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丕亮:论宪法实施的文化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7 次 更新时间:2014-08-29 19: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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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丕亮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宪法未能得到很好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宪法文化的缺位。一国的宪法文化决定着一国的宪法命运。宪法的实施需要以宪法文化为基础,百年来我国虽制定了一部又一部的宪法,但宪法文化并没有形成,由此我国宪法的实施状况不甚理想。中国宪法实施的未来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宪法文化的养成。在大力培育宪法文化,推进宪法实施的过程中,要进一步重视宪法文化的作用及其培育,而不要过分苛求宪法文本的完美;政府和政党要带头养成守宪护宪的风气和习惯,同时每个公民都应当而且可以为宪法文化的形成作出贡献;既要充分认识到宪法文化培育的长期性,又要对未来充满信心。

   【关键字】宪法实施;文化基础;宪法文化;宪法命运;宪法文本;宪法解释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讲话强调指出:“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1}无疑,宪法的实施,特别是宪法的全面有效实施,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是法治国家建成的标志。我国现行宪法,从1982年公布施行以来,已经超过30个年头了。然而,我国宪法实施的状况仍不尽人意。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的状况乃至2002年12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纪念宪法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由于法律和体制不健全以及执法人员自身素质不完全适应等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还不少,一些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仍然存在”的局面至今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甚至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出现的违宪问题还相当严重。[1]那么,为什么我国的宪法长期以来均未能得到很好的实施呢?笔者认为,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即长期以来我国的宪法实施缺乏必要的文化基础,也就是宪法文化缺位。为此,本文拟就宪法实施的文化基础作一番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宪法文化决定宪法命运

   何谓宪法文化?宪法文化是指一国公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主要是宪法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宪法的、直接影响人们行为的、具有普遍性并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和观念{2},是一种尊重和信仰宪法并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身体力行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约、宪法至上等宪法原则和精神的风气和习惯。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3}文化具有自觉性,它渗透在人们的血液里,人们心甘情愿、自觉不自觉地依它行事,而不需要国家机器等外部力量来强制履行。比如,我们中国的待客文化:客人来访,主人会自动宴请,让客人吃好喝好,如果不这样做,主人自己在内心里会感到过意不去,客人乃至旁人也会觉得主人不够意思!文化具有普遍性,它不是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和观念,个别人乃至一些群体包括学者或官员们的心理和观念不是文化,最多只是亚文化,文化是一种社会普遍存在的大众心理和观念。文化具有稳定性,它是经过长期的心理积淀而形成的一种心理定式,文化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一旦形成,便不容易改变。正因为文化具有上述特点,所以文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宪法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可以说,宪法文化是一部良好宪法产生的重要条件,更是宪法得以实施的重要基础。宪法文化影响着立宪的内容,决定着行宪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的宪法文化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宪法命运{4}。

   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宪法之所以能够得以充分实施从而实现宪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有社会普通存在的宪法文化基础,甚至在宪法制定之前就有了 “宪法文化”。拿美国来说,其独立之前,在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潘恩等人的影响下,北美大陆全体人民就形成了独立、自由、民主、共和、人权、法治的观念乃至文化。1776年1月10日,潘思匿名发表了一本宣称独立、自由、民主、共和、人权、法治这些真理如常识一样自然可信的小册子——《常识》。《常识》一出,震聋发聩,犹如划破黑夜的枪声。不出三个月,就发行12万册,在居民中不胫而走,在军队中广为传阅,总销售量达50万册,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一本畅销书。当时200万北美居民中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读过或听过别人谈这本小册子。《常识》流传之广,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当时在许多乡村茅舍,若拥有一本藏书,那自然是《圣经》,如果拥有第二本,那就是《常识》。在许多大陆军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本读得皱巴巴的《常识》。一家英国报纸惊叹道:“《常识》无人不读。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改变了态度,哪怕是一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独立思想的人。”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也曾承认这本书在“很多人心里,包括他自己在内,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常识》一书还为《独立宣言》铺平了道路,历史学家们发现在《独立宣言》中强调的那些民主原则早已为《常识》以更酣畅淋漓的语调阐述过,《独立宣言》的作者也曾坦率承认他引用过《常识》并对此“引以为荣”{5}。可以说,正是因为北美人民普遍地拥有了独立、自由、民主、共和、人权、法治的常识并形成了文化,有这些今天称之为“宪法文化”的文化作为基础和支撑,所以美国能够产生被马克思称之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独立宣言》和世界上第一部成典宪法,所以美国宪法在制定后能够得到充分实施,进而使美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制的宪制国家。

