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新制度经济学的过去和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7 次 更新时间:2018-01-03 00: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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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自从亚当·斯密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以来,其研究主体就是制度。从政治经济学一产生,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制度和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后来在经济学不断地走向社会科学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引入了科学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发现,讨论制度相当困难。当把制度抽象掉之后,许多经济现象分析起来更容易。因此到了19世纪末之后,在经济学逐渐走向经济科学的转型过程中,为了避开分析制度带来的困难,经济学者们就用假设的方式把制度固定住,对制度不予讨论。这样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制度都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下,去寻找“没有制度”的经济中的规律性现象。

   科学地讨论制度的主要困难在于定量化。任何科学都始于定量的观察,由此得到系统的严密的结论,并由此使理论可以得到定量的验证。当经济学变成科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能够定量地度量其研究对象。比起离开制度的“纯”经济和金融现象,度量制度更难度。因此,从20世纪初以来产生的新古典经济学,其最重要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把制度固定住(或称为没有制度),只探讨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现象。

   在那个时期,经济学界还存在一个和新古典经济学有所区别的制度学派,或奥地利学派。严格地说,所谓的制度学派或者奥地利学派继承了政治经济学的老传统,因此并不是新的学派。

   今天讨论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区别于奥地利学派,区别于老的制度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是科斯和诺思。其核心内容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科斯定理,以及诺思的路径依赖理论等。用这些新的概念、新的分析工具讨论制度。但是,从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来讲,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还是20世纪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传统,都是一脉相承的。

   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就是指上述的新概念和新分析方法。但是,当我们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时候,如果强调的是新概念、新分析方法,那就不局限于科斯和诺思发展的新概念和新方法。在科斯和诺思那个时代,他们提出的概念是新的。到现在,这些概念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和方法了,已经不再是新的了。所以,新制度经济学面临着和整个经济学的主流融合及共同发展的趋势。

   当人们用新制度经济学来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一种倾向是清楚地区分新制度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但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对制度的研究,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并不真的有明确的界限。因为主流经济学自从70年代以来系统地引入了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论)和制度设计理论(又称机制设计理论),此后制度就成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比如说制度设计理论,顾名思义研究的就是制度。而且制度设计理论产生的直接背景就是兰格和哈耶克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制度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辩论的延续。这一辩论的内涵就是最大、最基本的制度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设计理论与制度经济学在许多方面重合。只不过它和传统的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方法不同,它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科斯的理论、诺思的理论看上去也不同,但整体上,研究对象是一样的,都是制度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主流学术界通常将制度设计理论视为博弈论的一个分支,而博弈论本身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对象。在博弈论引入经济学以前,经济学者们把制度假设掉,在不看制度的情况下分析市场经济,中心问题是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均衡,由此建立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然后用这个理论框架去讨论市场经济。但是,引入了博弈论以后,讨论的对象就扩展到人和人之间在社会上的任何博弈,超越了单纯的市场供求。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诺思关于制度的定义,就可以看到制度经济学在概念上与博弈论的重合。诺思将制度定义为社会博弈的规则,而博弈论讨论的正好是人的社会博弈,在不同规则下的博弈。当我们讲社会博弈的规则时,指的就是制度,并讨论什么样的制度下博弈会出什么样的结果,这正好就是博弈论要讨论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自博弈论和制度设计理论的发展以来,主流经济学已经为系统地从理论上研究制度奠定了基础或者部分基础。就此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是日益融合,而不是相互分野。

   除了理论之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经验研究。在最近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在新制度经济学还是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经验研究都有了巨大发展,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制度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中东欧国家,包括中国、越南,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段时间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制度变化,极大地刺激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第二个原因是技术的变化,包括互联网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大量与制度相关的数据在过去很难获得,但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变得更加容易获得。有没有数据实际是科学发展的决定性问题。任何科学的经验工作的第一关就是数据,而互联网的发展为获取大量数据奠定了重大的技术基础。另一个重大的技术基础就是个人计算机的发展,这使学者们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变得极其容易,人人都可以在家里对数据进行复杂的统计分析。上述两个因素相结合,在最近二三十年里,使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领域的经验研究蓬勃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领域在很大范围内是互相重叠的。经常很难清楚地划出界限,实际上也没有必要人为地划清界限。

   经验研究的迅猛发展告诉我们,新制度经济学不但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实际上,已有的这些发展是为下一步更大的发展奠定基础。一方面是在理论上,引进了博弈论和制度设计理论;另一方面在经验研究上,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从大量经验研究中发现的规律性内容。这些都有待于好的理论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推动

  

