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康:经济转型阵痛期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7 次 更新时间:2016-05-0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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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康  

摘要:进入2016年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GDP增长底线尚未落定,同时,结构改革任务艰巨,很多深层结构问题与矛盾并未解决,这些都表现出经济转型阵痛期和过渡期的宏观运行特点。无论是政府的需求管理或需求方调控,还是供给管理和供给侧改革,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稳增长、调结构的双重任务,要充分看到同时解决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的复杂性。对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阵痛期和过渡期,要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政策准备和理论准备。


[关键词]转型升级;经济阵痛期;打持久战;结构深层问题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6)02-0011-08

[收稿日期]2016-03-17

[作者简介]韩康,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进入2016年后,中国经济下行和增长波动仍在继续,进一步表现出经济转型阵痛期和过渡期的宏观运行特点。关于这种新常态,习近平同志有一段论述,他说,目前主要经济问题不是周期性的,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较长底部阶段,要有做打持久战的准备,敢于经历苦难的磨难,适当提高换挡降速容忍度,先筑底,后回升。这里提出了经济转型阵痛期要打持久战的思想,对全面深入认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态势及发展,很有意义。


一、从需求和需求方管理角度看,几乎所有的宏观调控举措,都很难在短期内完成稳增长、调结构的双重任务

2015年GDP增长6.9%,完全符合政府年初设定7%左右的预期目标,除外贸出口指标外,城镇失业率、消费物价、货币增长、能耗下降和赤字等主要指标,都在预期调控范围内。2016年经济开局比较平稳,投资增长有所回升,若干宏观指标还出现了优化态势。[1]这种情况,能否判断增长已经趋稳,经济向好信号已经出现呢?我认为不能。目前增长下行的底线并未落定,GDP 在2015年第四季度6.8%之后是否会继续走低仍不可知,同时,经济转型升级任务十分繁重,结构改革大量问题、矛盾并未解决。经济新常态第一阶段的阵痛期,或者说转型升级的过渡期,还远未过去,这好比中医辨证施治,虽然初见疗效,但沉疴日久、病理杂陈,最终调理复强还需时日。

(一)外贸出口弱增长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

2015年外贸出口负增长。2016年后的全球经济形势很复杂,正负因素兼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新研究报告,在美国经济走势、美元加息综合影响、新兴市场国家总体状况、大宗商品行情等重要影响因素下,2016年后全球经济可能温和回升,但波动因素很多,全面复苏几率极小,增长预期值不断下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世界经济有所好转,并非依赖实体经济的产业创新推动,很大程度是靠金融驱动、资产泡沫和大规模货币量化宽松搅动起来的,这说明复苏根基软弱,也酝酿着新的深层风险。信贷繁荣能长期支持全球增长吗?在此国际大环境下,中国外贸出口的弱增长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从纯粹增长角度看,今年出口仍然可能低于消费和投资的增长水平,仍然可能是GDP 的负增长因素,仍然可能是三驾马车模式的拉动“三缺一”。[2]

(二)投资增长三个主力部门各有自己的发力难题

投资是目前政府稳增长最倚重的调控领域。我国三个最主要投资部门——制造业、房地产、基本建设,2014年的投资比重分别为30%、25%、25%。由于发展环境变化,三个部门投资增长下降都十分明显。2004-2015年第三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长从36.8%下降到13.5%,房地产从29.6%下降到2.6%,分别下降了约23和27个百分点,基建投资降幅相对较低,下降约5个百分点[3]。若这三大投资主力部门增长继续下滑,GDP跌破底线势不可免。目前看,政府调控力度很大,投入很大,难度也很大。

