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论轮台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4 次 更新时间:2019-12-07 23: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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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 (进入专栏)  

  

一、轮台诏颁布的时机


   《汉书·西域传》班固赞曰: 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莞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过程中,开边兴利,继往开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竭天下民力资财以奉其政,数十载无宁日,加之以重刑罚,穷奢丽,弄鬼神,终使民怨沸腾,社会后果极其严重。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武帝要保存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必须及时地在政策上实现转折,使社会安定下来,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政策的转折出现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也就是汉武帝死前二年。这一年,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轮台之诏的颁布,不能说是及时的。在征和以前的若干年,出现过需要实现转折也有可能实现转折的时机,但汉武帝丧失了这种时机,延误了转折,从而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和政局的动乱。

  

   汉武帝的统治,前后历五十四年之久。在他统治的最早一个时期,约当建元元年至元光二年(前140-133年),西汉社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还是升平治世的景象。《史记·平准书》曰:“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国疾》载大夫之言曰:“文景之际,建元之始,民朴而归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又载贤良之言曰:“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时虽有闽越用兵之事,但规模不大,对社会无甚影响。

  

   元光二年,汉武帝开始了大规模的用兵。《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自是(指元光二年)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汉书·萧望之传》张敞曰:“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所谓三十余年,具体说是三十二年。《汉书·西域传·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曰:自元光二年谋马邑,诱单于,绝和亲,为用兵之始。其后连年用兵,至太初三年西域贡献,凡三十二年。”按元光二年至太初三年(前133-102年),汉武帝的全部事业,几乎都是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其中除四出征伐外,还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改革,还有如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等项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还有如统一货币,莞盐铁、立平准均输制等项经济制度的改革,等等。河决瓠子夺淮入海,为害武帝一朝达二十余年之久,也是在这个时间之内修复的。

  

   但是,如果细细考察汉武帝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每一项事业的具体时间,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事项都是元狩(前122-117年)、元鼎(前116-111年)年间做成的,有少数完成于元封年间(前109-105年),只有伐大宛一件事在元封以后,而伐大宛虽然事出有因,但并不是必要的。如果不计伐大宛这件并非必要之事,那么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从此着手实行政策的转折,应当说正是时候。

  

   元封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年号,它是以举行封禅典礼而得名的。封禅典礼盛大隆重,时人非常重视。《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司马谈不得参预大典,“发愤且卒”。封禅的意义,据《汉书·武帝纪》注引孟康所说,是“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汉武帝认为自己该办的事都已经或都将办完,可以说已经到了“功成治定”的时候,才于元封元年举行封禅大典,并使用元封年号。这就是说,在元封年间实行政策的转变,应当是汉武帝考虑过的。

  

   还应看到,元封年间已经出现了较大的社会险象。《汉书·石奋传》附《石庆传》:“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谪)之。”武帝反对谪徙,案问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又诏报承相石庆日:“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君不绳责长吏,而请以兴徙四十万口,摇荡百姓……。”流民问题并不始于此年。在此之前,由于连年兴发和重赋,已有不少农民弃业流亡。加之以“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使流民问题更加严重。汉武帝制定了流民法“以禁重赋”,结果仍然是“官旷民怨,盗贼公行”,以至出现流民二百万口的严重局面。这是农民对汉武帝政策的严重抗议。如果官府处置不慎,势必进一步“摇荡百姓”,其后果武帝是知道的。所以他才案问御史以下议请谪徙者,并重责丞相石庆,以图平息事端。从这里看来,武帝在元封年间改变政策以安百姓,也完全是形势所必须的。

  

   《资治通鉴·汉纪》征和二年,有一长段叙述巫蛊之狱始末的文字,内容非常重要,但不见于《史》《汉》及其他有关史籍。其中有几句追述汉武帝对大将军卫青所说的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如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汉武帝以历史为鉴,对于自己所行诸事进行反省,认为这些事情虽属必要但毕竟是劳民之举,文词是恳切的。他料到后世如不改变轨辙,继续劳民,就会出现秦朝那样的速亡局面。这种推测符合情理,也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他在局面还没有发展到像征和年间那样接近于失去控制之时,就认识到这一点。特别是他以劳民为念而思所以改弦更张,更是难能可贵。卫青死于元封五年,汉武帝说此话的时间下限不能晚于此年,上限当在元封中或更早一些。这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汉武帝表示有必要改变政策的最早记载,它出于汉武帝的郑重思考,而不是敷衍之辞。

