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禹僧:关于“讲真话”的讲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85 次 更新时间:2008-03-05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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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禹僧  

我觉得这种聚会形式很好,各国宪法一般都保证公民集会的自由,私人会议不仅可以讨论历史、哲学,还可以有更专门的私人会议,如理论物理学和理论数学的会议,我始终希望恢复中国古代社会那样一个丰富的民间社会,只有在一个丰富的民间社会中,天才才能生长出来,斯巴达的“指令计划”产生不出天才,即使有天才,也会夭折。

我今天的题目是讨论“讲真话”,在进入我的题目前,我们首先需要思考一些问题,就是中国的形而上学传统问题。我曾说过,中国有发达的道德形而上学,欧洲当然也有;经常有人说,中国的科学理性不发达,欧洲人科学理性发达,而我们的形而上学并不比欧洲人落后,而是与欧洲形而上学一样发达,或在某些方面超过他们。这样说有它的是处,也有它的非处。先说它的非处,这样说仿佛科学与形而上学无关,实际上不是,科学是从形而上学中发展出来的,欧洲科学理性的发达是由于欧洲文明的基础希腊文明有一种我们中国形而上学缺乏的传统——思辨的传统,我们缺乏这个传统并非说一点儿也没有,离坚白、白马非马论,说明我们有一些,但不发达。欧洲的希腊传统,我们看苏格拉底即使讨论道德问题,他也有一种刨根问底的精神,我们中国文明没有这个精神,即使现在,读者喜欢感性的东西,不喜欢进一步究竟下去,一遇思辨就厌倦了。我们再来说它的是处,中国形而上学不发达表现在思辨理性不发达,但并非说中国形而上学不高明,中国形而上学中不仅于道德形而上学很高明,甚至它的宇宙论也都有高明的见解,那么为何说不发达呢?不发达表现在中国极高明的形而上学都是诗意的,而非理论的,诗意的形而上学采取直入本质的论断方式,比如老子、庄子的形而上学就是这种诗意形而上学,它的高明处表现在对现代科学也可以发生影响,但它毕竟是形而上学之诗。我们说科学达到某个特别深入的层次也可能与诗相逢,但这只是在意境上论,你说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也说明形式逻辑发展到极高处正在反驳形式逻辑,有了辩证法的诗意了,但形式逻辑毕竟不是诗。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太诗化,而非理论化,这就使它不能从自己的体内孕育出科学来,没有科学产生,其是处也就是不会从我们的文明中产生出科学主义。可是这个是处却没有表现出来,原因于中国在世界中不是孤立存在,它总要和世界交流,一旦交流,他的是处反成了非处,因为我们的科学理性不发达,科学在进入中国后随带的科学主义就造成了比科学在自己的发源地欧洲更大的危害,为什么危害更大,我们知道,欧洲殖民者当初到达美洲的时候,他们所带去的鼠疫几乎把美洲土著灭绝,为什么,美洲本土居民对鼠疫太缺乏免疫力了,中国也因缺乏科学理性而太缺乏对科学主义的免疫力了。

为什么在我正题前要讲上面一段话呢?因为我要讨论的“讲真话”是要究竟“讲真话”这个观念的意义,我想对大家说明,我们不能满足于对某些判断的感觉意义。我看到许多悼念巴金先生的文章论到“真话”都太感性化,观念质朴有它的好处,但缺乏对质朴观念的究竟还有更大的坏处。巴金先生是小说家,不是哲学家,我们不能要求他过高,但我们需要知道,他和我们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都有停留于感觉意义的毛病,这样的毛病是不能深入,批判教条,结果又沦为新的教条。为什么这样说?“讲真话”的提法固然有其时代意义的好处,但也仅仅是时代意义而已,那种被巴金批评的意识形态可以反驳说:你说要讲真话,难道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吗?我们不仅是讲真话,而且是讲真理,辩证唯物主义是真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社会主义道路是真理,我们坚持真理。巴金的感性“真话论”显然没有能力反驳这样的“真理论”,为什么不能反驳?因为“真话论”没有足够的理论资源,只是小说家的感觉意义。

