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我的导师科尔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5 次 更新时间:2016-05-02 21: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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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 (进入专栏)  

初遇科尔奈

   我最初认识科尔奈教授是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那是1986年的春天,科尔奈在哈佛授课。当时一起选修这门课的中国同学还有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当时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茅于轼,以及在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做访问学者的樊纲,也同我们一起旁听了这门课。如果没有记错,邹恒甫和胡祖六也曾旁听过一部分。

   我们一起听科尔奈的课,下课以后也经常在一起讨论相关题目。其间,我过去在农村的难友顾秀林(著名老一代中国经济学家顾准之女)曾专程慕名从夏威夷跑到哈佛来听科尔奈的课。她向科尔奈解释,自称是我在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战友”。科尔奈对学生中用“战友”而不是“同学”的称谓很感兴趣,他觉得很中国特色。

   科尔奈的课程非常特殊,就像他在自传中讲的,他根本没有受过正规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完全是自己摸索的。所以他在学术上的讲解和境界,都不同于标准的在西方授受的经济学课程。他当时讲授的课程,就是他撰写《社会主义体制》这本著作的过程。

   他的课程让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学者感到非常亲切。因为他除了分析东欧的经济体制之外,还有大量对于东欧体制下社会现实的描述,那种感觉真是入木三分。而其他的经济课程不仅抽象,而且大量内容都是西方世界的经济现象,让我们这拨从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的学生学者感觉格格不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这些西方经济学关注的基本的经济现象,中国当时都还没有,当时其实中国连中央银行都还没有,别说货币政策了,所以上其他的课我们总感觉对不上。而科尔奈讲的投资饥渴症、住房怎么分配等等,这些都和中国存在的问题一样,所以感到特别亲切。

   科尔奈在自传中说他的英语磕磕巴巴,其实他的英语并不磕巴,但确实不是他的母语,不是他最舒适的表达方式,这点确实很明显。即便如此,他的听众仍然很多,教室里都坐满了。这在哈佛经济系为博士生开的课程里很少见。绝大多数给博士生开的课程,教室里人都不多。但是科尔奈上课的教室总是坐满了人,一些不是经济系的人也跑来听。一方面因为科尔奈本身大名鼎鼎,大家慕名而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在西方,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问题。

   科尔奈写《社会主义体制》的过程很有趣。他是提前写好提纲和讲义,然后在课堂上边讲边录音。他在我们这些同学中找母语是英语的同学做他的助理研究员,把录音整理成文字,他在录音整理的基础上再去编辑和修订。同时他还招聘了若干来自不同国家,比如中国(我和钱颖一)、德国,讲俄语的其他同学做他的助理研究员。作为助研,我们的工作就是为这部著作涉及的大量议题收集和整理各种语言的资料,把收集到的数据制作成图表。最后按科尔奈的要求把这些变成统一的形式。

   科尔奈有意识地不把自己的课程拘泥于经济学主流的一些内容,而是有意识地让他的课程面向更广大的社会问题,同时涉及政治、体制、社会学的问题。所以他的书涉及的文献范围非常宽泛,有些文献是经济学家根本不会注意的。这些内容远远超出了东方和西方关于计划经济的研究。有的文献之前我要么不知道,要么就是根本不会去读的,比如关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还有韦伯关于官僚体制的内容,都是科尔奈的课引起我极大兴趣去读的。

   除了授课之外,科尔奈教授还负责每周组织一个研讨会(seminar)。他组织的研讨会跟他授课的风格一样,完全不限制在主流经济学之内,而是跨学科的,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历史学都融为一体。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曾经邀请柏格森(Bergson)来演讲。柏格森是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在所有的经济学课程,即使本科生的课本里也会有社会福利函数的内容,这个函数就是柏格森发明的。所以在所有的文献中,社会福利函数经常被称为柏格森社会福利函数,或者柏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因为柏格森和萨缪尔森是同学,后来萨缪尔森也加入,和柏格森一起完成了社会福利函数。

   柏格森的第二个重大贡献在于,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研究苏联。他是西方研究苏联问题最重要的人物。柏格森那次受科尔奈邀请来讲的就是苏联问题。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和苏联问题专家魏茨曼也曾应邀演讲。

   还有一个有趣的人物是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他是美国最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对中国大量的研究是针对政治制度的。记得他当时受科尔奈之邀来讲的是关于中国的乡镇企业。许多非常有趣的人物被科尔奈教授邀请来讨论,这对我来讲真是大开眼界。因为在别的讨论会上你很难见到这么多、范围这么宽、跨度这么大的学者。

  

从老师到导师  

   自从为科尔奈做助理研究员,我和他的交往变得深入和亲密,让我切身感受到他的许多特点。

   科尔奈非常严格,有时近乎苛刻。这种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很愉快地接受。因为我有工程背景,工程上的要求是极其严格苛刻的。但是,科尔奈教授有时候“过分”地严格。比如帮他收集的数据,他认为我的表达和解释不够清楚,不够充分,流于肤浅,或者是容易误导,这种时候他会说出一些非常尖锐的话。那时,我会感到难以接受,甚至感到沮丧和烦恼。但是现在来看,这些尖锐的批评对我长远的学术生涯都是非常有用的。

   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科尔奈的课是让我受益最大的课,也是我成绩最好的课程之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课不考试,而是要写一篇短论文(term paper)。我写的论文是比较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典社会主义。“经典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经济改革都是他的《社会主义体制》这本书中讨论的内容。我这篇短论文是我自己收集的材料,关于我所知道的中国经济改革和经典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比。他给了我A+。这是我在哈佛念书期间成绩最好的三门课之一。