  

   转变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汉武帝对此也有所认识,为什么他要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在轮台诏中确认这种转变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从史籍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只能从事态发展中探寻迹象,进行分析。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另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可以说,汉武帝在完成积极事业的同时,师心自用,侥幸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因而延误了政策转变的时间。只是到了最后时刻,他才下决心颁布轮台“哀痛之诏”,力图挽回将颓的局势。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汉武帝的目的应当说基本达到了。班固所做“仁圣之所悔”的评论,对汉武帝来说大体上是合适的。

  

   下面,我们拟围绕卫太子向题和开边事态这两个方面试作剖析,以探索征和四年轮台之诏的具体背景,并论证其它相关问题。

  

二、汉武帝与戾太子的潜在矛盾


   上引《资治通鉴》汉武帝对卫青所说的话,是《通鉴》一段长文的一部分。这段长文在上引文之前说,“初,上年二十九,乃有戾太子(按卫太子谥戾),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闳,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卫青曰……。”云云。

  

   皇后卫子夫是卫青之姊,卫太子刘据是卫青之甥。卫子夫以生子刘据而得立为皇后,刘据之贵宠可知。刘据生于元朔元年(前128年),元狩元年(前122年)立为太子时年始七岁。汉武帝看出太子“仁恕温谨”的秉性,当是在太子稍稍成年之后,估计是元鼎年间太子十余岁之时。其时武帝开边、兴利、改制、用法,正处于事业发展的高峰。这个时候,汉武帝自然很留心观察太子的才能志向,首先希望他同自己一样具有雄才大略,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他清楚太子的秉赋之后,“嫌其能少不类己”,才逐渐产生了不满。加上其余皇子陆续出生,继嗣有了选择的余地,因此,皇后、太子也就渐渐由宠盛变为宠衰了。这里面,卫皇后宠衰主要是由于卫太子宠衰,卫太子宠衰主要是由于他的才能志向不能称武帝开边、兴利之意。可以看出,宫廷里这一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政治性,而不只是其它如色衰之类。

  

   《通鉴》在提到“亡秦之迹”的话以后接着说:“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者,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耶?可以意晓之。”这些话无疑是为了安皇后,安太子,也无疑是为了安卫青,安卫氏家族。但事情并不止此。这个时候,武帝确也需要太子这样的继嗣来“安天下”。所以他并没有由于元封五年卫青之死而废黜宠衰的皇后和太子。自此到征和二年,其间有十六年,皇后和太子的地位都无变化。看来由于情况的复杂性,在对待皇后、太子的问题上,汉武帝有一段相当长的犹豫过程。

  

   《通鉴》继续写道:“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羽,故太子誉少而毁多。”

  

   武帝既不满意卫太子“仁恕温谨”,又怕“亡秦之迹”再现,而要避免重蹈“亡秦之迹”,又正需要象卫太子那样堪为“守文”的人作为继嗣。这显然是矛盾的根源。其实在当时,武帝仍然深信自己的统治是稳固的,并不认为真会出现“亡秦”的结局。他认为,“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显然,他还没有打算在自己统治的时间内转变政策方向。他担心的是“后世”,也就是自己身后太子即位之时。他把转变政策之事付托给太子。“吾当其劳,以逸遗妆”,以及告诫后世不要“如朕所为”,就是这个意思。至于他自己,那还是要继续“出兵征伐”,还是要继续“变更制度”。太初年间追匈奴,伐大宛,改正朔,易服色等,就是武帝这种思想的表现。这个时期,武帝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上述矛盾在将来有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矛盾确实在起着作用。卫太子与汉武帝比较,有不同的思想品格,有不同的统治政策。在武帝和太子并存的长时间里,朝廷中自然存在着两类官僚。一类是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他们是多数,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的所谓“宽厚长者”,他们是少数。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们的关系就超越了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权势关系,而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性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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