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误区 —— 兼谈中国社会科学的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4 次 更新时间:2025-02-01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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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 (进入专栏)  

导语:孔飞力的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译本在国内出版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人将该书的核心观点理解为 “孔飞力之问”(即,为什么中国没能发展出近代国家?),但这却是一部在一些重大观点上非常值得商榷的著作。本文对该书的剖析包含内因决定论观点的误区和问题、现代国家建构所面临的关键议题、孔飞力观点政治正确性,以及孔飞力著作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等内容。

作者:赵鼎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12期。

 

目次

一、内因决定论

二、内因决定论的衍生问题

三、现代国家建构的四个关键

四、孔飞力观点的政治正确性及其陷阱

五、余论

 

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译本在国内出版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至于有人把该书的核心观点理解为“孔飞力之问”(即,为什么中国没能发展出近代国家?),但这却是一部在一些重大观点上非常值得商榷的著作,于是就激发了作者写这篇书评的欲望。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起源》进行剖析。我首先探讨孔飞力著作中一个最为根本的,可称之为是内因决定论的观点的误区;其次分析内因决定论这一观点所带来的一系列伴随性的问题;本文的第三部分提出与孔飞力不同的现代国家建构所面临的四个最为关键的议题;第四部分则指出孔飞力观点在当前西方学术界的政治正确性,以及类似观点背后的“陷阱”所在。在本文的最后部分,笔者试图分析为什么孔飞力的著作在国内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为什么中国的社会科学缺乏议题设置能力,这一能力的缺乏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如何缓解这些问题等现实层面的议题。

 一、内因决定论 

《起源》的写作手法老到且不乏洞见,读起来引人入胜,有很强的代入感,堪称一部名著。但该书在方向感和大论点方面却存在不少误区,其最大缺陷则可称之为内因决定论。孔飞力强调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的西方和日本殖民主义扩张的压力所致。他说“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在承袭了18世纪(或者甚至更早时期)诸种条件的背景下,19世纪的中国政治活动家们其实已经在讨论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或政治控制之类的问题了”。为了与传统的外部压力造成中国内部变革的“外因论”相区别,孔飞力进而提出:“在中国国内和国外,这些问题后来被视为是起始于鸦片战争时期、并在20世纪持续存在的西方侵略有关的(通常的说法是,这是‘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关于创造现代国家以抵抗西方的辩论,实际上只是产生于中国内部的一场更为宏大的讨论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孔飞力也认为“尽管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多变化,但就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而言,它却在某些方面仍然反映了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的一些基本考虑”。

为什么要采取一种以内因为中心的视角呢?对此孔飞力也作了说明:“世界范围来看……难道只有在经历了工业化的西欧和北美才会形成可以称之为‘现代’的国家功能、政治结构和社会体系吗?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上唯我独尊的判断。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判断的话,那么产生于西欧和北美之外的所有其他与‘现代’相关的历史叙事便都要从‘现代’中被排除出去了。由此而导致的,只能说一种结论已被预设的简单化推论:似乎发生于西欧和北美以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是由不可阻挡的外部力量所造成的,而各种不同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体系之间的差异仅仅是一种存在于遥远过去的现象,它们同‘现代化’的发生也只存在着次要和带有依附性的联系”。显然,孔飞力之所以采取内因视角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该视角能避免在西方学界已经臭名昭著的西方中心主义。

孔飞力并非彻底否定在西方率先形成的工业化和民族国家以及随后带来的19世纪的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这些外部力量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影响。他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当我们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便能够将现代化方式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从方法论上统一起来了。我认为,使得一个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是它所面临的为我们所处时代所特有的各种挑战:人口的过度增长,自然资源的短缺,城市化的发展,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等等,而最重要的,则是经济的全球化。对于同样的挑战,不同的国家由不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背景所决定,所作出的反应是不同的。而他们的不同反应,往往是通过各自国家的不同特点而表现出来的。在一个‘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的世界上,政治历史所要强调的,应当是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相契合的种种‘内部’叙事。当这些叙事涉及不同国家由于受到经济力量的影响和帝国主义强权的威胁而方式相应的变化时,其‘外部’方面仍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要回答现代国家何以会具有形形色色的宪政结构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仅仅依靠‘外部’史观便不能说明问题了。”

以上所摘录的可以说是孔飞力著作中一些最为核心的观点。这些观点对对错错混杂在一起,给我的评论增加了不少难度。比如,孔飞力指出:“‘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各种替代性的选择”,“要回答现代国家何以会具有形形色色的宪政结构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仅仅依靠‘外部’史观便不能说明问题了。”对这些观点我完全赞同。的确,任何在“西方的兴起”压力下的后发国家的被动现代化道路都是在本国的原有政治社会结构下发生的,因此就有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其实,即使西方世界内部也有不同的资本主义道路、不同的福利国家道路等等。因此,一个更为完整的对于中国现代国家起源和发展的分析理应平衡外部和内部因素。但是这一完全正确的观点在孔飞力的书中所起到的却只是一个稻草人的作用,因为从孔飞力所反对的“外部压力造成中国内部变革”的传统视角出发我们其实也能得出如下的,和孔飞力相同的结论:中国的被动现代化道路是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下发生的,而这些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势必会在中国的被动现代化过程中施加自己的影响,从而把中国带入一条与西方世界不同的道路。可以说,在此关键点上传统的外因论与孔飞力内因论并不矛盾。

