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文运:民主管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2 次 更新时间:2016-07-02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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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运  

关文运:民主管窥


一 前言

佛家说法,有所谓事法界与理法界。现在人们也有学理与经验两种划分。我们谈论民主,也可以从这两种划分入手。学理与事实所不同之点,无有十义。第一,理论爱好整齐的系统,事实多为参差的相状;第二,理论由抽象的单位出发,事实由具体的现象集成;第三,理论所用的砝码已有定值,事实所含的因素难以预测;第四,理论的根据只凭借已知的法则,事实的积成却参杂偶然的演变;第五,理论受着主观意志的支配,常染上想像的爱好,事实受着客观环境的推进,常反着理性的要求;第六,理论所用的单位(即观念与名词),其含义随人而定,事实所包含的现象,其范围因境而殊;第七,理论系第二层构造(即是说理论是自然界的构造所反映于人心的),可以有错误(如果与事实不相应),事实是第一层构造,绝对无错误;第八,理论杂有宣传的成分,动机往往与事实不符,事实绝无偏私的可能,结果与原因纯然相应;第九,理论上的缺陷可以用巧辩补足,事实上的漏洞,则无法用口头缝住;第十,理论是固定的,常落后于事实,事实是流动的,常冲决了理论。综上十义,可以说明现在中国政治上几件事情。


第一,为什么各党各派都先讲民主,事实上越来越趋于独裁。

第二,为什么民主政体早已成立之几十年,而实际上人民并不能做自己的主人?

第三,为什么建立在广大群众基础上的政治,反而不如一人独裁的政府那样稳定有效?

第四,为什么民主有真民主与假民主的分别?

第五,为什么民主政体有几种形式?

第六,中国人能不能实现民主政体?并应当实行何种民主政体?


凡此种疑难,笔者谬想在本文中或者可以得到一种答案?

同时要声明的就是,笔者不打算在此宣传民主政治,只打算在此做一种研究的阐述,并且本人为此文也未曾多参考什么政治书籍。只是凭借空想的,简陋之处,尚请读者曲予原谅。



二 民主与人性

现在民主已经成了普遍的要求,也就是成了人人的要求。那么,我们就可以了然,民主是在人性的条件下产生的,如果不是人性要求产生这种制度,那么这种制度就不会产生出来,而且,任何已成的制度都可以满足人的要求,不必非“民主”制度不可了。那么,人性为什么需要民主呢?

人性有八大要求:一为生存;二为生活;三为表现;四为发展;五为权利;六为权力;七为安全,八为理想。这种要求乃是自然的趋势。如果人类要求捐躯,那不是自然,而是别有企图;如果人们要求清苦,那不是自然,而是别有所为;如果人类要求隐晦,那不是自然,而是无可表现;如果人类要求恬退,那不是自然,而是失掉活力;如果人类甘心弃权,那不是自然,而是被人征服;如果人类不争权夺利,那不是自然,而是缺乏才干;如果人类牺牲安全,那不是自然,而是而是被逼于此;如果人类不求理想,那不是自然,而是毫无理想。

政治既是人类活动的综合表现,所以政治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人性对政治也特别要求一种适合自己的形式。一个人如果循着天然的趋向往前发展,很可能地完全实现八大要求。但是这种称心如意成就并不一定是民主政体,而多半是专制政体,或贵族政体。因为权力发挥到最大限度成了独裁,独裁政治正是人性的表现,一如民主政治为人性的表现一样。历史上的专制政治的存在,就证明了专制政体也有其存在的理由。晚近独裁国家的人民心理确乎也相信独裁是合理的,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我们自然不能否认民主是人性自然的要求,但是,民主都不是完全自然的,因为人性如果循着各人的个性,发展下去,应该是争夺,是独裁,而不是民主。因为在民主的框架内,人性不得不守着公共的轨道,各各牺牲自己的几分要求,而屈服于多数。在专制政体下,人的屈服乃是不得已的,而在民主政体下人的屈服乃是自愿的,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自愿地牺牲个性来屈从大众呢?因为在民主政治下,如果不是个人愿意己见,那还成什么民主政治呢?现在我们就问,人为什么肯于违着自己的本性,来有计划地采取这种限制自己要求的行为呢?

