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万里与1980年代的中国流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14 次 更新时间:2021-11-22 22:55

进入专题: 万里   人口流动   劳动产权   择业自由   流动自由  

王辉(浙江)  


内容提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万里在安徽推行的农村改革即“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 是当代中国流动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其主要意义除了实现粮食增产并解决了人民的基本温饱问题,更重要的是使农民获得了劳动产权,进而去争取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择业自由和流动自由。本文通过农村改革的主导者——万里等中央高层领导人在八十年代公开表露的观点与态度,来分析观察1980年代中国政府一定程度允许农民流动就业的同时又主要倡导“离土不离乡、城厂不进城”的政策安排,及其对1990年代乃至2002年之后国家政策的影响。

关键词: 万里   劳动产权   择业自由  流动自由   1980年代


引言:孔飞力之问和乾隆帝的命题

在《叫魂》一书中,孔飞力主要研究了发生于1768年间的一场妖术恐慌,起因是当时的一些官员与百姓,认为到处游荡谋生的流民会施展妖术(在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以至于当时的农村土地无法承载,从而导致了流民群体的出现,按照今天的说法,他们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外地人),能收人魂魄,更可怕的是会将人头上的辫子割走——此举直接关系到推行“留发不留头”高压政策的满清政权的合法性。

由此可见,在《叫魂》一书中,孔飞力已深刻明白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即: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政治稳定、政治控制、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孔氏既然早就有了这一问题意识,所以他后来进入中国移民史领域并写出《他者中的华人》一书就貌似偶然而实乃必然了。

因此,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从1978年前后开始,中国的改革家们仍然面临着一个“孔飞力之问”或“乾隆帝的命题” (乾隆时代中国人口比清朝初年增加了一倍达到3亿之多,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也新增了一倍即由1949年的5亿增至1978年的近10亿),即:面对庞大的人口压力与人多地少的矛盾,如何解决老百姓的吃饭和就业问题。

例如,1977年冬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凤阳县考察工作时,了解到这个以出了个明朝开国皇帝而著名的县每年有上万计的人外出乞讨为生[1]。与此同时,正在广东的邓小平也了解到,在深圳口岸,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偷渡前往香港,其中不少人为此丧生海中。地方官员要求中央派驻更多的军队前来加强检查,邓小平则表示“用警察或军队解决不了问题,边境两侧生活水平的差距才是症结所在”[2]。同样,也大概在这个时候,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陈云发出警告:“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30年,食品供应依然紧张,如果粮食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就会造反,农村的党支部书记就会带领农民到城市讨饭[3]。”

面对这个问题,万里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4], 当时的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等中央领导也非常关心农业,可他们一开始并不支持万里的做法。但实践证明万里是正确和成功的,说中国的改革始于万里的农村改革并不是怎么过誉。然而在思想意识上,万里并没有比200年前的乾隆帝强到哪里去,史料记载,乾隆帝高度关心农业生产和天气变化,“无论旱还是涝,都会使他寝食不安;风调雨顺,更会喜形于色[5]”。而且,在劳动力产权上,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比之乾隆时代也并没有什么制度创新意义。

孔飞力的研究证明,所谓“叫魂”纯属子虚乌有,但这一事件之所以发生实际是由于人口流动所致,因此,乾隆或者当代中国改革家所面对的另一个命题就是:允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如果允许,那么国家将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的秩序如何控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如何建立?

本文的研究主旨,是通过对万里的研究,来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家们如何面对这个命题的。

本文的文献资料主要依据一本名为《万里》的传记作品和《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以及《万里文选》这三部作品。关于万里的资料有很多,但大多是文学传记意义上的,严格地从学术角度对万里进行研究并较有价值的除了赵树凯的一篇《万里与农村改革》之外,就并不多见。之于研究八十年代中国人口流动的学术文献虽较为丰富,但大都是逻辑推理或政策条文的疏理,由于缺少决策人物的在场而显得生硬与空疏。须知,所有的政策都是人制定的,都是与人物特别是高层的决策者和改革家的性格、思想、经历、情绪、人格,息息相关的。

作为一篇人物研究,本文具有传记色彩,但本文并不是人物的生平传记,而是基于政治学角度进行分析的一篇思想传记。

那么,我为什么会选择万里来进行这样的研究呢?