我与孔飞力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他认为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问题来说,来自中国内部的因素远要比外部力量来的重要,而我不这么认为。对于孔飞力来说,“关于创造现代国家以抵抗西方的辩论,实际上只是产生于中国内部的一场更为宏大的讨论的组成部分”。也正因为此原因,他会从尚未受到西方世界巨大影响的乾隆朝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入手开始他的分析,并且一路贯通写到集体化和人民公社。而他所讨论的问题也主要集中在政治参与/竞争以及代理人难题两个方面,似乎整个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所针对的就是这两个方面的议题,并且只要这两个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也就有了成功的现代国家建构。我虽然也认为中国的被动现代化势必会走出一条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道路,但更会强调以工业化和民族国家为核心的现代化具有许多前现代世界所没有的且不可逆的特性,现代化的这些特性给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所带来的冲击是持续的和断颈式(neck breaking)的“千年未有之巨变”,而不是一次脉冲性的冲击和递进式的量变。既然该影响是持续性的,我们就不能在讨论中国现代国家起源时像孔飞力一样把来自外界的压力仅仅作为背景来处理;既然外界压力所带来的后果是断头式的“千年未有之巨变”,我们也就不能像孔飞力一样把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处理成一个渐进的连续过程,或者说把中国的帝制晚期、民国和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参与问题和代理人难题一股脑儿都当作中国国家现代化的根本性议题,虽然我并不否认孔飞力所讨论的问题本身也很重要。

 二、内因决定论的衍生问题 

我想通过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来分析孔飞力的著作中与内因决定论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些弱点:(一)乾隆时期清朝所面对的各种危机具有现代意义吗?(二)什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最大议题,或者说为什么参与问题和代理人问题并不是当代国家建构的最根本性的议题?(三)从本文的角度出发,西方国家是否已经完成了现代国家建构,或者至少已经解决了政治参与问题和代理人难题?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西方国家的优势何在?

(一)乾隆时期清朝所面对的各种危机具有现代意义吗

孔飞力提出清廷在乾隆后期面临着人口暴涨、土地短缺、权臣弄朝、官员挥霍、生态失衡、水灾不断等危机,对此我完全认同。但孔飞力还进一步认为这些危机具有某种现代性质,因此他会强调促进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根本性议题都是清代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产物,并要求我们去思考“中国帝制晚期的这些两难问题当时是否已经达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以至于即便没有来自外国的侵略,根本性的变化仍然必定会发生吗?”需要指出,对此问题孔飞力在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并且他的那一套非常老到的叙事手法会把读者逼到拿不准、捏不着的困境,给批评者带来较大难度。可是,他书中的分析手法却建立在一个对以上问题的肯定性回答的基础之上,否则他就不会把乾隆朝所面对的一些在治理方面的问题当作了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根本问题,不会把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根本性议题简约为政治参与问题和代理人问题,不会用同样的视角从乾隆朝开始,再到晚清和民国,一路分析到农业集体化。

对我来说,虽然孔飞力所描绘的乾隆朝的困境基本属实,但这些却都是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特别是宋以后),乃至整个欧亚大陆上传统帝国过了全盛期后都多多少少会面临的问题,而这其实正是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年)关于前现代帝国兴衰理论的基础。例如,明朝晚期的人口基数虽然远低于乾隆晚期,但是乾隆朝所控制的疆域却要比明朝末年要大得多,商业也要比明末更发达。再加上玉米和红薯等作物在中国的大规模推广和世界范围气温的升高导致北方地区可耕地面积扩大等原因,乾隆朝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并不见得会比晚明要来的大。如果按照孔飞力的思路,晚明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也应该具有某种现代性质,但是晚明的危机所迎来的却只是在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朝代更替。我们知道,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和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政治形态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两个核心。因此,如果孔飞力真的认为乾隆朝后期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具有某种现代性质的话,他必须首先论证如下的观点: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的商业化与城市化程度以及人均生活水平都处在世界前列,而所面临的困境也非常相似,19世纪的中国和欧洲都属于“早期现代”社会,有同样的可能迈向现代社会,而欧洲率先产生突破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其实,以上我所总结的差不多就是“加州学派”的主要观点。从孔飞力的写作手法和分析视角来看,他显然也受到了这一学术思潮的影响。对于加州学派的观点,笔者在多种场合都有批评。就工业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可能首先产生在中国这一问题,我的观点可以简要总结为:虽然中国的江南与欧洲的英格兰在18世纪有着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但其背后的社会条件却非常不同。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拥有着一支称雄世界的海军,其资产阶级不仅拥有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自主权,还享有高度制度化的私有产权,而科学和发明也在社会上得到广泛重视。反之,清朝商业繁荣的来源则是庞大的人口、广袤的土地、相对安全的长距离贸易,这些条件使得中国经济在传统帝国的框架下发挥出了巨大的潜能——类似繁荣自宋以降反复出现,但却都不可能把中国带入以蒸汽机为核心的工业革命。

