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一个切身需要证成人文学科价值的时代，重新审视和重建历史学科的公共相关性的需求并不令人惊讶。然而，这种需求是当前的学术提议所无法满足的。人们迫切希望的历史书写的复兴，反而在于调和我们自己与“历史”这个词的双重含义，探索历史作为事件进程和历史作为历史书写之间的必要关联。尽管过去几十年里的普遍趋势是禁止对历史进行前一种意义上的哲学思考(至少在历史学系和哲学系是这样)，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而没有屈服于一种实质性的思考。我们已经有了思辨的萌芽，尽管只是准实质的历史哲学，但它认真对待了战后对实质性进路的批评。首先，这种准实质的历史哲学证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感。其次，历史作为历史书写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最后，历史书写与其说是对公共议程的贡献，不如说是公共生活处于危急关头的竞技场。
关 键 词：身份 知识 在场 准实质的历史哲学 断裂单数 历史的公共相关性
一、提议的逻辑和理解的任务
在我的记忆中，历史(作为历史书写)一直处于危机之中。甚至说在我出生之前，历史就已经处于危机之中了。据说它在整个战后时期都处于危机之中，通常来讲，自其制度化以来，围绕史学危机的话题就层出不穷。我认为，这一系列危机所暴露出来的，是对变革的持续冲动，甚至更笼统地说，这可能是整个现代时期的特征。但不管人们对这些危机的感受是否合理，不管它们所引发的变革是否像事实经常被证明的那样，只不过是装饰过度的小事，有一点看起来却是肯定的：在这些危机中，人们不断地渴求改变，渴望得到满足。
在学术界，达致目的的惯常路径似乎是提出建议，通过提出“大胆的”和“挑衅的”想法来“挑战”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看法，以实现“彻底的”概念转变。我将这种惯常路径称为提议的逻辑，它不仅普遍地反映了我们的学术辩论，尤其体现了我们关于历史的辩论。关于历史的争论，目前围绕着将历史转变为对公共生活有价值的愿望而展开的提议动向，反映了当前的史学危机①。明确地说，争论的焦点不是过去对当今文化、社会、环境和政治问题的贡献，而是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一种与过去相关联的特定方式的贡献，这可以被视为历史学家从事的职业史学的一个特征。因此，问题不仅在于历史书写如何具有公共相关性，而且在于，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特定方式的实践者，历史作为历史和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学家如何能够为公共生活和公共议程做出贡献，如果这种事情是可能的话。
一般来说，正是历史感(historical sensibility)与我们当代生活的相关性以及这种历史感在今天应该采取的形式的问题，在我们最近目睹的大量提议的概念性修订中岌岌可危。这是海登·怀特最近提出的“实践的过去”概念的主要关注点②，是努力重新定义时间和时间性概念主要关注的问题，无论提议者是稍微尖锐③或更温和④，是呼吁以最广泛的方式重新审视我们与过去的关系的主要关切⑤，也是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合著的《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一书的主要关注点，这本简短的著作提供了一个冗长的学术建议，仅在其标题上是宣言式的。所有这些提议的悖论之处在于，它们所证明的深层次概念变革的迫切性要求似乎无法得到满足。其原因在于，提议的逻辑是一种相当自我保护的做法，任何提案都只是激发另一个提案明天“超越”它。结果就像滚石乐队的热门歌曲《(我得不到)满足》[(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恰好描述的一种情况，对满足的永久渴望伴随着对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认识(正如在主题曲前面的括号中所明示的那样)。我认为，这种不可能性正是提议逻辑的核心所在。在相互竞争的努力中，这些提议完全不可能达到它们的目标，即实现一个“根本性”的概念变革，既涉及过去的提案主题，又涉及所有提案主题：一个未来无法超越的变革。
这种期望的变化是可能性条件的变化，根据定义，这种变化不是精心制定和深思熟虑的提议，而是使深思熟虑的提议成为可能并确定其界限的隐性倾向。它们可以通过深思熟虑的学术批评行为(一种建立在提议之上的实践)来揭示，但不能被这些完全相同的行为取代。因此，大多数关于重新概念化历史的建议，在揭示和分析它们想要取代或交换的东西方面非常出色，但在提供新的结构方面却是无能为力和笨拙的，原因很简单(重复我的观点)：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转变并不能作为一个提议来提供。
如果提议仍然能够揭示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概念化，那正是因为这些概念化不再被视为是他们的。但是，如果某些东西被正当地抛弃，正如他们似乎认为的那样，它们不再适用了，那么假设它们留下了思想的真空并且没有被其他东西所替换，也是毫无意义的，即使新的东西还有待被恰当地表述出来。因此，在一个共享的知识氛围中，某些概念性的倾向不再适用，我们的任务不是设计一些可以填补假定的思想真空的东西，而是要考量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实践，与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而非不再适用的事情达成和解。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做法是从各种提议中解脱出来，停下来，哪怕匆忙中停留片刻，仔细考量，并试图理解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掌握了的东西。
换言之，我们今天在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中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含蓄的东西表达出来。这正是理解并试图阐明一些已经隐含的东西的任务，即我希望探究历史作为历史和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学家如何塑造当今的公共生活的问题。就它要求的普遍性而言，就其涉及历史作为历史书写能够满足其明显期望的条件而言，这个问题是一个相当理论化的问题。这意味着，没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无法答复这样一个问题：在21世纪前几十年中，历史学家如何以及以何种特定方式使历史学对公共生活有帮助。相反，对条件问题的回答揭示的是这样一种模式，即历史不可避免地与今天的公众相关，无论具体的提议是什么。实际上，这样的回答充其量只能说明一种区分可行提议和不太可行提议的方法：区分适用于新概念化的提议和最终成为它们想要取代的提议的牺牲品的提议。