首先,万里推行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政策是当代中国流动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对此,学界的研究只是点到为止,更多还是基于“粮食增产”的角度。

其次,本文最为关注的是,万里自1980年2月调任中央之后继续推行农村改革并大获成功。在整个1980年代,他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改革家们如杜润生、王郁昭等对人口流动问题都给予了深入持续的关注。这种关注直接决定了1980年代的中国流动,并深刻影响了1990年代和2002年之后的国家政策。

一、“包产到户”的意义:劳动产权与自由

同样的人,同样的地,为什么在“包产到户”或者“包干到户”的情况下实现了粮食增产呢?这是因为家庭生产比集体生产让农民获得了自由,从而提高了农民的工作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的效率。这种自由,更准确地说是让农民获得了劳动产权。第一,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农产品的所有权;第二,更重要的是,农民对自己的劳动力拥有了所有权与支配权。关于农村的产权问题,学界有两种争论,一种是维护集体和国家的所有制,另一种是认为中国的农村改革还不彻底因而要将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后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所以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过程中利益受到很大损害。关于这种两种观点对错与否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尽管本文的作者较为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本文所要关注的是,通过万里的改革,中国的农民又获得了劳动力的产权。经济学的原理证明,对于穷人而言,最重要的财富就是自己的劳动力。所以,天津大邱庄、江苏华西村当年并没有实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而是将土地集中起来使之成为村办企业的原始资本,但这一点并不足以维护集体或国家土地所有制的优越性,因为,如果没有劳动力的所有权,那么,人口只在千人左右的大邱庄或华西村将无法自由地获得外来劳动力,也就无法创造村办企业数以亿计和百亿计的产值。

有史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也就是被苏联模式所鄙视的“小农经济”),例如乾隆帝时代就是如此,那时虽然禁止人口自由流动,但并没有将农民的人身自由与劳动力产权完全控制束缚起来。与乾隆朝同时代的俄国,虽然有一个开明的、祟尚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叶卡捷琳娜皇帝,但俄国农民的境遇远不及中国农民,前者大多都是毫无人身自由的农奴[6]。虽然叶卡捷琳娜也想要废除农奴制,但这一重任也只是在她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由她的重孙亚历山大沙皇于1862年付诸实施[7]。

苏联成立后,斯大林实行了集体农庄制度,这实际是对亚历山大沙皇改革的一个历史倒退——我并不是说倒退至“农奴制”,而是说,农民的劳动力产权又被剥夺了——其结果就是苏联在整个历史时期都没有成功地解决农民问题。1958年中国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是对苏联集体农庄制度的模仿,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倒退,其结果导致了三年大饥荒以及新中国建立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人都像乾隆时代一样处于半饥饿状态之中。而万里的农村改革,不到三五年时间就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乃至出现了“卖粮难”的现象。

因此,万里主导的农村改革,从理论和制度上讲,并不是官方所宣传的什么“伟大的创造”,而只是一种常识的回归。从实践的意义上讲,也并不能完全归功于万里的一己之力,他之所以成功,除了其个人的政治担当,还需要中央高层如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的支持,和地方基层如小岗村民、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的拥护。另外,五六十年代的邓子恢、曾希圣、李云河都曾经尝试过包产包干,七十年代后期赵紫阳在四川、池必卿在贵州也都采取了这样的做法。

因此,从当时的角度来看,万里的农村改革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粮食增产。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改革又具有政治学意义:使农民获得了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体现在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家庭生产过程,更重要的是让获得了劳动力产权的农民,马上就要去争取更多的自由,例如:择业自由和流动迁移的自由。

万里早年是个文学青年,但终其一生并没有成为作家、学问家、思想家,而只是一个以政治为业的行动家,他几乎从来都没有像杜润生那样直接用“自由”来表达自己的改革理念,或者说,他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或西方思想中关于自由的原理都不甚了解,但是他在七八十年代鼓吹“包产到户”过程中经常强调“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些直白而通俗的表达却具有自由的意义。

那么,面对“包产到户”之后的农民所要采取的外出行动与进城务工之举,作为这场改革的主导者——万里等中央领导,是如何看待的呢?

二、人口流动与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态度

人多地少,这是最迟自乾隆以来就成为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毛泽东时代由于意识形态而不承认失业问题的存在,但包产到户之后,曾经隐避在农村公社体制下的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就立刻显现出来,万里在推行包产到户之初就敏感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1979年3月,万里在安徽各地调查时说:“群众积极性起来了,认真干起活来,劳动力就会多余,多余的劳动力怎么办?去造林,去搞畜牧业,还搞些什么,多想想出路…… [8]”

万里这时也许已预见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就是外出打工。

历史地看,人口流动大潮蓬勃于1990年代,但其初澜则出现于1980年代,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现象。从1986年春节开始,中国春运第一次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同时期的北京,据说形成了20多个外来人口集聚的社区,其中最大最有名的是“浙江村”。 1989年,美国学者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时,了解到当时的中国人口流动现象,并深受触动,几年之后,她写出了著名的经典之作《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