   为了深入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我选择科尔奈做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之一。所以我在哈佛的整个生涯中,科尔奈既是我的授课老师也是我的导师。在我论文答辩的时候,他作为我的导师、也作为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在我博士论文的签名栏永久性地留下了他的署名。

   作为导师的科尔奈教授很严厉,但是作为长辈,他对人非常亲密,超出了和蔼可亲。比如他会时常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他太太亲自做饭。在哈佛时他住的服务型公寓,是哈佛大学帮他安排的,离肯尼迪学院很近。我仍然记得第一次去他家时的情景,他家里的布置很有匈牙利民族艺术的味道,他太太做的美味佳肴也是匈牙利风味。从此在我们的私人往来中都以朋友方式,称呼他和他妻子为雅诺什和苏萨。

   后来我也请雅诺什和苏萨到我家来吃晚饭。那其实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家里请老师吃饭,以前在国内都没有过。那次最让我吃惊的是,他进我家的时间跟我们之前约定的时间是如此的精确!简直匪夷所思。后来他告诉我,他对守时看得非常重。为了守时,他提前开车到我家门外,就在车里等着,时间一到他就准时按门铃。

   这让我非常震动。因为我们是师生关系啊,他在学生面前,对自己的要求也如此严格。而且他还带了礼物给我,是一本匈牙利文的小说。他当时讲给我听,为什么这本小说是他最喜爱的。

   科尔奈的兴趣非常宽泛。他非常喜欢古典音乐,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莫扎特,他们夫妇经常去听古典音乐会。记得在我教书多年后,曾经同他们夫妇、马斯金夫妇以及马斯克雷尔(Andreu Mas-Colell)夫妇一起在波士顿音乐厅听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中间休息时,他提起那天钢琴演奏家在演奏时纵情欢唱的有趣情景。

   他还特别喜欢看电影。当时还没有DVD,都是录像带。他就在哈佛广场租很多录像带回家去看,什么都看。他当时看了《霸王别姬》和《红高粱》之后,还跟我们讨论。他非常赞美巩俐的演技、魅力及美丽。

  

亦师亦友

   科尔奈非常在意每人的为人,超出学术之外的为人。他在为学生写推荐信时,除学术之外,只要有可能,他总还要评价这个学生的为人。大量的学术和非学术的交往使我们从师生变成了亲密的朋友。我们大量地讨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以及我们各自的经历和观察。

   我向他谈及我的个人经历:我父亲曾被打成“右派”,我自己曾被打成“反革命”,曾经在农村劳动十年,包括作为反革命被劳改等等。他觉得所有这些悲剧都像他自己的国家,他的身边发生的事件一样熟悉。在《社会主义体制》这本书的序言里,科尔奈教授写到,他的一个中国学生曾经在农村经历过折磨,现在坐在他的课堂里。他指的即是我的经历,也不仅是我个人的经历,那是一代中国青年人的经历。

   我们之间的亲密交往和理解,还因为一些重要的事件而深化。在我正在写论文的时期,北京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在那一两个礼拜里,除了在办公室谈话外,科尔奈还请我们到家里深谈。跟我们一样,他的心情非常沉重,每天都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新闻。当时北京发生的一切把他带回了1956年的匈牙利。他觉得中国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的祖国曾发生的事情,深深地揪着他的心,使得他不能做别的事情。

   像许多中国学生一样,当时这个事件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情绪非常急躁,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学生政治活动,基本上荒废了学业。直到后来科尔奈找我,跟我非常非常认真地谈话。他讲述了自己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所做的决策。然后告诉我:你必须做一个选择,要么你就去做一个优秀的政治活动家,要么做一名优秀的学者,你不能做半个学者半个政治活动家,这是不可能做好的。在政治和学术之间,你必须做一个选择。

   这次谈话对我非常重要。从此以后,这个忠告我一直记在心里。到底我们该怎么为社会做贡献?怎样做,才能够最好地贡献社会?我自己后来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的长处,我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地方,是我的学术研究。这是他对我特别大的影响,超出了学术范围,关乎我的人生选择。当我从这本自传中多次读到相关的叙述时,我觉得二十年前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夜。

   我从哈佛毕业的时候,得到了几个不同机构的聘请,包括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我去征求科尔奈的意见。当他听说伦敦经济学院想要聘请我,他非常兴奋,他说那是他在西方工作过的第一个学术机构,得益匪浅。这在我决定加入伦敦经济学院工作上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多位同事都常常跟我讲起他们同科尔奈教授的交往。例如,已故的威尔斯教授 (Peter Wiles) (他曾是当年大力推动伦敦经济学院聘请科尔奈的人之一),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哥穆尔卡(Stanislaw Gomulka),德赛勋爵(Lord Meghnad Desai),雷雅德勋爵(Lord Richard Layard)等。

   我到伦敦经济学院教书以后,一直和科尔奈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我曾多年在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兼职。那段时间,除了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每年有四五个月在HIID做研究。因此仍能经常见到他。

   记得大约在1994年,科尔奈曾请我在他的课堂上给他的研究生们讲中国的经济改革。我讲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同东欧、中欧和前苏联国家的巨大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从中国的制度和历史角度做了解释。

我讲完之后,科尔奈表达了鼓励,但同时当着所有学生对我提出了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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