哲学家本来不应该对小说家言太认真的,但哲学家还有启蒙大众的本欲,这可能是他的浮躁,也可能是他的所谓入世情结。如果他要启蒙大众,他就需要从某个大家关心的题目出发,以引起大家的兴趣,这样能够通过一个小的流行观念引发出一些深入的思想来。现在我们就来就“讲真话”思辨地究竟一下,看看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意义。

我们说“真话”、“假话”的区分乃至更广泛的真假区分,在某些情况下是简单的,在某些情况下又绝非简单。一个人借了另一人百元钱,转眼说没借,假如有第三者目睹了这个人从借钱到他说没借的过程,他就可以准确地判断,此人说了假话。这里的判断显然是明确的,真话、假话之间没有任何模糊性。可见关于现象世界的描述有一个我们人类能检验的真假的判据,你从望远镜看见了天上的星星,你说——我看见了星星,这个判断是真的,可以检验,怎么检验,换个人也能看到,大家都能看到,这叫做科学实验的可检验性、可重复性,经过检验,这个——我看见星星——判断就可以上升到更普遍的判断:我们都看见了星星。为什么不是更普遍的判断——星星存在?因为你没有说时间,假如你说“现在我看见的那颗星星存在”的判断,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为什么?因为你所看见的是那星星的光芒,而那星星本身,假如有一个超距的“现在”,它可能已经消失了。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一些古老的星体的光线到达我们时,而它本身已经不存在了。可见描述和判定是有区别的。对于现象世界的描述和判断的真假区分尽管有标准,可已经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的事了,所以“眼见为真”不是如此简单——看到的就是真实,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明确地看见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降落,我们似乎可以作证——太阳围绕地球转,但我们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当然“讲真话”被小说家提出时,所引起的反响当然不是这话的物理学意义,而是道德良知的意义,即当时社会现实许多人违背良知,故意陷害人,“讲真话”就有批判社会现实的作用。这种“讲真话”的质朴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大家没有认真思考,现在认为的普遍的昧着良心说话的状况在当时其实正是从道德良知的神圣性出发的。也就是说,事后看似昧着良心说话,在当初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真话。对于那些对伟大领袖崇拜到极点的人,如果他听见有人把口号喊错——打倒伟大领袖,他的愤怒难道不是发自内心,他的良知既然就是认定伟大领袖是人民的救世主,那么他要对喊错口号的人残酷迫害、弄成家破人亡,难道不是出于他的“道德良知”吗!所以“道德良知”在近现代的反传统性使道德良知和“真话”之间关系不再一致,关键在于“新道德”将“良知”的意义改变了,基于不同意义的“良知”也就有了不同的“真话”。

我们知道许多在1949年前的优秀知识分子一旦进入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时代,他的全部优秀性不仅丧失,而且他的优秀品质就成为他获罪的原因了,而且在大多数这样优秀知识分子普遍发生的情况是,他们尽管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在总体上认同那强加给自己肉体和精神摧残的意识形态的“真理性”,他们所恨怨的绝对不是意识形态本身,而是恨怨自己没有按照统治者的要求彻底剔除自己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或者认为自己已经剔除了,而统治者中的恶劣分子把自己的剔除当作没有剔除。而这种情况正在于他们对“真理”,当然也是对“真话”的信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科学真理!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共产主义思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正确的思想。