(一)中央领导的态度之一:一定程度的允许

那么,在1980年代中央高层如何看待人口流动的呢?答案是:一定程度上的允许。原因有三:其一是改革初期,思想解放,政策开明,中央领导愿意宽容地看待新生事物;其二,中央非常清楚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对农民迫于谋生的“越轨”之举,有同情之理解;其三,城市也需要农民提供的服务与产品。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务工、经商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个文件,是由万里分管的部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杜润生起草,并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的,与会人员有胡耀邦、万里、宋任穷、薄一波、胡乔木、邓力群、胡启立、李鹏、习仲勋、方毅、郝建秀等[9]。尽管这句话中的关键词“集镇”与“城镇”、“城市”在行政意义上有着严格的区别(这可能是杜润生有意利用语言概念的模糊与混淆来减少现实改革的阻力),但当时的现实与后来的学界均将此视为允许农民进城的政策导向。

1984年4月,万里在四川考察时告诉当地官员:“你们的川菜有特点,有名气,很受欢迎。你们可以打出去,打到东北去,打到上海、广东去,还可以出国办川菜馆”[10]。万里此言不虚,二三十年之后,川菜风靡了全国各大城市,即使是曾经最不爱吃辣椒的江浙人,如今对川菜的喜爱也不亚于海鲜。

1984年5月,万里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浙江人有本事,我在四川遇见慈溪县一个养蜂专业户,从慈溪到了昆明,从昆明到成都  ,从成都要到苏北、山东,还准备到吉林,转这一大圈得一年,平均一人收入一千五百元。据他们说,慈溪县养蜂的就达八万人[11]”。在这次会议上,万里还表扬说“江苏和浙江有二十多万农民在外面搞建筑,这是个好事情[12]。”

两年后,即1986年4月,万里在温州考察乡镇企业时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地区首先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接触,又加上你们这里穷,穷得生活不下去,只好出洋当苦工。你们的华侨,哪一个是资本家出去的,都是逼得没有办法了才冒险出去的[13]”。

(二)中央领导的态度之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然而,中央的允许是有限度的。中央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是支持的,但是他们并不支持这些劳动力一下子转移到城市或全部自由前往外地。有史以来,中国的国家政权对于民众的控制都是通过禁止自由流动而实现的,毛泽东时代通过户籍制度、公社制度和集体生产制度更加强化了这种源于古代的政治控制。在1980年代,刚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府既没有摆脱传统的秩序思维,更没有探索出像欧美国家一样的移民治理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担心自由迁移会给城市的人口就业与粮食供给带来混乱,因此,1980年代中央领导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政策态度,还是限制在农村。

那么,被限制在农村的农民,中央希望他们干什么呢?

一是离土不离乡,从事多种经营。

1981年3月,万里在山东考察时讲道:“实行责任制后,劳动有剩余,一下子进不了城,把劳动力密集在多种经营上,解决就业问题就有了出路 [14]。”

1982年11月,万里在全国农业书记会议上讲道:“靠八亿人搞饭吃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大量的人逐步离开土地,去从事种植业以外的各种专业生产,并使种植业也逐步成为专业化的生产,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商品率,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②”[15]。

在这次会议上,万里——可能是中央层面最早这样公开表述——说道,这样的就业模式是“离开土地而不进城,叫做离土不离乡[16]”。

1981年2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国务院工作报告中说:“过去发展农业,常常把视野局限于现有的耕地和粮食种植业,以致路子越走越窄。今后要强调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动员三亿多农村劳动力,广开生产门路,发展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我们的方针是,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17]。”

1983年,赵紫阳在国务院工作报告中说:“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我国人多地少,吃饭问题始终是第一位的大问题,粮食生产必须抓得很紧很紧。另一方面,正因为人多地少,我们决不能把劳动力都集中到有限的耕地上,而必须放眼整个辽阔的国土,重视利用山区、丘陵、草原、水面的丰富农业资源[18]”。

所谓多种经营,仍是农业的范畴。中央希望通过这种方法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另一方面他们对粮食问题还是不放心。这一点,陈云的表态就很典型,众所周知,陈云支持万里的农村改革,但他认为包产到户之后的农民还是要服从国家计划,“郊区要种菜,不种不行;养猪要规定任务[19]”,在整个八十年代他对乡镇企业和特区建设都持有批评意见。

