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我为什么要研究流动人口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2 次 更新时间:2021-11-22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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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浙江)  


作者注:本文系《变革时代中的流动人口》的后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

1994年8月2日,时年十七虚岁的我,离开家乡走上打工之路,先到苏南常熟而后到浙江宁波余姚,至今整整二十年了。

在涉世之初的少年时代,我做的是油漆匠,做了整整八年。

八年后,2002年9月9日,我进入浙江余姚市小路下村工作,这是我今生的第一个荣耀。时年我25虚岁、23周岁,大约相当于大学毕业的年纪。

尼采——我喜欢的哲学家——呼唤的超人,是“一个伟大的蔑视者”。

鲁迅先生说,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

我呢,曾几何时,也很瞧不起身边的打工者。记得1996年下半年,我和两个打工妹在一起做工,最初三个月时间里我都不理睬她们,懒得同她们说话。直到后来我才转变了态度,因为她们每天和我一样从事辛苦肮脏的工作,而且一个下半年时间她们只花十块钱——其用途是来例假的时候买点卫生巾什么的。

走进小路下以后,我的生存环境好了很多,白天可以穿干净的衣服,晚上可以躺在床上——而不是趴在地铺上看书。

这时,我猛然发现,我曾经蔑视的、愤恨的、瞧不起的农民、打工群体、流动人口——他们仍然衣着褴褛、收入低微、工作卑微——导致其恶劣之现状、悲惨之命运的原因,固然有所谓“素质低”、“国民性”之类的道德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社会体制。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提出“相对剥夺感”的概念,认为一些底层精英进入主流社会后会更加感到不公平(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我认为所言甚是。反正从这时候起,我不再蔑视他们了,相反,我开始为他们的命运而忧虑,而同情,而愤怒。我在报纸上一旦发现相关的报道便会剪下来,在我目前搜集的成千上万的流动人口研究文献中这些是最早的,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便是所谓的“文献研究法”。

在九十年代,我的思想是广泛而又玄虚的,除了哲学问题、人性问题、爱情问题之外,我还非常关注国家大事和国际大事,真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但2002年之后,我的思维开始聚敛,我最关注的问题只剩下了一个,哲学也罢,人性也罢,爱情也罢,自由民主平等也罢,国内国际大事也罢,都从进城农民身上来思索,都从流动群体身上来审视。

梁漱溟先生认为,他不是什么学者或者思想家,而是一个问题中人。

岂仅是梁先生,我亦然耳。

我之所以关注农民工,研究流动人口问题,说到底,在于我本身就是一个流动人口,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由于自己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自己的命运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所束缚,所以我必须去思考、去研究、去解决。

我真正想到要用社会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流动人口问题,始于2004年。

这一年8月,我接待了一些来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学生。我同他们在小路下朝夕相处了一个星期。他们都是北大的,科班生;而我是浙江大学的,自考生;他们学的是政治学,而我学的是文学。

我们各有千秋,他们不如我的,是经历和才华。我不如他们的,是学问,确切地说,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学习方法。

但我们彼此相惜,因为青春,因为理想。

在2004,涉世十年之际,27岁的我,登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巅峰。

我开始获取荣誉,先是获得“余姚市首届十佳外来务工者”称号,此后又当上“余姚市十大优秀青年”。我频频出现在余姚宁波浙江的报纸和电视上,老家安徽的省报和安庆的市报也报道了我的先进事迹,中央媒体也准备采访我。余姚一位市领导给我写批示,宁波一位领导打电话让下属“把王辉给找到”;还有一位市委官员甚至在晚上跑到我的办公室说“王主任有空到我办公室坐会儿”,后来则决定让我到他的部门“实习一段时间”。

一时之间,我开始暴得大名,成为媒体和地方官员所欣赏的典型。

如果体制健全一点,那么在这一年,我很有可能进入政府机关成为一个有编制的公务人员,至少混个“临聘人员”当当——有镇领导曾以此席相邀。

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做出另一个选择——这一年的11月,跑到一家餐饮企业当经理——并为此狠狠地、狠狠地摔了一个大跟头。

