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战后六十年日本人的中国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68 次 更新时间:2006-09-04 01: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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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绍璗  

  

  时间:2004年10月31日

  地点:北京大学四教213室

  主讲:严绍璗

  

  提示:

  中日关系问题历来备受瞩目。谈论战后六十年日本人的中国观,似乎有些敏感,却会对认清中日关系有实质的帮助。从日本战败到文革开端,日本人对中国掺杂原罪意识、反省意识、谢恩意识和追求的意识。文革时期,日本国内支持“文革”和反对“文革”的各持依据。文革后,日本产生“变异的中国观”,皇国观念、“亚洲解放论”、“文化优越论”盛嚣尘上。但只要中国国民能把丰厚的“爱国正义感”,适时推进到“正义理性”的层面,就定能在与各种极端主义思潮的搏斗中,创造中日两国共同需要的和平文明的生存环境。

  

  各位同学:

  大家好!(掌声)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战后六十年日本人的中国观》。这个题目具有很大的尖锐性。

  从文明史的立场上说,中国与作为自己近邻的日本已经具有了2000年以上的生存联系。日本从亚洲大陆文明特别是从中华文明中获得过滋养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极大养料。作为“东亚文明圈”的一个重要成员,日本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日本的近代文明进程的历史,在将近一个世纪中,是与侵略和掠夺它的邻国同步的。虽然从20世纪的中期以来,这种“近代性疯狂”已经得到了沉重的打击和遏止,但是,统治日本的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时时以“国家主义”和“皇国主义”挑战人类文明的进步,造成东亚文化圈内各国,当然包括中国在内,与日本的关系在许多层面上险象环生,甚至冰天雪地。但是,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和未来又昭示我们,创造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良性互动,拓展中日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推进合作,在合作中建立友好,这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东亚,都是完全必要的。

  我本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立场,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一直关注着当代日本社会文化思潮状态,特别关注其中的“中国观念”的状态。各位要知道,由于中国和日本的漫长的历史关系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从古代到现在,日本在处理它自身在政治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诸多问题时,始终有一个如何处置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这关系到日本自身的命运。我想与大家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即日本战败以来,正好满了六十年,一个“甲子”周期。在这样一个大周期中,日本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呢?我今天只是站在一个文化研究者的立场上谈论我个人所能接触到的日本,我所体验到、观察到的日本,当然也有我在文献上所读到的日本,从中归纳出来日本人对于中国的观念。这个观念只是作为各位自身对于这个历史时代“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这样一个宏大题目的参考,或者作为各位自身思考的思维材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由于特殊的原因,我个人对日本的接触很多,从1974年到现在,我访问过日本大约有37或38次,我在日本的文部省的研究机构中担任过2年的学术专家,在日本的一些大学中担任过客座教授,对他们的财政预决算、教师的职称提升、学术规划等也都投过票,前后加起来大概有近7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研究东亚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就逐渐形成了我对“日本人的中国观”的一些材料积累和由此构建的若干概念和判断。

  对于战后日本的中国观念,我以为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代加以考察:第一个时代是从日本战败到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大概从1945年到1966年这20年左右;第二个时代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从文革之后,也就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现在,是第三个时代。每个时代又可以分出很多阶段来,我想向各位介绍的是我所体验到和观察到的这三个时代中日本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中国观。日本社会像其他社会一样,是立体的,多层面的,每一个日本人都可以有一种对中国的看法,我想讲的是这些时期中主流层面上的那些中国观念。

  第一个时代从1945年到1966年这二十年间,日本社会中所表现的“反省的和原罪的中国观念”相当强烈。这主要表现为这个民族中以知识分子主流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对于战争中罪恶的反省和追究。我们知道一种观念的形成是取决于很多种社会因素的,按照比较文化的说法,它拥有比较复杂的“文化语境”。就“日本的中国观”来说,它首先取决于日本国内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态,取决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生存地位,即它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也取决于日本在整个世界上的地位和关系,当然也取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关系。所以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多层面的“语境状态”。

  在战后的最初20年间,日本知识界主流为什么会形成原罪的和反省的中国观呢?

  第一个原因是日本发动了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是以日本的溃败而告终的。战争对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同时对日本国土和国民本身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个民族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面临着崩溃和灭亡的边界了。我这里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1946年日本的经济情况是:全国有119个城市几乎已经被夷为废墟了。所谓夷为废墟就是说盟军的美国军队从1943年开始对日本国土进行持续的轰炸,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有119个城市几乎已经被夷为废墟了。比如像我生活过的名古屋市和仙台市。当时除了火车站附近以外,整个城市都已经被夷为平地了。1946年日本的钢产量为8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15%;煤产量是633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21%;石油的库存量为494万桶,是1941年的10%。全国当时除了空气是可以自由供给的以外,完全实行了配给制度,每天每个日本人的粮食为290克,其中40%为豆类。他们生存在这样一个已经完全破败的环境之中。这时候从1945年底开始到1946年,日本在海外的即在中国的、东南亚的溃败的军队,有360万人正在返回国内,随军家属也有350万人,而国内有400万人曾经从事军事工业生产,现在全部被停止了,他们被抛掷到社会上。日本本土当时尚有驻守的军队和警察250万人也被盟军解散,总加起来大约有1800万人左右立时变得无家可归。30年代的日本有将近6000万人,减去战争中死掉的一部分人,这时候共有大约5300万人,其中有1800万人流浪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当时他们的条件极为困难,大学教授在马路上捡拾垃圾,大学生们在美国军营的边上捡美国人吃剩的罐头,然后用几十个罐头刮出里面的残羹,放上水在火上煮,半罐头的杂物要吃上几天。公园里到处挂着醒目的标语:“禁止自杀”。因为遍地都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民族遭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之下,一部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日本人开始诅咒战争,开始意识到自己身负着一种历史的罪恶,开始进入到反省的层面上来了。