1985年9月,陈云说:“对于粮食生产,我们还是要抓紧抓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加了,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中从事农副业致富的,有‘万元户’,但只有极少数。前一时期,报纸上宣传‘万元户’,说得太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宣传脱离了实际。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最近,国务院批转的吕东同志《关于当前经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讲,农民做工、经商收入多,种粮收入少,就是养猪、种菜,也看不上眼。因为‘无工不富’。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20]。

1988年10月,陈云说:“十亿人民要吃饭,农民种地卖粮给国家,天经地义。现在相当大一批农民搞乡镇企业,买粮食吃,不能小看[21]。”

从陈云的讲话中,可以见出他更多的是从国家的粮食安全、国家的计划来考虑问题,确切地说,他认为农民的主业是种地,至于从事农副业和乡镇企业都是要受到控制的,进而言之,他对人口的流动是持反对态度的,正如他在1981年所指出的:“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垮国家计划。说到底,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活动[22]。”

1982年,新的国家宪法制定实施,但“五四宪法”中关于自由迁徙的表述却不在其中。

二是进厂不进城,在乡镇企业务工。

在乾隆时代,统治者在面临劳动力严重过剩的社会矛盾时,所能想到的办法还是坚持以农为本,而不是像同时期的英国那样走上工业革命之路。乾隆帝重视农业,发展农业也很有办法,乾隆时代的农业产量在中国历史上是最高的,但现实证明,仅仅依靠农业,解决不了民生问题。

1912年民国成立后,发展工业终于获得了国家的合法性,1949年以后工业更是成为国家的战略。但是,发展工业有两种制度,一种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一种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在苏联模式中,人民的择业自由和流动自由所受到的束缚与控制较之传统农业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传统农业如乾隆时代这样做还具有小农经济的合理性,那么,苏联模式的做法几乎完全是出于政权控制的目的。

在1980年代,改革之初,中国依然处于苏联模式之中,但这时候苏联模式已经日薄西山,在苏联阵营中,即使最注重发展经济的东德也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在坚持计划为主的同时引入市场机制,于是,乡镇企业应运而生。本来,八十年代初期,中央希望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多种经营”,但这种政策对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想必中央领导例如万里等人都心里没底的。

然而,由于乡镇企业的出现,让中央看到了一条新的出路。

在当时的中央高层和地方大员中,最早关注支持乡镇企业的可能是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他在1981年就提出“乡镇企业打头阵”的改革口号。但中央高层最终对乡镇企业表示明确支持的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这很大因素是基于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换言之,从政治控制的角度来看,它让国家认为可以由此将农民的活动范围一如往常地控制在村镇之内,而不会对城市计划体制造成冲击。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领导人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23]。

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讲道:“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后,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我们原来没有想到很好的出路……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24]。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掌舵人,他的性格是不太爱说话,即使在家里和亲人相处也是如此。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进程中,面对重大的、上下左右争论不休的问题,他也一般不轻易表态,但是,他一旦说了话,表了态,就表明他已思考成熟并作出正式决策。例如,在70年代末,万里在推行包产到户之初,他只是在私下场合对万里给予精神支持,但一直到了1980年5月31日,可能是经过万里的再三要求以及他的思考与观察真正成熟之后,他才正式作出公开表态。再如,1984年,邓小平到深圳考察时,深圳市委书记梁湘、蛇口领导人袁庚一再要求他为特区的做法作一个表态时,他却始终一言不发。直到看了珠海并回到广州后,并再次经过广东和深圳方面的请求时,邓小平才为深圳特区题了词,明确表示了支持。

同样,乡镇企业在1980年代“异军突起”的过程中也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例如陈云等人的批评与怀疑,所以1987年邓小平的公开表态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邓小平之所以夸奖乡镇企业,是基于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而不是明确支持农民跨乡镇进入城市和跨越省际涌往外地。

例如,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的讲话中,还有一句就是:“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25]”。

再如,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在召见几个中央负责同志时的谈话中讲述了自己在2月份考察江苏苏州的经验感受时说,苏州的“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26]”。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又提到苏州经验:“去年我到苏州,苏州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已经接近人均八百美元……在苏州,第一是人不往上海、北京跑,恐怕苏南大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乐于当地的生活[27]。”

可以设想,1983年邓小平在苏州以及1984年在广东考察时,很有可能也看到来自外省市的劳动力,但他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表态,他较为明确的支持劳动力跨省流动要等到1992年。因之,在八十年代,邓小平主要的态度倾向还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邓小平的这种态度,在其它中央领导的言语中也有体现。