关于历史作为历史在今天必然具有公共意义模式的勾勒，我的出发点将基于“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历史”一词既可以被理解为事件的过程，又可以被理解为历史书写。原因在于，职业的历史书写和历史哲学提供了对人类事件进程的整体解释，同时也塑造了假定的历史运动的整体意义，它们是历史概念变得可以被理解的时代——即科泽勒克称之为“鞍型期”(Sattelzeit)的时代⑥——的共同产物。由于这两重含义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它们展示了一组共享的概念工具。然而，过去几十年的理论工作是围绕着这样一个议程展开的：我们应该放弃任何前一种意义上的关于历史的哲学和理论的探讨，而将这个词专门用于历史书写的理论化⑦。
我的基本论点与此相反，我将考察当今谈论历史运动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即追踪历史哲学作为一种事件过程哲学的概念转变，揭示大量关于历史作为历史书写的概念转变的轮廓。换言之，后者的重新概念化不是以提议的形式出现，而是作为我们对历史运动和人类事务如何发生变化的不同思考方式的必然推论。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并且有可能再次谈论历史运动，这在阿兰·巴迪欧或让-吕克·南希等哲学家的著作中清晰可见。同样明显的是，埃尔科·鲁尼亚更具体的目标是提出一种最新的历史哲学，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最近关于历史经验的著作，无论多么无意，也暗示了这一点。另外，这些努力都没有脱离(其中一些甚至没有试图脱离)启蒙运动和德国观念论历史哲学的概念框架。然而，他们都展示了他们所取得的成果的各个方面，将其综合在一起可能会产生一种准实质的历史哲学，从而在一个新的框架中将历史运动概念化。
接下来，我将用以下论点来回答历史作为历史如何不可避免地塑造公共生活的问题。首先讨论准实质的历史哲学在今天可能提供给我们的历史概念。在此过程中，我将探讨这种作为事件进程的准实质的历史观与古典历史哲学的发展观的不同之处，并尝试探索这种新的历史运动背后的时间结构。从这些探究中产生的历史概念，我将其称之为“断裂单数的历史”(history as a disrupted singular)。这意味着，古典历史哲学所承载的历史概念将变化视为单一的本体论主体——人类、理性或自由——在时间长河中的发展，而我们在当今时代已经拥有的历史概念则通过考虑时间的断裂来解释变化，在身份转变方面产生了新的本体论主体——新的人类共同体。
接下来，我将尝试揭示断裂单数的历史概念对我们如何与过去关联以及我们如何思考历史书写任务的问题所产生的概念性后果。我将试图说明，通过提供对过去本质上有争议的知识的历史书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工具，可以否定性地描绘目前正在发生的未来共同体的轮廓。尽管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共同体将会存在)，但历史书写通过揭示我们不再可能是什么样的人，从而起到指示我们将不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作用。最终，所有这些论证将使我能够辩称，历史书写与其说是对公共议程的贡献，不如说是公共生活处于危急关头的竞技场。历史书写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竞技场，是因为历史作为事件进程本身就是我们的公共事务，而历史书写在其中不仅获得了上述功能，也使得历史书写成为可能。
二、历史的运动
把历史看作事件的进程，不是从过去开始，而是从过去应该与现在和未来放在一起来思考的观念出发。启蒙运动和德国观念论的实质性历史哲学正是这样做的，它们假定了未来的整个历史过程的最终意义，回顾性地解释了指向实现未来的过去事件。在战后，正是这一运行机制成了批评的主要对象：对过去的知识可以从对未来的假定构想中衍生出来，成为人们嘲笑和驳斥整个实质性进路的主要理由⑧。
当然，战后这些经不起批评的一系列想法，并不是能够或应该恢复的观念。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以一个连续的时间平面的形式作为知识的整体，以时间的流动为背景，作为历史进程实体的单一的本体论主体——人类、自由或理性——的展开可以发生在整个历史之中，莫里斯·曼德尔鲍姆将其称为发展的观点⑨，并不是一种可以成为今天历史运动基础的时间结构⑩。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哲学，如果严肃地对待各种批评意见的话，只能是准实质性的(quasi-substantive)(11)。它仍然可以是一种历史哲学，因为它假设一种运动和一种机制(或一种模式)来解释事件过程中的变化，就像实质性历史哲学所做的那样；但是，它只能是准实质性历史哲学，因为它放弃了时间的统一性，缺乏一个恰当的实体，以作为历史的单一展开主体的发展。
尽管如此，对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来说，发展性和实质性思维的诱惑仍然难以抗拒。例如，《历史学宣言》的作者们仍然假定了时间的统一性来论证“回顾过去以展望未来”(12)，而阿兰·巴迪欧在某种程度上习惯性地将他认为的“历史的重生”与“理念的重生”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理念仍然是“共产主义的理念”(13)。巴迪欧坚持诸如历史进程中不能不保留实体的功能的观念就更加令人遗憾了，因为它遮蔽了他认为未来更重要和更少本质主义的思想，而不是实现已经存在并始终存在的未完成的东西。巴迪欧在他更重要和不太本质主义的时刻，更倾向于谈论我们今天必须思考的未来，即一个没有先前存在的本体论主体的未来将在(the future coming-to-existence)，以避免实质性的思考。我认为，这就是巴迪欧在最近的暴乱中所看到的“人的诞生，他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却没有关于这个世界未来的意义和决断，在此，世界并不存在”(14)。我认为，作为一个历史进程的潜在主体，先前不存在的东西和终极理念是不可调和的。它们在种类上是不同的，就像它们各自产生的方式不同一样。作为尚未实现的终极意义的理念是在生成的发展中产生的，而先前“不存在的东西”则只是诞生，并不存在前一个阶段——它可以从中发展以最终达到目标点。
为了避免巴迪欧在事件过程中诉诸某一实体的错误，我们这个时代准实质性历史哲学的首要任务是将未来视为一个不会“生成”的新主体的“到来”，一个即将诞生的主体，而不是起源于过去并从过去中展开的主体。这也正是让—吕克·南希关于正在发生的共同体思想的主旨——即宣告一个未来“我们”的前景，我认为，这就是准实质的历史哲学必须采取的出发点。然而，这仅能作为它的出发点，因为即使南希确实将一个未来“我们”的将在或到场与历史等同起来以逃避实质性的思考，他的历史概念也绝不是历史的，理由是他在一个关键方面缺乏变化的维度(15)。至于克服实质性思考的努力，南希试图思考一个主体在其正在发生的行为中的“发生”。在其正在发生的行为中思考人类社会的主体，意味着“不是一个展开，不是一个过程或前行，发生或到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将要‘产生’、将要‘到来’、将要‘发生’——将是一个非实体的动词和一个不可实体的动词”(16)。南希向读者保证他所讨论的主体，不是来自时间过程的同质性，也不是来自这个过程的起源的同质性的生产，他所讨论的主体的起源并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这一主体的“到来”(coming)或“发生”(taking place)意味着放弃整个发展的观念，这一点尤为明显(17)。