这种对“科学真理”的信仰是从那里获得的呢?从外部说,当然是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的,但让全中国人民当然包括所有知识分子认同的动力却是来自“新的道德良知”。“新的道德良知”和旧的或曰传统的道德良知有什么不同呢?旧的道德良知是中国传统道德形而上学,是孔孟的仁义道德“仁者爱人”等观念。新道德认为,这是没落的统治阶级的伪善和欺骗,新道德是无产阶级的道德,无产阶级的道德是消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看“消灭!”这是非常厉害的,你承认它正确还不行,你还必须承认它要消灭它认为不正确的思想才行。中国古代统治有过严酷的统治,但没有严酷到干涉人的思维,汉武帝以后,儒家道德形而上学一尊地位的确立并没有达到这个一尊地位的儒家要消灭其他思想的地步,儒家与道家、释家的并立说明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与自由并不冲突,中国儒家一尊的传统帝王时代可以称为自然的自由主义。但这种自然的自由主义在1949年以后却遭到了五千年来没有过的厄运,新道德既反对儒家道德也反对资产阶级道德,实际上是和人类整个文明史进化来的道德传统对立。那么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都几乎无条件地认同这种“消灭主义”的“厉害”的道德真理呢?因为他们大多数没有足够的思辨理性来分析问题,他们只是从质朴的情感出发,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优越论似乎是太直观不过真理了,我们桌子上的饭难道不是农民生产的,我们的衣服、住的房子难道不是工人们劳动创造的,认定劳动人民是优秀阶级难道不是绝对的真理吗!中国古代思想都太质朴,没有系统的社会学理论,外来的崇拜无产阶级的“科学真理”一旦被定为一尊,知识分子不能反思其蒙昧主义本质,传统的民本思想使他们分辨不清关心下层人民疾苦和崇拜劳工阶级意义的不同,他们看不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各阶层的民众之间的人权平等才是合理的价值观,当崇拜劳工发展到否定知识和否定知识分子肉体的时候,知识分子也还是执迷不悟,认识不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文明本质。我们看所有进入“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无力反驳自己获罪的罪名,他们不能清醒地反驳说,你们的马列意识形态是反文明、反人类,你们以意识形态随意消灭他人肉体是犯罪;他们只能说,我本来是认同你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真理的,你们冤枉了我。我们现在分析,直接地说——你们统治者犯罪,和辩解说——我认同你们的真理,你们统治者冤枉了我,二者是有极大区别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悲也就在于他们的思辨理性不能认识到前者,而大多停留于后者。当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许多知识分子仍然附和巴金先生的“真话论”为什么在哲学家读来感觉猥琐小气,因为他们的所谓“讲真话”还是跪在那里乞求:知识分子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真理、认同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求你们高抬贵手,不要再继续发动使知识分子蒙冤的革命运动了。他们不能认识到,正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群氓崇拜教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规模历史性集体犯罪;他们不能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是什么领导人的失误带来的,而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鼠疫的瘟疫性造成的。

精神鼠疫在人群中的大范围爆发,有其精神病毒的毒辣一面,另还有人群的免疫力太低的一面。而这种免疫力低下的原因是中国人对观念究竟下去的思辨理性的缺乏。我们知道共产主义幽灵最早是在欧洲荡漾的,为什么这个幽灵没有给欧洲造成危害却在遥远的苏联和中国造成了巨大危害呢?

欧洲的思辨理性发达,而中国不发达。这个区别在“求真”的效果上是不同的。我们知道,一个物体质量是10千克,那么它就肯定不是5千克,这里不可能有相反的情况并立:某物体质量是10千克也可以是5千克。这就是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是否我们看待世界的绝对正确形式呢?欧洲形而上学发展到康德哲学,康德发现矛盾律并不能运用于一切概念,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即自然科学,它一定遵守矛盾律,某物质量(不考虑相对论效应)是一定的;1+3的结果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不能有两个正确答案;等等。这些知识来自于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知性用形式逻辑将经验概念统一起来就形成了知识系统。知识系统不违反矛盾律,1+2=3,不能等于5,一个知识判断不能既是“是”同时还是“否”,即一个知识判断不能和它的矛盾形式并立。但康德发现我们人类的词语世界或曰观念世界中并非只有经验概念,还有不同于经验概念的理性概念,什么是经验概念,比如“牛”是我们现象世界的经验概念,但“善”则不是经验概念。所谓经验概念就是在现象世界中有这个概念的对象,牛的概念有具体的牛和这个牛概念对应,那个在现象世界中的牛就是“牛”这个经验概念的对象;但“善”的对象在哪里呢?“善”没有自己的现象世界的对象。所以康德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概念都像经验概念那样在时空中有自己的对象,比如“自我”一般指我的灵魂或曰我的精神,它不在时空中,上帝也不在时空中。这些在时空中没有对象的概念就是理性概念,理性概念康德借用柏拉图的词汇称为理念,关于理念的判断和关于经验的判断不同,比如,你说:牛是食草动物,它就不是食肉动物,经验概念不能违反矛盾律;但关于理性概念的判断即关于理念的判断则不同,比如关于“自我”,灵魂是善的,可以成立,灵魂是不善的而是恶的,也可以成立,关于理性概念相矛盾的两个判断可以同时成立。康德把关于理性概念的理念论的矛盾判断可以同时成立叫做纯粹理性概念的二律背反。