1987年3月,习仲勋给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28]。习仲勋在报告中肯定了广东的改革开放,考虑到1987年以及整个1980年代对外资和特区的怀疑与批评,习仲勋的这种支持是非常开明与可贵的(顺提一句,习仲勋对万里的改革也是支持的,1978年,习仲勋派夫人齐心、儿子习近平到安徽学习取经)。 在报告中,习仲勋提到深圳市宝安县南岭村的情况:“外省来南岭村搞劳务的有二千五百人,来自全国八十多个市、县。全村搞的是承包责任制,责任到人,坚持集体积累扩大再生产,不是分光吃光。这个村现有固定人口六百多人……”从这段文字来看,习仲勋对农民就地转移是完全肯定的;他也看到了农民跨省外出务工的现象并持有一定的允许态度,但他的态度也是有点犹豫的,例如,他在报告的最后部分又提到“要注意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

1988年12月,薄一波为一本名为《当代中国乡镇企业》的出版物作序——他后来又担任了中国乡镇企业协会名誉会长——由此可以见出他对乡镇企业的支持态度。他在序言中写道:“我国有八亿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能否正确解决他们的出路,此事甚大,不仅是关系农村生产力发展、治穷致富的经济问题,也是关系社会安定的政治问题。如果这些人都一齐挤进城市里来,那就会带来不堪设想的严重社会后果。乡镇企业兴起以后,农村劳动力开始成批地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在我国广大农村是从未有过的创举[29]。”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万里的态度。

如前所述,万里曾公开支持川菜打出去,赞扬江苏人外出搞建筑、浙江人外出养蜂,但是,就在说这些话的同时,他又在另外一些场合,又公开表示希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1984年9月2日,万里同北京市领导谈话时说:“人口盲目流入大城市和城市失业人口增加,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提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主要是不进大城市,多建设城乡结合的新型小城镇[30]。”

过了11天后,万里在天津考察时又说到:“农村多余劳动力不能涌进大城市[31]。”

表面上看,万里的前后讲话不相一致,相互抵触,但实际上正反映了他本人以及中央高层内心的矛盾,即:一方面对农民就业问题的体谅,一方面又担心城市社会的秩序失控和国家的政治稳定。换言之,万里对川菜、浙江养蜂人、江苏建筑队之所以支持,是因为这些人是创业型流动人口,他们的外出流动,除了会影响国家的粮食供给计划之外,并不会影响城市的就业。再说了,既然邓小平都明确表示赞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而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外出务工,万里对这个问题也就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四)1980年代政策对于1990年代中国人口流动的影响

1980年代中央领导的态度倾向,深刻影响了1990年代的中国人口流动。

其一, 1980年代的允许,为1990年代的人口流动全面爆发创造了条件。

1992年,邓小平终于对农民外出进城务工问题作出了明确表态,他在南行途中接见了许多打工者。1994年5月,退休在家的万里,接待了小岗村的严宏昌,他对来客说:“你们可以和上海等发达地区建立关系,有组织地派人到那里打工,签个两三年合同。这样既能致富,又学了技术,人才也培养出来了[32]。”

邓小平的明确表态是因为他认准了市场取向的改革路线。

万里的明确表态,既有基于拥护邓小平的政治立场;也有基于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他向来支持乡镇企业、特区建设;更有基于他个人的改革经历而对于中国农民的理解与同情。

一句话,万里、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之所以倡导“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而没有明确支持甚至有时反对农民外出进城,其主要原因除了思想认识不成熟之外,还有就是由于改革时机未到。试想,如果1986年春运紧张或者是1992年以后人口流动井喷式出现的现象是发生在1980年或1978年,那么,就不要妄谈人口的自由流动了,连“包产到户”政策恐怕也要半途而废了。

其二,出于秩序控制与公共资源分配的考量,中央在1980年代所定调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又为1990年代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与排斥提供了思想理念的基础。

在整个1990年代,由于前来打工的外地人、乡下人,在首都北京的中央高层,以及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每一个省市县乃至每一个乡镇村和企业,都引发了无数次激烈的争论,尽管这种争论无关姓社姓资,也没有导致国家绝对禁止人口的流动。但由于这种源于1980年代的争论,其突出秩序控制的一面给流动人口的就业权利带来很大伤害,其着眼公共资源分配的一面又剥夺了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和城市人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

对邓小平而言,这些争论,已不可能是他这样一个高龄的老人和伟大的政治家所要关心的事情了,因为他在1992年已经完成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并于1997年初去世。

对万里而言,他于1993年退休,但他仍然关心“三农”问题,所以,他肯定了解农民工在外出过程中所经受的一切。但我们很难苛求,退休了的而且刻意保持低调的万里还能为中国的农民做出些什么。

