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康:经济转型阵痛期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 次 更新时间:2016-05-09 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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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康  

   摘要:进入2016年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GDP增长底线尚未落定,同时,结构改革任务艰巨,很多深层结构问题与矛盾并未解决,这些都表现出经济转型阵痛期和过渡期的宏观运行特点。无论是政府的需求管理或需求方调控,还是供给管理和供给侧改革,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稳增长、调结构的双重任务,要充分看到同时解决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的复杂性。对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阵痛期和过渡期,要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政策准备和理论准备。

  

   [关键词]转型升级;经济阵痛期;打持久战;结构深层问题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6)02-0011-08

   [收稿日期]2016-03-17

   [作者简介]韩康,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进入2016年后,中国经济下行和增长波动仍在继续,进一步表现出经济转型阵痛期和过渡期的宏观运行特点。关于这种新常态,习近平同志有一段论述,他说,目前主要经济问题不是周期性的,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较长底部阶段,要有做打持久战的准备,敢于经历苦难的磨难,适当提高换挡降速容忍度,先筑底,后回升。这里提出了经济转型阵痛期要打持久战的思想,对全面深入认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态势及发展,很有意义。

  

一、从需求和需求方管理角度看,几乎所有的宏观调控举措,都很难在短期内完成稳增长、调结构的双重任务

   2015年GDP增长6.9%,完全符合政府年初设定7%左右的预期目标,除外贸出口指标外,城镇失业率、消费物价、货币增长、能耗下降和赤字等主要指标,都在预期调控范围内。2016年经济开局比较平稳,投资增长有所回升,若干宏观指标还出现了优化态势。[1]这种情况,能否判断增长已经趋稳,经济向好信号已经出现呢?我认为不能。目前增长下行的底线并未落定,GDP 在2015年第四季度6.8%之后是否会继续走低仍不可知,同时,经济转型升级任务十分繁重,结构改革大量问题、矛盾并未解决。经济新常态第一阶段的阵痛期,或者说转型升级的过渡期,还远未过去,这好比中医辨证施治,虽然初见疗效,但沉疴日久、病理杂陈,最终调理复强还需时日。

   (一)外贸出口弱增长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

   2015年外贸出口负增长。2016年后的全球经济形势很复杂,正负因素兼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新研究报告,在美国经济走势、美元加息综合影响、新兴市场国家总体状况、大宗商品行情等重要影响因素下,2016年后全球经济可能温和回升,但波动因素很多,全面复苏几率极小,增长预期值不断下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世界经济有所好转,并非依赖实体经济的产业创新推动,很大程度是靠金融驱动、资产泡沫和大规模货币量化宽松搅动起来的,这说明复苏根基软弱,也酝酿着新的深层风险。信贷繁荣能长期支持全球增长吗?在此国际大环境下,中国外贸出口的弱增长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从纯粹增长角度看,今年出口仍然可能低于消费和投资的增长水平,仍然可能是GDP 的负增长因素,仍然可能是三驾马车模式的拉动“三缺一”。[2]

   (二)投资增长三个主力部门各有自己的发力难题

   投资是目前政府稳增长最倚重的调控领域。我国三个最主要投资部门——制造业、房地产、基本建设,2014年的投资比重分别为30%、25%、25%。由于发展环境变化,三个部门投资增长下降都十分明显。2004-2015年第三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长从36.8%下降到13.5%,房地产从29.6%下降到2.6%,分别下降了约23和27个百分点,基建投资降幅相对较低,下降约5个百分点[3]。若这三大投资主力部门增长继续下滑,GDP跌破底线势不可免。目前看,政府调控力度很大,投入很大,难度也很大。

   先看制造业。制造业投资增长下滑,主要受到两方面影响,一是大规模持续产能过剩,市场需求萎缩,严重约束产业扩张发展,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只有低于GDP 水平的5-6%就是证明[4];二是政府重点抓去库存,大规模集中减压产能,对技术落后、耗能严重、环境污染、库存巨大的企业,实施强制性减压管理。虽然政府也在积极推动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和新兴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但规模宏大的制造业实现全面更新改造和全面创新发展,决非短期可见功效。在政府支持下,制造业的投资降势可能减缓,但恐怕再也无法成为支撑投资增长的第一主力。

   再看房地产部门。房地产投资增长降幅最大。这里的主要背景因素是,国内城镇住房供求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2014年城镇居民户均住房接近一套,是总量供求关系变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说明国内大规模、拥挤性购买商品房的市场周期,已经基本过去。据民间研究机构不完全统计,城镇家庭自有住房空置率已高达22%左右,空置房源接近5000万套,沉淀资金约4.2万亿。[5]为了抑制房地产泡沫扩张,央行坚持采取“用者宽、炒者严”的房贷政策思路,很有见地,也在逐步生效。但是,长期沉积的商品房供求矛盾,绝非短期可治。2015年国内待售面积7.19亿平米,同比增长15.6%,其中住宅同比增长11.2%,占压资金逾万亿,待开工面积8.5亿平米,不仅绝对值再创历史新高,待售面积与上年销售面积之比也达到56.9%的历史峰值。业内人士保守估算,全面市场消化需要约5左右年时间。