2005年4月,我又回到了小路下。如果不是小路下的“皇恩浩荡”,如果不是此前我在小路下做得非常出色,那么,我将无路可退,也许只好重操旧业,去做油漆匠了。

我有时候很敏感,可我的自尊心不强,也并不自卑。但这件事情,让我永远铭记。在此以前,每每碰到可喜可贺之事,我立即舞之蹈之,在此以后,我先要习惯性地痛苦一下,然后才能高兴起来。

这是我的耻辱,人生的第一个耻辱。

严格地讲,我的耻辱,我的失败,主要是客观环境所导致的。但是孔夫子说得好,君子反求诸己。我认为此番受辱,同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有关,此前十年——1994至2004,我的阅读与写作,主要是文学的,人文的。

中国的文化,自先秦以来便以人文为主导。中国的政治,有一个伟大的文官传统,即政府官僚都是经过诗词训练的文人,其中不少都是伟大杰出的诗人、画家、书法家。中国的皇帝君主亦是这样,例如乾隆皇帝就是一个诗人、书法家、收藏家,据说,他对西洋画也有浓郁的兴趣。试想,如果乾隆皇帝——像同时代的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一样——对于法学、数学、统计学有兴趣,那么,当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访华时,他也许不会完全拒绝建交通商的要求,因为后者所带来的西方知识正是大清王朝所缺少的。

到了五四时代,中国的现代启蒙尽管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但仍然还是以文学为主导,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都是文人,而不是社会科学家。

到了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的启蒙,依旧以文学为主。

众所周知,这两场伟大的启蒙都在狂飚激进中以悲剧拉下帷幕。何以至此?我认为,这同以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同社会科学的缺席,有很大的关联。十八世纪的法国为何会发生大革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初的俄国为何会发生激进的政治运动,同这样的文化传统也有关,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都对此作过很好的研究,一个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中国学人傅铿——在其《知识人的黄昏》一书中——也对此作过很深入的反省。

2005年上半年,在反思之后,我向北大朋友提出:学习政治科学。我当然还在为“祖国”、“民主”“自由”“平等”等词汇而激动,但我准备用清晰的逻辑、理性的思维、严格的程序,去论证它们、分析它们,而不仅仅是用音乐、用诗歌、用口号来标榜。

当我决定学习政治学时,只有北大的一二知己知晓,我身边的其他人一概不知,我怕太多的人知道会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和干扰。尽管社会科学在九十年代已经在中国兴起,但这是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高校象牙塔内的大传统,在地方的知识氛围和小传统里,所谓“写作”、“才华”都是文学化的。中国各地县市都有一个官方性质的文联与作家协会,并且有着几十年的传统。但直到2010年,我所在的余姚市才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此举据称还是开创县市先河。

2005年上半年五六月份,北大朋友给我寄来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治制度史、西方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中国政府、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一套政治学核心教材。

从这时起,我认真啃读这些教材。我的学习从文学化转向了学术化。我每年要看100多本书,但重点不再是诗歌、小说和散文,而是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法学。屈原、李白、王维、杜甫、鲁迅、沈从文、老舍、林语堂、梁实秋、柏杨、李敖、路遥、巴尔扎克、泰格尔、马克?吐温、契诃夫这些文学家渐渐淡出我的视线,亚里斯多德、洛克、马克思、韦伯、费正清、涂尔干、帕森斯、伊利亚德、伯尔曼、福柯、贝尔、阿尔蒙德、裴宜理、费孝通、萧公权、瞿同祖、余英时、钱穆、杜维明、徐勇、高华等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开始成为我敬仰的对象。

我开始广泛地搜集文献资料,且如愿购买了一两百本以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为对象的研究专著。

我的办公室订有四份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宁波日报、余姚日报,凡是关于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消息,我每天都剪下来。此外,每当在网上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政府报告和学术论文,我会随时下载、打印,并保存到单独的文件夹。感谢网络时代,它最大程度地弥补了我没有机会去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的局限。

从2005到2008这四年间,我主要是看书,没有动笔做论文。2009年初,我从民政部网站看到有关农村社区课题的招标公告,便大着胆子,用了四个月时间完成了3万多字的《新宁波人的社区参与》。这是我平生所做的第一篇论文。几个月后,我收到一份来自北京的特快,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本荣誉证书,盖着民政部印章,上面的文字显示,我的论文获得了一等奖。