总之,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如果没有来自近代西方和日本的持续性压力,清朝的危机最终引发的也只会是一次朝代更替,而不是“儒法国家”体制的总体性垮台这么一个“千年未有之巨变”。换言之,没有“西方的兴起”,乾隆朝时期清廷所面临的问题本身并无任何现代意义。

(二)什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最根本议题

孔飞力的著作所讨论的是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而他的一个主要分析点则是魏源和冯桂芬有关政治参与问题的言论。在讨论政治参与问题时,孔飞力还分析了晚清税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社会科学议题——代理人难题(关于代理人难题我们在后文中会专门讨论)。当然,政治参与和代理人难题在孔飞力的笔下是紧密相连的两个议题,比如,在讨论冯桂芬和其反对者就政治参与问题的论战时,孔飞力分析的焦点就是扩大政治参与是否会加强还是弱化代理人难题。对于孔飞力来说,这些问题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性议程”。对此我有很大的保留。

首先必须说明,政治参与(即让某些社会群体进入国家的政治过程)对于国家建构来说的确非常关键,并且孔飞力在这方面的分析也不乏洞见。问题是,孔飞力书中所涉及的魏源在政治参与方面的言论到底有多现代?毕竟,吸纳社会精英到体制中参政是任何传统帝国都十分注重的基本统治术。早在春秋晚期,中国各个诸侯国就竞相吸纳文人参政,从而推动了“私学”的兴起,而后世的举孝廉和科举制则可以看作是中国文人参政传统的进一步制度化。孔飞力在书中还讨论了魏源有关文人论政的思想。但是文人论政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否则古代中国就不会有发达的言官传统、奏折体系,以及像给事中、谏大夫、议郎等许多专职于论政和监察的官员。最后,孔飞力强调魏源的“关于政治真理产生于不同观点之间冲撞的设想,确实是西方的一种为鼓励言论自由并证明其正当性的说法”。但就我来看魏源的这一思想一点也不西方,中国历来有上朝时的廷辩,以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样的千古名句。

 

当用今天的眼光来回看晚清历史时,我们当然可以把魏源著述认定为是中国被迫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思想起点,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视角可能带来的误区。毕竟,在魏源所处的时代,不要说是魏源,即使是身处巨大变化中心的欧洲大思想家们其实也不怎么清楚西方“兴起”对于欧洲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魏源在呼吁变革时所动用的其实都是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而类似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危机丛生的朝代末期也经常能看到。比如,晚明思想家在面对各种政治危机时也提出了与政治参与紧密相关的各种主张。如果我们对晚明思潮进行时空倒错的解读,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国家起源于明代,但其实晚明思潮与起源于西方的以工业化和民族国家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这么说,赋予魏源关于政治参与等问题讨论的现代意义的并不是魏源所讨论的内容本身,而是西方的兴起给中国带来了不可逆的“千年未有之巨变”。

孔飞力在他的书中还分析了冯桂芬的思想。我认为冯桂芬与魏源有很大的不同,把他们俩放在一起,并且把政治参与和代理人难题这两个任何形态的国家都需要面对的议题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性议题加以讨论非常容易将读者带入误区。原因很简单,冯桂芬在上海躲避太平军期间与洋人有很多接触,他同时还以自己对西方兵器的经验帮助李鸿章创办了淮军。虽然与魏源一样,冯桂芬也并不懂得西方兴起对中国所产生影响的不可逆性,但他与“洋人”的接触无疑是紧密和近距离的,因此其言论中的确透露出了一些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成分。毕竟,冯桂芬要比魏源年轻15岁,如果说魏源是鸦片战争时代的人物,冯桂芬则是洋务运动时代的人物。

