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春:“释古”何为?论中国革命之经、史与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8 次 更新时间:2016-04-24 16: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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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放春  

   【内容提要】近二十年来,革命史研究的一大令人瞩目之处乃是“疑古”之风大兴。在此学术风潮下,中国革命之正统历史叙事遭遇有力的质疑、无情的证伪乃至根本的颠覆。结果,中国革命的“经”、“史”之间渐呈现严重的断裂状态。这场疑古运动不是单纯由学术求真精神主导,而往往是受政治求变意志驱动。政治意志诉诸学术武器,致“疑古”易从怨古发端而一路走向非古乃至灭古之陷阱。有鉴于此,本文在北方解放区土改运动之经验基础上以“土地问题”为具例展开学术论辩,以探索超越“经”、“史”对立的诠释途径,并就革命史学的未来提出看法,期对目前的疑古热潮有所矫正。探寻中国革命之“道”,需要我们扬弃政治意志驱使下的非古冲动,而将之转化为更具学术理性的“释古”努力。经过“疑古”风潮之后,中国革命学将进入新的“释古”时代。

   【关键词】中国革命 土地问题 疑古 释古 道

  

一、引言

   革命是中国志士追求现代性之重要政治选择,也是中国现代史研究无法绕开的主题。本文中所谓“中国革命”,专指中国共产党这一现代政治组织参与、领导下的大规模群众卷入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一个重大政治后果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创建人民共和国。在随后的“毛泽东时代”,新生共和国处于“不断革命”状态中,当视作“中国革命”之继续。直到共和国缔造者逝世后,新一代执政党领导群体彻底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理念,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行“改革开放”路线。至此,激进的共产革命实践基本宣告终结。这场绵延半个世纪之久的大革命有力地改造了中国社会的总体形态,深刻影响了中国、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迄今为止,中国仍然处在“革命后”状态之下,革命在政治、社会、思想与观念诸方面的“遗迹”清晰可见。

   在当代中国,关于中国革命及其政治遗产的认识成为政界、学界及社会公众界关注的焦点。与之密切相关的则是关于中国道路的实践内涵、当代中国社会性质以及未来中国走向等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与激烈论辩。就此而言,研究与反思革命之“古”可谓今日中国的一门“显学”。

   据笔者观察,晚近二十年来中国革命史研究一大令人瞩目之处乃是“疑古”之风大兴。在这股政治与学术风潮下,中国革命之正统历史书写——以及包括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在内的整个革命叙事传统——遭遇有力的质疑、无情的证伪乃至根本的颠覆。“疑古”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学术传统。自宋以至晚清,疑古之风不绝。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研究亦曾有过一场疑古运动,由胡适、顾颉刚引领潮流,并形成以七集《古史辨》为标志的丰厚学术成果。①近年来,革命史研究领域的“疑古”运动催生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这场疑古运动也明显存在着破坏有力、建设乏劲的问题。还应指出的是,这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酝酿而成的疑古运动从一开始就不单纯由学术求真精神推动,而往往是受政治求变意志所驱使。政治意志诉诸学术武器,引致“疑古”难以自制其毁坏冲动,而容易从怨古发端一路走向非古乃至灭古的精神陷阱。结果,挣脱经院控制的革命史学势必难以真正确立起自主的学术宗旨,进而有效带动关于中国革命实践之历史与文化内涵的深入探究与思考,而往往沦为各种新的“主义”、“道路”之论证工具。这是非常令人遗憾之处。

   有鉴于此,笔者拟在较熟悉的北方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之经验基础上就革命史学的现状与未来提出自己的一些商榷意见与主张,期对目前的疑古思潮及其存在问题有所矫正。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曾就古史研究的趋势区分了信古、疑古、释古三大派别,并申明释古之学术主张。② 借用冯先生的这一提法,笔者认为目前的革命史研究也可以说存在类似几种趋向。③ 笔者主张,探究中国革命实践之“道”(后文中会专门讨论),需要我们扬弃政治意志驱使下的“非古”之冲动,而将“疑古”转化为更具学术理性与建设性的“释古”努力。

  

  

二、“经”、“史”断裂:中国革命研究的“疑古”风潮

  

   “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胡适:《致顾颉刚信》

   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国革命史便被确立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必修课,实际享有“经”的地位。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设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共党史》课程,到1986年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再到2005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以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为主线),可谓一脉相承,均属于正统“经史”的组成部分。④其中,所谓“史”的主要政治功能在于证马列主义之“经”、明毛泽东思想之“理”,以展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然而,晚近以来,随着革命研究的相对宽松及去经院化,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史”之间已渐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断裂。这一断裂往往是由于去官方化的史学“异端”对“经学”正统的反叛所造成。体制外研究者对“史”的发掘与运用不但不是为了 “明经”,而且往往刻意地以质疑乃至颠覆正统“经理”(如土改史叙事中关于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言说)为旨归。笔者将这一学术潮流称为中国革命研究的“疑古”风。

   “疑古”之“古”,亦即在革命意识形态主导下的革命史叙述及相关支撑史料。针对正统革命史叙事,疑古派主张“开卷有疑”,并尝试以“还原”、“实证”、“商榷”、“翻案”等方式展开“疑古”。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近年来有关刘文彩、“周扒皮”等经典“恶霸地主”肖像的历史真相的还原。⑤笔者早年在北京大学就读时参与一项土改口述史研究项目,也曾做过类似的疑古努力,并从陕北民间发掘出“恩德财主”之社会记忆。⑥散落在民间的个体或集体记忆(即口传“野史”),几乎天然地构成对国家记忆(正史书写)的挑战。对此类“证据”的发掘与呈现,成为“疑古”的一个重要入手点与突破口。当然,除了口头凭证以外,近年来陆续开放的革命历史档案以及其他重新被发掘出来的历史文献(如民国时期丰富的社会调查文献)也成为“疑古”的重要经验依托。⑦在某种意义上,口述记忆与档案文献的结合运用,可谓革命史学的“二重证据法”。