所谓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缺乏变化的维度是指，南希关于“到来”和“发生”的概念被编码进了永无止境的洪流之中。与生成的过程不同，这暗示着一个朝向改变状态的运动，这一永恒的“到来”所暗示的运动使它的主体保持在完全相同的状态中。在实质性历史哲学中，实体的“生成”(becoming)承载着变化是通向最终实现的发展阶段的概念，然而南希所谓的“到来”之所以没有导致任何最终改变的状态，也没有导致进程中的变化，仅仅是因为没有通向任何地方的“道路”(way)。就未来的共同体(作为历史的主体)而言，它总是在它的发生之中，就它“到来”却没有“生成”而言，它永远是不可实现的，永远是一个未经宣布的“我们”，它被判定为无限地延期下去。因此，似乎排除变化的维度是南希将历史等同于未来、等同于一个即将到来的“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尽管如此，这使他能够切断与过去的联系，去想象一个未来的本体论主体，它没有先前的存在，因此也没有它可以展开的起源(18)。
然而，任何历史哲学(作为事件的进程)都不可能不考虑变化，反过来说，变化不仅需要未来，而且需要现在和过去。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找到一种方法来调和变化的观念和一个新的本体论主体不断到场或不断将在的观念。但是，变化不可能具有它在实质性历史哲学中所具有的相同特征：它不可能意味着一个主体发展的各个阶段，而这个主体仍然保持其自身的同一性。在一个未来到场或一个新的本体论主体将在的情况下，变化必须意味着这个同一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一个假定的历史过程的主体的变化。这里的变化必然意味着，不断变化的新的本体论主体，每一个主体都是即将到来的“我们”，没有起源，也没有可以发展的先前状态。正是因为一个新的本体论主体的将在必须是无起源的，我们才能够避免任何实质性思考，而且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被一个又一个主体一次又一次地取代。
当前的历史哲学将鲁尼亚和安克斯密特最近的努力汇聚在一起的，正是他们对人类事务中最重大变化的共同兴趣：具有深刻创伤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他们称之为“崇高”事件的结果。这些变革摧毁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19)，通过这些改变，“一个人成为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20)。这些颠覆性的变化——法国大革命就是他们所举的典型事例——表现为身份结构的断裂，表现为现在与过去的分离。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在这些颠覆性的变化中被摧毁，那么在这些创伤性事件中诞生的则是一个新的“我们”，现在的“我们”与那些被摧毁的故事中的“我们”是不连续的和分离的。或者，换一种方式来说，在如此重大的变革中，一个新的主体正在诞生，从这个新主体的视角来看，被摧毁的故事一定属于一个“他们”：作为一个“他们”，曾经也诞生在一个重大变化之中；作为一个先前的“我们”，也必须与“他们”分离，“他们”也曾经是一个“我们”，以此类推。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基于不连续变化的运动或机制。
在这样的一种运动中，“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援引它的过去来构建身份，因为那只是它的过去，而不是它的历史。鲁尼亚和南希一样，他也将后者与未来联系起来，声称“我们的历史真的就在我们前面”(21)。不过，除了这句话之外，鲁尼亚并没有过多地讨论未来。他更有趣的主张是关于过去的——尤其是他声称，由于上述的重大变化，我们才能够知晓过去，正是因为这些变化，“我们才能看到永远失去的东西：什么是我们不再拥有的”(22)。因此，根据这一主张，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引入断裂状态的变化维度的最重要方面。我们认识到，过去和未来是不同类型活动的主体，它们满足不同类型的欲望。在一个准实质的历史哲学中，过去是知识(knowledge)的问题，未来是存在(existence)的问题，而历史的运动则是存在问题向知识问题的不断转化。
总而言之，当我们把历史视为事件进程来思考时，有两点需要牢记。首先，为了仅仅是准实质的，作为准实质性历史哲学开始的未来，必须是一个新的本体论主体的将在。其次，为了有资格成为一种解释变化的历史哲学，准实质性历史哲学必须假定一系列新生的主体的到来，它们被颠覆性的重大事件彼此分离，而不是说一个单一的主体可以在历史进程中发挥实体的作用。无论是南希的哲学，还是近来对变化感兴趣的历史哲学，都不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但是，他们各自考虑的想法——“即将到来”的想法和重大变革的想法——仍然可以发挥限定彼此和沟通彼此的作用(23)。从这一运作机制中产生的历史概念是一个断裂单数的历史，我将在下一节中介绍这个概念以便回顾和阐述我到目前为止所讲的内容。
三、断裂单数的历史
力图避免实质性思考的历史哲学，可以在三个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历史”一词：前瞻意义上的历史，回顾意义上的历史，以及最重要的，作为一个包含两者的运动意义上的历史。前瞻意义上的历史在上一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等同于未来的历史，我们的历史就在我们前方——我们即将“到来”的共同体。它既不是已做之事的事件进程，也不是历史书写，而是指将要做之事。它关涉到一个我们无法拥有知识的未来存在，因为它不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最后，作为一种没有“生成”的“到来”，它表明了与发展观的明确决裂，这种发展观成为19世纪初期实质的历史哲学和制度化的历史书写的典型特征。
回顾意义上的历史就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书写。然而，对前瞻意义上的历史的不同理解，需要对回顾意义上的历史进行修正，这涉及历史书写在身份构成中的作用。因为如果未来不是“生成”的最后阶段，那么我们的回顾性立场就不能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之上，即理解某事意味着探究它的过去(它从过去展开并进入它的未来状态)。在准实质历史哲学的回顾性立场上，现在的身份绝对没有以任何其他方式具有不同的过去状态；在这里，只有另一种身份。然而，有人可能会反对说，这里没有什么新东西，因为自从历史学科制度化以来，过去一直都是“他者”。这种反对意见部分正确，但也只是部分正确。确实如此，即使在发展的观点中，过去也是“他者”。然而，这一个“他者”总是现在“我们”的早期版本，就像在《终结者》电影中，T-800(一个金属内骨骼上的活组织)是改进型T-1000(仿真的多合金)的早期版本，正如T-800实际上指的是它的继任者。换言之，在发展的观点中，过去的“他者”就是现在的“我们”，尽管过去的状态发生了变化，但过去的“他者”一直都是现在的“我们”。两者的区别在于，在一个准实质的历史哲学中，“他者”是即将到来的“我们”从未有过的“他者”。
