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丕亮:法律适用中宪法实施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可行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 次 更新时间:2016-05-08 00:54:50

进入专题: 宪法实施   法律适用   依宪释法  

上官丕亮  

   摘要:  宪法在普通的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得以实施,是法律适用的应有之义、宪法至上的内在要求。这种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与我国现行体制并不相悖,具有合法性,而且在实践中已有相关探索,在当下中国完全具有可行性。当务之急是积极主动地走进“依宪释法”这扇宪法实施之门,在广泛的法律适用实践中全面适用宪法,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关键词:  宪法实施 法律适用 依宪释法 正当性 合法性 可行性

  

   除了违宪审查之外,我国宪法还可以而且应当在普通的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即广大司法者和行政执法者在适用法律时依据宪法的规定和精神来解释所要适用的法律条款)的方式得以实施。[1] 在此,本文拟就法律适用中宪法实施的正当性、合法性及可行性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正当性论证: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在理论上能否证成?

   在许多学者的眼里,“宪法实施就等于违宪审查”,而目前我国广大的法律实务工作者更没有形成在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方式实施宪法的意识。显然,论述法律适用中宪法实施的正当性并不是多余的。本文认为,在普通的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实施宪法,在理论上可以成立,完全具有正当性。

   (一)法律适用的应有之义

   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首先应当解释法律。“如果法律要适用在具体的个案里,它就需要解释”。[2] “从案例出发,法律工作者必须首先研究有关的法律规范。接着,他必须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确定该规范的意义及其适用范围。”[3] 正如一位法官所指出的:“法律不经解释即无法适用”,“法律条文往往都是原则性和抽象性的规定,在审判中需要与具体案件进行对号入座的解释。因此,解释法律是法律适用的重要组成部分。”[4] 可以说,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和必经环节。

   有不少学者认为,法律条款规定明确时就不需要进行解释,而只有在法律的规定不够明确或者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有歧义时,才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这似乎很有道理,但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即使法律条款规定得很明确具体,但每个人对它的理解却往往是不同的,所以法律适用者不得不对它作出更具体更明确特别是能让当事人明白的解释。德国著名的法哲学家卡尔•拉伦茨教授在其经典之作《法学方法论》中早就指出:“假使以为,只有在法律文字特别‘模糊’、‘不明确’或‘相互矛盾’时,才需要解释,那就是一种误解,全部的法律文字原则上都可以,并且也需要解释。需要解释本身并不是一种——最后应借助尽可能精确的措词来排除的——“缺陷”,只有法律、法院的判决、决议或契约不能全然以象征性的符号语言来表达,解释就始终必要。”[5]

   还有很多学者强调,普通的执法者和司法者个人在适用法律时对法律只有权“理解”,而无权“解释”。然而,实际上“理解”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指出:“解释不是一种在理解之后的偶尔附加的行为,正相反,理解总是解释,因而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6] 而马克思早在1842年所写的第一篇论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就强调:“法官有义务在把法律运用于个别事件时,根据他在认真考察后的理解来解释法律”。[7] 可以说,理解就是解释,对法律的理解就是对法律的解释,广大执法者和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必须对法律进行解释,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近些年来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也开始认识到法律解释在法律适用中的地位。比如,2004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强调:“在裁判案件中解释法律规范,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8月9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的意见(试行)》中明确指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是指人民检察院对自身的执法行为和作出的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法律、事由进行分析论证、解释说明的活动”、“必要时,应当结合案件事实对条文的含义、法条适用进行解释和说明。”在很大程度上,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过程,就是具体办案的执法者和司法者个人解释法律的过程。

   另外,有不少学者认为,法律解释有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比较解释、社会学解释、合宪解释等多种方法,合宪解释(笔者称之为“依宪解释”)只是一项冲突规则,它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中处于最后的序位,只是在通过其他解释方法获得多种解释之后出现歧义时才被采用,即在多种解释中选择最符合宪法精神的解释。比如,有学者强调:“合宪性解释在各种狭义解释方法中应该处于最后的序位,只有在其他方法不能适用的情况下,才能采用合宪性解释。”[8] 笔者以为,法律是根据宪法而制定的,为维护宪法的权威和法制的统一,法律适用者在适用法律而解释所要适用的法律条款时理应回到宪法,依照宪法来解释,至少要确保自己对所要适用的法律的解释不与宪法相抵触,显然“依宪解释”不仅应该是一项冲突规则,在法律解释产生歧义情形时,由法律适用者依据宪法来选择最符合宪法精神的解释,并且它应当是一项在法律解释的各个阶段交叉出现并始终都要考虑的“一以贯之的解释原则”、“普遍使用的法律认知原则”。[9]