   摆脱目前房地产困境,政府有两个选择。第一,坚持以市场消化为主,同时积极调整和改进现有调控政策,例如进一步放宽消费性购房信贷,把居民购房的货币存量潜力更深度激发出来。同时,适时改变现行政府保障房建设思路,构建商保融合的新型市场化保障房开发模式,让更多的社会收入阶层买得起房,住得起房。[6]这样做,有利于房地产长期稳定发展,但不会马上产生反转效应,也不会短期大幅拉动投资。第二,干脆敞开买卖,放量投资、炒作,无论一、二、三、四线城市,在零房产税条件下一律放开购买与贷款门槛。这样做,各种经济人的各类积存资金与资本,一定会大量蜂拥而入,政府最头痛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过剩产能,一定会被大量消化,同房地产关联紧密的许多产业,一定会迅速繁荣,从而,社会投资马上大幅拉升,GDP快速扩张,稳增长立即见效。这种政策选择,对各级政府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合理的选择应该是什么呢?

   最后看基本建设。2014-2015年,国内基建投资增长保持在18%左右,[7]非常明显,这是维持目前整体投资增长的主要支撑。一旦基建投资出现大变局,经济盘面肯定撑不住。中央政府作为基建投资的最强大投资者和宏观管理者,手里有四个重要筹码,看看每一项能释放多大能量呢?

   一是扩大中央财政赤字。2015年中央财政赤字2.3%,2016年增加至3.0%。[8]根据民间研究机构测算,国内赤字每放大0.1个百分点,加上乘数效应,大致相当增加2000亿元左右投入,如果调高0.7个百分点,总规模就超过1.4万亿,当然是扩大公共产品投资的利好因素。但需要看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适度扩大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降费和减轻企业负担,2016年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亿,这就对用于扩大基建投入的份额做了一个框定。能不能再进一步提升赤字水平呢?很多研究材料表明,中央和地方债务相加占GDP比例远不止官方讲的30%,总量盘子已经很大,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复杂,还债压力加大,对政府公信力负面影响极大,在目前政治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还不可能摆脱“最后兜底”的责任。由此种种,赤字过多放量的余地并不太大。

   二是扩大国家重大投资项目工程包。2015年国家发改委推出11大类投资工程包,当年开工152项和16个专项,完成投资2.68万亿。[9]据称2016年还要向社会投资放开80个项目,约计总投资1万亿。综合评价,这已经是非常有力度的国家项目直接投资了,对带动社会总投资增长起到巨大作用。虽然未来仍有扩展空间,但考虑到国家财政收支矛盾、地方债务负担和融资难度,在此基础上继续加码,更大规模铺开投资摊子,可能性也不太大。

   三是积极推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国家发改委已发布PPP项目1043个,总投资1.97万亿。[10]有研究机构预计PPP市场总容量可约达10-12万亿。国内已有重庆等地成功运用PPP模式大幅拉动基建投资的案例。但要知道,PPP模式不是筹钱机器,而是公共产品投资体制的深层改革。在PPP模式中,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特别是非公有资本,都是平等的产权主体、管理主体和利享主体,这个模式普遍实施,将根本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和国有资本对公共产品的垄断投资和垄断管理。显然,这个改革还在探索阶段,实事求是讲,对政府善意推出的很多PPP项目,大多数社会资本的投入积极性并不高,观望者颇众,担心被政府套住和担忧无利可图的心理还相当普遍。要让社会资本主体真正理解、信任并积极主动参与PPP模式,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公共产品投入的新一轮增长,不是短期可以做到的事情。

   四是中央为地方政府债务置换。2015年财政部两次下达地方政府置换债券2万亿,[11]覆盖了当年审计确定的全部到期政府债务。这是一项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举措,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地方政府债务总量高达28-30万亿,按照这个债务置换率水平,需要10-15年左右才能置换完毕,况且还没有计算居高不下的债务增量。地方政府债务最难办的部分,是负有担保责任和承担救助责任的债务,两者保守约计10万亿左右,这个巨额债务年深日久、矛盾叠积、极不规范,是根本无法按照现有办法置换的烂账,怎么办?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的大规模基建投入,有三个法宝:土地财政、融资平台和城投公司。现在情况变了,第一,土地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已成定势,基础财源大大萎缩;第二,政府融资平台积累巨额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严重挤压新的融资能力;第三,城投公司债务约占地方政府性债务49%,使本地公共产品投资能力和政府信用大打折扣,如此一来,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原有基建投资能力都难以维持。

   (三)消费增长要有更大作为需要解决深层问题

   社会消费是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寄予最大希望的宏观增长领域。2012年第三产业的增长水平超过工业部门,[12]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13]成为拉动GDP首要动力,尤其是网络消费突飞猛进高达4万亿,位居世界第一。由此,我们能否指望社会消费能够继续大幅扩张,填补投资、出口的弱势增长,进而根本改变GDP格局,主导中国经济走出一个新局面呢?我认为短期内无此可能。

   首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过分夸大,因为这里既有消费增长本身的原因,也有计算方面的原因。2015年出口、投资、消费增长分别是-2.8%、10%、10.7%,[14]2005年出口、投资、消费增长分别为28.4%、25.7%、12.9%,以10年计算,出口增长下降了31.2%,投资增长下降了15%,消费只下降了2.2%,[15]由此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社会消费超常发挥,增长大幅上升,而是从前经济拉动力最强的投资和出口增长大幅下降了,此消彼长,出现了三者增长下降程度的比较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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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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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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