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 瞿轶羿:从“编年史”思维定势中走出来

——对共和国新闻史的一点想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 次 更新时间:2016-03-23 22: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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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旦 (进入专栏)   瞿轶羿  

   【内容提要】就当前共和国新闻史的状况看,其最大的问题就是“编年史”的思维,即按照时间顺序,依照已有的结论按次排列所谓的大事,无有研究者自身的理解和分析,带来的最大后果,是研究者失去了自己的提问能力。就客观上而言,此种现象与新闻事业同党和国家的关系密切有关,但从主观看,无疑也有“决定论”的科学史观之影响。

   【关 键 词】编年史/历史/共和国新闻史

  

   中国新闻史学在整个史学研究中的水准如何,笔者不敢妄加评议,但共和国新闻史在新闻史学中最弱,则是没有疑问的,无需举征太多,翻看一下公认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三卷本之《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便知端的。

   就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水平,自《新闻大学》2007年发起讨论以来,时贤横枪竖炮:或学风,或史料,或范式转型,或澄清本体,等等等等,直指流弊,多有创见。① 诸如此类,共和国新闻史研究想必也是深得教益,受用不少。然而,除了上述这些意见,依笔者所见,就针对共和国新闻而言,如何打破编年史的思维,恐怕是最最紧要。缺少这一点,即便是最好的学风、范式,怕也是难脱旧臼。

   所谓的编年史思路,并不是指共和国新闻史只是编年史的水平,而是说在共和国新闻史研究中体现出来的整个思考、研究及其路子,一般就是严格按照时间次序,依次罗列所谓的大事,然后在每一章开头有个概括,在其最后做点归纳。即便是这些概括和归纳,也都是描述和应证式的,几乎没有自己的看法和思想。

   对于编年史,我们传统悠久,赫然有名如《资治通鉴》者即是。写作一部通史,从编年开始也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然而,依意大利哲学家和史学家克罗齐之见,编年史不是历史,因为它缺少与思想、生活的联系,只是一种空洞的死的记述。如果这样的东西可以称之为历史,就好比把死人称为一个人。② 按笔者的理解,克罗齐认为编年史充其量是为研究和写作历史提供基础资料,真正的历史,是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的再认识。所以他说,“历史存在的条件是,构成历史的行为必须震动历史学家的心灵,文献亦是如此。”文献资料以及事件本身不构成历史,“只有对于那些集中思考过或将集中思考它们的人来说,它们才是或将是历史。”③ 若以此比对,我们现有的共和国新闻史著作,基本属于克罗齐所谓的“编年”,故而我们称其为“编年史思路”。

   有学者以为,就传统看,中国的编年史(比如《资治通鉴》)与欧洲的还是有不同,“它是经过史家取舍编排的历史叙事,包含了作者对事实意义的理解”。④ 可从“六经皆史”而闻名的我国清代学者章学诚眼里,似乎并无大的区别。他对《资治通鉴》做了这样的评价:“夫《通鉴》为史节之最粗,而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纲纪奴仆,仆尝以为此不足为史学,而止可为史抄者。”⑤ 所以余英时先生以为,章学诚主张史学中言与事必须合一,其史观与柯林武德接近,因为柯氏认为历史就是人们一系列包含内面和外面的“行动”所构成。⑥ 柯林伍德深受克罗齐的影响,对于以编排资料为能事的东西,他很是不屑,贬之为“剪刀加浆糊”式的史学,与克罗齐如出一辙。⑦ 由此可见,以克罗齐的“编年史”来衡量我们的“编年史”,即便有所差池,谅必也不致南辕北辙。再者说,我们是就事论事,以共和国新闻史的实际面貌而论,传统如何,暂且搁置一边谅也无碍。

   “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个史学家追求的梦想和对于自己使命的承诺,同样也是一个衡量史学著作的标准。因此,好的通史总是充满着编写者自身的个性、体验和精神。余英时先生说,如果有人要他推荐一部通史,他看中的就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因为该书包含了钱先生许多“特殊的心得”,在看问题的深度、广度和见解方面,独具特色。所以余先生说,“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⑧

