治者对民众分而治之，挑动低级底层斗败上层，煽动仇富，打家劫舍，劫富济贫，至使十室九空，田园荒芜。财富即罪恶，知识即罪恶，美丽即罪恶，贫雇斗富农，工人斗厂长，群众组织红卫兵斗副总理元帅，学生斗老师，店员斗老板，青年斗老年，农村包抄城市，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文盲加流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愚昧战胜智慧，野蛮战胜文明。
饱暖思淫欲，饥寒生盗心。唯物主义也。但革命和“唯物是求”无关。物质主义者是眼前现前利益者。在一个东方落后的贫苦的农业大国，居然引爆共产革命，呼哧呼哧喘粗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普遍贫穷和落后并不是革命的原因，反倒是僵化痼弊的理由，是革命的障碍。正因为穷，所以才不要革命。要是富了，那才会想到革命。富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穷则思不变。不干，不革命。革命就是进步，发展经济、技术革新、争取人权、实行民主、广开言论、集思广益。人民没有衣食之忧，所以才想到文化上层革命享受乐趣。下岗工人懒洋洋，找个树荫晒太阳。中国遍地饥寒交迫的穷苦人，穷人多就不革命。他们只想到劫掠杀戮破坏，而这，一丁点儿也不是革命。一个人越穷，就越希望维护现状，祈求上司恩准。由于穷极了，也特别凶恶。穷凶极恶是也。一个一穷二白的人，还有什么革命可言呢？贫穷与空想共产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就是坐享其成，懒得做事。世界上最不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穷人，因为一无所有。穷人，其特点是“无产”。下岗工人，懒于做事。吃大锅饭，喝大锅清水汤，是最便当的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蒙昧，没有必要。不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别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不应当欢迎他们去。相反，知识青年到城市去，接受大学教授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村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没有上过初中、高中、大学的子女送到城市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城市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按阶级论的说法，中国由于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等人数量特别多，且处境特别悲惨，就为革命提供有利条件 。但是，下等人才不喜欢革命呢。造反叛乱劫掠烧杀，不是革命。革命从来是有钱人有知识的人的事。革命始于富有，而非贫困。第一代革命领导人是知识分子，出身于富裕家庭。山大牛列主义老爷爷主张穷，主张过苦日子，主张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他们说，现在大学生不扫马路不掏厕所不种树木不抬砖瓦不扛椽檀不锯木板，是“小修苗”，已经是蜕化变质，国将不国。呜呼，复辟在眼前，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千百万人头要落地了。另外一位说，现在小孩冬天有棉衣，夏天吹空调，没有吃过苦，不知耳垂冻僵手足冻裂，不知喝棒子面稀糊糊啥味道。言下之意，应让婴幼儿受二茬罪吃二遍苦。
果不其然，善作秀者，手开豪华车，足穿旅游鞋，口喝矿泉水，牙咬火腿肠，摄像机开路，重走长征路，雪山草地，权当玩儿。当年死难之阴魂野鬼，咸被吵醒，出来看表演。央视大队人马殿后，录影录形，重走了一次长征路，红游延河井冈作秀唬人。革命者何?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为的是共产共田，人人有饭吃，有水喝，有床睡，有学上，有衣穿。讵料退休老人吃香喝腊，却不去种粮割菜推磨碾米养鸡收蛋蒸馒头烤炊饼剁肉馅，还用洗碗机洗衣机，享受空调变修苗，却提倡下一代吃苦，为吃苦而吃苦，妒忌他们过好日子。
有一种“枪打出头鸟”掐尖政治，灭尽天下英才。公元某年山大马列老爷爷对被捕之民不仅不表同情与怜悯，反说XX“个人主义出风头”。但出风头的人古己有之，难道就该进监被囚?古代帝王将相达官显宦骚人墨客诗家艺妓行商坐贾不必说，那反内战反贪污飞行集会办报纸抨击政府爬血山吃草鞋延河边小放牛孙玉国张铁旦顾阿桃永贵哥桂贤美，亦不能因为喜得奖状而被虐。今之教授级医生技师高级编辑特级教师，岂能因名誉感发财梦而成阶下囚南冠客?北师大我同学常新华说鸟尔开学习成绩不好，不该反腐败。但当年地下团员帕蒂门勃儿平日不上课，成绩不咋地，就该关监戴铐面壁而坐么?