  第二原因是,在自己民族陷入如此溃败状态中的时候,原先在战争时期流亡在国外的反战的民主人士开始回聚到本土上来。我们知道日本在逐步军国主义化时,在它的法西斯主义专政日益严重和残酷的过程中,一部分反战的民主人士被投入了监狱,一部分人就流亡到了世界各地,其中有相当部分到了中国,比如说以野坂参三为首的民主人士就生活在我们的解放区。战争结束后,流亡国外的民主人士开始回国,而囚禁在国内保住性命的那些民主人士也得以释放。日本是亚洲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在中国获得马克思主义之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即明治时代后期和大正年间,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日本传播。今天我们汉语词汇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的概念和范畴,也是从日本语的汉字组合中引入的。像毛泽东主席多次讲到的河上肇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京都大学这样著名的大学中,开设了“《资本论》讲座”。剧作家坂本胜还把《资本论》编成了戏剧,有17幕。虽然这是一个非常理性化的戏剧,没有多少人能看懂,但是能够把《资本论》这样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生存与运作原理的巨著做成戏剧,在舞台上演。我们就足以知道,那个时候的日本曾经有过一段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代。日本也是亚洲最早成立共产党的国家,后来随着军国主义的发展和国家政权日益法西斯化,共产党分裂了。一部分人叛变了,一部分人流亡海外,一部分人入狱了。这个时候,流亡在国外的人士和出狱的民主人士结合起来,推动了日本国内的反省思潮。

  第三原因是,从1947年起,激进的民主人士开始在日本社会上重新介绍许多社会革命的著作,造成社会革新的舆论。我现在拿到的是1952年日本出版的《国民文库》,总共有114种著作,其中马克思的著作翻译了7种,恩格斯的著作翻译了8种,马恩合著的著作翻译了5种,列宁的著作翻译了22种,斯大林的著作翻译了15种,毛泽东的著作翻译了9种,刘少奇的著作翻译了2种,此外还有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胡华等等的著作加起来一共71种,占114种著作中的62%。马克思主义系统的著作在五十年代初期,作为《国民文库》,被强有力的社会激进派所推进,对他们的国民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除了这些理论著作以外,当时社会上开始流行起中国的“人民文艺”。何谓中国的“人民文艺”呢?按照1959年12月日本出版的《现代中国学》词典的解释,所谓“人民文艺”指的是现代抗日战争中,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人民文学。到1956年为止,日本翻译出版的中国的人民文艺,比如说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冯雪峰的《回忆鲁迅》、老舍的《四世同堂》、叶圣陶的《芳儿的礼物》、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和袁静的《抗日自卫队》、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等。还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求恩大夫》、《八路军》、《东洋鬼军败亡记》(此即马烽的《吕梁英雄传》)、《新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国解放区诗集》等等。(关于人民文艺在日本的传播,详细的你们可以读我和王晓平先生写的《中国文学在日本》这本书)。这样一些强有力的社会科学著作和人民文艺在日本流行,使日本国民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促进了他们观念的变化。我的老师竹内实先生是当代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他告诉我说,他“1949年我从京都大学毕业,从这些著作中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看到了光明的中国,受到很大的鼓舞。”1952年的五一劳动节,上万青年学生和爱国者在东京的皇宫广场前示威,要求日本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示威的群众向警察扔了汽油瓶、燃烧弹等。这就是当时震动世界的“May Day 事件”。竹内说:“我参加了游行,看见了当时的现实,加上我从‘人民文艺’中得到的启示。游行回来,我参加了日本共产党。”他自己也开始从事中国人民文艺的翻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第四原因是,促使日本人形成原罪心理的还有中国政府在战后采取的对日本的三项重大政策。虽然现在我国国民中间对当时采取的这些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当时,从远东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三项政策是具有伟大的战略性意义的,是高瞻远瞩的。这三项政策是:第一,中国作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最大的受害者,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没有向日本派出军队,没有参与占领日本,因而也就没有出现像东西德国和南北朝鲜的局面,从而保持了日本国家的领土完整;第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重大战犯实行了惩罚和教育相结合。日本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成员,他们都是罪恶累累,其中罪行特别巨大的必须判处死刑。我国政府在远东军事法庭和国内军事法庭上都是遵守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的。在我国军事法庭上,对其中大部分成员放下屠刀之后,只要表示悔改之心,也坚持以教育为重的原则。1956年6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庭对17名战争罪犯依罪量刑,同年6月21日,又宣布对335名日本战争罪犯认定罪行,然后就宣布,中国政府本着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对346名日本战犯予以特赦,遣返回国。这个举动在东亚地区和整个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我们今天来看,可能很多人会对这样一个处置提出各种各样的异议。但对当时促进日本的反省和原罪是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的。这样一些旧军人在回国以后,其中有不少人开始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行。我今天带来一本书,叫做《天皇的军队》。《天皇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政府特赦的原日本第59师团长藤田茂中将的口述史。藤田茂是一个战争罪犯,被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后来以特赦的方式遣返回国。他回国以后,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提出“揭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是日中友好运动的起点”。他自己向记者熊泽京次郎讲述了他所指挥的第59军团在中国土地上所犯下的各种各样的罪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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