先看制造业。制造业投资增长下滑,主要受到两方面影响,一是大规模持续产能过剩,市场需求萎缩,严重约束产业扩张发展,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只有低于GDP 水平的5-6%就是证明[4];二是政府重点抓去库存,大规模集中减压产能,对技术落后、耗能严重、环境污染、库存巨大的企业,实施强制性减压管理。虽然政府也在积极推动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和新兴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但规模宏大的制造业实现全面更新改造和全面创新发展,决非短期可见功效。在政府支持下,制造业的投资降势可能减缓,但恐怕再也无法成为支撑投资增长的第一主力。

再看房地产部门。房地产投资增长降幅最大。这里的主要背景因素是,国内城镇住房供求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2014年城镇居民户均住房接近一套,是总量供求关系变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说明国内大规模、拥挤性购买商品房的市场周期,已经基本过去。据民间研究机构不完全统计,城镇家庭自有住房空置率已高达22%左右,空置房源接近5000万套,沉淀资金约4.2万亿。[5]为了抑制房地产泡沫扩张,央行坚持采取“用者宽、炒者严”的房贷政策思路,很有见地,也在逐步生效。但是,长期沉积的商品房供求矛盾,绝非短期可治。2015年国内待售面积7.19亿平米,同比增长15.6%,其中住宅同比增长11.2%,占压资金逾万亿,待开工面积8.5亿平米,不仅绝对值再创历史新高,待售面积与上年销售面积之比也达到56.9%的历史峰值。业内人士保守估算,全面市场消化需要约5左右年时间。

摆脱目前房地产困境,政府有两个选择。第一,坚持以市场消化为主,同时积极调整和改进现有调控政策,例如进一步放宽消费性购房信贷,把居民购房的货币存量潜力更深度激发出来。同时,适时改变现行政府保障房建设思路,构建商保融合的新型市场化保障房开发模式,让更多的社会收入阶层买得起房,住得起房。[6]这样做,有利于房地产长期稳定发展,但不会马上产生反转效应,也不会短期大幅拉动投资。第二,干脆敞开买卖,放量投资、炒作,无论一、二、三、四线城市,在零房产税条件下一律放开购买与贷款门槛。这样做,各种经济人的各类积存资金与资本,一定会大量蜂拥而入,政府最头痛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过剩产能,一定会被大量消化,同房地产关联紧密的许多产业,一定会迅速繁荣,从而,社会投资马上大幅拉升,GDP快速扩张,稳增长立即见效。这种政策选择,对各级政府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合理的选择应该是什么呢?

最后看基本建设。2014-2015年,国内基建投资增长保持在18%左右,[7]非常明显,这是维持目前整体投资增长的主要支撑。一旦基建投资出现大变局,经济盘面肯定撑不住。中央政府作为基建投资的最强大投资者和宏观管理者,手里有四个重要筹码,看看每一项能释放多大能量呢?

一是扩大中央财政赤字。2015年中央财政赤字2.3%,2016年增加至3.0%。[8]根据民间研究机构测算,国内赤字每放大0.1个百分点,加上乘数效应,大致相当增加2000亿元左右投入,如果调高0.7个百分点,总规模就超过1.4万亿,当然是扩大公共产品投资的利好因素。但需要看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适度扩大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降费和减轻企业负担,2016年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亿,这就对用于扩大基建投入的份额做了一个框定。能不能再进一步提升赤字水平呢?很多研究材料表明,中央和地方债务相加占GDP比例远不止官方讲的30%,总量盘子已经很大,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复杂,还债压力加大,对政府公信力负面影响极大,在目前政治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还不可能摆脱“最后兜底”的责任。由此种种,赤字过多放量的余地并不太大。

二是扩大国家重大投资项目工程包。2015年国家发改委推出11大类投资工程包,当年开工152项和16个专项,完成投资2.68万亿。[9]据称2016年还要向社会投资放开80个项目,约计总投资1万亿。综合评价,这已经是非常有力度的国家项目直接投资了,对带动社会总投资增长起到巨大作用。虽然未来仍有扩展空间,但考虑到国家财政收支矛盾、地方债务负担和融资难度,在此基础上继续加码,更大规模铺开投资摊子,可能性也不太大。