也许可以这么说,孔飞力书中最大的误区就是把政治参与问题和代理人难题当作了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性议程。我并不是说这两个议程对于现代国家来说不重要,而是说它们都太基础性了,以至于对包括前现代国家在内的任何形式的国家乃至非国家性的组织都很重要。更具体地说就是,如何把一些重要的社会群体纳入政治过程(即政治参与)是任何形式的国家都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而代理人难题则是任何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包括城邦国家、封建国家、传统帝国、现代国家,乃至公司、学校和社会团体等等)都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要把如此基础性的一般性组织社会学议题当作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性议程,孔飞力就不得不无视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区别,国家和其他形式的组织之间的区别。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性议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需要对古代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些最为重要的特征加以总结,然后再分析在西方率先形成的现代化浪潮给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带来了什么冲击。从西汉一直到清末,中国的国家形态长期稳定在一个笔者称之为“儒法国家”的模式中。在这一模式下,儒家学说为国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法家思想帮助国家发展出中央集权的科层制;皇帝被神圣化为“天子”,而帝王的教育和对帝王“天命”的解释权则掌握在儒士化的科层官僚手中。这一政治体制为国家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准则,在社会精英层面上维持了一个同质性较高的文化,在国家政权与儒家精英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紧密依赖的共存关系,为社会下层群体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向上流动甚至从政入仕的机会。汉初形成的这套基本政治体制模式虽经多次朝代更替,包括数次北方游牧和半游牧政权入主中原,却长期保持着其生命力,并在北宋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但是这一儒法国家模式作为中国的国本却在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被彻底打破。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根本性含义,而我们在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时也必须首先从如何确立一个符合世界潮流和中国实际,并且具有较大稳定性的新国本这一最为根本性的议题出发。

其实,当前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所遇到的所有难点都与这一议题紧密相关。比如,只要新国本不能确立并且稳定化,社会主流价值观就很难重建,以主流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就很难成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国家统治基础就不得不过重依赖绩效,具有持续稳定性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精英吸纳模式就不容易形成,而代理人难题也会因为官员失去了主流价值观依托、政治家高度稀缺而大大加重。国家统治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高举不下。

 (三)西方国家是否已经完成了现代国家建构

孔飞力对这个问题没作明确回答,但他选择了政治参与和代理人难题这两个面向来分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在思想层面上把冯桂芬的观点和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表达的观点作了比较,并且在财政危机和革命动力的关系这一框架下把清朝与法国波旁王朝所面临的问题加以比较。孔飞力所采取的分析手法给我们带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深刻印象:第一,中国并不特殊,因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所面临的问题与同时期的美国和法国有高度相似。第二,西方在政治参与的思想和实践方面走在了中国前面。而这一写作手法又非常容易将我们进一步带入如下的看法:西方国家相对于中国来说在现代国家建构方面走在了前面,甚至是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笔者并不认为孔飞力的视角和分析手法是错误或者无意义的,而是想指出孔飞力的视角虚置了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以下,笔者按顺序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我首先通过对现代化给整个世界带来了什么这一问题的探讨来说明西方其实也没有完成所谓的现代国家建构,其次探讨西方国家是否解决了政治参与问题和代理人难题这两个在孔飞力眼里的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性议程。本节的最后部分探讨如下一个问题:如果说西方国家在现代国家建构方面其实也在面临很大问题,它们的优势何在?

现代化给西方和整个世界带来了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理论,对这些理论展开系统阐述并非本文的重点。对于笔者来说,现代化的核心就是一种对于目标/效率的竞争性追求的文化获得了主宰,而其后果之一则是赋予了人类社会一种内禀(intrinsic)的高度不稳定性。因此,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抓住现代社会的核心,我会用“变”字。需要说明,我这儿并不是在说前现代社会的个体和群体没有目标也不讲效率(其实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是具有自我论证能力的、目的性的生命体),而是想强调前现代社会的人类对目标/效率的竞争性追求缺乏像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进步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个人主义、“看不见的手”等的价值、理论以及制度层面的支持,但却受到对目标/效率性行为有抑制作用的宗教和其他传统价值观的束缚,因而直到现代社会到来之前一直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主宰性的社会力量。

有这么一个重要原理读者需要加以理解:任何形式的对目标和效率的竞争性追求都会触发各种不具稳定性的正反馈因果关系,并且这类竞争性活动在社会生活中越占据重要地位,所触发的正反馈因果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人类其实都活在自己所制造的各种不具有任何稳定性的正反馈环境下:生产效率越来越高,通信交通能力越来越强,科技发展越来越快,武器的杀伤力越来越大,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家对效率的追求欲望也就越来越强并且目标越来越多,而这些正反馈性质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生态危机、经济危机、能源危机、食品危机、公共卫生危机、人口爆炸和贫富差距加大、族群主义和族群清洗、两次世界大战、全能国家、毒品和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生产和扩散、恐怖主义等等。近代以来,人类不断克服和超越了大量的因为各种正反馈因果关系所带来的社会张力,但同时却走进了规模和后果更大的正反馈圈,或者说是“积累报复”循环圈。我们在造就越来越辉煌的历史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给定时空下的较为强势的国家建构是可能的,但是持续稳定性的国家建构是难以企及的。在这一点上,任何性质的国家都并无区别。