然而,在1990年代,曾经和万里一起奋斗的同仁以及2002年之后的中国领导人,却秉承了万里在七八十年代推行农村改革的理念,为农民工的权利而付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让中国农民在新世纪获得了流动的自由和择业的自由。

三、万里与农村改革家群体的历史影响

自十九世纪中期中国进入现代化以来,就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改革家,他们对当时国人前往东南亚和欧美国家务工经商之举均给予理解支持,例如曾国藩曾派出留美幼童,后来又支持容闳去秘鲁调查华工的生存状况;李鸿章在1896年访美时期,曾批评美国政府的排华法案;至于康有为、梁启超在维新失败之后,海外华人就成为他们主要的选民。

然而,自乾隆以来,由于人口过剩而引发的革命运动压到了中国现代化的改革进程。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改革家才代替革命家成为中国历史舞台的主角,渐进式改革而不是激进式革命才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主导力量。从1950年代开始,败退台湾的国民党走上改革之路,出现了陈诚、严家淦、尹仲容、孙运璇、李国鼎等改革家,有趣的是,这些国民党改革家在推动台湾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受到国民党内计划派的怀疑与批评,这一点可以与清末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的遭遇以及八十年代大陆中共改革家的经历相互比较。

(一)万里与中国农村改革家群体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邓小平时代”,中国大陆又出现了改革家群体。其中,如果说谷牧、任仲夷、袁庚、梁湘、项南、雷宇等人是城市改革家、特区改革家、企业改革家,那么,万里则属于“农村改革家”。而且,以万里为代表,又形成了一个农村改革家群体,例如杜润生、田纪云、王郁昭等,这些人,不但工作有交集,思想价值观念相接近,政治倾向也较为开明开放。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之后,这些改革家或退休,或调职,或退居二线,但他们始终关注农村问题,并继续为之奔走呐喊。2002年之后,胡温政府推行的“农民工新政”,正是借鉴了八十年代农村改革家的思路。

杜润生[33],五十年代就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他支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包产到户的主张,因而与邓子恢一起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文革期间也受到迫害。1979年杜润生复出,担任中央农委副主任,但与时任农委主任王任重的思想不合。1980年2月万里主管中央农委工作,杜润生与万里可以说是双剑合璧。1982年至1986年五个著名的中央一号文件是杜润生主持起草的。如果说,万里用胆识和责任推行了包产到户的行动与实践,那么,杜润生则为这种行动提供了理论支持,使之获得国家政策的合法性。万里——他分管中央农业工作时,中央农口部门除了杜润生,没有任何人支持包产到户——也对此赞赏有加说:“有些话我们说了不成,润生圆起来那么一说,大家就同意了” ②[34]。国家农委撤销后,杜润生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其工作地点俗称“九号院”。其间,杜润生凝聚培养了一批关注农村问题的青年才俊,习近平、王歧山、陈锡文以及林毅夫、周其仁、赵树凯等一批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官员,皆出自他的门下。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杜润生的政策才干与学术贡献,为他赢得了不亚于万里的声誉。

田纪云,曾在四川工作,1982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6年接替万里分管农业工作。在八九十年代,田纪云对包产到户和农民的外出务工均表示赞同和支持。在九十年代初中期,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国务委员陈俊生、劳动部长李伯勇仍主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但田纪云却在1992年底建议“落后的农村地区鼓励农民外出赚钱和学习技能”,苏黛瑞认为,田的观点“在当时是很罕见的” [35]。 2006年,田纪云著文《改革开放的大功臣》向万里表示敬意[36]。

王郁昭[37],1975年任安徽滁县地委书记,滁县下辖的凤阳县小岗村的包干到户是在他与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的支持下搞起来的。如果说万里是邓小平的改革先锋,那么,王郁昭则就是万里最得力的执行者。王郁昭1983年升任安徽省长,这与他推行“包产到户”以及万里的提拔不无关系。1987年,王郁昭调到北京任中央农村工作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代的改革家,除了日常工作的操劳,还要面对政治正确性的高压,梁湘、项南、雷宇皆因此中箭落马,任仲夷和袁庚都因此而激流勇退,所以王郁昭由省长一职而变成杜润生的副手,实乃其政治生涯的平稳落地。 1989年,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解散期间由王郁昭主持工作,这中间非常平稳,没有人受到当时政治风波的牵连。

王郁昭曾任职高校,颇有文才,1987年奉调北京之后,开始从事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2000年,王郁昭发表题为《减轻农民的精神压力》一文,他对所谓农民“素质差”的说法——这种观点源于先秦法家极权主义的愚民政策和在近代西方达尔文主义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国民性理论,给予了反驳。依我个人之见,在王郁昭的所有文章中,这一观点最有思想价值。