人类进化史，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用进废退。亡国亡文化亡族，并非坏事，夏商春秋东周列国战国七雄匈奴辽金元明清，你亡了，人类进步。少数族群，蛮夷之邦，刀耕火种结绳纪事之部落消亡，松赞干布后人归顺大汉，非洲原始部落归化，苏联南联解体，都不是坏事。1913年剪除辫子，有些普通中国百姓愚众蒙昧宁死也拒绝剪辫！那根辫子可是中国人的标志。当剪辫人揪住他头发时，他还在宁死痛骂：没有辫子哪来的大清朝，没有大清朝哪来的你？你个假洋鬼子！两难选择，宁要社会主义之草，不要资本主义之苗，宁要无产阶级低速度，不要资产阶级高速度，宁要没文化，不要精神贵族。一项决议云：“在重大问题上，拥有最后决定权”。这在列国历史上应该是堪获诺贝尔奖的发明。1950年某次群众集会口号加上“万岁！”（此前，孙中山严肃制止呼喊“万岁”，认为这是专制复辟）不久即提出：“训政时期，应实行愚民政策”，开展造神运动。1958年成都会议大谈“个人崇拜”，对马恩列斯，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柯尔施提出，“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地步，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感恩戴德，谢不杀之恩——若死，也叫赐死，臣罪当诛兮，皇上圣明。
1972年春天，我在北师大偷完桃子，就卷起铺盖，滾到银川，当了银川六中班主任。学生入团得经过我，可我连团也没入过。班上同学还有团支部书记李秀华，得服我管。我们这个社会，人不算什么，再普通再下贱的小人物，贱若粪土，小草也，但也会以社会主子自居，气势汹汹。我当时严厉管教学生:可我明明一贯就是自由散漫之人。我向校党支部书记坦白:我连团都没入，怎么还能批准学生入团?银川六中书记周锋先说:“你是受党委派做班主任”。我这个思想落后的人，忽然就以党代表自居，正人君子似地担当起党的思政工作。我不把自己当外人，忠顺仆婢般尽职，成了思想政治工作尖兵前卫。谁个略有点离经叛道，我就对之严加管束，咬死他。银六中规定每天下午半个小时政治学习读党报，我严加监督，让每一个人竖起耳朵聆听。
1974年我在银川十一中担任一个班班主任，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专政理沦，批资产阶级法权，评法批儒，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学习马列六本书。学校教工学马列核心小组，我和语文老师杨肇荣是教师代表。“以我为核心”这个词，就打这儿来的。每周一次，晚上学习，顶风冒雪，读国家与革命。银川市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资产阶级法权，学儒法斗争史，还请一中二中政治教员辅导。我在十一中，外号叫“天才”，马列水平，法家思想，批神童诗，得心应手。被专政，挨批斗的，挨整的，右派，有历史问题的阶下囚，臭老九，一旦沐猴而冠，打一拳给个豆子吃，就生龙活虎，不把自己当外人，神气活现，成国社和衙府的化身了。当年被我批评的学生，如今挂在嘴上的话是:我和别人身份不一样，是书记，不能有自己个儿看法。呜呼，这就是人的异化。异化了的人还叫人?中文骂人“不是人”，此之谓欤?
现在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吃饱撑的。这一生经历的思想斗争、理论批判、政治革命，又哪一次不是神经病瞎折腾，不是劳民伤财，不是竹篮打水呢?不过成绩还是有的，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当年培养的学生，未辜负我的栽培，个个把当年我灌输的理论教条牢记于心田，深入骨髓，融化在血液里。他们没有个人主义，一心为党为国，一脑孑先进理念。有没有知识在其次，但革命斗争大方向始终正确。记得1976年有一次在班上我发火批评学生:“你们是小老虎，你们这是对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论的有力反击”。学生们面面相觑，莫名其妙:明明是批评学生，老师怎么这么说?