讲康德关于纯粹理性概念的二律背反和我讲演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吗?有大关系的。我们知道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席卷中国大陆的岁月,唯物主义无神论具有真理的绝对性,唯物主义是真理,唯心主义是谬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那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可是如果我们用康德的纯粹理性概念的二律背反来分析,这种认识是极端错误的。为什么说认定唯物论正确、唯心论错误这个观念错误呢?

这里就要提到康德除了自我、上帝而外的第三个纯粹理性概念“整体世界”,“世界整体”这个概念也是理性概念,因为它也没有自己的对象,你说,怎么没有对象啊,我们不是都看见世界中的物体:山峦、树木、道路;太阳、月亮、星辰吗?是的,能看见,但我们看见的并不是“世界整体”,而且遥远的地方和近处的地方不是“同时”存在,在由“遥远”到“近处”的空间是由“过去”到“现在”的时间序列,所以世界是时空的序列,而且还有我们看不见的“未来”也包含在“整体世界”的所指中,“宇宙整体”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全部,宇宙在膨胀,我们不知道它以什么方式开始(大爆炸的描述并不完备)也不知道它是否有结束,而我们所谓“整体世界”是对这个我们不知道或起码不完全知道的“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空间序列”的指称,所以“整体世界”并没有自己的对象,而只是我们理性想象的概念。这样,对这个“整体世界”不全知的概念就必然有相互矛盾的二律背反存在:世界是有限的;世界是无限的。世界是精神的;世界是物质的。世界是必然的;世界是自由的。

你说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正确,世界是物质的,那你说说,精神是怎么出现在物质世界中的?谁也不能说清楚,如果谁说能清楚,他就能造出精神存在者来,他就是上帝了。你既然说不清楚,你为什么这么确信呢!唯物主义反驳说,我说不清楚,你唯心主义也说不清楚。的确,唯心论、唯物论都不能说清楚世界的what、why、where,所以康德才说人类理性没有裁决二律背反的法官能判决说哪一方正确,哪一方错误。既然人类理性无法对自己理性中发生的二律背反裁决,怎么办?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两方就这么并存着好了。我们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给西方形而上学的影响是深远的,自然科学起源于欧洲,科学主义的确给他们的文明伤害很大,但显然不敌给苏联和中国的伤害大。对于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欧洲人并不怎么当真,谁也没有起来行动把基督教消灭,尽管尼采的哲学破坏主义的意味颇凶,但不仅欧洲的宗教传统没有被唯物主义破坏,他们的意识形态从来没有把唯物主义当作什么科学真理。但在中国就大不相同了,唯物主义是真理,真理的真理性不是表现在与其他主义并存,而是消灭任何与唯物主义不同的主义。

承认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和认为唯心与唯物之间一伪一真、势不两立,后果是很不相同的。我们说在现象世界的形式逻辑的是非分界不能套用到理念论中,随便套用就是科学主义,就是把科学形式逻辑的唯一性用到了非科学领域。这样由于把唯物论看作真理,而唯心论看作谬误,就等于人为划分出背反的二律哪一律是真的哪一律是伪的,这就违背了理性本身,为什么违背,理性没有能力的事情,你来人为规定,这就杜绝了理性本身的自由了,也就是说,关于人们怎么想便不再自由,你的思想只能按唯物主义,不能按唯心主义,在狂暴时代,这是思想界的法律。在中国,当中国的宪法把马克思主义写进法律,那就等于可以根据一个人怎么想来判定是否消灭这个人的肉体,我们看许多比较善于思考的青年学者就因为自己的思想在灾难时代被杀了头。

