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皇帝的尊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9 次 更新时间:2016-03-14 16:11:28

陈良  

  

   皇帝的尊号

   陈 良

     尊号,是指古代尊崇皇帝、皇后的称号。从秦始皇开始,君主称为皇帝,已然无上尊荣。可是,后世君主并不满足于尊称皇帝,还要在此基础上前缀副词作为尊号。唐代始兴为皇帝上尊号之风,有生前奉上,也有死后追加。宋范祖禹《唐鉴》有云:“尊号之兴,盖本于开元之际。主骄臣谀,遂以为故事。”也就是说,自唐玄宗以后,宰相率百官加皇帝尊号,成为定制。

        唐玄宗生前身后多次享受加尊号殊荣,史书最后称之为“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唐玄宗毕竟是一位卓越的君主,前期励精图治,开创了无比辉煌的“开元盛世”,后期沉湎享乐,荒废政务,以致酿成“安史之乱”;总体而言,仍不失为一代明君,低标准地看,他算是配得上“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的称号。

     唐宋以后,历代沿用这个惯例。尤其是明清两代,随着皇权日益专制与膨胀,皇帝的尊号愈加愈长,几乎将最好的副词都派上用场。在此,不妨晒一晒明代那些皇帝的尊号(包括谥号、庙号):

   朱元璋: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皇帝。

   朱  棣: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朱瞻基:宣宗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

   朱祁镇: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

   朱见深:宪宗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弘德圣孝纯皇帝。

   朱祐樘:孝宗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朱厚照:武宗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朱厚熜:世宗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

   朱载垕:穆宗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

   朱翊钧: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朱由校: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哲皇帝。

   朱由检:思宗庄烈皇帝(亡国之君)。

   说实话,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其尊号稍微靠谱之外,其他皇帝与其尊号都不靠谱,或者说毫不相符。朱元璋出身低微,生逢乱世,在群雄逐鹿之中胜出,建立大明王朝,算是一个“成功皇帝”。所谓“开天行道肇纪立极”,也勉强说得过去;至于“大圣至神”,就未免夸大其词、名不副实。他的智能与权谋无疑高于常人,但绝对配不上“大圣至神”;还有“仁文义武俊德”,只是“义武”相对靠谱,另外四字与他颇不搭界,尤其是“仁”字。老朱同志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无论是功臣,还是文人,只要惹他不高兴,就会被赶尽杀绝。他视大臣如家奴,稍不如意,就予以“廷杖”(打屁股);如此暴虐之人,何以称得上“仁”?!朱由检乃末代皇帝,他在位期间,内外交困,风雨飘摇,顾不上为自己加上一长串伟大的尊号。哪怕他非常勤政,也难以挽救王朝灭亡的命运。大厦将倾,他不愿苟且偷生,选择上吊自杀,后世称之为“庄烈”皇帝,倒也恰如其分。

   综观明代皇帝的尊号,其中大都包含“天道”、“高明”、“英明”、“仁义”、“德孝”等字眼。这些字眼,在汉语里是崇高伟大的,用在那些皇帝头上,的确有辱斯文。朱元璋、朱棣固然是有为之君,较之唐太宗,其文治武功也就如此而已。况且,那些世袭皇帝大多不似人君,智能与品行十分平平,没有什么建树,压根儿配不上那些尊号。有明一代,国家治理几乎乏善可陈,没有哪个皇帝能推出善政,在实施恶政方面却常推陈出新,一代比一代吓人。朱元璋首创特务统治,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他的子孙发扬光大,在锦衣卫基础上,又设立东厂、西厂,并且让太监担任掌管这三个部门。凭借三大特务机构高效运转,轻易把朝中官员与天下臣民看得严严实实,要修理谁就修理谁,修得稳准狠。尤其是自英宗朱祁镇始,太监都格外受重用,直接参与朝政,以至于涌现出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超级太监,把政治弄得异常腐败黑暗,给国家与社会带来无穷祸患。

   如明代相似,清代皇帝也都有一长串伟大的尊号。如高宗乾隆被尊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前缀副词多达23字。慈禧太后掌权近半个世纪,她的尊号每每增加,最终荣获“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的尊号。在她执政之际,地球西边有一个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恰好也是一个女王当家,这个女王让国家治理得很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综合国力无比强大,殖民地遍布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可是,这个女王没有为自己加上任何伟大的尊号,她的首相与大臣也没有争相要求把一大串副词叠加到女王头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一个执政时间很长且大有作为的君主,生活年代几乎与康熙同时,他的历史地位几乎与康熙相当。建立丰功伟绩之后,路易十四不免自我膨胀,居然号称“太阳王”。不过,较之中国南北朝时侯景号称“宇宙大将军”,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尽管路易十四号称“太阳王”,但并未履行正式的加尊号仪式,也未能在法国开创加尊号先例,法国历史通常称之为路易十四。继任他的孙子被称为路易十五,再继任者被称为路易十六。

   同样是君臣,在东西方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从本质上看,人性是相同的,东西方人没有多大差异。关键是权力运行机制差异,产生不同的文化心理和社会人格。在西方,自基督教盛行之后,君权与神权相对独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不管哪位君主,无论他怎么强势,也只拥有世俗权力,了不起弄个大帝头衔,不可能被神化,也不能当作神或上帝膜拜。而在东方,尤其是古代中国,君权与神权却是交织一起的,强调“君权神授”、“受命于天”,君主即为“天子”(老天爷的儿子)。故而,中国人热衷于造神,尤其爱把君主送上神坛,给他加上无比伟大无比神圣的尊号。

