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战后60年日本人的中国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37 次 更新时间:2006-07-07 1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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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绍璗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历史的推进,以切实的史料和笔者先后30余次访问日本累计近7年的生活体验,诠释战后60年间日本人的具有主流意义的“中国观”——“反省与原罪的中国观”,“文革分裂的中国观”,“隐匿罪恶的中国观”,“复活皇国史观的中国观”与“和平主义的中国观”等,以期有助与加深对于日本社会思潮的理解和把握。

  「关键词」战后日本/中国观

  

  日本和中国漫长的历史关系和复杂的利益关系,决定了从古代到现在,日本在处理它自身从政治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诸多问题的时候,始终有一个如何处置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这关系到日本自身的根本性命运。近百年来,作为日本国际战略的基本主题,无论是“脱亚入欧论”或是“亚细亚主义”,其核心也正在此。

  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来,至今正好是一个“甲子”周期。在这样一个大周期中,日本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呢?对于战后日本的中国观念,以我个人的领悟,大致可以从三个时期加以考察:第一个时期是从日本战败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即从1945年到1966年左右;第二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即从1966年到1976年左右;第三个时期从文革之后到如今,即从1976年到2005年左右。每个时代又可以分出若干阶段来,日本社会像其他社会一样,是立体的,多层面的,每一个日本人都可以有一种对中国的看法,本文所阐述的只是我个人所体验到和观察到的在这三个时期中日本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中国观。

  依照比较文化学的基本原理,一种观念的形成取决于很多种社会因素,必定拥有比较复杂的“文化语境”。就“日本的中国观”而言,它首先取决于日本国内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态,取决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生存地位,也取决于日本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取决于中国自身的状态与它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关系。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多层面的“语境系统”。

  在第一个时代的二十年间,日本社会中所表现的“反省的和原罪的中国观念”相当强烈。这主要表现为这个民族中以知识分子主流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对于战争罪恶的反省和追究。

  那么,在战后的最初的20年间,日本知识界主流为什么会形成原罪的和反省的中国观呢?

  第一个原因是,日本侵略战争的结果是以自己的彻底溃败而告终。战争对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同时对日本国土和国民本身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个民族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面临着崩溃和灭亡的边界了。以1946年的经济情况为例:全国有119个城市在盟军的轰炸中几乎已经被夷为废墟了。当年的钢产量为8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15%;煤产量为633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21%;石油的库存量为494万桶,是1941年的10%。全国当时除了空气可以自由供给以外,生活的所有物品完全实行了配给制度,每天每人的粮食为290克,其中40%为豆类。在这样破败的生存环境中,从1945年底开始,360万在海外溃败的军队,加上随军家属350万人,正在返回国内;而国内原有的400万曾经从事军事工业生产的成员,此时也被抛掷到社会上。本土当时尚有驻守的军队和警察250万人也被盟军解散,总数大约有1800万人立时变得无家可归。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发动“九·一八”进攻时,全国人口将近6000万人,此时减去战争中死掉的那部分人,共有大约5300万人左右,其中有1800万人流浪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土地上。生存条件降到了最底的状态,大学教授在马路上捡拾垃圾,大学生们在美国军营的边上捡美国人吃剩的罐头,不少的女性向盟军营妓为生。公园里到处挂着醒目的标语:“禁止自杀”。正是在这样一种民族遭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之下,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部分日本人开始诅咒战争,开始意识到自己身负着历史的罪恶而遭受现世的报应。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是亚洲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即明治时代后期和大正年间,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日本传播。毛泽东主席多次讲到的像河上肇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京都大学开设了“《资本论》讲座”。剧作家坂本胜把《资本论》编成了17幕戏剧。然而在日本法西斯主义专政日益严重和残酷的过程中,一部分民主人士被投入了监狱,一部分人士流亡到了世界各地,比如以野坂参三为首的民主人士便生活在中国的解放区。战争结束后,流亡国外的民主人士与囚禁在国内保住性命的那些民主人士也得以汇合在一起,一时之间成为推动反省思潮的指导力量。

  第三个原因是,从1947年起,激进的民主人士开始在日本社会上重新介绍许多社会革命的著作,造成社会革新的舆论。1952年日本出版的《国民文库》,总共有114种著作,其中马克思的著作翻译了7种,恩格斯的著作翻译了8种,马恩合著的著作翻译了5种,列宁的著作翻译了22种,斯大林的著作翻译了15种,毛泽东的著作翻译了9种,刘少奇的著作翻译了2种,此外还有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胡华等等的著作加起来一共71种,占114种著作中的62%。马克思主义系统的著作在五十年代初期,作为《国民文库》被社会激进派所推进,对他们的国民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了这些理论著作以外,当时社会上开始流行起中国的“人民文艺”。按照日本学界的一般认识,所谓“中国的人民文艺”即指的是现代抗日战争中,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人民文学。到1956年为止,日本翻译出版的中国的人民文艺,比如说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冯雪峰的《回忆鲁迅》、老舍的《四世同堂》、叶圣陶的《芳儿的礼物》、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和袁静的《抗日自卫队》、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等。还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求恩大夫》、《八路军》、《东洋鬼军败亡记》(此即马烽的《吕梁英雄传》)、《新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国解放区诗集》等等。这样一些强有力的社会科学著作和人民文艺使一部分日本国民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促进了他们观念的变化。当代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告诉我说,“1949年我从京都大学毕业,从这些著作中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看到了光明的中国,受到很大的鼓舞。”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政府对战后日本采取的重大战略决策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效应。现在我国国民对当时采取的这些战略决策有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当时,从远东发展的前景来看,这些战略决策是高瞻远瞩、具有伟大的意义的。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生成的,离开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就无法正确地解读历史。