我们知道,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现代科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不同于古典牛顿力学,波粒二相性说,量子的形态和我们看它的方式有关,究竟是粒子还是波并非是一个真另一个必定假,波粒二概念并协于量子运动中,当然这并非说现代自然科学也已经成了辩证法,波动力学方程是形式逻辑的,自然科学的“灵魂”是形式逻辑,因形式逻辑的概念也在丰富,概率论并不在形式逻辑之外。但世界并不完全是形式逻辑的世界,因为世界是我们关于世界现象和关于世界现象的观念的世界,在人类的观念世界,理念论的是与非的并协性是人类理性不能克服的,既然不能克服,那就不能以自己相信的东西强加于人,你认为上帝存在,你信仰上帝;你认为上帝不存在,你不信好了。或者我不同意你的信仰,大家可以争论,但争论的方式不能狂暴时代的共产主义法律那样,你不同意我的马克思唯物主义真理,好,我就消灭你的思想,如果你的思想还继续死不改悔,那我就杀你的头。这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这是林立果的词,过一会儿我顺便讲讲他的这句真话。

纯粹理性概念的二律背反不可克服——康德哲学的这个贡献实际上就是承认多元主义,由于人类理性不能裁决自己理性的难题,而人们又的确有追求真理的欲望,结果不同的追求方向竟然发现了不同的真理,怎么办?大家并协存在,法庭根据法律的推理可以推断罪犯是否有罪,但它推理的根据是行为,只承认发生的行为是否违法。至于你的思想并不在法庭裁决的范围内,一个保护思想自由的法律允许大家思想自由,它(法律)不能认定什么是正确的思想,因此也就无权裁决哪种思想正确。

你说唯物辩证法也讲对立统一呀,和康德承认纯粹理性概念二律背反不可克服不是一回事吗?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是一回事,它为什么认为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世界观呢,唯物论和唯心论本来就是理念论的二律背反嘛,既然二者的矛盾不可克服,你说唯物论正确、唯心论错误,就违反了康德哲学,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怪诞的词组。辩证法是古已有之,当然不是康德的发现,更不是黑格尔的发明,中国先秦、古代希腊,都有辩证法思想,但马克思-黑格尔则将辩证法变成了诡辩论,尤其马克思的阶级战争理论具有反文明的性质。何以言此?比如法律的建立其目的当然是维护善和正义的,可是没有恶和非正义那就没有法律的进步和完善,的确是这样,这是老子、赫拉克利特都知道的,可中国先秦、古希腊哲人并没说鼓动大家去犯罪以推动法律进步啊。我们再看黑格尔、马克思的看法,黑格尔说,当你说善推动世界历史进步你说了一句伟大的真理,当你说恶推动世界历史进步时你说出了一句更伟大的真理,没错,黑格尔讲的辩证法符合古人的辩证法,但接下来马克思说了,既然恶的作用这么大,那好,大家赶快去作恶吧,杀人、抢劫、强奸,这都是在推动历史进步啊!你说马克思什么时候号召大家杀人、抢劫、强奸啦?他当然没有直说,但那意思就是这样的,马克思号召消灭资产阶级,——这不是鼓动人们杀人吗;马克思鼓动剥夺资本家财产,——这不是鼓动人们抢劫吗;马克思号召在共产社会公产共妻,这不是鼓动强奸吗。我们看苏联、中国之所以冤狱遍地、平白无故地杀人如麻不就是响应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吗。

我们由此不难可看出那种认为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真理的意识形态危害是何等巨大。辩证法是人类理性的形而上学理论,这个理论有道理没有?当然有道理,连印第安人都知道冷与热互相依存转化的关系,人类只要有语言,有相反意义的词语,说明他们都意识到了一定意义的辩证法。但你把辩证法当科学用,这就错了,正如上所言,你不能说因为没有犯罪就没有法律进步,所以应该鼓励大家去犯罪。犯罪是否推动法律进步?的确具有推动作用,但辩证法当数学定理用那就导致了荒谬。如果某人把犯罪推动法律进步当定理用,好,他把邻居杀了。你说,怎么能杀邻居呀?他说,我为了推动人类法律进步啊。如果大家都把这杀人推进法律进步的辩证法当科学用,结果则么样?大家互相杀邻居吧,我们看,中国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这种情况吗,大家响应毛泽东辩证法科学真理,大乱才能大治,好吧,既然大乱是通向大治的道路,咱们大家就制造天下大乱吧。我们中国人的科学理性不发达,对科学一知半解,于是看见科学很神奇,就以为所有叫做“科学真理”的东西也一定很神奇,大家都信服毛泽东共产党的伟大正确,好,毛泽东共产党宣布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真理”,那一定是科学真理,殊不知叫“科学真理”的并不一定是科学真理,科学不是标签,不能认为凡是贴“科学”标签的东西都是科学,贴着“真理”标签的就是真理。

