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信息的迅速流动是一切的一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38 次 更新时间:2020-02-10 02: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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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 (进入专栏)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进展,牵动着亿万人的心。每日层出不穷的新闻,把人们带入各种道德困境。口罩短缺,要不要采取价格管制?医疗物资的分配,用计划分配还是市场机制更合理?科学家应该抢先发表论文,还是应全力投入疫情信息发布和预防?经济学和社会分工协作的理论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在效率和道德之间、在学术交流和大众传播等两难选择中,有没有中间道路?带着这些疑问,界面新闻记者电话采访了长江商学院教授许成钢。

   以下为访谈实录:

   界面新闻:回顾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变化,中国疾控中心、卫健委、省市地方政府等机构之间,有没有更合理的分工和协作关系?什么样的体系才能应对突发传染病疫情?

   许成钢:首先要理清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性质。面对社会突然造成巨大影响的事件,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让社会迅速应对负面的重大冲击。传染病、自然灾害等一系列突发重大事件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突发的,没有人事先能预报。不存在一个学科可以准确预报。比如没有谁可以准确预报地震何时,在哪里发生,会是什么级别。传染病的爆发,更不存在一个学科能够预报,而且一旦爆发就迅速而广泛的传播。

   认清了突发事件的性质,我们再看社会组织起来的目的,显然应该是保护所有人的基本利益,面对传染病爆发,最大的基本利益就是所有人的健康。

   当目的很清楚,而我们应对的是突发的、科学上无法预报的事情时,那么从道理上讲,第一重要的是信息、信息、信息。一切的一切的基础,取决于信息。只有信息来的准,来得快,信息传得快,才有可能预防。严格地说,信息本身就是预防。全世界跟传染病相关的基本规则,所有发达国家预防传染病的基本部分,就是信息,即让人们尽快知道发生了什么,尤其是第一线发生了什么。

   针对武汉发生的疫情,有传染病专家重新强调了传染病预防的几个基本原则。我复述一下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概括的3C原则,即communication(通讯,即信息),cooperation(合作,其核心仍然是信息) 和coordination(协调,其核心也是信息)。当信息流通渠道被阻断时,一定就阻断了防疫工作。

   回头看这次事件的教训:为什么对武汉肺炎的反应如此之慢?为什么直到疫情已经散布到武汉之外,传到国外,才有一些信息发布?可以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这个法律条文的意思是,传染病疫情发布的权力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地方的职责是收集、上报信息,执行中央命令。法律没有写地方可以发布信息。在发达国家,法律规范是,没有禁止的就可以做。而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原则是反的,即没有允许的不可以做。所以,法律上没有允许地方发布信息。因此人们普遍解释为,地方没有权力发布,他们只有向上报告的责任。

   除了信息必须自下而上报告、只有中央部门才能决定之外,《传染病防治法》还有另一个基本问题,即疫情分类要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来讨论和增删。传染病,尤其是外来的突发事件,可能是人们从来不知道的病毒。自下而上报告,还要通过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来改变分类,这怎么可能及时应对?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当法律和制度安排把人们的手脚都捆起来,就会因为人为的延误,导致重大的灾难性后果。

   在所有发达国家,当快速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都是创造条件,使得第一线发现的信息,能够迅速让社会上所有的人们都知道。这是人们能采取相应措施的基本条件。没有信息,就没法采取措施。与此对照的是武汉8个所谓散播谣言者的案例。这8个所谓散播谣言的人都是武汉的第一线医务人员。在相当小范围里讨论他们在医院发现的严重情况。在发达国家,这时政府会立即反应,立刻要医生们告知大众。但在武汉,他们的声音被禁,甚至遭到惩罚。这就导致至关重要的基本信息没能传播出来。

   而且,在武汉的医务和生物专家们对新冠状病毒的发现做出重要的初步贡献后,又有中央来的专家对相关问题有重要的研究,对这种新病毒和疾病有了重要的认识。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国际学术期刊的论文,从送稿到发布,从发现到撰稿,都需要相当的时间。从《柳叶刀》上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到,第一个病例是12月1日,这个病人和华南海鲜市场无关,是从人那里传染来的,这个病毒是一个全新的病毒。所有这些说明,很早武汉和国家的科研专家就已经发现了人传人的情况。这些都发表在论文里。但在对公众发布时,竟然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控”。其中一个说法是,那时没有弄清楚病毒的性质。

   如果我们讨论的只是生物学的学术问题,生物学家们当然会,而且应该集中辩论病毒的性质。但作为传染病问题,即便在病毒没完全弄清之前,一定也必须以严格的预防传染为底线。绝对不能以没有弄清为理由,不采取预防措施。作为传染病专家,第一关心的必须是预防。宁愿预防是“多余”的。而预防的核心是信息。包括获得信息,传播信息。即便没有完全确凿的人传人的证据,只要有可能出现传染,只要出现未知病毒引起人的疾病,首先应该必须预防传染,必须严密的预防可能的传染病的扩散。而不是在情况未知时,告诉人们无需措施,“可防可控”。这从基本上严重违反了传染病预防的原则。

   为了帮助说明我的意思,让我用地震举例。地震在科学上有大量的研究,但这个领域没有可能确切的做出预报。地震的预防是,一旦有了征兆就必须全面采取措施预防,包括大规模的人员动员,离开建筑等等。但这些预防措施在多数时候是“多余”的,只有少数时候是准确的。原因是因为人们无法准确预测地震到底会不会发生。与此相似,传染病专家的作用,就是一旦发现了危险的病毒感染,就必须预防。作为传染病机构,如果没有及时应对,要么是政治考虑带来的扭曲,要么就是不关心传染问题,因此是不合格的传染病专家。

