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青年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哲学转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 次 更新时间:2016-05-24 09:51:05

进入专题: 马克思   经济学研究  

张一兵 (进入专栏)  

   长期以来,从前苏东学界到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三个组成部分的边界被过分硬化了。以笔者近期对马克思一系列哲学、政治经济学文本重新解读所形成的看法,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从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来说,如果不深入地了解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科学建构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无论是青年马克思哲学的早期流变过程(1843 —1844年),还是科学方法论的形成(1845—1846年),特别是他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研究中所达到的关于人类现实社会历史发展及其本质的最重要的哲学成就(1847—1858年),都是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现实的政治经济研究进程中发生和发展的。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深层逻辑进展来反观和确证哲学,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观臆想,而是马克思哲学发展的真实的思想历程。本文仅就青年马克思早期研读经济学进程中的复杂哲学思想转换提出一些初步的意见,以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的理论起步是法哲学。开始是康德、费希特的“应有”与“现有”矛盾张力中的主体能动性,然后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凸现个性的自我意识(《博士论文》)。1841年青年马克思走进社会时,是一位唯心主义者。这种反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性观念论,只是在接触到现实社会问题(《莱茵报》时期对经济利益关系的评判)时才开始出现裂痕。当马克思意识到必须真实地面对社会历史时,这就有了以法国大革命为中心阅读线索的历史研究摘录——《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年5—10月,5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献第2版,柏林, 以下简称MEGA2,第4部分第2卷)。从对这一文本的研究来看, 马克思并不是传统理解中那样简单地外在地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而是在真实的社会历史研究中自觉地确认一般唯物主义前提的。马克思一转到唯物主义立场,就不仅仅是费尔巴哈那种自然唯物主义,即直接的物质(自然)与意识的主宾颠倒,而是特指人的社会现实存在(所有制)决定观念。这一社会现实,实际上类似法国唯物主义已经提出的那种在社会生活中能“感到的东西”。这也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唯物主义批判逻辑的真实原发地。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社会历史的结构性分析中,已经确立了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一般唯物主义前提,即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而在对资本主义现实所作的过程性批判中,却仍然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我们知道,费尔巴哈哲学中存在着两条思路:一是自然决定论的唯物主义直观描述逻辑;二是人的类本质异化的人本学价值批判逻辑。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辩证法是神正论的另一种精致理论确认:《现象学》是他的出世说,《逻辑学》是造物主(体)的创世原点,真实的自然与社会历史倒成了异化主体在现世物役赎救的历程(必然王国),终而在思辨的“绝对精神”觉醒中扬弃异化重新回到绝对观念的“上帝之城”(自由王国)。费尔巴哈的确正确地颠倒了黑格尔,自然物质是基础,人成为主体,但他没有看到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现实历史基础,这就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我同意卢卡奇的说法,黑格尔是当时唯一“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以及“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的人(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页)。在黑格尔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但长期为我们忽略的理论参照系就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我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本质主要是唯心主义地抽象了的人类的总体认知结构及其历史辩证演进,但是,其中除去丰富的思想史线索,还内含着两个重大现实历史主题,一是法国大革命,二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如果说拿破仑是“马背上的绝对精神”,那么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则内化为现实中绝对观念的隐性支配,即现代历史发展背后的“理性的狡计”。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最后是以资本主义现实经济走向普遍的世界历史的。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从抽象到具体”,这是正确的,但却是肤浅的。因为自然唯物主义的简单直观性,使他无法真正透视黑格尔更深的社会历史辩证法。

   青年马克思在走向一般唯物主义“感性具体”的进程中,也同样反对了黑格尔抽象的思辨逻辑。所以,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第一次批判,的确是他哲学思想的第一个重大转变。但是,由于马克思此时尚没有开始系统研究经济学,所以他还无法理解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于是,一个很深的问题自然不能成为马克思视域中的焦点:即,剥离掉唯心主义前提,黑格尔为什么用国家与法来否定性地制约客观的市民社会?实际上,在黑格尔的总体逻辑中,斯密、李嘉图等人的那种以孤立个人为基底的商品经济的市场“自然秩序”,实际上只是绝对观念(主体)处于社会历史经济物化中的异化状态,它是一种盲目自发的“看不见的手”操纵着市场。而黑格尔认为,在更高的一个阶段上,绝对观念会以国家与法的自觉调节,使“看不见的手”直接呈现出来。这也是从必然王国的最后阶段走向自由王国的飞跃。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将这一关系式唯物主义地颠倒过来的时候,他是正确的,可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不够深刻的。当然,这种“不深刻”只是在184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制高点上才可能呈现其对比参数。这是我们从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上对青年马克思哲学第一次重要思想转变的重新认识。

  