马克思主义什么东西?可以说它是人类历史产生的形而上学观念中最有害的一种。为什么这样说,所有理念论不都是人类理性所产生的一种理念论吗,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是人类文明历史中产生的一种理念论。这种理念论有害之处在于这么几点,首先是貌似从人民利益出发,却实质上是鼓动人民崇拜无知愚昧,我们看中国一段时期为什么出现“知识越多越反动”?在所有廿世纪信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体制国家都出现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这都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蒙昧主义本质,不是什么——各国在社会实践中少数坏人把马克思主义引向歧途、错误正好是因违背马克思主义——云云,鼓动无知、崇拜蒙昧,这种“为人民”的方式能对人民有利益吗,绝对不能!你看,毛泽东大喊为人民服务,好,历史上再没有他的政策把中国人民饿死、斗死、杀死的人更多了。林立果说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秦始皇的暴政哪如毛泽东共产暴政厉害,焚书坑儒,那不过几百人而已,毛的共产暴政消灭的知识分子、破坏的人类文明(文革中毁坏了多少文化遗产!),统计起来,恐怕罄竹难书;它崇拜无知愚昧还不算,还硬说这种崇拜无知和蒙昧的世界观是科学;认定自己科学不算,还宣布其他理念论都错误,必须消灭之,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科学性”表现在对科学性的的反动——不允许共存、辩驳、商量,而是消灭任何与它有别的“异端”理念论。它的唯物论采取极端宗教主义形式,它的辩证法采取绝对主义形式,它的真理的真理性表现在扼杀自由、杜绝求真。这就好比某种食人鱼,它不能与湖泊里其他鱼类和平共处,它要把其他鱼类吃光。大家看马克思共产主义理念论恶不恶,当它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它太霸道,太专横,太恶劣,好比人类文明肌体上的毒瘤;所以有些人觉得一辈子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卡•波普尔却把马克思看作开放社会的敌人,就想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些自由主义的思想来反驳波普尔,找来找去却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和自由主义是截然对立的。

多元主义的敌人是什么?是那种试图消灭多元主义的东西。自由主义是承认人类理念论的多元性,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无法与其他元共容,自由主义就必须将这种鼓动暴力的恐怖主义哲学剔除在活的思想中,或者把它放在档案里做反面教材用;你说马克思主义经过改造也可以与其他元共容的,伯恩施坦就已经向这方面努力了,如果“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剔除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它已经不再是它了,那么这种意义上,未来它也可以作为理念论的一元,不过既然它不是它,也就和我们现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们现在总结一下上面的所论。我所论就是在人类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发现“真理”并不具有绝对性,表现在,真理的意义不仅是人类永远处在追求真理的途中,还表现在真理是多元的,人类理性既然不能判定理性概念的理念论的矛盾双方哪一个正确,那就只能让它们并协存在。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通过人的思想作为一个人是否犯罪的依据,所以公产集权主义的法律是违背人类天法的,不许杀人、不许抢劫、不许强奸、不许做假见证诬陷人。——这些“旧道德”是不能违反的,人类没有能力像上帝给予摩西的道德律那样,自己把自己扮演成上帝重新造一套“新道德”出来。