我平生第一次写论文就获了奖,而且是所谓的省部级课题奖,可谓不鸣不则已,一鸣惊人。

2009年,我完成第二篇论文——《小传统的冲突》。一年后,这篇论文在宁波市社会科学界首届学术年会上获得了优秀论文奖。

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是2010年5月到福建师范大学,所参加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与社会分层”学术研讨会。

福建之行后,我每年都要参加几次学术会议。我每次的学术报告,都能在会上引发共鸣,获得反响。不夸张地说,很多时候,我的确是“语惊四座”。

据说,学术界的最高认可,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但对我来说,最在意的并不是发表——区区一张薄纸载不动许多愁。而参加会议,和十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教授、研究员坐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息息与共的学术气场,就能让生命与学术、知识与身体真正相融。

我之学习政治学,研究流动人口问题,还同我的人生理想有关。

吾乡安庆枞阳,乃桐城派故里,乡风历来崇文尚武。童年时代,我的理想是当一个武林高手,学会一身绝技,行走江湖,除奸锄恶,打抱不平。

1994年初中毕业之际,极度痛苦的我,立誓要自学成才。此后,“功夫梦”渐行渐远,最终,我弃武从文——“彼以剑锋未竞之业,而今吾以笔锋竞之”。

当我立志自学成才之初,我的知识理想是当一名作家。从1994到2002这八年间,我大概读了500本文学书籍。到2004年,我加入了余姚市作家协会,又四年后加入了宁波市作家协会。但这时,我发现中国的文学界对于农民工问题非常冷漠。直到2007年前后,王十月和郑小琼才进入中国的文学主流——但他们是在打工文学的起源地广东珠三角,而我所在的浙江只到2010年或2014年前后才有两三个打工作家例如李明亮、陈向炜加入省作协和中国作协。

相反,从1990年代起,在社会科学界,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研究热点,这让我觉得,我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的方式进入中国的知识界。或者说,如果要和所谓的文人学者们能有一个共同话题,那么,其途径并不是文学,而是社会科学。

就这样,一个原本想当作家的人,却转行当上了学者。

就这样,一个骨子里的人文主义者,却离开了中国文坛,走进了中国的社会科学界。

1994年8月,我满腔热血走上打工之路。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还要用自己挣的钱来买书,实现自学成才的理想。

八年之后,当我走进小路下,令我心怡的,除了体面的工作,还有更好的学习环境。自此以后(特别是2005年以后),我既努力地投入到工作当中,与此同时,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投入到学习研究当中。每一个夜晚、每一个星期天、每一个午休时刻,我都没有浪费。在我的办公桌上随时堆放着各类书籍,在我的公文包里永远携带着书籍。我每天用于读书学习的时间不少于六七个小时,每天晚上拥书入眠。我在赛跑,与时间赛跑,以保证在2008年前后,我三十岁时,可以学有所成,成为一个有点学问的人。

我是性情中人,对酒是喜欢的,对烟则是拒绝的。到了2010年,当我的研究臻入化境,每天晚上对着电脑,便一边喝茶,并一根接一根抽烟。结果,从2012年8月起,我突然感到肠胃不适——此乃烟茶过度之故。接着,我白天则嗜睡,夜间则多梦——此乃用脑过度之故。

我于是惊觉,近自2005年起,远自1994年以来,前后凡十余年中、二十年之间,我居然从未在半夜12点之前入睡。我日间工作,夜间研究,每时每刻以180码的速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的大脑神经,在尽情感受“思维的乐趣”(王小波)之时,也终于逼近生理的极限——累了。

我年少轻狂,自命不凡,但我深知我并不是世上最聪明的人,我所可以自诩的是:在这人世间,我是一个最勤奋的人。

在小路下的十一年间,人们所看到的我,是一个辛勤能干的小吏、一个活跃的明星、一个热情的公共人物。但为世人所不知的,另一面的我,本质上是一个纯朴、平静、严谨、沉稳、勤奋的学者和思想者。

