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的学术兴趣，主要是从事当代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近日读了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发觉这本书虽为历史著作，但其由古及今的历史视野、对中国人家乡观念的深切关注，却对当代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具有很多的启示意义。无独有偶，本人在2014年出版的平生第一部学术专著《变革时代中的流动人口》的前言部分就专门谈及历史与家乡问题，此乃我多年研究的理论基础之所在，亦为当今从事流动人口研究的中国学界同仁所忽视之盲区。现今发现，后生小辈如我者与一代国际汉学大家孔飞力，倒是不谋而合，所以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不禁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之感。
一、大历史的视野
自八九十年代以来，研究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热点，相关专著数以千百，论文数以万计。然而，一者由于研究者主要来自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二者社会科学本身主要是关注当下的经验现实，所以纵观当前流动人口研究现状，绝大多数都是就当下说当下，缺乏历史的视野。这样做在八九十年代人口流动大潮兴起之初倒也无可厚非，一个初入门径的愣头青，在当时只需进行一些社会调查即可了解现状；可到了改革开放已接近四十载之际，流动人口群体已发生巨大深刻的变化，靠一时的调查当然很难搞明白整体情况，如果缺少历史文献的扎实训练，也肯定会犯下盲人摸象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紧密相关的现代意义上的移民运动，并非始于1978年，而是源于19世纪下半叶，自那时起，广东人和福建人前往东南亚和欧美，江浙人则前往上海。所以，研究当代人口流动，如果只着眼于当下，之于个别和部分学者固无不可，但如果都这么做，就有很大的学术缺失了。
有鉴于此，我自涉入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之初，便对晚清民国的上海史、华侨华人史较为感兴趣，并从中受益甚多，虽囿于学识，不能亲力亲为历史研究，但却能从点滴的历史知识中获得当代研究的灵感与启迪。
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孔飞力主要的精力是研究历史流动与跨国流动，即研究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人移民东南亚及欧美的历史，但是，宏观的大历史视野，却使得孔飞力将视野上溯到晚明时期，向下触及到了直至作者成书的2008年。所以，孔飞力在这本书中也隆重提及到了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由此可见，宏观的视野与渊博学识，使得孔飞力能够“通古今之变”。
孔飞力的研究证明，其一，历史学而不仅仅是社会学，也可以介入当代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领域；其二，当今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必须基于现代化史的角度，再也不能就当下说当下。
二、对中国人家乡观念的关注
历史学主要是研究社会的经验与现象，但是，历史学又不能不关注影响人类社会行动的终极性的思想观念。而家乡观念——从情感、风俗、组织、文化角度而言，都是影响中国人包括近现代移民运动的终极理念。在过去，中国人关注社会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文学和哲学，而家乡则是文学和哲学最为关注的命题，当八九十年代社会科学正式兴起，并取代了文学和哲学而承担起研究社会的重任之后，就将依然存在的家乡问题也一并抛弃了。例如，在社会科学中关于天下观、国家观、地方主义的论著很多，而关于家乡的研究就很少见，即使讲起也是纳入到前者当中。当今研究流动人口的学者也照样对此忽略不见，偶有提及还将其置于犯罪和破坏社会稳定的语境之中。
导致这一学术现状，很有可能是由于中国人身在此山中的文化局限，而来自西方文明的学者反而对这种“他文化”的显著特征非常敏感。像研究晚清民国移民史的国外学者裴宜理在《上海罢工》、顾德曼在《家乡、城市与国家》、韩起澜在《苏北人在上海》中，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和全部内容，几乎都是旨在说明家乡情结对移民的经济行为与政治行动的影响。孔飞力在《他者中的华人》也同样对此作了深切的关注，例如华人的移民渠道、职业、方言、同乡组织、社区生活、衣锦还乡的梦想，以及家乡观念与民族主义、国家观念的联系与区别。
孔飞力原本是从事晚清政治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他进入华人移民史领域似有“跨界”与“转行”之疑，学界对此颇有不解。但我在孔飞力的早期成名作《叫魂》（读完《他者中的华人》后买来的）一书中却找到答案。《叫魂》这本书主要讲述1768年间的一场妖术恐慌，引起乾隆皇帝的震怒，进而发动了一场针对地方官员与民间百姓的政治运动。这场整人的政治运动的起因是当时的一些官员与百姓，认为到处游荡谋生的流民会施展妖术（在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以至于当时的农村土地无法承载，从而导致了流民群体的出现——按照今天的说法，他们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外地人），能将人的魂魄收走，更可怕的是会将人的辫子割走。众所周知，满清入关时，曾推行了“留发不留头”的高压政策，这一政策在清初时受到汉人的抵制，但最终在政治高压下而被汉人接受，到乾隆年间，满清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建立。但突如其来的“叫魂”及“割辫”，又再次触及到了满清政权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在《叫魂》一书中，孔飞力已深刻明白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即：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政治稳定、政治控制、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孔氏既然早就有了这一问题意识，所以后来进入中国移民史领域就貌似偶然而实乃必然了。
另外，关于中国人安土重迁的国民性，历来是国内外学界的一致共识，但是孔飞力却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只要政策许可或者在生存环境存在落差的“推拉”情况下，中国人并不总是固守本土、老死乡里，而是选择奔赴他乡、另谋出路，正如民谚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又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也 。
最让我感到新奇的，是孔飞力的另一种解释。他认为，中国人的家乡情结，并不仅仅限于在空间地域和血缘群体的“在一起”，还包括与家乡及亲人“保持联系”的感觉；中国人的迁徙并不意味着与家乡和亲人的本质分离，而只是表明这种联系在空间维度上的扩展而已。这一观点非常新颖，表现孔飞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哲人风彩。如果以此来观照当代中国流动人口，便会发现由于交通、私家车、通讯工具（手机和网络）的普及与发达，他们与家乡保持联系的方式，一者与八九十年代主要依赖写信、一年一度的春节返乡相比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二者表明他们在加深融入流入地的同时又方便并加深了与家乡的联系。
2016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