三是积极推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国家发改委已发布PPP项目1043个,总投资1.97万亿。[10]有研究机构预计PPP市场总容量可约达10-12万亿。国内已有重庆等地成功运用PPP模式大幅拉动基建投资的案例。但要知道,PPP模式不是筹钱机器,而是公共产品投资体制的深层改革。在PPP模式中,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特别是非公有资本,都是平等的产权主体、管理主体和利享主体,这个模式普遍实施,将根本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和国有资本对公共产品的垄断投资和垄断管理。显然,这个改革还在探索阶段,实事求是讲,对政府善意推出的很多PPP项目,大多数社会资本的投入积极性并不高,观望者颇众,担心被政府套住和担忧无利可图的心理还相当普遍。要让社会资本主体真正理解、信任并积极主动参与PPP模式,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公共产品投入的新一轮增长,不是短期可以做到的事情。

四是中央为地方政府债务置换。2015年财政部两次下达地方政府置换债券2万亿,[11]覆盖了当年审计确定的全部到期政府债务。这是一项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举措,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地方政府债务总量高达28-30万亿,按照这个债务置换率水平,需要10-15年左右才能置换完毕,况且还没有计算居高不下的债务增量。地方政府债务最难办的部分,是负有担保责任和承担救助责任的债务,两者保守约计10万亿左右,这个巨额债务年深日久、矛盾叠积、极不规范,是根本无法按照现有办法置换的烂账,怎么办?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的大规模基建投入,有三个法宝:土地财政、融资平台和城投公司。现在情况变了,第一,土地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已成定势,基础财源大大萎缩;第二,政府融资平台积累巨额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严重挤压新的融资能力;第三,城投公司债务约占地方政府性债务49%,使本地公共产品投资能力和政府信用大打折扣,如此一来,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原有基建投资能力都难以维持。

(三)消费增长要有更大作为需要解决深层问题

社会消费是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寄予最大希望的宏观增长领域。2012年第三产业的增长水平超过工业部门,[12]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13]成为拉动GDP首要动力,尤其是网络消费突飞猛进高达4万亿,位居世界第一。由此,我们能否指望社会消费能够继续大幅扩张,填补投资、出口的弱势增长,进而根本改变GDP格局,主导中国经济走出一个新局面呢?我认为短期内无此可能。

首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过分夸大,因为这里既有消费增长本身的原因,也有计算方面的原因。2015年出口、投资、消费增长分别是-2.8%、10%、10.7%,[14]2005年出口、投资、消费增长分别为28.4%、25.7%、12.9%,以10年计算,出口增长下降了31.2%,投资增长下降了15%,消费只下降了2.2%,[15]由此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社会消费超常发挥,增长大幅上升,而是从前经济拉动力最强的投资和出口增长大幅下降了,此消彼长,出现了三者增长下降程度的比较差别。

再看电商消费。电商消费出现爆发式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线下实体销售大量分流出去的,传统商业零售份额被狠狠切去了一大块。同时,网络商业零售增速也有明显放缓的情况,2010年网络零售增速高达200%,之后每年平均下降50%左右,2015年降至30左右,这就暴露出电商销售依靠互联网人口红利的初期优势已不再明显。服务和货品质量的大量问题,也影响电商消费高位增长的曲线走缓。

中国的社会消费要有更大作为,必须触动结构和体制机制,基本的问题是分配结构的改进。未来扩大社会消费最雄厚的基础,是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要大力提高这个社会人群的购买力,就必须大力提高他们的财富水平。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向少数人大量集中成为不可逆的趋势,问题就可能无解。根据民间最新研究,以国家10%的人口所拥有全部财富的份额为指标,中国的贫富差别程度属于中等偏上,低于俄罗斯、美国、以色列、挪威、印度、菲律宾、泰国等许多国家,但令人警醒的是,该指标的增速中国最快,15年后的贫富差别会超过上述所有国家,怎么办?再看居民的财富结构,据概算,我国中产阶层人口已超过2亿,房产的财富配置比例接近80%,这个消费主力军被庞大的房产比例牢牢地套住,向其他方面的社会消费扩展还会有多大余地呢?