有了上天的道德律,我们就可以讨论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的意义,让我们从追求真理的“真”来回到这种意义下的“真话”意义。“真话”如果是指我们内心怎么想,即大家常说“这是我的真实想法”,那是不能限制的,不能限制想法,但要限制做法,如何限制做法,就是,你的想法上可以自由,但你的想法如果变成做法就受道德律-法律的限制。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假如人类个体的内心所思想都表达成语言,“真话”可以五花八门,有些想法也很可怕,为什么可怕,我们怕它变成做法。比如某人看见植物人花费大量医疗费,于是有人想,植物人没有感情,干脆统一杀了他们,这个想法真不真,大概在医院里看见植物人的人都有这种转瞬即逝的想法,所以应该算是真想法,私下里说出来也无人干涉,但这个想法却不能变成做法,为什么不能变成做法?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同时还是感情的动物,人类感情不能接受这个想法变成做法。再进一步,某些人设想人体烧花费许多燃料,而构成人体的各种蛋白质白白浪费,能否提取出来成为工业产品乃至食品呢?想法可以,私下里也可以谈谈,但违背人类一般伦理。

人类的思维很复杂,人们在生活中随时产生各种想法,这些想法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在我们用语言表达的理性想象力之下有一个深层的潜意识结构,它们随机、自由,刹那产生又刹那消失,无意中意识到它们无边巨量,自觉而反思时又若有若无。这个内心世界的“真”像无底洞一样不可测,比如青少年的性心理就很微妙复杂,如果他们想追踪自己的想法,想法会因主观追踪而消失,所以语言分析如果一旦上升到心理分析就变得扑朔迷离,一个句子试图掩盖另一句子,而一个想法也可能掩盖另一个想法,“科学心理学”欲科学地分析人类个体心理,是不可能的,也就说,不存在科学的心理学。

由于想法不一定变成说法,而说法不一定变成做法,因此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刚才的论述,想法、说法是自由的,做法是受到道德-法律约束的,但这个道德-法律是保护人类自由的法律,而不是限制自由的法律(如德国法西斯和社会主义法西斯)。

想法和说法既然是自由的,那么“真话”是否就是大家都表露所有的心迹呢?当然不是,有话说出来是自由,有话不说出来也是自由。当然,说出来和不说出来的自由只有在人类个体精神自由的前提下才是有意义的,只要没有人干涉别人怎么想,你说出你的想法和你不说出你的想法都是你的自由;问题也就是出在这里,法西斯主义干涉别人的想法,人的说与不说就不再是他的个人自由的决定,而是由是否符合干涉者的意图而决定。比如历史学受制于法西斯主义的干预,本来有许多种想法和说法,但它只允许对它的统治有利的那种,即使这种对法西斯统治有利的想法的确出自历史学家的真实想法,但由于其他想法的历史学家被障蔽,所以这种历史学的“真”也就自然瘸腿了。

我们看历史学家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分析,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至今还是以他们的历史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为出发点,而与此相对立的历史观就被遮蔽了。比如这样设问的历史学就阙如:中共1949年的统治给中国大陆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灾难,假如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这些灾难是否可能避免?历史如果并非是完全决定论的历史,那么历史学关于历史可以有多种可能的设想就应该被允许。沿着这个思路还可以继续发问: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军事胜利是否并不意味着胜利者的正义而失败者的非正义?国民党军队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是主力军,牺牲也最大,中国抗战的胜利就很大意义上是中国国民党军的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也就很大意义上是中国国民党军的正义性。因此就应该有这样的历史学:国共内战并不是正义者的胜利。“人民”也不一定总是远见的,他们的眼前利益也可能障蔽他们对长远利益的考虑,比如人民在尝到平分土地的甜头后并不知道共产主义者要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果做历史逆推,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中国人民生产生活的巨大破坏,也可以得出人民当初对共产党的拥护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以历史的微观分析,中国人自己的选择是一种内部力量,外部还有国际社会的力量,比如苏联从与美国冷战的立场出发,在交接东北的过程中没有按照中苏友好条约按期交接东北政权,而是拖延刁难国军,暗中支持中共军事力量,使东北国共的力量向共军方面倾斜,为中国人民不愿意发生的内战平添了发生的能量。再如日军没有毁坏的北京城古城墙却遭到了中共政权的全部破坏,至于中共发动的文革使中国历史文物造成的破坏,就更为巨大。但中共给予中国人民的祸害却被中共意识形态宣传掩盖着,历史学的真有就难有多元主义并存的真。