这些受我教育的学生，今已快六十岁，革命锐气，反帝锋芒，爱国拥政，无产阶级革命爱国战斗精神，抵制日货，倡议不吃啃德鸡，不用美日科技，其昂扬反美斗志，不减当年。东风吹战鼓擂，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那幼小心灵里永远埋下反帝(但现已不反苏修)种子，今已开出艳丽的花。这都是我苦心孤诣培养的结果一一可不是恶果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师不必贤于弟子，他们大大超过了我。
林语堂说，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底层，权利受到侵害，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处处为统治阶级辩护，在动物界几乎不可能找出这么弱智的东西。这就是贱民。民而贱。贱民们想，美国人的民主很可笑，觉得在咱们这哈儿有人替咱们思考国际国内，自己最幸福。傻子笑话聪明人，穷光蛋笑话富人，奴隶笑话自由人，猪笑话猴子，犯人囚徒笑话獄卒衙役，残疾人笑话健步如飞，文盲嘲笑读书人，光脚的笑话穿鞋的，病人笑话壮汉，没选举权的嘲笑大选，独裁之下孱头笑话民主宪政。聪明人知只要还有一个奴才，就谈不上全人类自由，就不能说自己获得解放。奴才觉着自己最聪明。专制皇帝下诏选美选完人选合乎接班标准之人，但刘、林、王，华皆玩儿完。为何不惧怕美国在中国投放原子弹，还称原子弹就是纸老虎！答:因为炸死的是人民愚众，不值钱，而不是他。愚民死时仍呼万岁。鲁迅《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冰心说:“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把‘文盲加流氓’式的人物，当作青少年的样板。”统治者为便于统治人民而实行使人民处于无知和蔽塞状态的政策。某些自以为解放全人类的人，其还生活在缧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人的主人，反比其他一切人更是奴隶。”（卢梭《社会契约论》。
美国人民群体素质高，居民可以自己拥有枪支，若是在亚非拉美，私人枪支就会泛滥成灾，酿成造反动乱劫难。但在美国，并非枪支泛滥，而是有序管理。富裕发达的美英欧主宰世界，但美国民意，国民普选，一人一票，他们是上流高端，人中蛟龙，而非草野匹夫刁民，非饥寒交迫衣不蔽体之流。美国大选，央视报道美国民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冷漠，无动于衷——这类事只在吾国才发生——但美国人对于总统大选必定密切关注，因为这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在这个世界上某些地方，他们的总书记总理部长与他们生活无关，都是几个人私下嘀咕捏咕暗箱决定。有识之士早有言曰，痞子运动糟得很。中国人对自由不感兴趣。有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之后，中国人仍然对自由没有显示出兴趣。思想自由，在中国人是奢侈品。富士康老板说：“民主不能当饭吃”。只有能吃能喝的才有价值。非洲难民，第三世界，决定不了世界趋势，犹如农战是改朝换代工具，替人做嫁衣裳，糟得很，社会蔑有进步。若果他们拥有私人枪支，就会乱象丛生（当然命也可能杀尽贪官，但同时又有千百万贪官滋生）。穷苦人才不关心国家大事。上智下愚不移，穷人不会竞赛参选，还讥讽美国民主。这惰农刁民不想成为自己思想的主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但满腔的热血沸腾，并不为真理而斗争，亦不团结到明天，不会打碎旧世界。从来就靠救世主，也要靠神仙皇帝。
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家庭寺庙和尚赵朴初辱骂民主制度精英政治是“狗能赛马能赛为啥总统不能来个和平赛”，宣传愚众政治道德。印度总理尼赫鲁去世，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赫鲁晓夫离职，不发唁电，赵朴初却撰写“某公三哭”，竭尽讽刺挖苦嘲弄之能事，幸灾乐祸，呼儿嗨哟。人家发丧，他呼万岁，一个国家，整体堕落。两千多年的愚民政策造就了思想懒惰，不愿意思考复杂事物。这样的民众认为，思想自由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人茫然失据。追求思想自由的人，是体验过思想自由带来快乐的人。孔子曰，“故鼓舌者，必戳之。”“御民者，缚其魂为上”“塞民之利途而由王予之，民永颂君王仁。”“治天下者知百姓须瘦之。抑民之欲，民谢王。”历代君主皆得其要旨。吾辈企盼言论自由？
2016，11，9
附录 鲁迅，“个人的自大”，“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1918年11月）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Ｎｏｒｄａｕ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ｍｏｂ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Ｇ．ＬｅＢｏｎ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ＬｅＢｏｎ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