二、从供给角度看,供给侧改革重在解决结构方面的问题、矛盾,更是一个只能逐步发生作用、效用的过程

2015年第四季度,中央决策机构提出供给侧改革,一时引动社会热议。提出供给侧改革很重要、很有意义,但目前有两个认识问题值得研究:一是对供给侧改革的作用功效涵盖过宽,预期过高,把什么东西都往里装,把现在稳增长、调结构的很多目标统统放到供给侧改革之下,以为是一副灵丹妙药,显然有失偏颇;二是离开需求和需求管理讲供给侧改革不妥,根据学理,供给与需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永远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一般讲,需求管理主要解决经济运行的短期性问题,例如当GDP下降过快、失业率过高、企业破产过多时,政府可以通过需求调控的工具箱,主要是货币、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供给管理或供给侧改革则正好相反,除减税外,主要是解决供给方式和供给结构的问题,即解决更深刻和更长时间的经济问题。[16]

关于供给侧的改革,从操作意义上看,可以分为市场供给政策的改革和供给结构的改革。

(一)市场供给政策的改革,减税难收一时之功

供给侧改革最经典的方式,就是减税。按照供给学派的拉弗曲线原理,在充分市场竞争条件下,政府税收在合理水平内,总量可以随企业收入和规模同步增长,如果税收超过一定合理限度,导致企业成本过大,影响企业发展,就会导致宏观增长趋缓,税收增长也随之下降,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减税。通过减税,可以减轻企业负担,扩大企业发展,拉动宏观经济,也可以提升政府税收增长。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里根政府,曾有最成功的减税案例。

在国内要不要实行全面减税,可以不讨论,因为中央已经确定了“结构性减税和普遍降费”的基本方针,不会有颠覆性改变。这里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结构性减税的方针下,有哪些减税领域可供选择,可能性效果如何。

第一,小微企业减税。目前小微企业的税收缴纳已经实行特殊优惠政策,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20万元(含2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小微企业的减税力度仍有扩展余地,例如应纳税所得额继续降低,政策时效继续放长。国内小微企业大量分布在服务产业,拉动社会就业贡献很大,相对产值比例较小,短期内对拉动宏观增长的力量比较有限。对小微企业的减税良政持续下去,一定会对未来新生经济力量的发育、成长,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第二,中小企业减税。这里仅以中小型制造企业为例,2012年到2015年12月,中型制造企业有27个月的PMI仅达到临界点的50%,微高于50%的只有6个月,小型制造企业的PMI达到和超过50%的只有3个月,其他33个月统统在50%以下,2015年全年PMI 平均值为47%。[17]这就是说,当前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日子非常艰难,处于微利、维持、衰退和深度衰退的不同状态。即使如此,大规模普遍减税,也不是改变现状的最有效办法,这是因为,目前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很多中小企业技术落后、工艺粗略,产品供求矛盾突出,市场竞争力低下,如果不加区别地一律实施大规模普遍减税,只能起到保护落后的作用。至于中小型制造企业怎样在政府指导和市场调控下,进行更新改造和发展创新,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第三,国有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减税。2015年1-11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长仅为-23.0%,[18]为历年最低。大量企业亏损,处于发展严重困难时期。面对这种情况,实行大规模普遍减税也不行。国有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面临的发展问题很复杂,主要矛盾绝不是税收成本负担,而是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深层体制机制问题,如政企混合、产权单一、股权独大、经理人寻租、管理低效、竞争力弱势,有的企业长期依赖政府垄断,有的企业早已处于僵尸状态。很多国有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对税收杠杆并不敏感,普遍减税不能解决问题。另外还要看到,经济持续下行,财政收支关系绷得很紧,国有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作为重要财政支撑,如果大幅减税,既有政府财政格局将难以维持。