陈庭元 [38],1977年起任安徽凤阳县委书记,在包产到户这部精彩而又惊险的改革剧中,他虽然不像万里、王郁昭那样是一个“大腕”明星,但实际上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起了重要作用。“大包干”这个说法最早就是由他提出,并向前来凤阳考察的万里汇报——时为1979年6月5日——具体做法的。陈庭元与中央高层领导颇有些许缘份。1993年当选为安徽省人大副主任的江泽慧是时任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60年代后期曾从省农学院下放到滁县,陈庭元当时是滁县县长,在县委大院里两家前后为邻。1998年9月22日,江泽民来到凤阳小岗村视察,特意问起“大包干时期县委书记陈庭元的情况”,陪同官员回答:“后来担任省人大副主任,现已离休在合肥居住”。江泽民说:“哦,这样安排还可以!”

当然,陈庭元与中央高层最有交往的还是万里了,他曾去过万里家里数次,却没有一次合影。据陈庭元的长子陈新兴回忆[39]:

父亲在1992年去北京找万里要救灾款,我提醒他:“到万里家一定要合个影留念”,结果他让带照像机的母亲在万里家门口等候,他汇报完工作就带着母亲离开了中南海。事后我怪怨他:“明知退休前最后一次机会,却不想抓住……”现在想来,这可能就是父亲简单而复杂的个性使然吧!

陈庭元的这种个性,实际是政治人物的共性。

万里与邓小平结识于五十年代,缘于两人都喜欢打桥牌。1975年,万里任铁道部长时,根据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的要求,在铁路整顿方面很有成绩;1976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时,作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之一的万里也随之被打倒。朝夕相处的同事经历、生死与共的政治沉浮、趣味一致的爱好,让万里与邓小平之间既是同志又是朋友。1977年,正是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万里才赴任安徽。万里在安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与邓小平对他的信任与庇护不无关系。在中国改革过程中,这种基于个人关系的“非正式结构”[40]往往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空白,甚至在很多时候是决定改革前途及改革家本人命运的唯一因素。

无论是基于个人权力欲望还是事业发展的需要,政治家都希望彼此之间能建立“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但是,这种关系又是双刃剑,用好了,可以促进政治家个人利益以及国家公共利益;用得不好,公共利益固然受损,政治家本人也要承担“用人不当”以及“站错队”的风险。

正是如此,在女儿毛毛的回忆录中,父亲邓小平的情商很高,他与党内高层有着广泛的交往和长期的友谊。然而,根据傅高义的研究,在七八十年代主政中国之后,“邓小平的统制术”充瞒了工具理性,“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41]。

身在高层,万里当然熟悉邓小平的个性。或者说,他本人也必须这样做,平衡好公共价值与私人交往之间的关系。从“消极自由”的角度来讲,他们必须尽量维护好这种私交,不希望让政治权力进入并破坏这种个人生活。

据田纪云回忆 [42],1984年春,他应四川省驻京办之约,邀请邓小平以及曾在四川工作过的领导吃一餐饭。邓小平受邀前来,在举杯敬酒时突然发问“怎么万里没有来”,又诙谐地说“吃川菜不能没有万里”。田纪云这才知道万里与邓小平之间“有至交”“关系非同一般”。

据学者赵树凯回忆[43],1993年万里退休之后,在王郁昭、吴象等人的主持下,开始了《万里文选》的编辑工作,赵树凯也参与其中,其中有一篇“文稿系统地介绍了他和邓小平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我对文稿进行了编辑整理,并建议将其作为文选的压卷之篇。”然而,“全书定稿的最后时刻,万里决定不收入了”。

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首发式举行,作为受邀者的万里却没有出席。

(二)万里与中国农民的自由

1993年万里在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职位上退休之后,完成了三本书,一本是《万里文选》,一本是《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还有一本就完全可以说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万里论民主与法制》。

实际上,万里的改革理念并不仅仅限于农村经济,他还非常关注政治体制改革,而据说正是后者使他在八十年代获得了知识分子的敬重,“在高层领导人中,他属于赞成给予知识分子较多自由的一位”[44] 。1986年,万里提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此言一出,反响很大,因为过度依赖“非正式结构”的决策体制不利于国家政治发展。同年,他在安徽滁县考察工作时还公开表示希望实现乡镇直选[45]。另外,据胡启立回忆说,对八十年代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万里也并不赞成,他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把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都拱手送给了资产阶级,我们共产党人还剩下什么?就剩下批判啦,斗争啦,专政啦,这怎么能行!”[46]。