我之所以在小路下,在弼马温的位子上,一待就是十一年,完全是因为在这里我可以营建一个可以读书治学的环境,可以拥有一个学者、思想者、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生活方式。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做事情非常讲究计划性。犹如中国古人用九州这个概念来定位空间一样,我往往用一个非常严整的时间——三年、五年或者十年——来规划自己的人生理想。

所以,当我决定学习政治学之时,我将这个计划的时间限定于:2005至2008年。

然而,从2009年开始,我觉得自己只是学会了政治学,也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学生,还谈不上是所谓的学者(用文学界的话语来说就是,我这时的水平还只是一个作者,而不是一个作家)。于是,我决定延长自己的学术生涯,再用四年时间,好好做出10篇论文。

从1994年涉世以来,虽然一直在打工赚钱,但我的思想里面,情感里面,想得最多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赚钱,而是学习。

对于象牙塔内的学者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做学问。

对于社会上的打工者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赚钱。

可对我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却有两个:如何做学问,如何赚钱?这两者之间绝对不可偏废,却又无可妥协,难以兼容。

对此,我采取了一个变通的手段,那就是先做学问,后赚钱。我想趁着工作还算可以之时,暂时放弃金钱,集中精力做好学问。等到学有小成之后,再回过头来,亡羊补牢,去抓经济建设。

我如是选择并非只是基于心理因素,也是基于生理原因,因为我年近三十——一个记忆力开始下降的年龄段了。再说,搞文学艺术,是要靠天赋的,沈从文、莫言小学未毕业,亦可成为大师。黄公望五十岁后方始学画,并有《富春山居图》传世。但做学问是靠一点一滴积累的,不要说一个小学生如沈从文、莫言者,也不要说初中毕业如我者,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在三十岁之前没有经过扎实的学术训练、广博深厚的文献研读,却想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只怕是难于上青天了。

如是说来,我之学习政治学,实在是我人生的一个大决择、大战略、大冒险,我既豪情万丈,又惶恐不安,一者,我不知道自己真的能否学有所成;二者,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职场上毕竟有这个那个的问题,它们会随时冒出来,打乱我的研究——让我既赚不到钱,又做不成学问,荒废青春岁月。

2011年六七月份——做到第6篇论文之时,我的恐慌到了极点。是年7月,我到中国社科院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余姚、宁波和浙江的一些媒体获知消息后便纷至沓来,有一家媒体未经过我的同意硬是给我做了一整版的报道,说是“要树立一个榜样”。然而,我实在气得要死,更怕得要命,气的是担心学术界的朋友看到这个报道之后会笑掉大牙,怕的是由此引发的不测风云会打断我的研究。

到了2012年2月13日,周末的晚上,8点多一点,小路下村办公楼内已寂无一人,我打印出了一篇论文,用订书机订好,郑重地放在办公桌上。

这篇论文写的并不好,但这是我平生第十篇论文,标志着我提前大半年完成了研究计划。

所以,我双膝跪地,朝着自己的办公桌、电脑和论文,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从此,一切意外的干扰,都不用害怕了。

从此,书还是要读的,学问还是要做的,但我可以花点精力做一些其他的该做的事情了,例如赚钱,例如谈恋爱。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当我在学问上一步步走上巅峰之时,我的职业生涯却遇到了瓶颈,在经济上开始走下坡路。

2002年,我刚进小路下时,老家一村长捎话说:出手不可过于大方。

2003年,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在与我交谈时,突然提了一个让我一愣的问题:小王,你现在工资多少一个月?

2004年,我在宁波电台做节目,主持人私下交谈时提出忠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2005年,父亲在电话中警告说:你在经济上已是一个无产阶级。

2008年,一个长辈来看我后说:从现在起,你失去的,比得到的还要多了。

2010年,我的收入与2009年相比,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赌博,那么,曾经的十一年间,我赢得了学术,却输掉了物质和世俗的生活。

遥想当年,我青春年少,便脱颖而出,获得了一份貌似体面的工作,一时之间春风得意,陶醉于雄伟的办公楼、漂亮的办公室和上流阶层的交往之中。然而,凡一切相,皆为虚妄,在现实中我的收入很微薄。我做了十一年的村务工作,也吃了十一年的大锅饭,所获得的,除了满腹诗书,一大箱子荣誉证书,就别无长物了。凭借这些东西,不要说买房,连一部面包车也买不起。一度辉煌的我,不要说在“一等公民” 本地人面前,就是在外地人面前,也不能以成功人士自居了。

赵匡胤说:倘李煜以治词功夫治国事,又岂为吾擒也。

此言甚是,例如我吧,倘以治词功夫治国事——用做学问的时间来赚钱,那么,亦断然不会困窘至此,呜呼!