第四,网商减税。阿里巴巴、京东等一批中国网商创造了一个行业奇迹,据不完全统计,淘宝、天猫等零售平台创造的零售交易额在2014年就超过3000亿美元,仅2015年“双十一”的销售超过1000亿人民币,相关领域容纳就业超过3000万人。然而,正是这个堪称创新典范的网商行业,基本上是不纳税的,被传统商业界和政府税收部门视为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特例”。客观而论,不纳税和成本优势,也确实是网商行业的市场竞争利器。关于网商应该如何规范税收管理,可以从容讨论,但从目前发展阶段看,权衡利弊,短期内维持现状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既然网商不纳税,当然也就没有减税的问题了。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不能指望短期内收急功、收近功

1.去产能不是简单关停并转,系统性解决问题难度不小。

产能过剩是当前供给结构扭曲的突出表现。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五大行业——粗钢、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和造船,2014年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0%、72%、73%、68%和50%,总体产能过剩1/3。按照政府要求,去产能要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是一项难度系数不容小视的系统工程。

去产能首先是妥善安置下岗职工和再就业。这一轮去产能涉及多少下岗职工?官方统计,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约计180万人,如果加上黑色和有色金属矿采选、造纸、纸品业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下岗总数一定远超180万人。当前经济持续下行,就业扩张弹性并不太大,中央政府提出城镇登记失业4.5%的目标,本来就是一个绷得很紧、难度很大的任务,[19]再陡然增加更大规模的就业人群,让大量下岗职工能在比较宽裕的就业环境中再就业,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2016年中央财政拿出1000亿元安置资金,力度不小,但同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企减员增效的大规模职工下岗相比,现在的法治环境和职工维权意识、职工下岗安置成本、社会就业结构等因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安置难度要大得多,问题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当下社会收入差别扩大,贫富分化严重,稍有疏失就有引发社会群体事件的风险。[20]

去产能的第二个问题,是政府的管理难度。上世纪90年代的企业破产关闭,由于企业和银行产权结构比较单一,政府能够更多采取行政化手段解决问题,例如破产关闭主要涉及国有独资企业,企业负债基本来自国有独资银行,企业产权即使是抵押给银行的资产,如果企业破产,银行也要放弃优先受偿权,变现后必须首先安置下岗职工,最终损失由国家财政承担,办法就是成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按账面原值收购银行剥离的企业不良贷款或坏账。现在情况大变,国有独资企业不多,必须压减的过剩产能,很多都在产权、股权结构复杂的国有企业中,几个大的国有商业银行虽然由国家控股,但大都在国内外上市,接受国际通行管理规则,中小银行的股权结构多元化已是常态。由此,无论是清算企业减压产能的成本账,还是选择合理的财政渠道或是市场化方式,或是分清各类市场主体的债务责任,都需要有新的思路。各级政府准备好了吗?

去产能的第三个问题,是银行风险及其规避反映。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血缘关系”,在很多方面,二者已长期形成荣辱相倚的密切关系。在政府显性信用和隐性信用的支持下,金融、信贷资源大量集中于各类国有企业,包括很多低效企业,甚至僵尸企业。一旦这类企业大面积破产,很容易因债务膨胀、坏账剧增而引发银行风险,包括政府管理的信用风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很多银行宁肯放宽还贷期限,甚至继续扩大发放贷款额度,让应破产企业延续生存,给去产能大大地打一个折扣。