有人会说,也许西方国家的确没有获得一种具有持续稳定性的现代国家建构,但是它们至少解决了政治参与问题和代理人难题这两个孔飞力所认为的现代国家建构根本性议程。如果是这样的话,孔飞力的分析视角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正确的。因此,一个更为有力的对孔飞力的批评还必须要论证西方国家其实也没有真正解决政治参与问题和代理人难题。我先以公司为例对什么是代理人难题作一个简要介绍:如果我是一个公司的拥有者,而你是公司的管理者,那么我就是主理人(principal),而你则是代理人(agent)。从组织社会学角度来说,主理人和代理人之间非常容易出现两个类型的紧张:一是目标替代,即代理人把对自己有利的目标设置为公司的目标;二是信息不对称,即主理人和代理人因为掌握信息的不同而在公司的发展、管理等方面产生冲突。为简要起见,以下我会把政治参与问题和代理人难题放在一起来加以分析,并把分析重点放在对于欧美成熟的多党民主国家来说,参政问题和目标替代难题在哪些条件下会变得严重。

以下三个条件可以说是保证“多党民主”这一西方国家所建构的政治参与制度能良好运行的关键:选举规则能为所有参选党派遵守,党派之间因为价值观差异不大而能形成“忠诚反对”(loyal opposition),选民在选举时能做出理性的选择,而平时则能进行有效的监督。只有在这三个条件的保障下,被选上的总统和议员作为代理人才会不得不把作为主理人的选民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工作目标,目标替代问题才不至于太严重。当然,以上的理想条件很少能完全达到,西方的多党民主制度在最佳情况下也只能在各种次优状态下运行。问题是,当选举规则不能为所有党派特别是参选党派遵守,党派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很大,选民在选举时被激情或者各种势力所控而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时,哗众取宠、操纵民意的政客,比如特朗普、墨索里尼、甚至希特勒,都有可能被选出。此时参政就失去了实质性意义,目标替代现象就会非常严重。总结起来说就是,西方的多党民主制度只能在有限条件下缓解参政问题和目标替代现象,而且这些条件都比较苛刻。

但是即使在这些苛刻的条件下,多党民主体制还是在西方国家运行了许多年。此外,这一体制不但在二战后长期运行比较良好,还在当代国家治理方面带来了大量的宝贵经验。这是为什么?我们是否能说虽然西方多党民主体制也有不少缺陷,但它在解决参政问题和目标替代难题上至少要比其他政体形式的国家要做得好一些,或者说多党民主仍然是一个坏处较小的选择?如果是这样的话,孔飞力的分析视角也就没有根本性的缺陷。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如果不细纠的话,我们的确可以说西方多党民主国家在解决参政和目标替代现象问题方面相比于其他政体形式的国家来说要成功得多。但我要强调,这些“成功”的主要来源是先机优势,而不是制度优势。

以工业化和民族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化发轫于西方,是西方文化的内生性产物。在西方发展起来与现代化相应的方方面面,包括多党民主、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宗教自由、法治等等文化和制度都有较高的本土性契合,而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张力和冲突也都在较小的外在压力下,通过内部冲突和外部移民得到了缓解。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西方世界的内部冲突带来了后果非常严重的外溢性,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但是二战对欧洲大陆的多党民主体制走向稳定却是个契机,这是因为大量青年男性在战争中的死亡造成了战后欧洲大陆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原本作为欧洲大陆极端政治生力军的欧洲男性青年现在成了稀缺劳动力,他们的收入和劳动保障因此有了大大提高,这就为二战后欧洲发达的福利国家体系的建立铺平了道路。而福利国家体系的建立则消解了欧洲在工业革命后始终处于强势的极端政治,迫使欧洲左右两翼比较极端的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都往中间靠拢,并且都开始真心拥抱多党民主,多党民主也总算在作为现代化的发源地的欧洲大陆获得了稳定。相反,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学,但又不得不学的外来物,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千年未有之巨变”,而且整个被动学习过程总是受到来自西方国家多方面的压力,包括军事强权、政治控制,经济强势和话语体系的主宰。这就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的被动现代化国家都面临着总体性的后发劣势。可以说,现代化对于西方而言的本土性和原初性是西方国家先机优势的最大来源。西方的先机优势和与之相对的被动现代化国家的后发劣势还有其他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一旦多党民主在西方获得稳定,其社会对思想和文化多样性的承受力就会增大,由此获得的“自由”构成了西方世界巨大的范式性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基础,使得西方国家在自然科学和一些关键性技术上能长时间保持优势。此外,范式性创新能力还使得西方世界能长时间保持着高附加值产品输出国的地位,由此造成的对非西方国家的具有主导性的经济关系在多个方面都更有利于西方国家。

第二,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具有主宰性的知识和话语体系及规则都源于西方。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摒弃他们,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个体系之下,用这些知识、话语和规则在和世界打交道,同时试图保护着自己的利益。此外,近代西方出现的不少知识和规则也已经成了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以至于我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关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价值立场大多数源自近代西方思想。但是我不得不指出,就这些知识和话语体系以及国际规则来说,西方国家用起来就要比其他国家要来的更得心应手,因为它们毕竟都是西方世界内生的产物。我不准备举例说明源自西方的概念和规则对于中国人来说为什么用起来会经常不得心应手,这类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我想强调连西方社会科学家对测量什么东西感兴趣、决定采取什么方法测量、准备测量的多细等等,背后其实都有特定的本体和认识论体系的支持。如果我们不经思索就采用各种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哪怕是一个看上去完全客观的科学方法,结果也可能会带来一定误区。