   1843年秋,青年马克思开始第一次系统学习和研究经济学。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原因比较复杂。从内在方面上看,有他在《莱茵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也有他在研究《法哲学》中与黑格尔消化在市民社会规定中的古典经济学内容(《法哲学》中的“市民社会”章)的直接接触。从外在关联上说,这主要是青年恩格斯、赫斯和普鲁东等人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赫斯与青年恩格斯的思想主要都是在并不深入的经济学研讨之上的哲学政治批判。但二人又有一定区别,赫斯的人本主义哲学逻辑占主导,而青年恩格斯的思路却是从经济学现实逻辑出发的。在政治立场上,他们都是“哲学共产主义”,即法国的社会主义加上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的总体性观点)。也因此,青年恩格斯当时断言共产主义是德国哲学的必然结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5页)而普鲁东的社会主义观念是受英国李嘉图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主要是霍吉斯金、汤普逊、布雷等人的思想(这几位学者的论著,马克思是1846年在曼彻斯特才第一次认真读到)。重要的是,普鲁东已经站在肯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了(《什么是所有制》)。相比之下,普鲁东的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由于肯定劳动价值论而有一定深度。马克思在1844年7月以后, 与普鲁东直接交往,常常通宵达旦地争论。在这里,由于马克思的思想更接近赫斯和青年恩格斯,所以这种争论常常表现为哲学共产主义与经济学(法学)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论。

   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 是青年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初始时期。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七册本的《巴黎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第4部分第2卷)和三册本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巴黎笔记》是马克思首次正式接触和学习经济学的记录,也是青年马克思一次极重要的哲学思想游历。首先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马克思这时对经济学的问题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基本上没有什么专业发言权,所以笔记的绝大部分仅仅是马克思的摘录,几乎没有评论,这是哲学家在一个新的语境中的“失语”。这一状况只是在后来的《穆勒笔记》中才被改变。二是马克思即使对经济学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与分析,可是他并没有一种完整的历史性认识。他既没有对斯密以前的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的发展历程的了解,也无法正确区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不同。鉴于此,无论是在前苏东还是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回避这一笔记的具体经济学内容,或对《巴黎笔记》理论价值保持某种共同意味的沉默。主要原因是,人们似乎不能肯定青年马克思在这里对经济学最初形成的极不成熟的看法。以我之见,马克思此时基本上没有理解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价值,这主要是指古典经济学的历史本质特别是它重要的劳动价值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马克思此时并不具备科学的认识方法,因此他也无法形成科学的经济学观点。第一方面的问题在1845年春天以后得到解决,第二方面的难点一直到1857—1858年才真正突破。这正好是马克思后来的两个伟大发现。

   在马克思《巴黎笔记》的读书进程中,他的直接目的是否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肯定的东西,这是一种简单的颠倒阅读法。而他读书研究所受的思想影响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是直接性的参考背景,这主要是赫斯、青年恩格斯和普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社会主义观念,从笔记的前期摘录内容上看,主要是恩格斯的影响。第二个层面是更深一层的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逻辑,而且主要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不仅仅是自然唯物主义),即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史观逻辑。但马克思在这一阅读的主要进程中,哲学话语却基本处于沉默状态。

   应当承认,马克思在这里摘录和评述经济学观点的时候,主要的摄入视角是政治立场评判,而并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本身。这就使马克思在这种选择性阅读意向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些重要的东西。首先,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中暗含的一种唯物主义前提。我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前提主要是培根—洛克式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这种经验论的唯物主义方法已经产生了某种理论改变(不完全同质于从启蒙思想一直到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在古典经济学发生发展的现实理论运作中,经济学家总是力图从自然物质之上的社会生活中的经验现实出发,并且,在一些优秀的经济学家(魁奈、斯密和李嘉图)那里,已经抽象出非实体的“劳动活动”和“价值”、“交换”等社会物质存在。我将这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从社会物质存在出发的观点称之为一般“社会唯物主义”。更进一步,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操作语境的必然前提,在斯密的现实社会经济结构和规律研究以及李嘉图对大工业物质生产的分析中,从客观经济现实出发的思路是最基本的理论要求(这一点甚至在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就有直接界定)。而在西斯蒙第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和李斯特为拒绝老牌资本主义经济入侵而对德国经济的个性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更加具体的现实历史分析(当然,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他们不可能真正发现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我认为,存在于古典经济学中的这种“社会唯物主义”才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真正始源!相反,这时青年马克思的思路虽然已经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但其深层语境却仍然是抽象的人本主义价值伦理悬设与批判,这样,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方法论与客观逻辑正好是被马克思无意识忽视的。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

其次,马克思忽视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最有可能直接生发出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显然,马克思此时深层哲学构架中正处于立足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的“感性”具体,以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抽象”。所以他也同样反对经济学研究中非现实的“抽象”: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本质恰恰在于“否定了生活的一切意义”,这是一种“无耻”抽象的顶点。生活的什么意义?马克思认为,生活的意义应该是人(马克思没有意识到,这里的“人”在更深层次的历史观中,同样也是抽象的,这一点他在1845年春天以后的哲学革命中才正确地指认出来)。他批评斯密等人的价值论没有考虑到竞争与市场的现实因素,所以必然是抽象的。马克思这时还无法理解这种对社会生活本质进行客观抽象的科学性和必然性(这一点是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劳动一般”和“资本一般”概念的制定中才完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张一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马克思   经济学研究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733.html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1998 年 02 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