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尊号
陈 良
尊号，是指古代尊崇皇帝、皇后的称号。从秦始皇开始，君主称为皇帝，已然无上尊荣。可是，后世君主并不满足于尊称皇帝，还要在此基础上前缀副词作为尊号。唐代始兴为皇帝上尊号之风，有生前奉上，也有死后追加。宋范祖禹《唐鉴》有云：“尊号之兴，盖本于开元之际。主骄臣谀，遂以为故事。”也就是说，自唐玄宗以后，宰相率百官加皇帝尊号，成为定制。
唐玄宗生前身后多次享受加尊号殊荣，史书最后称之为“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唐玄宗毕竟是一位卓越的君主，前期励精图治，开创了无比辉煌的“开元盛世”，后期沉湎享乐，荒废政务，以致酿成“安史之乱”；总体而言，仍不失为一代明君，低标准地看，他算是配得上“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的称号。
唐宋以后，历代沿用这个惯例。尤其是明清两代，随着皇权日益专制与膨胀，皇帝的尊号愈加愈长，几乎将最好的副词都派上用场。在此，不妨晒一晒明代那些皇帝的尊号（包括谥号、庙号）：
朱元璋：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皇帝。
朱 棣：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朱瞻基：宣宗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
朱祁镇：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
朱见深：宪宗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弘德圣孝纯皇帝。
朱祐樘：孝宗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朱厚照：武宗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朱厚熜：世宗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
朱载垕：穆宗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
朱翊钧：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朱由校：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哲皇帝。
朱由检：思宗庄烈皇帝（亡国之君）。
说实话，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其尊号稍微靠谱之外，其他皇帝与其尊号都不靠谱，或者说毫不相符。朱元璋出身低微，生逢乱世，在群雄逐鹿之中胜出，建立大明王朝，算是一个“成功皇帝”。所谓“开天行道肇纪立极”，也勉强说得过去；至于“大圣至神”，就未免夸大其词、名不副实。他的智能与权谋无疑高于常人，但绝对配不上“大圣至神”；还有“仁文义武俊德”，只是“义武”相对靠谱，另外四字与他颇不搭界，尤其是“仁”字。老朱同志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无论是功臣，还是文人，只要惹他不高兴，就会被赶尽杀绝。他视大臣如家奴，稍不如意，就予以“廷杖”（打屁股）；如此暴虐之人，何以称得上“仁”？！朱由检乃末代皇帝，他在位期间，内外交困，风雨飘摇，顾不上为自己加上一长串伟大的尊号。哪怕他非常勤政，也难以挽救王朝灭亡的命运。大厦将倾，他不愿苟且偷生，选择上吊自杀，后世称之为“庄烈”皇帝，倒也恰如其分。
综观明代皇帝的尊号，其中大都包含“天道”、“高明”、“英明”、“仁义”、“德孝”等字眼。这些字眼，在汉语里是崇高伟大的，用在那些皇帝头上，的确有辱斯文。朱元璋、朱棣固然是有为之君，较之唐太宗，其文治武功也就如此而已。况且，那些世袭皇帝大多不似人君，智能与品行十分平平，没有什么建树，压根儿配不上那些尊号。有明一代，国家治理几乎乏善可陈，没有哪个皇帝能推出善政，在实施恶政方面却常推陈出新，一代比一代吓人。朱元璋首创特务统治，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他的子孙发扬光大，在锦衣卫基础上，又设立东厂、西厂，并且让太监担任掌管这三个部门。凭借三大特务机构高效运转，轻易把朝中官员与天下臣民看得严严实实，要修理谁就修理谁，修得稳准狠。尤其是自英宗朱祁镇始，太监都格外受重用，直接参与朝政，以至于涌现出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超级太监，把政治弄得异常腐败黑暗，给国家与社会带来无穷祸患。
如明代相似，清代皇帝也都有一长串伟大的尊号。如高宗乾隆被尊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前缀副词多达23字。慈禧太后掌权近半个世纪，她的尊号每每增加，最终荣获“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的尊号。在她执政之际，地球西边有一个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恰好也是一个女王当家，这个女王让国家治理得很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综合国力无比强大，殖民地遍布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可是，这个女王没有为自己加上任何伟大的尊号，她的首相与大臣也没有争相要求把一大串副词叠加到女王头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一个执政时间很长且大有作为的君主，生活年代几乎与康熙同时，他的历史地位几乎与康熙相当。建立丰功伟绩之后，路易十四不免自我膨胀，居然号称“太阳王”。不过，较之中国南北朝时侯景号称“宇宙大将军”，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尽管路易十四号称“太阳王”，但并未履行正式的加尊号仪式，也未能在法国开创加尊号先例，法国历史通常称之为路易十四。继任他的孙子被称为路易十五，再继任者被称为路易十六。
同样是君臣，在东西方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从本质上看，人性是相同的，东西方人没有多大差异。关键是权力运行机制差异，产生不同的文化心理和社会人格。在西方，自基督教盛行之后，君权与神权相对独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不管哪位君主，无论他怎么强势，也只拥有世俗权力，了不起弄个大帝头衔，不可能被神化，也不能当作神或上帝膜拜。而在东方，尤其是古代中国，君权与神权却是交织一起的，强调“君权神授”、“受命于天”，君主即为“天子”（老天爷的儿子）。故而，中国人热衷于造神，尤其爱把君主送上神坛，给他加上无比伟大无比神圣的尊号。
