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猛:精英法学院的形成与转型:个案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 次 更新时间:2016-03-28 23: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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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猛  

   【摘要】国内精英法学院的发展,不能只以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为导向。为避免同质化,各个法学院应当找准定位,挖掘自己的比较优势。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为例,它从国际商法一门课发展成为一个学科、一个法学院,并先后获得博士授予权、国家重点学科和一级博士学科授予权,是非常典型的职业教育,毕业生一度集中在高端涉外法律行业。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法学教育竞争日益激烈,面临着严重挑战,只有转型,才有可能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精英法学院。通过对这一个案的研究,可以为其他法学院的发展提供对比和参照。

   【关键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法学教育;精英法学院;法治

   【作者简介】侯猛,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国内法学院院系竞争激烈。特别是在各种排名和评比中,各大法学院系都力图争取更好的名次。但什么才是一个好的法学院的标准呢?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建立了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对各大院系法学学科进行排名。各大法学院系都围绕评估指标来调整自己的学科建设,但也有法学院未能及时调整,因而名次下滑。例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以下简称“贸大法学院”)从 2009 年的第 12 位跌至 2012年的第 17 位。排名变化并不会给这所知名法学院带来直接的冲击。笔者感兴趣的是,这所法学院在没有进行学科评估之前是靠什么知名的,而在评估指标体系的指引下又将如何实现转型。

   选择这所法学院作为研究样本有三个原因:首先,笔者曾经在这个学院服务 6 年,对其更为熟悉。在服务期间,已经着手规划研究该院的形成历史,并做了初步的访谈工作。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贸大法学院在国内法学院系中的地位。一直以来,贸大法学院可以称得上是国内的精英法学院。所谓精英法学院,最简化的标准就是所在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以及较高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或者说就是一流法学院。[1]当然,国内所谓的一流法学院能否提供名副其实的精英教育还很难讲,但至少形式上精英教育的获得与否,越来越成为成就社会精英的关键[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在 1990 年代还曾一度成为高考状元云集的高校,至今高考录取分数线一直很高。在北京,仅次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而且贸大法学院的毕业生也长期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都比较高。最后,之所以有兴趣研究该院的形成历史,恰恰是觉得该院与国内其他知名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专门的政法大学不同。长期以来,贸大法学院是以国际法学这一个专业而知名的。但由于现有的评估标准是对法学院进行全方位衡量,会涉及所有二级学科,所以作为以国际法学见长的法学院,其如何转型就更值得观察和思考。

  

一、因何知名

   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五院四系”有较长的历史,[2]贸大法学院只能追溯至 1970 年代后期,但它在 1984 年即获得了国际法学博士授予权,而当时全国具有法学博士授予权的单位不过只有 6所。[3]当时既没有学术梯队,也没有科研论文产出,凭借的就是一己之力——那就是法学院的奠基人沈达明的学术地位。沈达明教授是在民国时期读的大学,掌握几门外语,曾留学德国和法国,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前,他在位于重庆的朝阳学院法律系、国立安徽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等大学教授法律课程。新中国成立后,于 1951 年到中国对外贸易部工作,1953 年到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从事教学(主要是法语教学)工作,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才重拾法学专业。因对应学校的对外贸易专业特色,成立了对外贸易法律教研室,开设了国际商法课程,编写了《国际商法》教科书。沈达明教授一生投身法学教育事业,著述不断,86 岁时还登台给博士生上课[2]65。

   但沈达明教授更多的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教育家。要把一个学科、学院建立起来,还需要一个有力的合作者,那就是冯大同教授。冯大同比沈达明小 20 岁,毕业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北京大学法律系。沈冯两位密切合作,共同奠定了贸大法学院的学术基业。冯大同长期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前身国际经济法系主任,负责行政事务,而沈达明则是学术指导,引导专业方向。在学术上,两位先生在 1980 年代初所编著的《国际商法》教材累计发行百万册,影响很大。在编教材过程中,两人角色互补,沈先生负责提供思路和材料,冯先生则负责材料加工、整合和润色。总的来说,沈先生长于学术,冯先生则善于教学。冯先生在系务上投入大量精力,培养了相当多的法律人才,特别是在涉外法律事务行业中有很多毕业生,这为贸大法学院赢得了声誉。

   学术必须有传承。沈达明、冯大同两位培养的学生有一些曾留校任教,典型的如早期的高西庆,留校后赴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读书,以后转做实务。另外,也有外校毕业来校任教的,接续国际商法的传统,典型如沈四宝教授。沈四宝毕业于北大法律系,与年长其 10 余岁的冯大同都受业于芮沐教授。沈四宝后来接替冯大同担任系主任并且任后来法学院的院长。在其带领下,法学院在2002 年获得国际法学专业国家重点学科,后来又成立了专业学会———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会,并担任会长至今。

   由于贸大法学院逐渐形成了国际商法的强势传统,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所有来校任教的外校毕业教师而言,除了上好本专业的课程以外,还得上与国际商法相关的专业课。这些教师经过多年的历练,也成为相关学科的骨干。例如,王军教授来校之前是外国法制史专业,现在除了仍担任这门课主讲教师之外,更多的专业领域集中在比较侵权法和合同法。黄勇教授除了主讲经济法课程,研究专长是反垄断法,并成立了竞争法研究中心,担任相关立法的咨询专家。这种“双肩挑”的特点,比较接近于美国法学院,与国内多数法学院强调“专业槽”模式不太相同。[4]