   武汉肺炎事件中发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有关专家对公众说的话和专家在科学论文里说的话,严重自相矛盾?!我们在外面,不知道内部情况,只能猜测这跟制度安排有关,即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力把信息散播出来。信息必须集中在中央部门才能发布。任何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医务人员、病人都不能传播信息。作为科学家,他们发现的事情,在没有授权时也不可以发布。因此只好讲误导的话。

   面对重大突发事件,一个社会如果在制度上、在法律上,强制要求把所有权力,包括信息披露的权力,全都集中在中央部门,在特定情况下,会在社会引发重大损失,甚至大灾难。因为,在重大突发事件,总是伴随大量未知,往往是科学上未知的信息。这些未知的信息,是事先无法计划和准备的。而且往往在短时间就会造成重大后果。迅速应对必须依赖现场,依赖地方的及时处理。如果信息不能自由流通,处理不能及时,一定会造成重大损失。如果制度上强制地方的信息不能在地方处理,而必须只能从基层层层上报,报到中央,中央部门经过处理、各种权衡,再做决定。这样先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当碰到重大突发事件时,尤其是事先无法准备无法计划的事件,一定是来不及应对的。除了传染病,许多重大事件,如地震、海啸、台风、洪水等等,都有类似特点。

   界面新闻:今天的疫情和2003年SARS有一个重大区别,即信息传播的路径。当年主要媒体是电视和报纸,还包括电脑网站,信息流向是中央向周边的传播,而今天的主要传播渠道是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或者说,每个个体看到的资讯都是片面、不完整的。您说到信息的迅速传播至关重要,那么如何防止谣言的扩散呢?

   许成钢:信息的传播,对信息的及时处理,永远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最核心的环节。禁止信息传播,一定导致处理缓慢。因此,阻碍信息是问题的根源。传染病防治的第一重要因素是帮助信息快速传播,信息传播快,才能应对快,才能减少疫情扩散。

   至于所谓的谣言,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叫谣言?比如8个医务工作者在微信里讨论病情,因为不知道病毒的确切特点,作为第一线工作者,他们根据症状,说它像SARS病毒。最高法的微博,在为他们“平反”的微博里面,说他们当初传播的消息属于不实信息,某种意义上就是谣言。问题是为什么这叫谣言?所有不确切的话,都叫谣言吗?我们科学家是干什么的?我们科学家永远在互相辩论,永远在挑战已经做过的工作,发现其中哪些是不确切的,发现已经公认的工作存在不确切的东西。所谓确切和不确切,永远是相对的。上级发布的,中央发布的,其是否确切也是相对的。相对不确切的内容不可以归为谣言。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当使用谣言这样的标签时,把问题上升到刑法,要惩罚。这种给没有获得批准传播的消息,贴上谣言的标签,用法律去惩罚的结果,就是信息渠道切断。世界上,信息的传播,从来会有多个版本。面对同一个全新病例,两个医生的描述也可能是不同的。两个科学家对同一个问题,可能有争论。可以称某个医生,某个科学家的说法叫谣言呢?法律上说的谣言,应该是有意识的、无中生有的编造的内容。在法律上判断,什么是有意识编造的内容,是很难举证的。

   在对全世界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的信息交流中,最简单的做法,发达国家的做法,就是让信息自由流动。真实的信息,会在全体民众中影响最大。在开放信息的流动渠道中,在人们普遍可以看到真实信息时,错误信息,编造的虚假信息,会被人们摒弃。在传染病情况下,所有人关心的是自己、身边人的、全社会的健康。这种情况下,如果信息渠道通畅,真实信息的传播一定会被大多数人接受。

   界面新闻: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国际顶级刊物发表论文,被众多媒体和自媒体批评。如何在发表论文和对公众及时公布信息两者间做出协调?这个和制度的激励机制有关吗?

   许成钢:不能囫囵吞枣地讨论这件事。预防传染病与弄清传染病是两个密不可分的事。比如每一次地震,总有两个角度。一是从立即的社会福利角度,要尽量把突发事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减到最小。第二,这是一个重大研究机会,是为人类长期面对灾难提供科学上的帮助。这需要制度安排,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职责,把这些密不可分的工作都做好,协调好。疾病防控的重心,第一时刻必须关心的应该是立即的防止疾病扩散,防止立即的对社会福利的损害。同时,涉及新的传染病,弄清传染病的性质,及时在样本里提取重要信息,是为找到治疗办法的基础,比如研制疫苗,科研是必须及时做的。及时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是国际合作解决如此重大难题的关键一步。因此,两个事情都必须紧急做。

   从整体的制度安排看,人命关天,第一重要的是疾病防控,但任何打压科学研究绝对是错误的。科技部的文件说“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这话完全错误。科技部的职责就是科学研究。各司其职,每个部门都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一些人把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作为一个负面原因,去批判发表论文的人,这没有道理。如果发论文的人同时在疾病防治上有责任,那么应该讨论的是在疾病防治方面的责任。而科学研究的论文是帮助解决难题的成就。

   国际同行对武汉的研究机构、中央的研究机构能很快搞清楚病毒是什么,从生物科学的角度给予的同行评价是很高的。为什么把做得好的事情当作做靶子来攻击你?岂不是黑白混淆?最大问题是信息流通被阻断,是临床发现的信息,科学研究发现信息,都不允许流通,都不允许及时在预防传染病中起作用。

   界面新闻:当前口罩和防护用品是物资供应的重中之重。价格管制和涨价罚款,是不是应对短缺和抢购的好政策。从经济学理论和历史实践来看,您有哪些建议?

许成钢:重大社会突发事件和平常讨论的常态下的市场经济不同,需要直接的政府的功能,涉及与市场不同的制度安排。在经济学里,这是公共经济学领域。任何发达国家,政府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为应对可能的重大突发事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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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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