即便那些君主与其尊号名不副实甚至格格不入，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这也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不，应该是顺“礼”成章，“礼”所当然。毕竟“理”是合乎常识、常理的，而“礼”是可以违背常识、常理的。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机制（治理模式）体现为“礼治”，而“礼治”的核心就是讲究尊卑贵贱。比如臣民称呼皇帝为“万岁”，按常理说，这是极不妥当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活万岁。就“礼治”而言，称呼皇帝“万岁”或“亿岁”倒也无可非议；因为皇帝是天下最尊贵的人，称他“万岁”就是“万岁”，如若称他“千岁”或“百岁”，就是大不敬，就是犯罪。依此类推，不管给皇帝加上什么尊号，在“礼法”上都说得过去，哪怕这个皇帝如何昏庸如何混蛋，他也是“天子”，也配享有非常荣耀的尊号。
常言道：“人贵有自知之明。”那些贵为天子的皇帝，难道就毫无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有多大功德？不知道自己配不上那一串尊号？应该说，个别皇帝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如康熙皇帝生前就曾多次拒绝为自己加尊号。但多数皇帝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明知道自己并不伟大，却乐意接受伟大的尊号。他们之所以乐此不疲地接受，除了遵守惯例之外，主要考虑对自己有利。不消说，披上尊号的外衣，更容易走上神坛，使之如虎添翼，更具有威势。这种威势有利于强化皇权，有利于提升威望，有利于威慑大臣。所以，专制皇帝若要收拾某个大臣，如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如于谦，在“土木之变”中挽救了明王朝，可谓立下再造之功，而复辟后的英宗听信谗言，就轻易置之于死地。还有，明代那些作威作福的太监，大臣都拿他们没办法，只要皇帝一发话，他们便成秋后蚂蚱，再也不能随意蹦达。
那么，大臣们何以热衷于此呢？准确在说，这个“热衷于”只限于一部分，也就是积极主动提出为皇帝加尊号的大臣。他们之所以“热衷”，主要是为了讨皇帝欢心，以便得到皇帝的恩宠，从而获取更大权势与利益。这部分人，不是奸佞，就是圆滑。另一部分是被动参与的，主要是情势所近。那些大臣，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其实都心知肚明，他们所侍奉的君主到底是什么角色，与那么好的字眼并不相配。不管怎样，他们还是要把美好的尊号加到皇帝头上，而皇帝更是乐于接受，于是君臣皆大欢喜。试想，如果某个大臣敢于较真，实事求是地告诉皇帝：“陛下，您的表现十分平庸，既不英明仁厚，又无文治武功，压根儿不配拥有这个尊号！”皇帝听了，肯定勃然大怒，立马将他杀头，并且株连九族十族，不仅他个人死得很惨，而且与他相关的亲属好友也会遭到杀戮。
或许有些读者以为，你这样以皇帝的尊号做文章，未免小题大作。非也，非也。为皇帝加尊号，在中国古代绝非小事，它不像做一锤子买卖的生意，事后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千百年来，这种加尊号的运作模式，已然对中国政治生活、乃至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皇帝获得“假大空”的尊号，虽然对他本人有利，却未必有益于国家。在“假大空”的光环笼罩下，很多皇帝往往会迷失自我，自我膨胀，自以为是，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花言巧语，而不愿听实事求是的谏言策论。奸佞宵小之徒易受宠信重用，正直刚毅之士招致打压排斥，以至于纲纪败坏，正气不张，邪气升腾，终久会动摇国本。所以，明清两代鲜有像魏征这样敢于直言且受重用的诤臣。海瑞上书直言，就得做好被杀头的准备，明世宗不想成全他的英名，才算饶他一命。
有道是：“官德如风，民德如草。”最高权力中心的风气势必扩散并波及全社会，并且形成强大的气场，深深地渗入臣民潜意识里，从而造就崇拜权力的盲从心理、奴性人格、蒙骗精神。对于皇帝或当权者，习惯于盲目崇拜，盲目服从或屈从，不敢客观公正地审视，一味地讨好，毫无原则地阿谀奉承，为之歌功颂德，不顾事实与常识，把最好的字眼都用来修饰。朝堂之上，“一人至尊，百官卑微”，奸佞得志，正直排斥，致使士大夫气节不断萎靡，人格扭曲矮化，于是奴性人格普遍吃香。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专制者的反面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上面喜好“假大空”，下面也好“假大空”，久而久之便形成蒙骗精神，习惯于说假话做假事，自欺欺人，相互蒙骗；只计较得失，而不论是非；只考虑好恶，而不问真假；只追求荣耀，而不顾事实。所以，国民往往缺乏科学理性精神，不能做到“吾爱吾君（师），亦爱真理”，习惯于虚假的幻象中自大自满。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举国上下都自我感觉良好。“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马克思语）
其实，在先秦时期，君主并不像明清这样受尊崇。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就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且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对于那些不称职的君主，孟子敢于评判他“望之不似人君”。可惜，后世专制力量过强，使孟子的思想精髓无法传承弘扬。
实事求是一词，古已有之。但古往今来，人们难以做到实事求是。当代共产党人将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因为它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法宝。古代君臣若能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看待一切，恐怕不至于弄出“假大空”的尊号？！
——原载2016年第3期《月读》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