更确切地说，“他者”是另一个本体论的主体，这意味着历史书写不能再通过转向过去来回答“我们”的身份问题。它不能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因为在前瞻的意义上，现在的“我们是谁”意味着在“我们”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将要成为谁”，根据定义，这是不可知的。因此，在准实质的历史哲学中，与历史书写相关的回顾性立场，从一种积极联结的方式转向了一种分离的方式。与否定神学(apophatic theology)相似，根据该理论，上帝不能被肯定地描述，在此意义上，历史也只能用否定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的身份问题。然而，否定的回答告诉了我们不是谁，而且由于他们的排斥，他们仍然可以指示即将到来的“我们”将要成为什么样子。这个否定的定义在这个故事的讽刺意味中变得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预期的“我们”永远不会来临，以及如果通过回顾我们只能知道“我们”不再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我们”究竟是谁。我们所能知道的，即历史书写所能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再是谁，以及因而即将到来的“我们”不能成为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有必要考虑这两种意义上的历史，因为它们在当前的断离点上相遇，从这一点上来看，前一种意义的历史适用于前瞻，后一种意义的历史适用于回顾。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统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我所说的“断裂单数的历史”。从长远来看，它由几个断裂性的时刻和转型构成，这是一种不可知的“到来的”历史不断地转变为分离的、否定的过去的机制。从断裂性的角度来看，回顾性的立场和前瞻性的立场满足了两种不同的欲望。然而，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断离点也起到连接点的作用，因为从这些点可以看出，作为断裂单数历史的双方都在玩同一个永无休止的游戏：身份塑形。
这个作为断裂单数的历史，既背离了18世纪晚期创造的集体单数的历史，正如科泽勒克所称的那样(24)，也背离了科泽勒克的解释框架。这是一个双重的背离，因为科泽勒克的分析框架建立在与其分析主体完全相同的时间塑形模式上，即作为集体单数的历史概念。简而言之，这一框架的核心有两个人类学上的常量，即“经验空间”和“期待视野”的范畴，它们的内在关系构成了时间经验。科泽勒克的解释框架中可能发生的那种变化是这些范畴内部关系的变化，就像科泽勒克将变化与“鞍型期”联系起来一样，当期望以一种加速的方式远离了之前的经验时，让位于历史作为一个集体单数变得可以理解的时间塑形。但是，无论期望与经验相距多远，科泽勒克的范畴都是以连续的继承为前提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科泽勒克研究其诞生和特征的历史概念的产物。无论“鞍型期”中的经验和期望之间的连续性可能变得多么微弱，经验和期望都涉及一个单一的本体论主体，该主体的过去和未来与当前的时刻息息相关。一个单一的主体，在它与过去和未来之联系都发生在现在的某一时刻时，必然会创造出时间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与此相反，作为断裂单数的历史概念背后的时间塑形建立在不连续的和断裂的时间之上。过去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经验的空间，因为它不再涉及同一个本体论主体的经验，而这个本体论主体是在未来的一方即将存在的，过去是一个“他们”的经验，这个“他们”绝不是其形成过程中的“我们”。同样，未来也不能形成一个期待的视野，因为它根本不涉及过去主体的预期投射，未来是另一个先前不存在的主体的诞生。用一种有点类似论题的方式解释这一点：断裂单数的历史概念背后的时间塑形，并不是时间之流中的经验空间和期待视野之间的关系，而是在断裂时间的背景下，一个断裂的知识空间和一个存在视野之间的关系(25)。
四、我们否定的过去
上述断裂单数的历史运动，为历史作为历史书写和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运作提供了条件。就历史书写关涉过去的事件和发生状态而言，回顾性立场在整体图景中的角色，对历史书写的功能和作用具有指导意义。简单回顾一下，在上一节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过去只能是对即将到来的身份做出否定性的贡献；它的作用在于，我们试图暗示我们所讨论的“我们”不再是什么样子，以此来设定即将到来的“我们”是谁。根据上一节中也提到的与否定神学的类比，我想将这种过去称为“我们否定的过去”。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古怪或不得体，但至少表明了回顾性立场在我们身份构成中的作用。此外，考虑到这个术语的含义，听起来古怪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这个术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所说的否定的过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指的是断裂的过去。然而，我的意思远不止是指一个简单的从过去的状态或事态中分离出来的现在。关于否定的过去，我们只能将其与未来关联起来理解，它并不是回顾性立场的结果，而是回顾性立场的渊源。这是因为它只能是一种假定的未来观点，即人们在即将到来的共同体中所拥有的观点，从那里，过去看起来是荒谬的，从那里，过去似乎是关于即将到来的共同体不是什么以及不可能是什么的断裂知识的问题。这项运作机制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如果即将到来的“我们”无法知道它的身份，那么它就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利用在这个问题上唯一可用的东西——即否定的过去，进而通过研究和创造(通过研究来创造/通过创造来研究)这样一种过去的实践——即历史书写，来尝试一种自我界定——一种永远无法完全成功的自我界定。
我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关于否定的过去的概念，似乎与最近关于我们应该如何与过去关联的两个最流行的建议不一致，即海登·怀特最近倡导的“实践的过去”以及“历史的过去”的概念。我们从前者开始，当海登·怀特(2014年)谈到迈克尔·奥克肖特在《经验及其模式》(1933年)一书中对实践的过去和历史的过去的区分时，他关心的不是这种区分在概念上的重新定义，而是试图对这种区分的各方进行重新评估。在奥克肖特的描述中，这种区分看起来是这样的：历史的过去是一个“死去的过去”，它的独特性在于“它与现在的明显差异”(26)，“无论过去的意义在决定人类现在和未来命运中具有多大的影响力，无论我们是否需要到过去中寻找现在”，而实践的过去(不断)涌现出来(27)。历史的过去描述的是职业历史学家与过去的关系，而实践的过去描述的是我们对过去的日常态度。就目前来看，怀特似乎对这个概念框架非常满意。奥克肖特通过表明历史知识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经验模式，以赋予历史知识自主权，从而对历史的过去做出了积极的判断，而怀特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他呼吁拥抱实践的过去(28)。