   新制度经济学至今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原因之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更具科学性、可操作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科斯定理,诺思的理论,包括对制度的定义和路径依赖理论,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不仅有概念上的推动,也包括经验研究上的帮助。下面我分别就诺思的理论和科斯的理论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首先,是诺思关于路径依赖的理论。概括地说,路径依赖理论是指在制度演变的过程中,不同国家中不同制度的演变和过去的制度相关,进而可以分析,过去的制度,在什么意义上,会决定后来演变成什么样子。例如一个关键的制度因素是,过去的制度能否使这个制度本身有兑现承诺的能力。过去的制度如果使得其统治者能够兑现其承诺,那么制度就会向良性循环演进:从具备部分兑现承诺的能力到承诺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如果过去的制度里没有这种能力,这个制度可能很难向良性循环演变。在一个统治者完全没有承诺能力的制度中,可能一直发展不出来统治者兑现其承诺的能力。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上的讨论。诺思和他的合作者应用这个概念讨论了宪政的发展,为什么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出现代宪政的国家,为什么很多国家发展不出宪政。诺思认为,在英国产生宪政之前,在封建君主制下,封建贵族们实际上能在一定程度上强迫君主兑现一些他的承诺。也就是说,在英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中,存在部分使君主兑现其承诺的机制。从13世纪的大宪章运动起,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这个制度显现了良性循环,君主在贵族的集体制衡下,被迫越来越多地兑现其承诺。从一开始能承诺一点点,到后来越来越多地兑现,最终建立宪政。宪政归根结底就是以分权的方式,迫使统治者必须兑现他许下的承诺。

   有不少经济史学家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发展。诺思的理论甚至对博弈论也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诺思关于制度决定承诺兑现能力的讨论,后来在博弈论中成了一大类的主流问题,即所谓的动态博弈论问题。

   科斯对经济学主流的影响更大。例如,交易成本理论不仅应用非常广泛,有大量的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它反过来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从理论的角度讲,交易成本理论是一种化约形式(reduced-form)的理论。所谓化约形式的理论是相对于从经济现象最基本的原理(first principles)出发的理论而言的。所谓最基本原理相当于公理,是大家公认而不用解释的基本出发点。而化约形式的理论是以直觉为基础的从中间假设或中间结果出发的。

   物理科学、生物科学的基本理论都是从最基本的原理产生出来的,尤其是物理科学。例如牛顿力学定律。经济科学也试图这样做。但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极其复杂,所以一切都追求从最基础的原理或公理出发来构建理论,往往在难以实现的时候,把人们陷入技术陷阱里,看不到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相比之下,科斯定理把称为“交易成本”的中间结果作为起点,获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由于交易成本不是最基础的原理,作为黑匣子,它启发人们如何去构建更基本的理论。面对化约形式的理论,到底什么是交易成本,什么东西决定了交易成本?市场上和企业内部这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为什么带来的成本不同?到底哪一种类型的交易成本更高?

   进一步看,无论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还是在企业内部进行交易,都是以合同的形式进行的。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合同和在企业内部进行交易的合同,到底有什么差别?如果它们之间没有质的差别,那么世界上就不会存在企业和市场的差别。在现实中,人们感到(或者观察到),在企业内部交易和在市场上交易有质的不同。有企业和没有企业也有质的不同。如果是质的不同,到底是什么不同?这里面涉及合同理论(博弈论的一个分支)和产权理论。什么是企业?任何一个组织被叫作企业的时候,意味着整合在一起的一组产权。所谓市场指的是人们在市场上互相交换和买卖产权,如果买卖的只是一个产品,那是关于这个产品的产权,如果买卖的是股份,就一定在交易产权。所以,人们在市场上交易的内容和在企业内部交易的内容是有质的不同的。

   为什么会有产权?有产权和没有产权到底会不会造成差别?为什么产权重要?这些是从交易成本理论受到启发提出来的基本问题。奥利弗·哈特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启发下,打开了交易成本理论这个黑匣子。其出发点是合同的不完备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剩余控制权如何分配的问题。所谓的剩余控制权分配就是产权的分配,因为谁有产权,谁就掌握了剩余控制权。剩余控制权存在的原因,既包括了合同自身不完备的特性,也包括人们为了控制产权有意设计的不完备合同。这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基础。这些理论发展对今天主流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金融学,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除了科斯和诺思之外,威廉姆森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也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姆森的理论是对科斯理论的直接延伸。在哈特的工作之前,交易成本理论之所以变得威力巨大,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贡献是威廉姆森。科斯的写作并不多,他只是原则上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在概念上说清楚了,但如何应用这个概念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大量是威廉姆森的工作。此外,刚才讲到从不完备合同理论的角度解释产权,这个基本思路也是源于威廉姆森。当然严格的理论构建工作,是哈特。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不同层次的贡献,在科斯那里更像哲学概念,而威廉姆森把科斯的抽象哲学概念具体化,而且他有大量的观察。威廉姆森基本上不太使用系统的数据,而是根据经验观察,他用哲学概念把大量经验观察串在一起,然后又哲理性地讨论为什么要有产权,产权的作用是什么,最后发现它和合同的不完备性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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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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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杂志(9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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