   总之,只要有法律适用,就有法律解释,也就应有依宪解释,依宪解释贯穿于法律适用的全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具体应用依宪解释方法的“依宪释法”是法律适用的应有之义,是法律适用的自然要求,完全具有正当性。

   (二)宪法至上的内在要求

   源于英国的高级法观念,传播到美洲殖民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写入了美国宪法。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本宪法,依照本宪法制定之合众国法律及经合众国授权已经缔结或将来缔结之条约,均为本国之最高法;且不论任何州宪法或法律内容对之有何抵触,各州法官均受其约束。”正如美国著名宪法史学家爱德华•S•考文所指出的:“在美洲殖民地纷纷建立之时,与柯克和洛克的名字连在一起的高级法学说在英国的影响已达到了高潮……传播到美洲殖民地。”“在美国的成文宪法中,高级法最终获得这样一种形式……既具备制定法的形式,又以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补充,高级法又恢复了它的青春活力,从而进入了其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代,这是从查士丁尼时代以来法学上最富有成果的时代。”[10] 自从美国以宪法文本确立宪法的高级法地位以来,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成文宪法,并纷纷在宪法上明文规定宪法至上的高级法地位,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一切法律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抵触无效。我们中国也不例外,宪法明文规定了宪法的最高地位。[11]

   “在位阶上宪法规范高于其他法规范,因此,抵触宪法原则之一般的法律规范将归于无效。”[12] 为此,必须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以撤销违宪的法律规范。无疑,违宪审查制度是宪法至上权威的重要保障。然而,保障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至上权威,仅依靠违宪审查制度还是不够的。

   依据宪法而制定的法律规范难免出现违宪的情形,需要违宪审查机制来纠正。同样地,即使本身并不违宪的法律规范,也不等于在适用过程中不会走样、不会背离宪法,因为法律规范不能自动适用,在适用时首先需要法律适用者去解释它,在解释的过程中就难免出现忽视宪法甚至胡乱解释、歪曲解释并有违宪法的情形。可见,为保障宪法至上的权威,就必须要求执法者和司法者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解释法律时考量宪法,依照宪法的规定及其基本精神来解释法律。“所有的法规所形成的法秩序应该有其一贯性,并服膺宪法之规定及理念,因此一个法律必须由宪法的基本理念来检讨及补充。”[13] 再说,宪法是法律制定的基础乃至直接的依据,法律依据宪法而制定,在制定法律时考虑了宪法的至上权威,相应地在适用法律时也理应考虑宪法的至上权威,依据宪法来解释法律。[14] 显然,依宪释法是宪法至上的内在要求。

  

二、合法性问题: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与现行体制是否相悖?

   在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开展宪法实施,依据宪法来解释法律,无疑这首先需要承认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机关的法官、检察官均享有法律解释权。然而,众所周知,“解释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这是我国宪法在第67条中明确规定的。《立法法》更是作出了明文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5条第1款) 显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予以回答:依宪释法要求广大行政执法者和司法者个人在办案适用法律时享有法律解释权,这是否与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相抵触?

   (一)依宪释法与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并不相悖

   本来,只有适用法律才需要解释法律。然而,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和实践,我国的法律解释在事实上有两种:一种是立法性的法律解释,一般简称为“立法解释”,是指立法者在法律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作出补充规定时对法律作出的解释;另一种是应用性的法律解释,通常又称“应用解释”或“具体应用解释”,是指法律适用者在审判工作、检察工作和行政执法工作中对具体应用的法律作出的解释。[15]

   有必要强调的是,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的“法律解释”,并没有垄断所有的法律解释,它仅是指立法解释。[16] 2000年3月9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明确指出:“法律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等。立法解释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为了加强立法解释工作,保证法律的正确执行,立法法草案规定,以下两种情况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解释:一是,法律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是,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17] 可以说,《立法法》表面上主要是重复了宪法的规定,但在事实上第一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规定作了解读,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法律解释的性质和范围。“立法法所明确的法律解释仅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定程序对法律进行的解释,这种解释性质上属于立法解释,不包括对法律的具体应用解释。关于法律的具体应用解释,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国务院及主管部门的解释,不属于立法法调整的范畴,立法法对此没有规定。”[18]

   然而,依宪释法所要求广大行政执法者和司法者进行的法律解释,仅仅是一种具体的、面向个案的应用解释。显然,这与宪法和《立法法》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解释权的规定并不冲突。

也许有学者会提出,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没有规定广大的行政执法者和司法者个人享有应用性法律解释权,有权对法律进行应用解释。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关于“具体应用解释”是这样规定的:“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而且,《人民法院组织法》也只是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宪法实施   法律适用   依宪释法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400.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