然而，怀特拥抱实践的过去与《历史学宣言》存在同样的缺陷：讲述关于过去的故事，以指导我们未来的行动，这一建议体现了发展观点中包含的时间性概念(29)。由于我在另一个场合更广泛地讨论过这个问题(30)，在此只提及怀特最近提倡的历史概念的核心问题。实践的过去的概念——以及，实际上，历史的过去和实践的过去之间的全部区别——只有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一个展开的主体在其表象的所有变化中保持着它的自我同一性。因此，我们毫不奇怪地看到，在怀特的论证中，他描述了在其中实践的过去言之成理的时间结构，即“变化的连续性”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怀特坚持这种时间性以及“我们需要实体幻象”的观点(31)，因为我们想要基于实践的过去的故事采取行动，这清楚地展示了与古典历史哲学建立起来的非常相同的时间秩序。更重要的是，怀特明确地将这些历史哲学与对实践的过去的追求联系在一起(32)。毋庸置疑，这确实与一种准实质的历史哲学，与一个断裂单数的历史概念，以及与一个否定的过去的概念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在场的过去”这一概念在怀特提出“实践的过去”问题的学术环境下已经熠熠生辉，这要归功于新出现的“在场”概念。这似乎意味着一个更及时地——或者，正如高希和克莱恩伯格所指出的，甚至可能是最及时地——解释我们与过去的关联的提议(33)。除了文学和文化理论家汉斯·乌尔里希·冈布雷希特之外(34)，鲁尼亚和南希关于这一概念的讨论最多(35)。然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通常被忽略了。只有鲁尼亚认为“在场”意味着过去的在场，对他来说，“过去”(根据定义，即非“现在”)可以闯入“现在”。与此相反，对南希来说，在场总是把未来当作一种即将到来的在场。南希不愿谈论(过去)闯入现在的事情，而宁愿让现在没有在场感。由于这个至关重要的差异(我将在后面详细阐述)，它不是基于南希的前提，而是基于鲁尼亚的前提，使得“在场”的概念弥漫在后千禧年的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之中。
在鲁尼亚的理论中，过去似乎能够在两个层面上进入现在。第一个层面涉及历史书写，关于这一点，鲁尼亚赋予了转喻的语言修辞以转移存在的能力，并声称“历史实在不是作为一位付费乘客，而是作为一位偷渡者在史学中旅行”(36)。第二个层面涉及存在，鲁尼亚的主张是，“过去可能有一个存在，它是如此强大，以至它使我们人类作为它的质料”(37)。鲁尼亚的主要事例是斯雷布雷尼察委员会的荷兰历史学家，根据鲁尼亚的说法，这些历史学家们复制或“重演”(acted out)了荷兰士兵的辩护和辩论，而这些士兵的行为(在他们的“引导”下杀害了8000名波斯尼亚人)本应该是他们所研究的对象(38)。鲁尼亚将这两个层次的讨论混杂在他的著作之中，常常导致对“在场”概念的不必要的混淆。因此，为了表达清楚，我们似乎有必要注意到，一方面，由于当前的人类干预，文本可以被精心设计以传达存在(文学理论称之为体验性)(39)，另一方面，在没有当前的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过去的存在侵入并接管了现在，正如鲁尼亚在上面引用的段落中所设想的那样。
尽管我觉得人类被动性的概念相当麻烦，但必须承认，在第二个本体论的层面上，在场的过去的概念可能有助于我们以不同于发展观的方式重新概念化时间和时间性。在此情况下，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个概念能否以某种方式与断裂单数的历史联系起来？乍一看，答案似乎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不，它不能”。事实上，谁能想象一个闯入并接管现在的过去、一个现在必然与之相关联的过去，与从现在分离的否定的过去有何关系？
我想要给出的答案是，历史理论中的“在场”概念和在场的过去概念，可以被视为我所谓的否定的过去的对应物。这不是说它们是彼此邪恶的双胞胎，也不是说其中一个可以被偏爱，并作为反对另一个的标准。更进一步说，它们既不是对等的，其中一个以牺牲另一个为代价而被推荐用于史学实践上，也不是互补的，其中一个可以应用于史学实践，而另一个可以描述超出职业历史书写所关注的与过去的关系上。这一系列的想法可以完美地描述奥克肖特和怀特思想中的“历史的过去”与“实践的过去”的关系。但是，在断裂单数的历史概念中，现在和我们否定的过去之间的联系，涉及一种更原始和更基础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它们是彼此的对应物，因为它们存在性地联结在一起。
这种存在性的联结源于断裂单数历史的前瞻性特征。只有在场的过去和我们否定的过去结合在一起，才能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将到来的“我们”永远不是达到一个终点，而只是一个“我们”的预期，一个我们面前拥有的历史预期。因为这个“我们”——在其发生和即将到场中——从未被意识到，我们否定的过去也不能作为过去本身(过去的全部)而被完全地“意识到”。如果未来的即将在场和即将临在为回顾性的分离提供了基础，如果未来的即将临在从未被意识到，那么与过去的完全分离就永远不会发生。因此，这里必须有另一个过去，它既不是否定的，也不是分离的。如果历史书写的追溯性立场是一种回顾性立场，那么它的领域就是过去本身，同时这个领域不仅是我们否定的过去，我们可以对此拥有分离性的知识，而且是一个突破性的过去，一个在场的过去。
因此，每当我们说“过去”，每当我们说历史书写是关于过去的，这个过去是在场的过去和否定的过去不可分割的混合体，是我们关联和分离措施的混合体。历史书写所涉及的过去，既不是纯粹的在场和关联，也不是纯粹的分离和否定，也就是说，历史书写既不纯粹是我们的，也不完全不是我们的。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也违背直觉，因为定向的点总是即将到来的“我们”，在准实质的历史哲学中，过去是我们的，因为我们从未拥有它，而过去不是我们的，因为我们仍然拥有它。
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任何方面，我们在现在之中仍然拥有过去——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任何方面，过去都在现在之中在场——过去都以存在论的方式填充现在。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想象，现在是不存在的，根据定义，如果即将到来的“我们”不存在，那么现在必须充满过去所提供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比鲁尼亚所认为的更加极端地在场，而“我们”在其发生的过程中，正如南希所认为的那样，更加极端地只是“即将在场”(也就是说，在每一个现在时刻都更加极端地不在场)。然而，它们看起来越独特、越极端，在场的过去和否定的过去就越相互需要，并相互补充。为了概括所有这一切的精髓，我想提出以下论点：过去的概念本身需要一个因分离和不在场(否定的过去)而属于我们的过去与一个因关联和造成在场(在场的过去)而不属于我们的过去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交织。