   可见,宪法文化是保证宪法实施的重要基础,宪法的实施需要以宪法文化为基础,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对宪法的真心喜爱、信仰和拥护,没有形成一种广泛扎根于人们心中的宪法文化,宪法就没有生命力,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施。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

    

   二、百年中国宪法未能很好实施的重要原因在于宪法文化的缺位

   我们中国是在世界立宪潮流的影响下,更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富强为体,宪政为用”,自清朝末期开始“仿行立宪”,虽然模仿西方制定了一部部宪法,但是,在宪法制定之时,我们国家本身并未内生出宪法文化来,这样就形成了有宪法制度而无宪法文化的局面。特别是,在立宪后制宪的统治者并不想受宪法的约束,自己首先不认真遵守宪法,当然也不可能重视宪法观念的宣传等宪法文化的建设,自然未能造就本国的宪法文化。正如王人博教授所指出的:“为了民族的复兴,中国必须选择宪政,但作为救亡之民族主义运动的手段,中国的宪政运动又需借激发民族热情和强化民族意识来获得动力,而民族主义精神的动员又必然强化民族文化,这是宪政在中国遇到的无法克服的两难境地。与此联系,宪政移入中国也就必然地从‘道’变为‘器’,从‘体’变为‘用’,由一个母胎文化中的形上问题变成了中国的形下的功利问题。‘富强为体,宪政为用’成了中国有关宪政问题思考、探求的最为执拗的一种文化性格。近代以来的宪政探索和实践中的成败得失都与它有着干系”。“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传统的消极固守到‘富强为体,宪政为用’的文化范式的形成与发展,文化传统要么被看得百般的玄妙,要么被说得一文不值。只想到得到西方宪政的果实,而不愿在两种文化上下苦功夫,这是实用理性在近代展现出来的一个恶果,中国宪政文化的无根与浅薄也大抵与此相关。”{6}

   我们通常说,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2]其实不然,民主共和的观念并没有深入人心,诚如张鸣教授所言:“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共和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跟君主立宪都属于代议制,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却有先进和落后的分别。……但是,革命给了中国一个最先进的制度,却并没有像教科书里说的那样,使得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7}甚至在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们还不知民主是什么、共和为何物?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观念并没有普及,社会大众尤其是政府和政党尊重和信仰宪法并且遵守和维护宪法的风气和习惯没有形成。一句话,宪法文化尚未形成。

   君不见,辛亥革命后,早已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授意暗杀力图以多数党组织责任内阁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而后又不顾《临时约法》而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下令解散国会、扼杀《天坛宪草》,乃至废止《临时约法》、复辟称帝,等等。

   在孙中山和国民党方面,也不例外。比如,在1912年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因总统人选将由孙中山变动为袁世凯就匆忙把原来设置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明显因人设法。[3]又如,在1913年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天坛宪草》时,袁世凯要派人向宪法起草委员会陈述自己关于起草宪法的意见以及要求派员列席制宪会议,但以国民党人为主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均予以拒绝,并匆匆三读通过宪法草案,交两院宪法会议审议,以造成既定事实{8}。再如,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后,当时国民党内部的黄兴等多数领导人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坏《临时约法》的前提下以法律方法抗争,但孙中山决定以武力讨伐袁世凯,故发起“二次革命”,开创了民国武力解决争端的不好先例。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中认为,当时“宋案”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两造,当时皆缺乏法治观念,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在民国史上,“二次革命”事实上是第一次内战。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有第二次了。如果说第一次是偶然,第二次就是个必然了{9}。

   到了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时代,作为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即1928年的《训政纲领》竟在第1条和第2条明文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1931年当时中华民国国民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30条再次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10}宪法性法律竟然明文规定“以党治国”、“以党代政”。

制定约法的人不相信约法,制定宪法的人不遵守宪法,拥有实力的政府和政党都不信仰并遵守宪法,本应制约权力、保障人权的宪法竟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专制权力的宣言书、以党治国的公告,宪法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正如梁漱溟先生早在1944年所发表的《谈中国宪政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一种政治制度不寄于宪法条文上,却托于政治习惯而立。西方政制在我国并没有其相当的政治习惯,全然为无根之物。单凭临时约法几条文,建立不起自属当然。像英国的宪政,更是习惯之产物。”“西洋这种制度所由产生,全在其向前争求不肯让步之精神。所争求者,一是个人种种自由权,二是预闻公事的公民权(或参政权)。这些问题一经确定下来,便步入宪政,而且宪政所赖以维持而运用者,还靠此精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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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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