  

二、传统的利弊

   贸大法学院长期形成的国际商法传统,用一门课支撑了一个学科、一个专业、一个法学院。这是贸大法学院的历史经验,与多数精英法学院的发展有很大不同。

   沈、冯两位当初开设《国际商法》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国际贸易专业的课程需求。即便发展到今天,《国际商法》仍是全校规模较大的公共课,是国际贸易和国际工商管理专业的必修课,每学期都有很大的教学工作量,需要更多的师资。这也提供了让不少新进教师出于各种考虑跨专业讲授这门课的机会,强化了他们对于贸大法学院特色专业的认同。同时,从国际商法这门课又逐渐分出很多单独的课程。例如,国际贸易法、公司法、国际货物买卖法、三资企业法、对外贸易法、比较合同法、票据法、国际商事仲裁、信托法、产品责任法等等。有些课程在其他法学院系很少开设,因而也成为贸大法学院的特色课程。正是在课程建设的基础上,国际法学科和国际经济法专业逐渐建立起来。2006 年,贸大法学院获得民商法学博士点,其中商事部分的研究力量亦来自国际商法师资的分流。尔后,法学院拥有了国际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和法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按照沈四宝的设想,贸大法学院的发展要“以点带面”,用国际商法学科的发展带动整个法学院的发展[2]48。

   但问题在于,国际商法严格说来并非是一门学科。由于它早期发展是为了满足对外贸易专业的教学需要,所以内容涉及公司、合同、货物买卖、信托、仲裁等,既有外国法和比较法的讨论,又有国际法的分析。因此,国际商法知识体系具有杂糅的特点,很难归入国际法学学科。贸大法学院最终还是在国际经济法的专业框架下来容纳国际商法的。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贸大法学院虽然拥有国际法学的博士点和国家重点学科,但国际法的三个分支学科除了国际经济法勉强算作强项之外,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都相当弱,发展很不平衡。而另一个问题可能更为突出。由于国际商法知识体系的杂糅性,其本身就反映出务实特色:不是为了学术建构,而是为了解释具体法律问题。这种务实导向不仅影响学生,也影响老师。老师们重视教学、重视操作,但不太重视科研。在目前学术导向的评价体制中,贸大法学院显然是落在了后面。[5]由于科研水平是判断法学院实力的重要标准,所以贸大法学院在国内的地位有所下降。例如,1984 年贸大法学院拥有国际法博士点时,全国只有 6 所拥有法学博士点的大学,而在 2007年,全国拥有法学一级博士点学科的大学有 12所,其中没有贸大法学院。而 2011 年新一轮增设22 个法学一级博士点学科,贸大法学院虽然名列其中,但全国拥有法学一级博士点学科的大学已经有 34 所。

   贸大法学院虽然形成了务实传统,但学术传统还没有形成,因此利弊都很明显。好处是,培养了大量国际化和职业化为导向的法律人才,这是能够称得上精英法学院的重要指标。国际化的基本要求是英语好,而职业化的基本要求是动手能力强。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贸大法学院学生的英语课时量很大,差不多是北大学生的 3 倍左右,目前能够开出的全英文课程也差不多有 20 门。法学院还开设了很多法律实务类的课程,如国际商事仲裁、法律谈判、模拟法庭等,还有不少以判例法为特色的课程,如英美合同法、英美财产法、公司融资法、比较破产法等等。

   贸大法学院培养的学生以从事法律实务为主,特别是从事涉外法律业务。在相当长的时期,北京的外资所一直由北大和贸大两校毕业生所主导。这与早期贸大法学院率先培养涉外法律人才有关,形成了传帮带效应。但在业界,贸大法学院既有口碑也有负面评论,总体认为贸大毕业生上手快,即熟悉案件操作流程,但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强;北大毕业生则相反。近年来,清华毕业生进入外资所的比例有所增加。坊间认为重要的推手就是何美欢教授,她在清华法学院开设普通法精要课程,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法律人。

   更严重的弊端是,贸大法学院培养的学术人才较少,这多少影响了其学术声誉。初步调查显示,近 30 年来贸大法学院的本科毕业生继续深造后,至今没有一位在其他知名法学院任教。同时,尽管沈达明先生在 1985 年开始即可以带博士生,但他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招生,直至 1990 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招师资博士生。所谓师资博士生,多是为本院师资培养,除此之外,其博士毕业生在知名法学院任教的几乎没有。约在 2000 年前后,法学博士生也开始扩招。贸大法学院招收了不少在职博士生,而全脱产的博士生很少。这些在职博士生除了本校师资以外,大多是法律实务部门的,因而他们其中大部分在博士毕业以后并不会从事学术工作。直到最近两年,全脱产博士生的比例才有较大的增加。

  

三、挑战与转型

归纳来说,与其他精英法学院相比,贸大法学院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主要表现在:务实的传统,强调具体法律问题的解决;比较法的传统,擅长比较分析各国法律制度;英美法的传统,注重判例法研习与讨论;国际商法的传统,关注国际商事法律领域的最新进展;注重培养国际化、职业化的法律人才。但面临的挑战也不可小觑,包括市场需求、教学和科研。[6]首先,贸大法学院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科研水平。这不仅体现在撰写发表论文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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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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