  重大的战略性决策之一,便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重大战犯实行了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并付诸实施。日本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成员,他们都是罪恶累累,其中罪行特别巨大的必须判处极刑。我国政府在远东军事法庭和国内军事法庭上始终遵守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对其中大部分成员在放下屠刀之后,只要有悔改之心,也坚持以教育为重的原则。1956年6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庭对17名战争罪犯依罪量刑,同年6月21日,又宣布对335名日本战争罪犯认定罪行。同年,中国政府从远东未来发展的最根本利益出发,本着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对346名日本战犯予以特赦,遣返回国。这一战略措施在东亚地区和整个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今天或许有很多人会对这一处置提出各种各样的异议。但在当时对促进日本社会的反省意识和原罪意识无疑是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的。这样一些旧军人在回国以后,其中有不少人开始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行。

  1956年被特赦的日本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庭判处17年徒刑。他在被释放后的同年底就申请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他把一把日本军刀亲手交给了毛主席,表示日本军人从此永远不再和中国打仗了。毛主席在接受了他的军刀以后,送了他一幅齐白石先生的画,上面有毛主席的亲笔题词“承远藤三郎先生惠赠珍物,无以为答,谨以齐白石画一幅为赠”。远藤三郎回国后于当年刊出了《旧军人所见之中共——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实际状况》一书。1972年远藤三郎再一次以“日中友好旧军人之会”会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回去又写了一本书,书题为《日中十五年战争和我》,里面讲述了他是怎样参与了十五年的侵华战争的,反省他本人和他的军队在对华战争中的罪恶。类似的实例有不少,例如,日本第59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在认识自己的战争罪恶后,被我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在被特赦后他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提出“揭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是日中友好运动的起点”。他自己向记者熊泽京次郎讲述了他所指挥的第59师团在中国土地上所犯下的各种罪行,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之情。熊泽京次郎以《天皇的军队》为名写成“实录”刊出,向世人昭示所谓的“皇军”在中国的罪恶。他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曾经身体力行保护中日建交不久到达日本的中国代表的安全。1975年9月他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接见了他。

  重大的战略性决策之二,是中国政府从中日两国最深远的战略意义考虑,从未来远东发展的最长远战略着笔,正式表示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款。这是现在有些国民最有异议的一个重大问题。当时,根据远东军事法庭的计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对中国的15年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000亿美元左右,间接的经济损失在3000亿到4000亿美元左右。两者相加将近四五千亿美元。1946年日本的外汇结算只剩下20亿美元,以它库存的20亿美元,要向中国赔偿5000亿美元,假如说以每年赔偿10亿美元来计算,需要500年才能基本偿清对中国的债务。按照这个计算办法,日本这个国家四五年之内在经济上就会解体。中国政府从整个东亚地区的战略考虑,在确保日本民族生存的条件之下,宣布放弃了战争赔款。这一战略决策在今天脱离了当时远东的战略形势而重新议论,当然就有了歧义。历史被重新解读也是必然的。但我以为,当时的战略家们所作出的行动是具有深远的爱国主义战略意义的。那么,这一战略意义的支点在哪儿呢?凭我粗浅的体验,我认为这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处置德国的历史教训和面对“苏美冷战”的现实,就远东格局乃至整个世界格局来说,保持日本这个国家的生存条件和保持其民族的完整性,对稳定东亚长久的和平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一意义在60年间世界格局的巨大运动之间已经表现出来了。

  正是由于上述这样的复杂的多层面原因,促成了日本在战后20年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念。这种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原罪意识,他们承认自己是有罪恶的;二是谢恩意识,他们感谢中国保存了他们的民族;三是追求的意识,即以新中国为日本未来的榜样。这三种意识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

  竹内实在1953年随日本轮船“黑潮丸”护送在日本殉难的中国工人的衣物回国,担任随船翻译。在天津大沽码头,中国廖承志先生讲话,竹内实涕泪满面,无法翻译。当时的中国,对日本的这一代人来说,既是沉重的,又是炙热的。它是新生、和平、人道的象征,是神圣的形象!一位现在从早稻田大学退休的教授,五十年代中期第一次历尽千重万难从香港来到中国。他在日记上写道:“啊,这是自由的国度,神圣的国度!我实现了我的目标——到中国去!我要实现我的追求创造一个如中国这般自由幸福的日本!”这是当时一个日本知识青年的日记,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读起来还是很感动的。

  反省中的日本知识分子,表现了可贵的觉醒,实藤惠秀在1960年把当年从中国强行取走的文献书籍归还了中国。他自己写道:“日本侵略军以查禁‘危险文书’为借口,从中国沦陷区各大学抢走大批图书杂志,运回日本——我以整理为名,接受了一些资料。今日细想起来,真是无法无天的罪行啊!”实藤以实际行动表示自己的真诚的忏悔反省之心。他于1960年访问中国,他说“我把自己从中国用不正当手段拿走的40余册图书送还中国。中国方面由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先生接受。当时,我全身出了冷汗。”

  这是一个伟大的举动,它向中日两国的国民,也是向世界显示了怀抱有正义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真诚忏悔的良心。

  这样的情况表示在战后的最初20年间,两国国民的心灵正在逐渐沟通,日本民族中具有良心觉悟的社会阶层正与中国人民一起努力推进中日友好,在当时美苏对立的险峻的“冷战”格局中,创造了东亚的和平,并增进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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