五、本质上相互竞争的历史知识
话虽如此，这里还有一个更具复杂性的问题：如果断裂单数历史的回顾性方面是关于我们否定的过去的知识的历史书写，同时如果过去本身不仅是否定的且是在场的(也就是说，不完全地分离，所以不完全是知识问题)，那么历史书写如何才能完成其隐含的任务呢？尽管过去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分离而是在场的，历史书写能否成为关于过去的知识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想再次对勘一下这两种区分：一个是“实践的过去”和“历史的过去”的区分，另一个是“否定的过去”和“在场的过去”的区分。至于前者，实践的过去/历史的过去的分野意味着关于“实践的”存在和伦理问题与关于“历史的”知识问题之间的区别并非那么隐蔽(这也是洛伦兹对怀特的大部分批评)(40)。历史的过去，即死去的过去，可能相当于我的否定的过去/在场的过去划分中的否定的过去，在最关键的意义上，两者都是由断裂来定义的。同样地，实践的过去可能相当于在场的过去，因为两者都是由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联关系定义的。然而，在怀特和奥克肖特的论述中，历史的过去不仅是一个分离的过去，而且是一个漠不关心和超然的过去，为了过去而研究过去。正是基于这种归因的漠不关心和超然，历史的过去概念被剥夺了伦理和存在的关切，从而成为历史知识的问题。相应地，正是由于将实践的过去归属于兴趣和参与，从而使得道德接管了知识。
现在，与此相反，否定的过去/在场的过去的区别绝不是一个明确的划分，一边是对过去的漠不关心和超然，另一边是对过去的兴趣和持续到现在的参与。否定的过去与它的对应物，即在场的过去一样，都是一个当前参与的过去。区分它们并使它们成为对应物的是，否定的过去通过否定而参与过去，而在场的过去通过肯定而参与过去。这种双重参与以及更重要的，作为同一个过去的否定的过去和在场的过去之间的相互交织和同时代性，将知识问题和伦理问题相互融合在了一起。因此，在研究过去时，由于存在问题和伦理问题的不可避免性，历史书写只能是关于过去的本质上相互竞争的历史知识。
我相信，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历史在历史书写的意义上都是有争议的，以及为什么情况必然如此。过去只能是有争议的知识领域，这可以用一个反事实的论证来获得最好的解释，这一论证强调过去在何种情况下可能是无争议的知识。过去可能是纯粹的、毫无争议的、完全分离的知识，当且仅当未来的“我们”能够“生成”时——也就是说，仅当作为事件进程的历史以本体论的形式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主体终结了，仅当启蒙运动和德国观念论的实质的历史哲学的愿景实现了，仅当历史进程的最终实现已经发生了。这些历史哲学在实践上的成功会使过去变得僵化，从而扼杀历史书写的实践，尽管这一点通常不为人注意。因为如果一个本体论的主体——人类、理性或自由——能够以历史的形式实现它的终极真理，那么历史书写除了对历史中展现的那个真理的向后延伸负责之外，就不能对其他任何事情负责：为书写这一成就的终极的、唯一的故事负责。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向后延伸是历史书写的创始原则，以寻找过去的终极意义的形式出现，尽管历史书写的实际运作从未达到这一原则。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历史书写自其制度化以来，不得不面对一种不祥的威胁，它以两种相互关联的形式出现。历史书写面临着将自身转变为无争议知识的威胁，要么是作为实质的历史哲学未来终极意义的潜在实现，要么是通过遵守其自身的创始原则和建立过去的终极意义而潜在的自我毁灭。我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合理地发生，这在断裂单数的历史具有不可避免的前瞻性特征中得到了奇妙的体现。只要历史进程没有前瞻性地“生成”和最终的实现，历史书写作为对过去的本质上有争议性的知识——即不可分割地融合了在场的过去和我们否定的过去——就是安全的。
六、我们就是历史
说到这里，我不想给出结论，而是试图对最初的问题——即历史作为历史如何不可避免地塑造公共生活——给出一个或多或少清晰的答案。然而，前一节关于准实质的历史哲学所包含的历史书写的功能，实际上已经是这个问题的隐含答案。因此，我在这里所能做的就是总结这个隐含的答案：历史书写本质上是有争议的历史知识——其中的争议源自知识问题和伦理问题的不可分离性——通过揭示即将到来的“我们”不可能是谁，历史书写“促成了”身份塑形，从而消极地表明那个即将到来的“我们”的轮廓仍旧是未知的。换句话说，历史作为历史书写具有不可避免的公共相关性，在于它参与了作为事件进程历史的构成。进一步来说，如果作为事件进程的历史是我们用来构建归属感事业(就“将在”的共同体而言)的一个概念，那么它就可以合理地被视为一项公共事业，这就是历史作为历史书写所最终参与的事业。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在于这种“贡献”是否塑造了公共生活，而在于用“贡献”来描述是否最为恰当。我想说的是，在准实质的历史哲学中，甚至可能不会提及贡献的问题。我希望用标题中的一句格言来概括这一点：“我们就是历史”。尽管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就是历史”这个短语可能有很多含义，但我当然不想暗指同名的英国迷你剧《我们结束了》，其中喜剧演员马库斯·布里格斯托克取笑了历史纪实，尽管这些片段对观众来说可能很滑稽。我想说的主要意思是，历史书写与其说是对公共议程的贡献，不如说是公共生活处于危急关头的竞技场。“历史”具有双重含义，所以其本身就是竞技场：因为历史书写——它的可能性和它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是以我们如何将历史概念化为事件进程的方式为先决条件的。只要我们有一个关于事件进程的历史概念，只要这个概念涉及公共事业，历史书写就必须与作为其先决条件的这个概念所涉及的公共事业紧密相连。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合乎逻辑的替代方案：没有历史作为事件进程的概念，也就没有历史书写。同样地，当我们为改善人类事务而参与公共事业时，我们就需要一个历史概念，即历史作为启动这一公共事业的事件进程，反过来又使历史书写成为可能。战后对实质性历史哲学的批评与怀特(1966年)最著名的一篇谴责公众对历史漠不关心的文章同时出现，这并非偶然。我认为，这种同时代性很好地支持了我的最终观点，即职业的历史研究与非学术世界失去联系，较少是因为历史书写未能跟上当代文学和艺术意义归属的方式，正如怀特所说的那样，更多是因为作为历史书写的历史与作为事件进程的历史的概念失去了联系。与这样一个概念缺乏联系，无异于与我们尽最大努力发起和理解为人类事务带来变革的公共事业缺乏联系。为了重新获得公共相关性，历史书写迫切需要重新连接到一种历史哲学：因为只要我们将历史看作事件进程的概念，无论是实质的还是准实质的，我们就是历史。
原文载于《重思历史》(Rethinking History)2016年第2期。