   值得指出的是,革命研究的“疑古”之风最初实际由政界开启,然后逐步扩散至学界及公众界。“文化大革命”后不久,中国发生激烈的政治转折,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遭到系统清算、否定。执政党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文革”理论与实践的激烈批判,客观上为革命史研究打开了“疑古”之门。从否定“文革”开始,继而是反右与“大跃进”、土改与镇反、解放战争(或国共内战)时期、延安时期、长征、苏区时期、井冈山时期的有关研究,先后出现“离经叛道”之作。一时间,由“近古”(以天安门为政治象征)而至“中古”(以延安宝塔山为象征)及至“上古”(以井冈山为象征),革命学“疑古”之风大盛。

   这场在学术与公众界逐渐蔓延开来的“疑古”运动有力地挑战并极大消解了正统革命经史的真理性与权威性,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相当的思想启蒙作用。然而,应该看到,这场疑古运动并非由纯粹的学术求真精神所推动,而是贯穿着鲜明的政治求变意志。最初,学界的疑古风潮是对执政党党内出现的“反封建”政治呼声的积极响应,试图挖掘中国革命的“封建”内涵。⑧随后,这场运动的矛头逐渐指向中国革命的整体正当性。更有甚者,则将这场革命视为中国现代史进程中的一段“弯路”而予以彻底否定。在摒弃法俄式革命道路的同时,不少学界人士转而推崇英美式现代化道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告别、转向所折射出的也正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世界大势,即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败后的整体衰落以及资本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歌猛进。

   随着“人民要革命”之意识形态丧失了昔日的精神感召力,史诗化的中国革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逐渐脱魅的过程。以笔者较熟悉的土改运动研究为例,“疑古”、非古已基本取代昔日的“颂古”模式,成为学术新潮。后毛泽东时代关于土改的“疑古”,最初由昔日政要们的个人回忆开启。⑨从控诉康生、陈伯达等倒台的政治“死老虎”打开缺口,一发而不可收,逐渐从具体人事蔓延至对土改运动的整体正当性的质疑。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则致力于在革命前中国的地权分配问题上证伪革命之“经理”(即中国革命旨在解决以地权严重不均为其内涵的所谓“土地问题”),釜底抽薪,质疑乃至颠覆正统叙事。⑩例如,从“关中无地主”之局部经验的“还原”,到对“租佃关系决定论的中国封建社会观”之总体论述的“辨伪”,秦晖对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革命经史逻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构。11此外,一些研究者还提出了诸如“没有地主的村庄”、“小地主的中国”等经验性描述,试图重新刻画革命前中国乡村的社会经济面貌。笔者将这一以经济史家为中坚、社会史与党史学者为侧翼的“疑古”脉络统称为“土地问题考据学”。12

   在“实证”的学术旗帜下,一些疑古派学者往往将“史”置于“经”的对立面,不仅用心消解“土地问题”的历史真实性,而且刻意勾描“土地改革”(以及更为宽泛意义的“土地革命”)的政治荒诞性。13这种以“史”非“经”的做法走向极致,便视革命史叙事尽由谎言与神话堆积而成。在考据学派看来,所谓“土地问题”不过是一个缺乏事实根据的政治臆想(或错误判断)乃至一个刻意编织的政治神话而已。进而,建立在“土地问题”之上的中国革命史也就成了一部“层累地造成的”现代传奇了。

   需要提及的是,与疑古思潮针锋相对,近年来也出现了“信古”之风。信古派多来自政、学体制外的民间思想界,主要活跃在网络上。其基本理路是“反经信古”,捍卫中国革命及其基本“义理”。笔者将这一“信古”脉络统称为中国革命“义理派”。

   具体到土改研究,近年的一个例子是杨松林(网名“邋遢道人”)与赵冈、秦晖、高王凌等考据派的论战。14在《没有土改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一文中,杨松林重新阐说了土地改革的历史必要性,以捍卫革命义理。不过,他的分析理路与正统经史论述已有了实质性差异。首先,他从逻辑上否定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论述,而将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体系特征概括为“小农加市场”。换句话说,他所持的是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社会观,而非中国封建社会观。就地权分配情况而言,其一般结构特征为“两头小、中间大”,“即占人口3%左右的(大)地主占有30%多的耕地,占人口5%—6%的中小地主和富农占有40%多的耕地,占人口90%多的贫农占有大约20%的土地”。杨认为,问题在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经营模式必然促成土地逐步集中化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部分农民失去农村就业机会而沦为“流民”。这个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周期性地出现大动荡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此诠释框架下,小地主、富农成为矛盾的焦点,而大地主则无关大局。不分小地主的地,则无法满足广大贫农的土地需要。

   信古派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打破了疑古派建立起的新话语霸权,促进了争论,并对疑古思潮起到了一定的学术与政治监督作用。同时,信古派在革命经学的重建上也卓有成就。一些看似已被打得七零八落、奄奄一息的革命义理,在他们的“返经”努力下又焕发出生机。

   在笔者看来,疑古与信古两个派别都对中国革命的重新审视有所贡献,亦各有短长。然而,两派的论争每每溢出学术研究的范围,而归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分野与对抗。笔者主张的“释古”则试图在疑古、信古的基础上有所融会贯通,同时又有所超越扬弃,而这需要我们能够在“古”、今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过多地在历史研究中投射现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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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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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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