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从井冈山到全球秩序:《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的视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 次 更新时间:2018-08-30 09: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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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  

   1927年,面对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但占领城市的计划受挫,红军不得不撤退到深山密林之中。这在很多人看来,与“做山大王”似乎也没有多少差异,“红旗还能打多久”的质疑之声连绵不绝。然而毛泽东却不断地鼓舞他的同志们,革命具有光明的前途。他的目光穿过井冈山的密林,投向了全球秩序。

   在1928年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与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篇文章中,毛泽东以类似的理论逻辑,对革命队伍中的悲观乃至失败主义声音做出回应。他指出,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为红色政权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的理论分析中暗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秩序观察:那些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与扶植代理人的帝国主义势力,相互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可以设想,如果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一致,那么他们能够以某种联合的方式来宰制中国,而他们的代理人之间也不会出现连绵不断的战争。正是“大国协调”的破裂,为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壮大,准备了基本条件。

   “大国协调”,对应的英文表述是Concert of Powers。“concert”有“协调”的意思,但人们更为熟悉的涵义是“音乐会”。如果一群大国在一起,像一个乐队一样,你打鼓,我拉琴,他吹箫,协调一致,其乐融融,这世界可不就太平了吗?但毛泽东显然不会这么看,如果帝国主义列强协调一致了,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的命运,就很难发生改变。

   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会非常赞同毛泽东的这个逻辑。北大出版社新出版的《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收入了佩里·安德森2016年访问北京大学发表的四场演讲、在清华大学与中国学者的圆桌讨论文字记录以及《上海书评》对其作的访谈,是目前为止汉语世界中将“大国协调”作为核心关键词的第一本理论论著。佩里·安德森对“大国协调”提出的问题是,这究竟是什么力量的协调?如果这种力量是压迫性的,那么它就可能阻碍更进步、更具有生产性的力量的生长。

   “大国协调”的历史经验基础是19世纪的“欧洲协调”。所谓“欧洲协调”,其起源是各王朝国家合力打败拿破仑,于1814-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维也纳会议确立了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与法国“五强共治”(Pentarchy)的局面,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再一次发生法国大革命,从而维护欧洲贵族的统治。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贵族相互通婚,形成一个跨国的阶级,但很少与他们所统治的民众通婚。但法国大革命却“以下犯上”,试图推翻法国贵族的统治,这就不能不引起法国贵族在其他国家的亲戚的愤慨与恐惧。“五强共治”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加强欧洲贵族大家庭内部的团结,避免相互之间的战争,当法国大革命的苗头在任何一个国家冒头的时候,各国统治者将合力进行镇压。

   从1815年到1914年,欧洲大陆并没有发生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与“欧洲协调”有着分不开的关系。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让中国人也感受到了“欧洲协调”的威力。但是,在这一百年之中,协调体系却在逐渐衰变。在安德森看来,“五强共治”格局有着内在的缺陷:首先是没有把奥斯曼帝国拉进来,因此当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迅速衰落时,欧洲列强纷纷侵蚀其欧洲旧地,并在其上不断冲突;其次,“五强共治”形成之初,海上霸主英国与陆上霸主俄国分列欧洲大陆两侧,给欧洲大陆各国留下了腾挪的空间,但随着1871年普鲁士完成德国统一,中欧崛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势力均衡。“欧洲协调”逐渐让位于列强之间的角逐与竞争,直到1914年彻底破裂。

   一战之后的20世纪充满了动荡。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突飞猛进,因此也有人琢磨,21世纪的世界,是否也能够出现一个“大国协调”格局呢?当然,21世纪的生产关系与19世纪已经发生了很大关系,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21世纪如果有大国协调,安德森推测,其基本原则有二,其一是防范全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其二是实现全球市场的稳定。毋庸置疑,支撑这个“大国协调”的基本力量,是资本的力量,其基本原则是资本统治的原则。而最有可能加入这个“大国协调”的五个政治单位,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与印度。

   然而,安德森怀疑新的“五强共治”在当下的可能性。原因有二,第一是冷战之后,美国并没有像维也纳会议对待法国一样,将俄国纳入到西方秩序之中,而是对其进行了羞辱,迫使俄罗斯与西方形成对立;其次,在五强之中,美国视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为异类,而这同样会引发中国的反弹。

   与此同时,安德森还讨论了另两个与“大国协调”密切相关的话题,一个是国际主义的演变历史,另一个是国际法的性质。19世纪,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努力用民族主义将下层民众整合到既有政治秩序之中,但新登上历史舞台的欧洲工人则建立横向联合,以本阶级的国际主义来对抗统治者的民族主义。但在1945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各国在美国领导之下进行了整合,从而发展出了一种资本跨国联合的国际主义,但新生的社会主义阵营却未能实现各国工人的横向团结,而是因民族主义的上升而走向分裂,最终成为冷战之中失败的一方。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主义,主要还是资本的国际主义,而非劳动的国际主义。而在安德森看来,国际法从其诞生以来,就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国际秩序中霸权的需要,它既非“国际”,也很难称得上真正的“法”。因此,问题仍然在于如何突破霸权,建立更为平等的秩序。