   共和国新闻史之所以缺少这样的“生命”,只能以“编年”或者“史 史抄”的方式来合成,自有其客观原因。大致想来有两点:第一,报刊与政治关系的密切,而且共和国的报刊与党和政府基本一体;第二,由于我们的新闻史并不是以自身逻辑展开,⑨ 而是依照整个通行的共和国的历史阶段而排列,而关于这些阶段的性质、长短已有了现成的定论,共和国新闻史自然不能逾越边界。对于这些,大家都能理解。关键的问题是,即便是在现有的框架之内,新闻史是否完全被捆住手脚,只配有用材料来为已有结论做注脚的命运,而没有任何自己的研究空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比如关于私营报刊的改造,是共和国新闻史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事件。在现有的新闻史书籍中,对于这个事件无非是从如何扶助,形成私营、公营和公私合营共存的报刊局面,然后由于面临新的条件,私营报刊问题和困难多多,终至从公私合营到公营。除了这条被圈定的干巴巴的线索,看不到任何历史的场景,看不到在这场翻天覆地变革中人的命运,同样也看不到这个改造与当时具体时局的关联。以陈述记录代替事件,以简历代替活生生的人。可是新近见杨奎松教授一大作,写的也是这场改造。他以《大公报》的“投降”与“改造”间的互动,展示了“改”与“被改”之间的一波三折,期间背景的变化和策略手法的变换,以及你来我往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缠绕,包括当事人的心态和各种盘算。通过这个动态过程的展示,杨教授得出结论,建国后对于私营报刊的政策,应该概括为“改造、控制、利用”比较准确,这与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不同。⑩ 这才是历史,里面不仅浸透着研究者自身的理解和解释,而且“跳动着现实的生命”,因为可以激起我们很多的联想和思考。比较一下我们现有共和国新闻史中的单线直行一目了然,二者最大的差距,就在于入克罗齐说的,在事件中有否蕴含历史学家的“心灵”。再举一个小例子。前年复旦大学的一个本科生写毕业论文,选题是建国初《人民日报》曾经提出过的“大转变”。这个学生通过报纸的分析,发现后来1956年的版面及其内容安排,几乎就是“大转变”时期报纸的翻版,最后她提出,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从时间渊源上应该追溯到“大转变”,而不是现有研究中有如“无源之水”突然发生一般。这些随手捡及的例子无非想说明,共和国新闻史不是注定就只能做成“死”的编年,不仅可以研究的东西很多,而且能够在史中体现出“生命”,问题是我们并没有打算为之努力灌输进一点生气,如果一切都似乎已有定论,似乎只打算按照原有的文件政策照章背书,好比事先已经有了一个共和国报刊变化的既定“蓝图”,唯一的所谓研究,就是找那些记录在案的“大事”顺着时间填进去,这种有计划按步骤“发生”的“历史”,必然只能是属于克罗齐所认定的那种“死”的“编年史”。