第三,与处于被动现代化历程的国家相比,西方大国的决策自主性往往会更大。比如,面对社会抗争的压力,西方大国都曾经实行过严厉镇压方针,他们这么做也没有受到当时外部世界的谴责和制裁。但是一旦社会矛盾变小,多党政治在西方国家获得稳定,严厉镇压就不再必要。自由和人权等概念就在西方政治生活中逐渐占据主宰,这一套由西方世界建立的强势话语体系就会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被动现代化国家带来很大的压力。

由于这些先机优势的存在,西方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就更容易在国际和国内都持续保持强势,西方的政治精英、新闻媒体和民众就会有更大的共识,他们因此就更能把政治参与的范围限定在看上去热热闹闹,但议题空间其实并不大的“忠诚反对”的框架中,并且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治参与与代理人难题之间的紧张。但是,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优势决不是内禀性的制度优势,而是条件性的先机优势。所以,一旦西方社会的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世界上最成熟的多党民主国家,他们的民众也照样会选出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以及许多不会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的政客。此时我们就能清楚的看到连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实也并没有解决好孔飞力所关注的政治参与问题和目标替代难题。

我们经常会在学术文章和媒体中看到“后发优势”这么一个概念,而此概念看上去与笔者的“后发劣势”有悖,因此需要加以说明。简单讲,后发优势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具有的若干个方面的优势,包括廉价劳动力、可借鉴的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与发达国家经济较大的互补性、存在着多种低代价获取技术甚至高端技术的途径等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方面的优势一般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但是,本文所讲的“后发劣势”则主要表现在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并且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方面的劣势往往只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加重。当前中国其实正面临着这个问题。

 三、现代国家建构的四个关键 

笔者在前文中否定了孔飞力的关于政治参与问题和代理人难题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性议题的观点。读者肯定会问,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中国乃至任何国家都需要面对的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性议题?这问题在前文中其实已经屡次提及,但现在则已经到了必须正面讨论的时候了。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指出,现代化赋予了人类社会高度的不稳定性,因此现代社会只有给定时空下的较为成功的国家建构,而没有具有持续稳定性的国家建构。以下本文将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阐明现代条件(modern human conditions)对国家建构所造成的四个挑战。笔者认为,任何对于现代国家建构根本性议题的讨论,乃至对于较为成功的现代国家建构的案例的分析,都必须建立在现代国家如何缓解这四个方面挑战的基础之上。

第一,世俗意识形态的兴起。17世纪前世界上占据主宰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宗教和类宗教意识形态。但17世纪以来,在欧洲率先出现了一类通过理性思辨甚至刻意设计,而不是通过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达到美好世界的社会理论。笔者把这些社会理论统称为世俗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各式各样的乌托邦都是世俗意识形态的例子。世俗意识形态的兴起以及在19世纪后的世界逐渐取得主宰给国家建构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挑战:(1)随着世俗意识形态逐渐成了国家统治的主要合法性基础,把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建立在宗教之上,或者对国家统治者进行神秘主义合法化(比如“真龙天子”“神灵的代言人”)的做法就失去了往日的效用。(2)世俗意识形态对于各种“美好世界”的许诺往往比较具体,不像宗教所许诺的“来世”和“天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就使得世俗意识形态有较大的可证伪性。世俗意识形态的这个性质因此就赋予了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的内禀不稳定性。当然,不同的世俗意识形态之间仍有显著区别。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某种世俗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越多,越具体,它的可证伪性也就越大,而以这种世俗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的国家在建构具有稳定性的政治体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也就越大。

第二,目标导向性国家(goal-oriented state)。传统国家都是维持性国家(maintenance-oriented state)。即使是在前现代中国这样的具有强国家传统的地方,除了需要提供国防、治安、法律、道德维系,以及一定程度上水利和赈灾这些维持一个政权所必需的公共物品外,国家基本上不需要提供其他形式的公共物品。但是任何现代国家则都需要提供包括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治安、福利、公共卫生、人口和社会政策等等大量的传统国家不需要提供的、带有很强的目标性的公共物品,并且现代国家还会在各种世俗意识形态的引导下,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在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口号和能力方面不断加码。现代国家的这些特征就决定了绩效能力——即为社会提供方方面面公共物品的能力——作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性大大加强。但是绩效许诺相比于意识形态要更为具体,即一旦许诺不能兑现,民众就会产生不满。因此,绩效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重要性的上升也给建构具有一定政治稳定性的现代国家带来了挑战。

 