   即便那些君主与其尊号名不副实甚至格格不入,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这也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不,应该是顺“礼”成章,“礼”所当然。毕竟“理”是合乎常识、常理的,而“礼”是可以违背常识、常理的。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机制(治理模式)体现为“礼治”,而“礼治”的核心就是讲究尊卑贵贱。比如臣民称呼皇帝为“万岁”,按常理说,这是极不妥当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活万岁。就“礼治”而言,称呼皇帝“万岁”或“亿岁”倒也无可非议;因为皇帝是天下最尊贵的人,称他“万岁”就是“万岁”,如若称他“千岁”或“百岁”,就是大不敬,就是犯罪。依此类推,不管给皇帝加上什么尊号,在“礼法”上都说得过去,哪怕这个皇帝如何昏庸如何混蛋,他也是“天子”,也配享有非常荣耀的尊号。

   常言道:“人贵有自知之明。”那些贵为天子的皇帝,难道就毫无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有多大功德?不知道自己配不上那一串尊号?应该说,个别皇帝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如康熙皇帝生前就曾多次拒绝为自己加尊号。但多数皇帝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明知道自己并不伟大,却乐意接受伟大的尊号。他们之所以乐此不疲地接受,除了遵守惯例之外,主要考虑对自己有利。不消说,披上尊号的外衣,更容易走上神坛,使之如虎添翼,更具有威势。这种威势有利于强化皇权,有利于提升威望,有利于威慑大臣。所以,专制皇帝若要收拾某个大臣,如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如于谦,在“土木之变”中挽救了明王朝,可谓立下再造之功,而复辟后的英宗听信谗言,就轻易置之于死地。还有,明代那些作威作福的太监,大臣都拿他们没办法,只要皇帝一发话,他们便成秋后蚂蚱,再也不能随意蹦达。

   那么,大臣们何以热衷于此呢?准确在说,这个“热衷于”只限于一部分,也就是积极主动提出为皇帝加尊号的大臣。他们之所以“热衷”,主要是为了讨皇帝欢心,以便得到皇帝的恩宠,从而获取更大权势与利益。这部分人,不是奸佞,就是圆滑。另一部分是被动参与的,主要是情势所近。那些大臣,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其实都心知肚明,他们所侍奉的君主到底是什么角色,与那么好的字眼并不相配。不管怎样,他们还是要把美好的尊号加到皇帝头上,而皇帝更是乐于接受,于是君臣皆大欢喜。试想,如果某个大臣敢于较真,实事求是地告诉皇帝:“陛下,您的表现十分平庸,既不英明仁厚,又无文治武功,压根儿不配拥有这个尊号!”皇帝听了,肯定勃然大怒,立马将他杀头,并且株连九族十族,不仅他个人死得很惨,而且与他相关的亲属好友也会遭到杀戮。

   或许有些读者以为,你这样以皇帝的尊号做文章,未免小题大作。非也,非也。为皇帝加尊号,在中国古代绝非小事,它不像做一锤子买卖的生意,事后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千百年来,这种加尊号的运作模式,已然对中国政治生活、乃至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皇帝获得“假大空”的尊号,虽然对他本人有利,却未必有益于国家。在“假大空”的光环笼罩下,很多皇帝往往会迷失自我,自我膨胀,自以为是,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花言巧语,而不愿听实事求是的谏言策论。奸佞宵小之徒易受宠信重用,正直刚毅之士招致打压排斥,以至于纲纪败坏,正气不张,邪气升腾,终久会动摇国本。所以,明清两代鲜有像魏征这样敢于直言且受重用的诤臣。海瑞上书直言,就得做好被杀头的准备,明世宗不想成全他的英名,才算饶他一命。

   有道是:“官德如风,民德如草。”最高权力中心的风气势必扩散并波及全社会,并且形成强大的气场,深深地渗入臣民潜意识里,从而造就崇拜权力的盲从心理、奴性人格、蒙骗精神。对于皇帝或当权者,习惯于盲目崇拜,盲目服从或屈从,不敢客观公正地审视,一味地讨好,毫无原则地阿谀奉承,为之歌功颂德,不顾事实与常识,把最好的字眼都用来修饰。朝堂之上,“一人至尊,百官卑微”,奸佞得志,正直排斥,致使士大夫气节不断萎靡,人格扭曲矮化,于是奴性人格普遍吃香。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专制者的反面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上面喜好“假大空”,下面也好“假大空”,久而久之便形成蒙骗精神,习惯于说假话做假事,自欺欺人,相互蒙骗;只计较得失,而不论是非;只考虑好恶,而不问真假;只追求荣耀,而不顾事实。所以,国民往往缺乏科学理性精神,不能做到“吾爱吾君(师),亦爱真理”,习惯于虚假的幻象中自大自满。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举国上下都自我感觉良好。“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马克思语)

        其实,在先秦时期,君主并不像明清这样受尊崇。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就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且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对于那些不称职的君主,孟子敢于评判他“望之不似人君”。可惜,后世专制力量过强,使孟子的思想精髓无法传承弘扬。

        实事求是一词,古已有之。但古往今来,人们难以做到实事求是。当代共产党人将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因为它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法宝。古代君臣若能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看待一切,恐怕不至于弄出“假大空”的尊号?!

    

——原载2016年第3期《月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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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月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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