关于去年——刚刚过去的2013,我虚岁三十有六。

老话说“男怕三六九”,果不其然,我在这一年输得最惨痛,败得最可怜,陷入到有生以来最惊险、最困难的境地。

是年1月,我结束了一场浪漫而又荒唐的爱情。

到了5月,我目睹了一家知名企业的崩溃、一个优秀企业家的失败——从2012至2013年间我曾仰赞他的栽培与庇护。

11月,村委换届。在多年的基层生涯中,我一直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制人而不制于人,但村庄政治的险峻与复杂,绝不亚于老佛爷的宫廷。

圣经上说:人啊,你要自救!

在可怜的2013,我精神恍惚,又愈挫愈奋,自强不息。我跑到企业当兼职的培训老师,每堂课挣300块钱,并眼巴巴地等待一项为期三年的政策奖励的结余部分。

在艰难的2013,我仍然笔耕不辍,完成了三篇论文——关于邓小平、袁庚等人的研究。我是流着眼泪在做这些论文的,我明白改革的艰难困苦,又为这些改革家身上的勇气与智慧,而坚定了人生的理想。

在惊险的2013,我继续阅读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看《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北京爱情故事》等励志片,和俞敏洪、马云、李书福的演讲。

在迷惘的2013,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给了我最大的激励,是他们让我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穷途末路之时,又柳暗花明,看到了另一种人生的选择。

终于,到了12月,在一个图穷匕首见的午后,一场灰飞烟灭的谈笑之间,我作出了一个人生的决定:辞职。

2014年2月,春节尚未结束,我正式到一家企业就职,首先任总经理助理,三个月后升任为行政副总 。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一度执着的政治人却转型成为一个经济人,一个长期不伦不类的“王主任”却变成一个名至实归、收入还算体面的 “王副总”。

然而,这一切之于我,虽在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

早在2005年,一家地方知名企业的老总就邀请我到他的企业任职——我当时拒绝了,因为我已决定要研究政治学。

此后,又有几家企业三顾茅庐,也一概坚辞不就。

到了2008年,大哥——我现在所服务的企业——公司的董事长,也非常诚垦地找到了我,邀请我加盟他的团队,这时,他的企业将要上市。

这时,大哥才32周岁,我才30周岁,都很年轻,已相交数年,彼此惺惺相惜,以兄弟相称。

我非常明白,到他的企业之后我将要获得什么,不到他的企业我将失去什么——因为从这一年起我的职业开始走下坡路, 将“为吾所擒也”。

但我还是忍痛谢绝了,理由当然很多,也冠名堂皇,但最大的理由——为了学术之故,却没有说出来。

我觉得自己闭关修练多年,到了最后关头决不能分心,否则前功尽弃。事实也证明如果没有此后几年的深入研究,我很难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最多只是一个半调子。

我知道我的学习与研究,将会导致职业的下滑,导致收入的减少,导致失败与困苦,但是,学术者,经国之大业,天下之公器也,如果我的学习与研究,能实现少年时代的梦想,改变流动群体的现状,增进人类的知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所贡献,那么,所谓的贫穷、困苦与失败,于我而言,皆不可畏,皆不足惜。

今年,2014,我没有写东西,也没有做论文。

一者,早在2012年的那个春夜,我就认为我的学术研究应当告一个段落了。

再者,在商言商,我要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企业管理上,“以治词工夫治国事”。感谢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让所谓治国平天下的文人抱负,既可诉诸庙堂之高,亦可在处江湖之远的企业平台上一一施展。