万里所推行的农村改革,终结了农村公社体制,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从而在一个祟尚中央集权的国家里让农民拥有了一点分权的空间。尽管这一点空间有可能被一些基层寡头所掌控,所谓的村民自治变成了村干部自治。但是,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农民可以不理睬村干部,可以冲着村长书记拍桌子骂娘,或者干脆拍屁股走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固然,农民进入工厂之后,像在农村人民公社一样,又是“集体劳动、集中生产”了,其工作的时间、地点、过程均受到严格的控制与规训。并且,在工厂体制下,老板是集权的;在性格和利益的鼓励下,老板甚至是专制独裁的。

但是,面对强权的资本,农民也有制约的力量:自由。这种自由,也就是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和中国俗称的“用脚投票的自由”。有了自由,农民可以选择这家工厂,也可以选择那家工厂;可以选择这个老板,也可以选择那个老板。

而这一切,从逻辑与历史上讲,要归功于万里在七八十年代所推行的改革。是果敢的而又具有担当精神的改革家万里,让中国农民在包产到户之后,获得了生活领域的消极自由,并去争取公共领域的择业自由和流动自由。


作者简介:王辉,男,任职于浙江民营企业,研究方向为流动人口、企业家精神、知识社会学,出版有学术专著《变革时代中的流动人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注释:

[1]张广友、丁龙嘉:《万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页208。

[2]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 )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13),页387。

[3]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 ):<一个外国人心目中的陈云>( 2012年8月12日),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56388.html。

[4]“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有所不同,但在本文中并不进行严格区分,仅为了行文方便而进行表述。

[5]]唐文基、罗庆泗:《乾隆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60。

[6]]叶卡捷琳娜的生平,最精彩的传记可参见罗伯特·K·迈锡(Robet K.Massie)著,徐海幈译:《通往权力之路:叶卡捷琳娜大帝》,(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

[7]亚历山大沙皇的生平,最精彩的传记可参见爱德华·拉津斯基著,:《亚历山大二世:最后的伟大沙皇》(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14)。

[8]万里:〈让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民法制出版社,1996),页52。

[9]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页140。

[10]万里:〈县级体制改革和小城镇建设问题〉,《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民法制出版社,1996),页265。

[11][12]万里:〈改革不适应商品生产的老办法老框框〉,《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民法制出版社,1996),页283-289。

[13]万里:〈谈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民法制出版社,1996),页353。

[14]万里:〈社会主义要讲群众的权责利〉,《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民法制出版社,1996),页120。

[15][16]万里:〈进一步发展已经开创的农村新局面〉,《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民法制出版社,1996),页179-180。

[17][18]关于赵紫阳的讲话及国务院历年的工作报告,可在国务院网站上查询。

[19]陈云:〈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页305。

[20]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页349-350。

[21]陈云:〈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页365。

[22]陈云:〈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页306。

[23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238。

[24]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251-252。

[25]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238。

[26]邓小平:〈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25。

[27]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89。

[28]习仲勋:〈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习仲勋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页447-456。

[29]薄一波:〈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序言,《薄一波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页384。

[30]万里:〈城市工业要向农村扩散〉,《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民法制出版社,1996),页297-298。

[31]万里:〈要进一步推动农业的商品化生产〉,《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民法制出版社,1996),页299。

[32]张广友、丁龙嘉:《万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页208。

[33]关于杜润生的生平,本文主要参考了《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4]高昱:〈杜润生:一个符号的伟大〉(2012年7月24日),

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737.html。

[35]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著,王春光、 单丽卿译:《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页55—58。

[36]田纪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页514-526。

[37]王郁昭的生平,参见王郁昭个人所著的《往事回眸与思考》(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

[38][39]陈庭元的生平,参见其长子陈新兴的回忆文章:<与土地无关的事——忆父亲陈庭元>(2011年8月28日),

陈新兴个人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8afa5cde0100tg9b.html。

[40]“非正式结构”是赵树凯的提法,见赵树凯:〈万里与农村改革〉下(2009年1月6日),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24007.html。

[41]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 )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13),页377。

[42]田纪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页514-526。

[43]赵树凯:〈万里与农村改革〉上(2008年12月9日),

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23062.html。

[44]徐庆全、杜明明:〈万里的政治担当〉(2015年9月15日),

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92231.html。

[45]万里:〈农村经济的发展要由双轨制走向市场经济〉,《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民法制出版社,1996),页376。

[46]胡启立:<巍巍万里>( 2015年11月13日),

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938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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