思想解放运动的不彻底也就显而易见,考虑到历史的真实是一个逐渐显露真实的过程,多元主义也可看作是一个不断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史中的序列,鉴于中国人有真实而详细地记录历史的传统,思想史的总结的真也就不必希望一蹴而就。不过“真话”的“真”在以某种激烈方式出现时,由于过于眩目往往被人们躲避而不愿意直面之,甚至当初被作为假话或谎话对待,这种现象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戏剧中由于其戏剧性而不同于欧洲思想史的平淡性,近现代欧洲人思想的发展是基本连续的,而中国人的思想在历史的激烈地动荡中激烈动荡。人们以顾准的思想产生于文革时代而认识到他的珍贵,其实有一个人的眼力也许并不比顾准更少犀利,而且其胆量要更宏大。我们知道在文革中许多年轻的独立思想者被杀,但他们的思想还十分狭隘,大多不具备思想家的气魄,他们大多着眼于人与事,不具有历史地反思马克思主义蒙昧主义的思维高度,所以他们是历史事件中的人物,不是世界级的冷静的思想家。林立国也是这样的历史事件的人物,但他比起其他年轻思想者更独特,更有雄伟的气魄,这可能与他那时有接触外部思想的优势条件有关,在中国人的思想封锁在毛泽东思想牢笼内的时代,林彪的儿子林立国恐怕是中国大陆少数几个可以呼吸自由世界空气的人,尽管他的渠道很有限:外国电影、外国流行乐、杂志之类。林立国没有对伟大领袖的崇拜心理,这是非常难得的,他要实行肉体消灭的伟大领袖是全中国人崇拜的对象——可见林立国的勇气何等非凡。更主要的不在于林立国的军事行动是否成功,而在于他起草的声讨专制暴君的檄文的思想性信息,他对毛泽东暴君秦始皇的命意,他对中共统治者鼓动中国人民武斗使中国政治成为人民绞肉机的比喻,他对伟大领袖迫害狂扭曲心理的揭露,都是历史性的,是中国历史戏剧中汉姆雷特式的诗句,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命意,仅此名词就具有中国思想史里程碑的意义,其深刻断言的巨大回声久久回响,比起渺小得多的民众对“四人帮”的“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篡改伟大领袖初衷”的言不由衷、矫揉造作的批判,要伟大得多、深刻得多。林立国的思想之所以伟大,在于因其直观历史真实的真实,更在于他的“真话”的深刻性,至今中国人的思想还没有达到他批判的高度和深度,所以巴金等老的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在林立国构筑的昆仑山一样巨大的思想断言之前显得十分渺小。当然话说回来,庸人的世界只能接受庸人的话语,巴金的话之能在当时发挥作用正在于他还不够“反动”,假如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生波普尔或哈耶克那样深刻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不会在大陆允许,也就发挥不了作用。

真话只有达到历史的历史性才是其意义的最高境界。在“批林”的运动中,我想林立国的思想以微妙的方式启发了后来的思想者;经过对西方自由思想家思想的反思和中国近代文明从“理想国”到“疯人国”历史悲剧的反思,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对专制主义阴魂的恐惧,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统治比纳粹法西斯主义更邪恶,比日本法西斯侵略危害要大得多,日本法西斯占领中国领土后并不要求人们怎么思想,但社会法西斯主义是根据你的想法判定是否杀你;从死亡人数上来计算,日本侵略者屠杀了中国3500万人口,而社会法西斯仅大跃进就饿死了4000万人口,若加上反右和文革,死亡的人数更多,而且反右和文革被共产法西斯屠杀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社会法西斯主义对中华民族制造的历史悲剧的罪恶性超越了中外历史中一切帝王专制主义的罪恶。当然现在的中共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了,社会法西斯主义也经历和正在经历和平演变,我们希望它演变到否定它自身——彻底剔除社会法西斯主义,经过若干年,它的罪恶或能被彻底清算——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罪行进行历史性大审判,使自由主义全面地回归中国。(根据录音整理,2006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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