注释：
①前一段的话题将历史书写的历史刻画为一系列危机，而当前的危机话题则围绕着这门学科的公共失重状态展开，当然，前一段的描述可以受到挑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一段时间以来，谈论这门学科的公共失重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主题。更准确地说，这是自怀特(1966年)以来的一个相当普遍的话题。由于分析的历史哲学对“历史实践和实质的历史哲学所产生的特殊概念问题”感兴趣(参见Arthur C.Danto,Narration and Knowledge:Including the Integral Text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1)，导致人们对历史书写的公共相关性问题漠不关心。怀特的叙事主义路径之所以旨在改变这一学科，正是基于他发现公众对学院派史学不感兴趣，甚至蔑视。为了恢复历史研究的地位，怀特建议历史学家鉴取当代艺术和文学写作的意义构成方式。随着怀特的叙事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至少在80年代)迅速取代分析的历史哲学并占据主导地位，它的变革精神在与其他思想路线融合的同时，也在历史学科中传播开来。最极端的情况是与后现代理论相融合，这种变革精神形成了一种提议：如果历史书写不能转化为更好的东西，那么我们最好遗忘它(参见Keith Jenkins,Why History? Ethics and Postmodernity,London:Routledge,1999)。然而，变革的意图在后现代理论的消亡中幸存了下来。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理论[Nancy Partner,"Narrative Persistence:The Post-post-modern Life of Narrative Theory",in Re-figuring Hayden White,edited by Frank Ankersmit,Ewa Domanska,and Hans Kelln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81-104; Gabrielle Spiegel,"The Task of the Historian",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009(1)]；另一方面，变革的意图仍然存在，但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形式出现，这在古尔迪与阿米蒂奇合著的《历史学宣言》(2014年)一书引发的激烈辩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关于我的评论，参见Zoltán Boldizsár Simon,"History Manifested:Making Sense of Unprecedented Change",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2015(5).
②Hayden White,The Practical Past,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4.
③Elizabeth Deeds Ermarth,History in the Discursive Condition:Reconsidering the Tools of Thought,London:Routledge,2011.
④Berber Bevernage and Chris Lorenz,"Breaking up Time:Negotiating the Borders between Present,Past and Future",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2013(61).
⑤Paul Herman,"Relations to the Past:A Research Agenda for Historical Theorists",Rethinking History,2014(3).
⑥“鞍型期”(Sattelzeit)是指1750年到1850年这一时期，根据科泽勒克的说法，这一时期发生了从早期现代到现代的转型。尽管在科泽勒克的讨论中，它通常以固定的历史分期为特征，但他更倾向于实践地看待这个概念(作为把握概念史的手段)，并且还抱怨这个概念的功利性[指出“界限期”(Schwellenzeit)将是一个更好的术语](参见Reinhart Koselleck,Futures Past: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⑦对于不同但同样经典的论述——在分析传统中将历史作为事件进程的哲学化思考认定为不合法的事业——参见Karl Popper,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New York:Routledge,[1957] 2002; Arthur C.Danto,Narration and Knowledge:Including the Integral Text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分析传统中鲜为人知但却很有启发性的批评，参见Mandelbaum,Maurice,"A Critique of Philosophies of History",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1948(14).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历史终结论(以及关于历史书写后果的概述和其他论证)，参见Keith Jenkins,Why History? Ethics and Postmodernity,London:Routledge,1999,pp.26,66.反对这项禁令的论证，参见Eelco Runia,Moved by the Past: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pp.49,53.此外，他还指出了我想补充的一个内容。战后，在历史学系和哲学系之外，政治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以及几乎所有其他人)继续对事件过程进行哲学化思考。问题的关键在于，恰恰是那些以某种方式声称拥有(哲学和历史学)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的人，认为作为事件过程的历史哲学是非法的、危险的和不可能的。
⑧Arthur C.Danto,Narration and Knowledge:Including the Integral Text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
⑨Maurice Mandelbaum,History,Man & Reason: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Thought,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1.