但是,我并没有弃绝学术。阅读,仍是我每天必修的功课,是我最主要的休息方式。虽工作繁忙,但我读书治学的用功程度仍一如当年,副总也罢、为稻梁谋的村务小吏也罢、默默无闻的油漆匠也罢,职业身份的转换并不能改变我的书生本色。日本的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中国的王石、俞敏洪、冯仑,这些企业家既事功赫赫,又著作等身。在商业上,我今生很难望其项背,但在学业上我敢自诩与他们会在于伯仲之间。

今年7月,我当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研究所迁移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8月15日,我应邀赴京,再到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第一次是2011年7月——出席了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

我今年虚岁三十有七、周岁三十有五,自1994年出道以来,已整整二十年。二十年前,我只一个普通的打工仔,而今是一家企业的高管,可谓事业有成。二十年前,我不过是一个初中毕业生,而今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可谓学业有成。

人生得意,不过如此。

十一

如果有来生,我会选择这样度过: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读研考博,然后栖身大学,当教授,做研究员,终日与书为伍,只做与学问相关的事,除此之外,不知秦汉,无论魏晋。

然而在今生,我的命运是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先是当了八年的油漆匠,然后做了十一年的村务小吏,如今又进入公司治企经商。现实决定了,我的人生哲学必须是“知行合一”,而无法纯粹地“为学术而学术”。

近几年,随着与学术界接触的深入,我发现学者们一边抱怨行政的干扰,一边拼命地挣课题费、评职称。我于是发现,我的存在方式更符合“学在民间”的本义,更能保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正是体制内学者所艳羡的。

我之所谓的“学在民间”,决不仅仅限于大学摆脱行政的干涉。我完全赞同,学术之昌荣必须依赖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建制,但是任何建制——无论是国家力量还是社会力量——都是有缺陷的,伟大如胡适在1950年代也只能屈居普林斯顿的图书馆,博学如黄仁宇先生也居然因为无新著问世而曾被美国大学解职。可见所谓体制,无论国家的,还是社会的,都一样免不了荒唐。

路德说:因信称义。六祖慧能说:佛乃无师之智。

我则认为,体制化的大学之于学问的重要性,一如寺庙和教堂之于宗教,然而比大学体制更重要的,还是存在于个人内心中对于知识的信仰。如是,当学术的殿堂因灾难而倾颓,当经典的书籍毁于野蛮的硝烟,当大师的生命因苍老而远逝,而民间顽童、村妇野夫、引车卖浆者流,却能成为文化家园的守望人,知识象牙塔的保护神。

返观当今中国,大学往往与京城都会合为一体,学者们身处庙堂之高,所得到的好处固然很多,但作为一个学者所应该得到的礼遇与尊重还远远不够。君不见近些年间,一边是大学扩招,一边是三五年便暴发一波“读书无用论”的舆论,民众百姓对于中小学老师——多希望子女有个类似的编制——往往亲近有加,对大学学者则敬而远之。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民营企业家们的座上宾往往是官员,而非学者教授,“刘项原来不读书”呀。由是可见,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基本做到了经济上的“富在民间”,政治上的“权在民间”亦正在努力进步之中,但比“富在民间”、“权在民间”更加重要的“学在民间”尚原地踏步。

好几年前,我跟一个大学的领导说过,我有点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生性顽劣,要大闹天宫,但孙悟空有两个优点:一是爱学习——做猴子大王时偶然听说了远方有高人便离开花果山去求师问道;二是尊重老师,他对唐僧的尊重,一如颜回、子贡、曾点之于孔子。

今年8月1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客座研究员的聘任仪式上,我说:

二十年前,我十有五而志于学,然而,当初的动机中,包括了许多学术以外的东西,例如金钱、名气、爱情等等。现在,我觉得,上述种种——包括所谓的作家、教授、博士、研究员等名义,有则固然好,无则也不强求。

所以,如果有人说,王辉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一个尊重学问的人,我便觉得,这是对我最高的称赞,最真诚的理解。

所以,生性好名的我,想在这方面获得更多的称赞,更多的理解。换言之,我希望,当代中国有更多像我一样的人,在沉迷权力与金钱之外,还能对知识学问,有所追求,有所尊重。

所以,1994年,具有天赋的我,读完了初中便离开校园,一边打工,一边治学。

二十年前,我认为,这是我的命运。

二十年后,我认为,我把命运变成了使命。


2014年中秋节完稿于 浙江余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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