   在这一系列演讲中,安德森将“大国协调”与“霸权”的观念紧密关联在一起。无论是基于贵族利益的“大国协调”,还是基于资本利益的“大国协调”,在安德森看来都缺乏正当性。而从晚近的发展来看,基于资本利益的“大国协调”还受到了各国内部民粹主义势力的挑战。在安德森发表演讲的时候,特朗普还没有在美国赢得总统大选。这位具有很强右翼民粹主义色彩的新总统上台之后,逆转了美国的国策,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向“低端”移民关上美国大门,在经济上薅盟友的羊毛 …… 凡此种种,都降低了基于资本利益的“大国协调”的可能性。但安德森在书中所做出的一个判断,迄今仍然富有洞见,那就是近年来世界各地左翼的或右翼的民粹主义运动,虽然声势很大,但尚未能提供新自由主义之外的秩序道路。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与建制,尽管未能完成“大国协调”,仍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方。

   安德森的“大国协调”论述中对中国着墨较少,但一个基本判断是,美国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从未放松警惕,而这就使得中国很难加入一个现成的美国主导的“大国协调”格局。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连美国自身都丧失了推动“大国协调”的意愿。中国反而变成了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维护者,并高高举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那么,中国要推动建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否意味着接过美国已经无心推进的基于资本的“大国协调”方案,只不过将领导者换成了中国呢?这一解读很难成立。十九大报告对于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的定位:它们“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期许的世界秩序,不是将一个原则强加给各国,而是尊重各国家各民族对自身独立性的追求,这是一个体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精神的方案。当然,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中国需要加强与世界主要大国的沟通与协调,但这与基于某个单一原则的“大国协调”,本质上并不相同。

   《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对于19世纪以来“大国协调”的兴衰的论述,也为我们理解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在一战爆发之前,欧洲列强牢牢地统治着世界上大多数地方,自居一等国家,将中国、土耳其这样的弱国视为二等国家,将那些缺乏健全国家组织的原住民扫入第三等级。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多数人能够期待的不过是像日本一样,在既有的等级秩序之中,从二等国上升为一等国,与欧洲列强谈笑风生。同时,在一战结束之前,欧洲的主导政体仍然是君主制。1911-12年,君主退场,民国肇建,但人们仍然很容易论证,君主制是世界主流,而共和制只是例外。

   但到一战结束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德意志第二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纷纷“走向共和”,共和制从边缘政制一跃成为主流政制。中国的共和主义者获得了更大的信心来捍卫共和制度,而君主立宪从此很难再获得广泛的精英支持。一战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产生了新的苏维埃国家,苏俄对于新社会制度的探索,对列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1919年的巴黎和会排斥苏俄,但也未能建立列强之间新的“大国协调”,在巴黎和会上大出风头的美国甚至没有加入和会决议建立的国际联盟,而受到和会惩罚的德国仍然具有复仇的愿望与力量。与1814-15年的维也纳会议相比,巴黎和会在重建稳定国际秩序方面表现相当失败。

   然而,帝国主义列强重建“大国协调”的失败,对像中国这样的受到东西方列强压迫的国家来说,却是一个突破帝国主义压迫的机会。1933年,曾写作名著《西方的没落》的德国保守思想家斯宾格勒在其新作《决断时刻》(Jahre der Entscheidung)中回顾一战的时候,就曾称之为白种人的失败。他指出,西方世界正在经历着阶级革命与种族革命两场革命,而苏俄一方面鼓动西方内部的阶级革命,另一方面,也联合有色人种,发动对白人的“种族革命”。欧洲列强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控制,正在动摇之中。

   正是在这一条件之下,中国民众的革命风起云涌,不仅深刻改造了中国的国内秩序,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力量,使得中国能够参与新国际秩序的重塑。毛泽东站在井冈山上预测红色政权能够生存并发展壮大,实践证明他的预测完全正确——在相互提防、相互拆台的各路军阀的夹缝之中,党与人民军队不断开拓革命根据地,哪怕在遭遇到第五次围剿的沉重打击后 ,仍然能够利用各路军阀的矛盾,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在西北开辟新的根据地,之后经过抗战与解放战争,取得革命的全面胜利。这个过程,是中国“旧邦新造”的关键过程,浴火重生的中国军队已非昔日吴下阿蒙,而是有决心、有能力与美国领导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展开鏖战,将后者逼回“三八线”。在雅尔塔体系之中,中国是屈指可数的具有独立自主品格的国家,既能够联苏反美,也能联美反苏。中国支持了世界上其他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的斗争,推动了一系列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建国,为今日中国在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广泛影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安德森在著作中提示我们,思考“大国协调”的关键在于探究这种协调所基于的原则是什么。中国曾经是帝国主义列强“大国协调”的受害者,同时也因为这种协调的破裂,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机会。在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广泛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大国,但单极霸权秩序只是松动,并未消亡。在这一情境下,我们需要记得来路,坚持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并以自己的发展道路探索,为“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更为进步的选择,赢得更多国际朋友的支持——在此,国家利益的实现与对道义的坚持不可分离。这,或许是《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能够为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经略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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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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