2.产业创新发展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制造业为例。

中国经济创新发展,是一个大课题,涉及很多行业、领域,我认为最重要、最关键的部门是制造业。改革开放后经济起飞,GDP总量翻了70多倍,制造业贡献了最多的产值和就业,长期是第一大产值部门和第一大就业部门,是GDP持续快速增长的第一强大推动力。[21]目前中国制造业产值和产量位居全球第一,据2014年估算分别约占20%,增加值约占33%,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中国在22个大类产品中7个大类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产业技术水平低,绝大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装备依赖进口,仅每年用于进口芯片的外汇就超过了2100亿美元,产品大都处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现在,中国制造业受到两头夹击——产业高端被美、欧、日垄断,产业低端被后发国家抢断流失,维持现状很难,走变革创新之路,是唯一合理的发展选择。

国内制造业怎样创新发展?有两个思路,社会聚焦度很高。

第一是总体思路——信息技术同制造业深度融合,即通过物联网进行全行业、多产业和市场供求联动,实现生产自动化、个性化、弹性化和自我优化。2012年《德国工业4.0》最先提出这个发展思路,引起广泛反响,我们也很快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 》。应该看到,这个具有革命意义的新的生产方式,作为完整形态,目前还是没有摆脱理论性假设,还在局部性实验阶段,德国政府就明确提出《德国工业4.0》是一个“尝试性实验”。

《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大布局、大思路,目标宏大,图谋深远,但面临发展问题很多、很复杂,最大难题就卡在体制机制上,现在还几乎无解。中国不缺少制造业发展的硬件要素:有位居世界前列的网商与互联网企业群,有资金实力雄厚的银行金融业,有数量庞大的社会民间资本、有一批在很多领域研发能力优佳的高校及科研机构,有基础宽实并已有部分领先发展的制造业,但是,怎么把它们有机配置和组合起来呢?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体制机制的办法。美国的办法是依靠市场金融机制,主要是倚赖完善的风险投资体制,作为创新发展的孵化和引导;德国的办法还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即市场调节加政府规划和政府推动。中国怎么办?如果没有体制机制上的大变革、大进步,中国制造2025不可能真正推开,用这个革命性的过程改造制造业,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功业吗?

第二个聚焦思路,是机器人的发展。很多人认为,机器人是我国制造业创新的一个突破口,是最有发展潜能的未来新型行业,前景不可限量,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有希望成为未来全球机器人行业的领先国家。这种预期研判,同现实情况形成很大反差。据统计,目前国内机器人企业有800多家,99%是传统机器人——即高端一点的机械设备。我国是全球工业和服务业机器人的最大市场,中高端机器人大量购自国外企业,国产机器人企业处于边缘化和低端化。目前,国内很多地方都热衷搞机器人产业园,大量筹措投资上马,大量重复建设,根本不考虑供求关系,很多还处在概念阶段。这样的搞法,很可能又会走到光伏产业的发展老路上去。应该看到,在一个较长时期里,我国机器人行业还不是一个大量产出的行业,而是一个需要在基础研究方面大量投入的行业,也是一个需要在政府指导下进行市场资源整合的行业,希望在未来而不是现在。

3.改变高端消费内冷外热,涉及到许多深层结构性问题。

提出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目下有一个非常生动的反证性案例,就是高端消费“内冷外热”。2014年我国奢侈品消费1000多亿美元,76%是境外购买行为,2015年境外消费总额高达1.1万亿元人民币,占消费零售总额约4个百分点。[22]对此有人提出,应努力提高国内消费品质量即供给水平,把大量居民消费和购买力留在国内,改变蜂拥而上抢购日本马桶盖的不正常现象,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力量。这个建议很有吸引力,看起来是个好选择,但实际把问题看简单了。出现高端消费“内冷外热”成因很复杂,从表面看,有购买成本、价格差别、税收差异、汇率变化等原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可能还有更深层和更复杂的问题。