   当然,个案研究与通史写作有别,后者时空跨度以及涉及内容,远非前者可比。一般而言,通史的构成,常常是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个案、专题史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通史的水平。因此,以个案或者专题史研究来推动并提高通史的质量和水平,不仅在逻辑和路径上是可取的,同时也是历史主义思潮下所取的“分析”在“综合”(11) 之前的基本套路。不少学者苦口婆心呼唤重视个案或者专项史、断代史研究,(12) 其缘由就在于此。吴廷俊教授慨然指斥共和国新闻史述往事而不真,思来者而不深,没有把“这60年”中国新闻媒体艰难曲折的生长实情写出来,也没有把前后巨变的惊心动魄得以反映,本该波澜壮阔的长河,最终是平淡无奇的死水微澜,(13) 针对的也是关于研究者深入不够,学风浮泛。这些意见都很有价值。然而,我们同样要注意到另外一些层面。首先,个案研究尽管与提高整体水平相关,但后者绝非前者的自然呈现,历史并非就是个案的积累,各种个案或者断代史专题史的相加,不可能就等于是整个历史。通史中所需要的认识、思想、理解、心灵,对个案研究同样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撰写通史与研究个案除了对象不同,其他没有根本性区别。换句话说,在通史中不能述往事思来者,只会依样画葫芦做描红或者填空的,在个案研究中同样如此。其次,更为关键的是,个案或者专题史研究者不可能没有总体史的视野,其对于整体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任何个案都是整体中的个案,专题是总体史中的专题,如果没有这样的视野与认知,个案也就自然蹈入为考证而考证,为资料而资料,为个案而个案的歧路,最终成果想必也只能是了无生气的“编年”式类的东西。丁淦林先生曾经说,研究者要调整治史思想,“即便是研究党报史,也不能没有全国观念、全局观念”,(14) 可谓是中肯之言。就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史研究中很少有人去深入研究个案,与其说是因学风浮躁坐不得冷板凳,倒更有可能是缺少眼力、思想和心灵,除了只能找到点拾遗补缺的材料,并只能以这些现成的材料重复文件政策上已有的结论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震撼他的心灵,发现不了什么新的东西。即便下决心“为伊消得人憔悴”,把冷板凳坐穿,得到的还是一堆死货。克罗齐下面的这个说法值得再三咀嚼:编年史和历史并非是两种不同的历史形式,它们之间既不可互相混淆,也不能互为补充,更不可使其中一个从属于另一个,“而应将它们看作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着重号原有)。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先有编年史,后有历史,无异于说先有死人,后有活人。”(15) 若真是如此,提高共和国新闻史水平首先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就是研究者的精神态度——史观,而不是研究路径或者学风。

   关于史观,学者之前也已有所论及,算不得什么新鲜意见。比如李彬教授就指出,“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过于受制传统的实证主义史观,过于强调实证、考据、数据、材料等僵死名物,而未免忽视历史与史学的鲜活要义。”(16) 在一般意义上,这个结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从实证主义史观对于历史研究的普遍影响看,中国新闻史当然也是不可能逃脱。不过,缩小焦点,专就中国新闻史,尤其是共和国新闻的实际状况看,“实证、考据、数据、材料”,其实做的很是不够,甚至可以说还很不“实证”。除非是站在历史哲学来讨论实证主义,否则仅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实证、考据、数据材料等等,未必就一定与历史的鲜活相对立。从实证主义史观的角度来检讨,共和国新闻史的问题,与其说是受考据、实证之累,还不如说是受与实证主义形影难离相伴而行的科学主义的困扰。

   科学主义史学,欧洲由兰克肇其始,其渊源来自考证传统和近代科学思想。(17) 这种科学历史思想有三个基本前提:1、真理的符合论。认为历史学是描绘确实存在过的人和确实发生过的事情;2、假设人的行为反映了行为者的意图,历史学家的任务则是理解这些意图以便重建一篇一贯的历史故事;3、按照一种一维的、历时的时间观念在运作,其中后来的事件是在一个完整一贯的序列之中随着较早的事件相继而来。(18) 这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比如有学者对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就做了类似的概括:1、给定实在论,即认为我们所感知、意识和言说的各种“事物”,都是先于并独立于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和所使用的符号系统之外;2、本质主义,外在的“客观现实”分为“本质”和“现象”,本质是根本属性并决定着现象,是现象存在的依据。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即此之谓;3、表现主义,既然实在是给定的纯粹自主的,那么知识的呈现,就是对于实在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及其表述与实在的关系,自然而然是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4、相符真理论,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表现与再现,那么,一项成果是否被人接受的唯一标准,就是与其所试图再现的给定实在是否相符,相符的就是真理,否则就是谬误。(19) 可见科学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产物。顺便提一句,如果新闻史研究者能够读一点后现代,对现代性有一个反思和批判,对于提高水平不无益处。

按余英时先生,科学主义史观之所以被20世纪的中国人欣然接受,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与乾嘉学派的传统暗合;第二,20世纪的中国需要科学,恰好适应了中国思想潮流。近代中国倡导的历史与语言打成一片,包括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都属于科学主义史学观的产物。(20) 新闻史学如果存有科学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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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京)201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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