第三,“人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诞生。传统国家治下的民众是臣民,或者说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只有家族和各种小群体认同,而没有国家认同的群体。但是现代国家统治下的民众是“公民”。他们除了家族认同外还有民族和国家认同,同时他们也掌握着包括言论和结社自由在内的一些传统臣民所没有的权力。需要说明我并不是在表达一种较为天真的观点,即认为现代政治的核心就是公民政治。事实上,由于不同群体手中所掌握着的权力、资源、强制手段和信息都高度不对称,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任何地方的政治依旧是精英政治。但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毕竟有了国家层面的政治认同,而其后果就是给现代国家建构带来另外一个挑战:在前现代社会,政治参与问题仅仅只是精英群体范围大小的问题;在当代社会,如何把广大民众纳入某种制度化的政治过程就成了一个难以避免的任务。在西方,在社会抗争的压力下,以多党政治为基础的定期选举就成了民众政治参与最重要的渠道。笔者在前文中就已经指出,这种对民众的政治吸纳方式只有在比较苛刻的条件下才能运行良好,并且谁也不能保证它会长期稳定地保持下去。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其解决政治参与议题时所面临的问题和难度都要比西方国家大得多。

第四,动员能力强,插入社会深。前现代国家没有现代交通、通信和其他技术的支持。它插入社会的能力极其有限,因此在边缘地区和基层社会只能施行间接统治。但是现代国家却有着越来越发达的交通、通信和其他技术条件的支持,并且能熟练地应用着各种技术手段把国家的力量带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以提高国家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力、公共物品提供能力以及对社会大众的控制、动员和吸纳能力。然而,一个国家承诺得越多,管得越宽,民众的利益和诉求与国家政策就挂靠得越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整合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出现了问题,直指国家的诉求和怨恨就会集聚。可以说,现代化所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各种新技术在给国家统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现代国家建构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以上四个现代条件给现代国家建构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此长期稳定的现代国家建构其实很难真正实现,这一点对于任何形式的现代国家都是如此。但是,一个绩效承诺较少,目标性较弱,以比较难以证伪的意识形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并且能更好地通过制度化的形式让“人民”感觉自己已经介入了某种国家层面的政治过程的国家,其现代国家建构任务相对较轻,所建构的现代国家政治也相对较稳定。

 四、孔飞力观点的政治正确性及其陷阱 

孔飞力《起源》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背后有个大背景,那就是西方学术有着一个朝着“非西方中心主义”方向的大转向。在此前,西方学者一般会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都是带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西方世界的内生现象,即除了西方外,其他文明在18世纪完全没有走向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迹象和可能。但是,一旦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在西方兴起后,非西方文明所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跟着西方被迫走向现代化,要么衰亡。转向后,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以下的观点:西方世界在西罗马垮台后的一千多年在欧亚大陆的发展中始终处于边缘,而主宰着欧亚大陆的是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直到18世纪中叶,整个欧亚大陆从经济和生活质量等指标方面仍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它们都属于早现代社会,而欧洲率先实现工业资本主义的突破有很大的偶然性。

以上两种学术观点在我国的知识界都有很大影响,但却都存在较大的误区。特别是非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虽然这种观点会让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学者感受十分良好,但背后的陷阱却不少。现在让我具体分析这两个西方视角各自的问题。

笔者认为,西方的传统视角的核心论点——即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都是西方的原生现象,此后在非西方国家所发生的都是在“西方的兴起”压力下的“被动现代化”——本身并没错。但是这一视角在西方产生时却被赋予许多错误的理解并在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后期的两百来年中成了线性史观、种族主义和“非西方文化落后理论”的哲学基础。这儿,线性史观指的是包括黑格尔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科技主义等把西方世界在19世纪的大发展看作是一种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中具有前定性(predestined)的“先进”,把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各种文明形态都看作是“落后”的史观。而就其本质来说,各种线性史观其实都是基督教史观的世俗翻版;所谓的种族主义指的就是一种在生物学层面把人类的不同族群分成优劣高下的思想;所谓的文化落后理论则是一种认为非西方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存在着某种难以改变的与现代性相悖的“文化基因”。这些思想在世界上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复杂,其中有些成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有些则成了非西方国家“图强”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有人士把这些西方理论发挥到极致,从而提出了诸如“脱亚入欧”“全盘西化”“黄土文明衰弱论”等等完全缺乏智慧的理论。

晚近的西方学者则认为整个欧亚大陆直到18世纪中叶在许多方面仍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我看来,此观点虽有可取之处,却不能成立。该论点的可取之处在于它指出了近代之前欧洲在整个欧亚大陆长期的边缘地位,这是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此外,工业资本主义在19世纪英国的产生也的确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如加州学派的“掌门人”彭慕兰所指出,直到18世纪中叶前,英格兰和中国江南地区在生活水平、商业化程度,劳动分工程度,人均寿命等方面的指标其实都非常接近,并且两个地区也都面临着人口膨胀和资源短缺等问题。彭慕兰进而强调工业革命之所以爆发于英格兰是因为它具备了中国所没有的两个“外因”性条件:英格兰的煤矿非常靠近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之地;英格兰还能够从海外殖民地获取大量资源。笔者并不完全否认这些外在因素一定程度的重要性,但在本文的开头就指出,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在欧洲产生的根本原因来自其内部。