我国很多行业的产品质量不高,有一个关键问题——人力资本和就业结构的矛盾,简单讲,就是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缺乏新的适应性劳动力人群。改革开放初期,制造业、房地产和基本建设大规模上马,劳动力市场需要大量普工、粗工,农民工的源源不断供给完全适应。随着发展水平提高,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无论是传统产业更新换代还是新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具有高素质的中高级技术工人,即高级蓝领人群。现在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缺口非常之大,据初步统计,目前中国产业工人7000万,高级蓝领人群比例只有5%,2025年产业工人将达到1亿,缺口可能在3500万左右。相比之下,德国高级蓝领人群的比例是40%。如此扭曲的人力资本和就业结构,是国内产品质量问题之源。没有高质量的劳动力人群,没有可以大量生产出这个高质量劳动力人群的体制,首先是教育体制,一个国家产品质量的整体大幅提高,是没有希望的。高端消费“内冷外热”的状况,还会长期继续下去。


三、经济转型升级的阵痛期不会较短期内结束,应该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政策准备和理论准备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第一阶段很难避免有一个阵痛期,在这个阵痛期里,不能对转型期的难度估计过低,不能对转型期的时间预期过短,不能对政府调控的效果要求过急。经济转型升级只能循序渐进、积累求变,不能指望短期见效、轻易过关,更不能急于求成,任何高明的政策都不行。只有熬过和走出这个阵痛期,才能进入新常态的上升发展阶段。

2015年国内股市短期崩盘,股民损失惨重,社会民怨很大,原因复杂,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有关部门对国内股市的发展进步评价过高,对股市扩张证券融资的有效能力估计过高,对政府管控股市风险的能力估计过高,特别是对政府管控恶意市场行为的能力估计过高。这个教训,应该记取。

(一)靠市场消化解决结构性供求矛盾,是需要花费时间的

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大量工业产能过剩和商品房库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周期性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现在普遍的认识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兼有,后者为主。但是在有些领域中,一方面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声音很高,另一方面却用强化周期性调控的方法解决问题,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以商品房库存为例,2015年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7亿多平米,按照人均住房面积30平米计算,空置住房可供近2400万人口居住。为了去库存,央行的房贷门槛连续放低,不限购城市的购房首付从35%降低至20%(或许未来还有继续放低空间),央行通过降低房贷和积极扩大相关融资,意在更多释放存量货币购买能力,化解市场供求矛盾,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这些举措都不可能真正解决大量空置房问题。现在已有信息显示,最近一些大城市的房价上涨,投资性购买的比例不断上升,根据深圳链家的统计数据,2015年深圳投资性置业占比高达26.7%,比2014年增加3.0%,是2011年的3倍之多,其中个别月份超过30%。[23]。随着市场上涨预期不断强化,投资客占比上升到近三成,就是说,在热度不断上升的楼市中,短期刺激起来的投机性购买正在蓄势发力,市场搅动越来越大,同2009年历史高位的情况非常相近。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一个危险的信号,一个隐含重大风险的信号。

央行的房贷调控政策效用有限,其实道理也不复杂,因为它无法解决房市发展的四个结构性矛盾:1.购房主体人群的渐进替补,国内第一轮购房主体是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部分人群,现在这个人群的购房消费占比递减,新的购房主体人群发展生成,但还未替补到位;2.大量房屋空置和大量城镇居民家庭无力购买,约30-35%的城镇中低收入和低收入人群有购房租房需求,一部分缺乏购买能力,一部分人只有边缘购买能力,怎么办?3.国内房市的区域结构差异,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有就业水平和公共资源高度密集的绝对优势,供求趋紧,房价趋高,大多数三、四线城市空置房大量积累,全面消化需要较长时间;4.房屋供给结构和市场需求结构的矛盾,一方面是房屋普遍趋向高档化发展,一方面是很多居民家庭难以买到自己合意的房型。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必须尊重市场供求规律,如果不采用极端手段把大量空置房全部炸掉,就只能依靠市场出清和市场消化,这是需要等待,需要花费时间的。

(二)在宏观调控的政策设计中,不能把中长期结构性发展目标当做短期增长目标

经济下行持续,为了稳增长,政府出台了很多调控政策,正在发生积极作用,但也有一些政策设计,主观上想尽快解决问题,客观上却把中长期才可能实现的结构性发展目标,当做可以短期见效的增长目标。目标错配,欲速而不达,值得认真研究。这里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为了解决商品房去库存问题,把进城农民工购房作为一个重要的选项,甚至关键的选项,真是可行的吗?

