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中国的政治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3 次 更新时间:2016-03-23 0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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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 (进入专栏)  

  

   中国正害着严重复杂的政治病。一切社会的不安,人民的苦痛,都是这个病的征侯和结果。最触目易见的一个病态是贫富甘苦的极度不均。富者不只是“田连阡陌”,甚至存款充于外国。贫者不只是“地无立锥”,甚至一日三餐难有把握。然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失调症,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腐化症。贫富不均本是私产制度下一个难于避免的自然现象。假如政治比较清明,没有特殊的势力垄断社会富源,赀财还大体上是勤劳的报酬,“公道”还可以补偿不平等的缺陷。虽然够不上家给人足的理想,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人民还可以各凭才智,自求多福。社会不但可以安定,也可以由个人竞争中得到进步。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健康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才能够有人权、民主、宪政、法治。现在的中国保持着私产制度,却不能保持资本社会的健康状态。特殊利益侵入了政治,特殊势力利用为众人办事的政治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去为私家谋利益,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Fair Play)的精神几乎丝毫没有。巧取豪夺者往往得到最高的享受,安分勤力者往往受到意外的剥削。不但是一般的农民和公教人员勤劳清苦,就是许多守法循正的工商界人士也在“官僚资本”“豪门资本”威胁之下而有难于生存之感。反之,与权势通声气者却能分沾余润。社会当中产生了一个有质无形的特殊权势集团。在这个集团以外的人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钻营入伙,相助为暴。二是俯首服从,静待危亡。三是大声疾呼,要求改革。走第三条路的人中不免包括一些急进份子。对于现状的愤怒,使得他们言行激烈,甚至“铤而走险”,想用暴力去打破现状。这就是一般人所谓“左倾”。我们不要误会,以为左倾都是盲从或冥想的结果,有时候它是出于个人切身的体验。笔者曾与一个左倾青年谈话,发现了他所以左倾的下意识根由。在叙述身世之中,他说出了他家道陵夷的经过,在抗战期中他父亲由数十年努力经营而成就的实业被豪门侵夺去了,于是老年人气得一病几死,他的家境便由中富而入于小贫。

  

   特权集团独占性的富裕破坏了社会公道,增加了平民的贫困,引起了秩序的不安。他们短期内受到利益,恐怕终久难免受到社会崩溃的祸害。这个情形有点像由于饮食过度而引起的胃扩大病,由胃病而引起的全身营养不良病,由自身中毒而引起的疮疥病。这也像由局部细胞组织反常发展而引起的恶性癌病。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病态。照历来的表示说,政府不是没有求治的抱负。十多年来政府不乏有关抗战建国行宪裕民的决策和方案。然而按其实际,决策方案尽管是堂皇美丽,而一出高级政府的大门便辗转折扣,几乎成为废纸,甚至其中有一部分变为贪官污吏舞弊营私的新法门,抗战期间的经济管制以及复员期间的接收工作便是明显的实例。政府的用意和法令的内容并不一定是坏的,但是推行政令的条件不够,就会使美意良法变质而成为苛政稗法。要想推行建设计划,必须有健全的行政机构和公忠的大小官吏,要想有奉公守法的官吏,必须有严明平正的赏罚,这是为政的起码条件。起码的条件不去满足,却高谈建设,高唱法治,不啻是欺人自欺。——试问若干年来,惩办了几个贪官?几个蠹吏?几个奸商?纵然有之,难免多属“窃钩者诛”之类。

  

   政府的用意是否完全良好,也有疑问。政府虽然不会有意去定祸国殃民的决策,然而默察近年的若干措施,似乎很有一些偏重于利国(为政府打算)而不注重利民(为小百姓打算)。若干财政的措施尤其有这样的嫌疑。“国家至上”的口号适用于抗战期间,复员以后便应当有一“人民第一”的新认识。重国轻民的最大流弊是养成官吏漠视民间疾苦的心理,促成政府啬下丰上的政策。

  

   政令不能下达,好比是瘫痪病。漠视民生,好比是麻木病。口讲民生主义,而在治事临民的时候,把“民享”的真谛抛在脑后,这好比神经衰弱的健忘病。中国政治体的百病丛生不自今日始。在清末君主专制腐败至极的时候,中国曾得着“东亚病夫”的恶名。幸而在病势垂危之际,出了一位卓绝的医学博士孙中山先生,对症下药,加以救治。他用革命的外科手术割除了专制的污毒,用建国的三民主义去培养国家的元气。这一套内外兼疗、本末并治的医道是很高明的。不幸孙先生的外科手术收了效果,而内科疗养却没有发生显著的作用。在民国十四年孙先生去世的时候,军阀势力阻挠了民权民生主义的实行。十五年的北伐可以说是割除军阀污毒的外科手术。不料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下,不仅内科疗养未能迈进,反而发生了特权集团的新污毒。这显然又需要外科手术。

  

   中国的病症,到了今天,已经接近膏肓了,然而总算没有达到不可救药的绝境。现在是治疗的最后机会了。首先要用迅速的断然的外科手术,把盘据在政府中、社会中的毒癌滥疮一齐割去。即使亲如管蔡,也要学周公的大义灭亲。即使贵如嗣君,也要学商子的刑无等级。枪毙一个抢米的乱民,就要法办几个囤米的奸商。逮捕十个扰乱治安的暴徒,就要惩治百个贪赃枉法的恶吏。厉民之官,偾军之将,激成民变金潮的负责人都要受到国法的公正制裁。笔者相信,早晨动了这个去腐的手术,下午就可以收到回生的功效。中国的社会由此开始恢复公道,全国的人心可以立刻振起,政府的威信可以马上树立。这比任何宣言文告、会议商谈的功效可以高出百倍。其次,要辅之以内科的疗养,要诚心地、踏实地推行民生主义。即使打了折扣实行也会生效的。惟有诚心接受“民为邦本”的古训,踏实施行“政以为民”的新猷,才能争取民众。用“民生至上”去替代“国家至上”,作为施政的最高原则,才符合孙先生建国主义的真精神。内科的效用虽然比较迟缓,三五年中也必有可观的成绩。

  

   一般人也焦虑着当前的财政经济问题。这个问题也不是最后症结。经济虽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却是经济的关键。污浊混乱的政治状态不先改革,任何经济改革或建设不是利归私门便是扰及大众。即使收效于一时,也难维功于长久。我们要医治中国的经济病,必须先医治中国的政治病。

  

   原载汉口《华中日报》同时刊载于长沙《国民日报》及济南《山东新报》“星期论文”(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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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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