⑩需要澄清的是，我不想对时间的本质或历史的时间性进行探究。相反，我在寻找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特定时间的构想方式，这可能使我们能够再次把历史当作事件进程来讨论，而不必陷入实质性思考的泥潭。此外，我把历史看作事件的进程来谈论，并不是想要探究历史进程的本质。我认为(以及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试图弄清楚的是)，将历史概念化为事件的进程是我们发起、使得人类事务发生变化成为可能并使之变得有意义的最好的努力。
(11)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在讨论怀特(2014年)和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2014年)的时候，更广泛地论证了发展观点的不可行性[参见Zoltán Boldizsár Simon,"History Manifested:Making Sense of Unprecedented Change",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2015(5)]。在另一篇文章和在伦敦历史研究所发表的题为《准实质历史哲学》的演讲中，我也更广泛地探讨了历史运动和准实质历史哲学的特征[参见Zoltán Boldizsár Simon,"History Set into Motion Again",Rethinking History,2015(4)]。在这里，我不想重复我在这些场合说过的每一句话，即使为了更好地理解，在这一节和下一节中，我必须谈到我在前面提到的文章中论及的问题，主要目的是通过总结其对历史作为历史书写的影响来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
(12)Jo Guldi and David Armitage,The History Manifest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4.
(13)Alain Badiou,The Rebirth of History,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t,London:Verso,2012,p.6.
(14)Alain Badiou,The Rebirth of History,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t,London:Verso,2012,p.56.
(15)Jean-Luc Nancy,"Finite History",in The Birth to Prese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43-166.
(16)Jean-Luc Nancy,Being Singular Plural,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62.
(17)Jean-Luc Nancy,"Finite History",in The Birth to Prese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33,p.162.
(18)南希努力思考一个共同体的“到来”或“发生”，而没有诉诸实质性的想法，可能与德里德式的弥赛亚计划和德里达的“将在的未来”(future-to-come)概念有相似之处。然而，他们之间的明显区别在于，德里达(1994年)希望保留的解放承诺，即使是以最矛盾的形式，如果不摆脱容纳它的发展结构，就无法理解。解放是一种渐进式的赋权，它实际上是工业时代的典型政治行动，完全符合历史的发展观。赋予解放计划以弥赛亚的优势与其说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不如说是一种障碍，让我们思考一个不同于我们从启蒙运动和德国唯心主义继承而来的历史概念，正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追求的目标(参见Jacques Derrida,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London:Routledge,1994)。
(19)Eelco Runia,Moved by the Past: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New York:Clo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p.124.
(20)Frank Ankersmit,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333.
(21)Eelco Runia,Moved by the Past: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New York:Clo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p.8.
(22)Eelco Runia,Moved by the Past: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New York:Clo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p.16.
(23)尽管这些思想所蕴含的理论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它们还是可以付诸实践的。举几个例子，南希所谓的即将到来的“我们”与安克斯密特将西方文明看作一个确定的变革主体无关；安克斯密特的创伤是旧世界的丧失，而鲁尼亚的创伤与导致这种丧失的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鲁尼亚的“在场”是过去接管了现在，而南希的“在场”关注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即现在不在场的存在。此外，南希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把一种机制归于历史，安克斯密特也没有刻意这样做，而鲁尼亚经常超出我限定他的框架。鲁尼亚甚至通过文化进化词汇最终屈服于实质性的思考(参见Eelco Runia,Moved by the Past: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New York:Clo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pp.179,202)，通过假设一种更深层次的、包罗万象的连续性，掩盖了他对不连续的关注。但是，我想表达的观点与他们的想法的理性重建没有太大关系。我的观点仅仅是，通过让这些思想家以某种方式逐步达到将历史运动视为一种准实质性的哲学。
(24)Reinhart Koselleck,Futures Past: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New York:Clo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pp.33,37.
(25)我不想在这里声称我们有新的人类学常数，它们的内部关系总体上构成了历史时间。我在有限的意义上使用这些表达，只是为了解释作为一个断裂单数的历史概念的时间性。
(26)Michael Oakeshott,Experience and Its Mod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106.
(27)Michael Oakeshott,Experience and Its Mod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103.
(28)正如哈兰所说，几十年后，奥克肖特经历了对自己的重新评价，越来越认同实践的过去这一概念(参见David Harlan,"'The Burden of History' Forty Years Later",in Re-figuring Hayden White,edited by Frank Ankersmit,Ewa Domanska,and Hans Kelln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69-189)。
(29)如果怀特转向实践的过去的概念是一部电影，它的维基百科页面会根据获得的评论与平均评论的不同来讨论它。积极的评论参见Eva Domanska,"Hayden White and Liberation Historiography",Rethinking History,2014(4)；不太积极的评论参见Chris Lorenz,"It Takes Three to Tango:History between the 'Practical' and the 'Historical' Past",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2014(65).
(30)参见Zoltán Boldizsár Simon,"History Manifested:Making Sense of Unprecedented Change",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2015(5).
(31)Hayden White,The Practical Past,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4,p.103.
(32)Hayden White,The Practical Past,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4,pp.14,16.
(33)Ranjan Ghosh and Ethan Kleinberg(eds.),Presence:Philosophy,History,and Cultural Theor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3.
(34)Hans Ulrich Gumbrecht,The Production of Presence:What Meaning Cannot Conve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35)Eelco Runia,Moved by the Past: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New York:Clo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pp.49-83; Jean Luc Nancy,"Finite History",in The Birth to Prese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43-166.
(36)Eelco Runia,Moved by the Past: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New York:Clo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p.81.
(37)Eelco Runia,Moved by the Past: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New York:Clo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p.88.
(38)Eelco Runia,Moved by the Past: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New York:Clo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pp.17-48.
(39)关于体验性，经典的讨论源自莫尼克·弗鲁德尼克的术语，她将叙事定义为人类的媒介体验性(Monika Fludernik,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London:Routledge,1996)。关于她对历史记述是否可以作为经验性叙述的最新看法，参见Monika Fludernik,"Experience,Experientiality,and Historical Narrative:A View from Narratology",in Erfahrung und Geschichte:Historische Sinnbildung im Prnarrativen,edited by Thiemo Breyer and Creutz Daniel,Berlin:De Gruyter,2010,pp.40-72.
(40)Chris Lorenz,"It Takes Three to Tango:History between the 'Practical' and the 'Historical' Past",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2014(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