值得提醒的是,孔飞力在分析中国现代国家形成时强调了“内因”,而彭慕兰在分析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在英国率先发生时用的却是“外因”。但是,不管用内因还是用外因来解释,他们在学理逻辑上却有高度一致性,那就是去西方中心主义。在这一视角下,欧洲的“成功”就被归结为外在的偶然因素,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需面对的问题和动力却来自在前现代中国早已存在的内部因素。在这一“政治正确”导向的理论视野下,西方率先产生工业资本主义只是在各个文明都在朝着一方向奔跑的百米冲刺中率先到达终点而已。于是,非西方国家在近代的“落后”不能再归结于其本身的原因,并且每个非西方国家都有自己内在的现代化道路。这样的理论自然容易受到缺乏自信的非西方国家知识分子的青睐。但是,政治正确指导下的学术势必带有“陷阱”。比如,既然近代西方和中国之间、前现代和当代中国之间都没有根本区别,那18世纪的英国、法国、沙俄和中国显然都属于近现代国家,那么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平定准格尔的战争也就成了与同时期英国、法国和沙俄扩张性质相同的帝国扩张行为。这正是新清史学者濮德培《中国西征》一书中的一个观点。笔者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原因很简单,中国大地上的游牧和农耕群体已经拉锯互动了几千年,其间历经多次统一与分裂,和平和战争。这就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法、德、俄等国去占领他们从来没到过的土地,并且在那儿搞大规模带着种族歧视视角的殖民活动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西方的到来,中国并无产生工业资本主义的可能,而只会以朝代更替的方式继续发展。这也就是说,18世纪清朝的征服活动就其性质而言更像汉武帝时期就存在的农耕群体和游牧群体的相互征战,以及张骞凿空西域的活动,与近代西方的殖民扩张有着本质的不同。总之,18世纪的中国与西方仍然属于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它们只是处在同一个宇宙时间点,而不是同一个历史时间点。笔者在前文中也已经指出,孔飞力观点的背后也存在类似“陷阱”。

 五、余论 

西方学术追求视角创新,片面深刻。西方大量的优秀学术著作因此往往会在经验和理论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但是,只要一个读者见多识广并具有一定的批判能力,他就会在看到这些著作问题的同时,也同时学到各种有益的东西,并且吸收这些著作中的各种有用的分析手段。因此,尽管西方各种学术观点看上去千奇百怪,它们对加深整个社会的理解力和拓宽整个民族的“心量”具有很大的正面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在技术、艺术和学术方面的原创能力都非常之高。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在美国和欧洲接触过的不少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的教授、中学老师以及非学术性的专业人士,发觉他们的知识面和理解力往往会超过国内不少挂着各种头衔的大牌教授。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飞力的《起源》在西方学术的意义上来说仍然是一部不错的著作,因为它在提供了一些洞见的同时也激发了我们对国家建构问题的进一步的思考。

为什么孔飞力的著作在中国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这背后有不少原因。比如,孔飞力的著作写的是中国,当然中国读者更关心一些。问题是,孔飞力的著作即使是在西方的中国专家范围内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这背后肯定就有其他原因了。笔者认为,孔飞力的著作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的背后还有三个原因。首先,虽然按照本文提出的现代国家建构四个根本性面向来衡量的话,西方国家也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西方国家毕竟有很大的“先机优势”。而绝大多数国内学者并没区分制度优势和先机优势的能力,由此产生的知识分子的危机感自然就会使得孔飞力的观点在国内得到重视。第二,笔者在前文中提出任何形式的现代国家都不具有较长时段的稳定性这一观点的同时,其实也给出了一套测量现代国家建构相对稳定性的“指标”,具体说就是绩效承诺较少,目标性不强,以较难证伪的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基础,并且能更好地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吸纳“人民”进入某种政治过程的国家不但现代国家建构任务较轻,而且所建构的国家政治也相对稳定。第三,虽然孔飞力在西方学界来说只是众多优秀学者中不算特别起眼的一员,但他与国内绝大多数学者相比却有巨大优势:孔飞力有国内学者中罕见的议题设置能力、理论能力,以及老辣的叙事手法和微妙感。因此,虽然《起源》的问题很多,但它与国内同类著作相比马上高下立判。我认为这也是孔飞力能在国内取得很大影响的一个原因。

需要强调,大多数西方学者在提出和采用新视角时,其目的肯定不是为了给研究对象挖坑。就中国而言,绝大多数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汉学家,包括新清史学者,最初多多少少都是因为对中国抱有各种好感而进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的观点有时候会给中国带来一定不利,但这往往是出于与中国关系不大的西方内部的社会和学术发展逻辑。这时,如果采用设立禁区的方法来限制各种有着不同程度误区的西方学术的话,我们就会显得过于小气,就会失去朋友,从而进一步损伤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总之,学术的问题必须通过学术来对待。也只有在高度开放的条件下,在与西方学者平等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提高自身的学术能力、自信心、判断力和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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