人类究竟是理性的动物,他们觉悟了这八大要求并不能都同时充分实现了,如果以一个人为中心,各逞其欲,各遂其求,势必至于大众都不能达到自己的要求,而使彼此陷于穷境。因为就以权力来讲,它不但可以无限扩张,而且互不相容,所以物资虽然丰富,土地虽然广大,而因为一个人的意志可以扩及无限,并吞无限,所以丰富的物资并不能平均分配。因而朱门之外,竟有冻死之骨。广大的土地并不能平均耕种、因而一身之外毫无立锥之地。这都是兼并掠夺的结果。所以人们就想出了一种限制他人的方案,使个个人都不能享受过分的权力,因而必须听命于大众的公意。这乃是经了考虑后以后的一种措施,并非原来天性的趋向。但是,在这样的限制他人之后,人们同时也限制了自己,因为你既限制了他人的绝对权力,他人也限制了你的绝对权力,所以人类的民主政治按是一种互相限制。但是人类的限制自己,乃是以他人也牺牲他人为条件的,否则他也不肯牺牲自己的。

在民主权力之前屈服,与在君主权力之前屈服,有一种不同之点,就是,在民主权力之前屈服有一种心理上的补偿。因为人们在服从群众时,不但以为群众中包括着自己,而且以为自己对群众还尽了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同时在服从专制君主的,却以为自己是被一种所外力征服了,于心有所不甘(这是现代人的想法)。而且对于君主也不相信他可以为自己谋幸福。

这样在群众前限制自己的权力,并非全部地否定了自己,因为群众的昂扬,也包括着自己的昂扬,而且就是在权力方面,虽然少有所失,可是在安全方面,却都大有所得。因为这种互相限制,结果就是互相监视,使各人都不能超越自己的权限以外,对他人加一种威吓。由此,我们的安全要求就可以满足了,虽然同时也放松了权力要求。

由此,我们就可以说,人类所以爱好民主政治,乃是为求保得自己的生存要求。人在君主专制或独裁政治之下,生命并无保障,随时有被君主或独裁者剥夺的可能。所以他们以为要是人民自己组织起来,限制暴力,明定法律,彼此才可以相安无事,不受无理的欺压。这就是所谓人身保障律。

其次,人类所以偏好民主政治,乃是为求保障自己的发展要求。所谓发展,乃是人民自身的能力,不论经营能力、研究能力、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可以无障碍地发挥出来的意思。在专制政体下,人类因为不能享受平等权利,所以他们不能求得发展才能的平均机会。人们以为在民主政治下,人既立于平等地位,所以当然可以求得合理的发展。

其次,人类所以爱好民主政治,乃是为求得保障自己的生活,要求这个目的可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方面。积极的方面,人既要保障自己已有的繁荣,消极的方面,人民又要求生活的最低资具。在散漫的政治状态之下,人民的强者是强取豪夺,人民的弱者是自生自灭,没有加以干涉,加以援助,所以人就以为民主政府可以关照自己的利益,求谋自己的幸福,因为人民自身的利益,自己感觉到较为亲切,不能把自己的事情交给他人来照顾,这就是财产权、工作权等的由来。

其次,人类所以爱好民主政治,乃是为求保障自己的表现要求。所谓表现,分为言论表现、著作表现、会社表现、艺术表现、才能表现。表现人是人类文化的动力所在。人类在这几个重要方面如不能自己发挥所长,那不但在精神上是一种大的痛苦。而且在文化上也是一种大的损失。革命家多少年来的口号,就是为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合结社自由。这也正是民主政治的逻辑必然伴侣。

其次,人类所以爱好民主政治,乃是为求得我们的理想要求。所谓民主乃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他们把参差不齐的人类都由奴役鄙贱的地位解放出来,使之跻于自由平等的地步。它给了各个人的一种庄严神圣的人格不可侵犯的权利。它不但抬高了个人的尊严,并且也抬高了整个人类的尊严。现在民主的声浪传遍了世界。这乃是人性的光辉表现、博爱的具体实践。这才是民主政治的积极成就。

由此以观,民主政治可以满足了人类的八大要求中的六大要求,所成问题的,只有其余两个要求未能充分实现,那就是权力要求与权利要求。权力要求如果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就构成了政治上的独裁;权利要求如果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就构成了经济上的独裁。民主既然与独裁为反对,这两种要求自然不能无限制的发展下去。

这两种要求,虽系人性中自然的要求,但是它们如果无限制地发展出来就会侵犯了他人的权力和他人的权利。但是民主政治只是限制这两种的无限发展,而不是根本窒息它们。我们对于权力,可以从两方面加以限制,一方面我们把权力的范围割分清楚,一方面要把权力的期限相当缩短。范围割分之后,就规定了三权分立或五权分立的制度;期限缩短之后,就规定了四年或五年六年七年的任期,不但如此,就在固定的范围之内,实行起权力来,也还有种种规定、种种手续。

其次,我们对于权利,也从两方面加以限制,一方面我们要把权利的方向加以撤导,一方面我们要把发展的财富加以分散,那就是说对于生产的品类,我们当有通盘筹划,对于生产的数量,我们当有合理分配。因而我们就有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劳工政策等等。