农民工大量购置城市商品房,从纯粹逻辑推论,非常有吸引力。现在全国农民工2.77亿,按三口之家计算约有0.9亿户,如每户购买8平米城市商品房,就可以把全部71853万平米空置房买下来,房地产库存问题基本解决。然而,这是一个不可能假定。首先,大量农民工在一线大城市购房极不现实,北、上、广、深等城市不断攀高的房价,是他们根本不敢问津的,可行的方向是中小城市,特别是农民工居家较近的小城镇。但这里也有两大问题,第一是就业和收入差别,大量产业资源和金融资源高度聚集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资源配置的巨大差异,使中小城镇的就业水平和工资收入水平远低于大城市,农民工愿意选择在这里买房安家吗?第二是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差异,高水平的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更是大量集中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小城镇的状况完全不在同一档次,这种巨大差异下,农民工愿意大量选择在这里买房安家吗?

农民工大量进城买房安家,并非是不可企及之事,但一定要有发展结构的必要条件。如果未来大、中、小城镇能够发展合理布局,产业资源得到均衡配置,就业和收入水平做到基本平衡;如果未来公共服务资源也能在大、中、小城镇均衡配置,社会保障水平做到基本平衡,农民工就一定会大量进城置业,购房安家。同时,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状况,也一定会彻底改变。

(三)新常态下研判经济需要有新的指标体系,缺乏就业指标引领就只能紧盯GDP增长

2012年后增长水平持续下降,经济探底尚在继续,同时,在新的政府调控方针指导下,宏观经济结构的一些重要方面,已经出现新的优化发展迹象。从2012年始,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工业部门,2013年后成为国民经济比重第一大产业;2012-2015年城乡居民收入连续超过GDP增长水平,等等。[24]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GDP作为观察和评价经济的核心指标,尽管也有一个配套的综合指标体系,但由于增长方式惯性的深刻影响,无论朝野,人们最关注、最看重、最敏感的指标,还是GDP增长。2015年四季度GDP下落为6.8%,应该说没有超出调控预期,但数据公布后,社会舆论非常敏感,很多人认为严重冲击心理底线。

新常态下以新的评价方式看待经济走势与发展,非常需要有新的指标和指标体系,最重要之点,应首推就业指标。按照我的理解,在新一届政府的宏观调控设计里,就业指标是放在基础地位和优先地位的。就业指标和增长指标的逻辑联系是,先确定中长期平均值的城镇失业率,约5%左右,再确定增长预期值,约7%左右。这个调控设计最有价值的进步点在于,就业作为民生指标优先考虑,成为确定GDP 和其他增长指标的基点。然而不知道为什么,迄今为止,政府权威部门向社会定期公布的季度性和月份经济数据中,始终没有就业数据的指标(据称只有内部数据参考)。社会就业无法进行动态观察与比较,不能进入经济分析的研判参数,以GDP 为核心的指标体系自然得以延续和强化,一切向GDP看齐不可能得到实际的纠正。这种情况应尽快纠正过来。

增加就业指标和重视就业指标,对新常态下全面准确分析经济形势及发展,还有方法论方面的重要意义。由于近年来服务业比重超过工业部门,就业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结构改进而不是经济总量增长,就业增长同GDP增长的相关度逐步趋于松弛,因此,只要城镇失业率不超过合理的预期底线,比如4.5-5%,即使GDP跌到比6.8%更低的位置,甚至在某一个别时期低于6.5%,也不应视为经济衰退的信号,不应由此而急于寻找更多经济刺激的手段,更不应因此而动摇既定的宏观调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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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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