人民在权力和权利方面虽然这样受了限制,但是这里所限制的只是个人的权力和权利,而并非民众的权力和权利。尤非国家的权力和权利。个人的权力和权利限制之后,反而更可以使全体的权利得到平衡,而民众的权力和权利也包括各人的权力和权利,并且可以使各人的权力和权利得到新阶的统一。所以总结果还是并未腐损。不但如此,就在选贤与能的社会中,个人仍然有上升至极峰的机会。

现在,我们可以把人性的八大要求在现在世界下的关系列图如下:

人类的有价值的生活应该是理想与表现尽量发展,至于权力乃是生存要求之延长,发展乃是生活要求之延长。但是,人们为生存之故,要求自己的安全,进一步,又要求统治他人的权力,同时,人们为生活之故,又要求自己的权利,进一步又要求剥夺他人的财富。于是,人类的生活乃愈益纷乱残忍,而不可收拾。因此,我看到人类为生存和发展起见,心力就驰骛,殚精竭虑,对于理想和表现不能平衡顾到。因而整个人性就被扭曲了,其八九要求也不平衡地发展下去。实则这些要求的真正关系应该是圆融自在的。而其关系应如下图:

在第一图中,理想与表现未能充分发展,而且也不能在一条线上发展下去。在第二图中,表现就照着理想的方向前进,而且权力和权利就都转了方向,屈居下位。

在第一图中,权力和权利过度发展,与其他要求不能平衡。在第二图中,则生存要求得到安全而止,生活要求得到发展而止,表现要求也能合乎理想。

在不和谐的社会中,人虽然生存,却不安全,虽然表现,却不理想,虽有权力,却非法的,而在和谐的社会中,情形恰与此相反。

人类历史不外是求生存与安全、生活与发展、权力与权利、表现与理想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历史观与唯物论者并不一致,但可以包括唯物论。一种政治如其能以完全实现八大要求,使其平衡发展,那它就是稳定的、合理的,否则人永远要推翻它、改造它。不论它是民主的也好、专制的也好、贵族的也好。反之,它如果能以使八大要求完全和谐地发展出来,那它也可以永远存在,也不论它是民主的、专制的,或贵族的。但是专制与贵族政治本身的定义就含有不和谐的成分,所以它们终得屈从于民主的大潮流之前。

民主政治就其定义讲应该使八大要求平衡发展的,但这只是就其形式而论的,至于构成这种政治的实质如何,那又入于事实范围,当于以后再得论及。



原载于《建国公论》1946年第2期



附:


郭汾阳:翻译家关其桐


山西大学外语系已故教授关其桐先生,是著名西方哲学翻译家,他较全面地将培根、笛卡尔、巴克莱、休谟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翻译到中国来,功不可没。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就有关其桐先生的译作。

关其桐(1904—1973),笔名关文运,又用名关文、世雄、琪桐、邹如山等,山西平定人。其桐先生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在校期间追慕胡适、常乃真等人学问,与胡适等结识。毕业后即由胡适介绍,任职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从事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的工作,相继译有《新工具》(培根)、《巴克莱哲学对话三篇》、《视觉新论》(巴克莱)、《人类理解研究》(休谟)、《方法论》(笛卡尔)、《哲学原理》(笛卡尔)、《沉思集》(笛卡尔)、《人性论》(休谟)以及文学作品《不安的故事》(康拉德)等,大多由商务印书馆于抗日战争前出版。翻译著作,费力甚苦,其桐先生沉潜其中,以忠于原著、认真不懈之态度完成此业,当时即甚得学术界首肯。张申府先生评介其译作时说:“现在中国是怎样受着西洋文明的影响,但是真正知道西洋文明的却实在不多。许多人谈西洋文明,差不多都“隔靴搔痒”,原因即“西洋的许多名经巨典没有译到中国来”,而关其桐的几部译作“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译本”(《清华周

刊》第11卷:《笛卡尔方法论》)。

1937年,北平沦陷,时关其桐受胡适委托,以秘书身份代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后任职于中德学会救济总署、长春大学外语系。《胡适来往书信选》收有关其桐的两封信函,由信中内容可以看出,其受胡适影响甚深,因而也就“落伍”于那个动荡跃进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其桐先生先在华北大学学习,后调任国家出版署任编审,他此时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苏联史的翻译,出版有《谈住宅问题》等,并参与《苏联史》(涅奇金娜著,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苏联大百科全书》、《苏联教科书》、《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部分内容的翻译。

1952年其桐转往山西大学外语系执教,曾兼任《哲学译丛》编委以及省政协委员等。关其桐在山大任教近20年,退休后返京居住,1973年病逝。


原载于《沧桑》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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