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孔子传·序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6 次 更新时间:2016-03-13 11: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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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进入专栏)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孔子生平言行,具载于其门人弟子之所记,复经其再传三传门人弟子之结集而成之《论语》一书中。其有关于政治活动上之大节,则备详于《春秋左氏传》。其他有关孔子言行及其家世先后,又散见于先秦古籍如《孟子》、《春秋公羊》、《谷梁传》、《小戴礼记 檀弓》诸篇,以及《世本》、《孔子家语》等书者,当尚有三十种之多。最后,西汉司马迁《史记》采集以前各书材料成《孔子世家》,是为记载孔子生平首尾条贯之第一篇传记。

   然司马迁之《孔子世家》,一则选择材料不谨严,真伪杂揉。一则编排材料多重复,次序颠倒。后人不断加以考订,又不断有人续为孔子作新传,或则失之贪多无厌,或则失之审核不精,终不能于《孔子世家》以外孔别成一惬当人心之新传。

   本书综合司马迁以下各家考订所得,重为孔子作传。其最大宗旨,乃在孔子之为人,即其所自述所谓“学不厌、教不倦”者,而以寻求孔子毕生为学之日进无疆、与其教育事业之博大深微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业次之。因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上之主要贡献,厥在其自为学与其教育事业之两项。后代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其意义即在此。故本书所采材料亦以《论语》为主。凡属孔子之学术思想,悉从其所以自为学与其教育事业之所至为主要中心。孔子毕生志业,可以由此推见。而孔子之政治事业,则为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部分。虽事隔两千五百年,孔子之政治事业已不足全为现代人所承袭,然在其政治事业之背后,实有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番精神,为孔子学术思想以学以教有体有用之一种具体表现。欲求孔子学术思想之笃实深厚处,此一部分亦为不可忽。

   孔子生平除其自学与教人与其政治事业外,尚有著述事业一项,实当为孔子生平事业表现中较更居次之第三项。在此一项中,其明白可征信者,厥惟晚年作《春秋》一事。其所谓订礼乐,事过境迁,已难详说,并已逐渐失却其重要性。至于删诗书,事并无据。赞《周易》则更不足信。

   以上关于孔子之学与教,与其政治事业、著述事业三项层次递演之重要性,及其关于著述方面之真伪问题,皆据《论语》一书之记载而为之判定。汉儒尊孔,则不免将此三项事业之重要性首尾例置。汉儒以《论语》列于小学,与《孝经》、《尔雅》并视,已为不伦。而重视五经,特立博士,为国家教育之最高课程,因此以求通经致用,则乃自著述事业递次及于政治事业,而在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则不免转居其后。故在汉代博士发扬孔学方面,其主要工作乃转成为对古代经典之训诂章句,此岂得与孔子之述而不作同等相拟。则无怪乎至于东汉,博士皆倚席不讲,而太学生清议遂招致党锢之祸,而直迄于炎汉之亡。此下庄老释氏迭兴并盛,虽唐代崛起,终亦无以挽此颓趋。此非谓诗书礼易可视为与儒学无关,乃谓孔子毕生精神,其所谓学不厌、教不倦之真实内容,终不免于忽视耳。

   宋代儒学复兴,乃始于孔子生平志业之重要性获得正确之衡定。学与教为先,而政治次之,著述乃其余事。故于五经之上,更重四书,以孟子继孔子而并称,代替了汉唐时代以孔子继周公而齐称之旧规。此不得不谓乃宋儒阐扬孔子精神之一大贡献。宋濡理学传统迄于明代之亡而亦衰。清儒反宋尊汉,自标其学为汉学,乃从专治古经籍之训诂考据而堕入故纸堆中,实并不能如汉唐儒之有意于通经致用,尚能在政治上有建树。而孔子生平最重要之自学与教人之精神,清儒更所不了。下及晚清末运,今文公羊学骤起,又与乾嘉治经不同。推其极,亦不过欲重返之于如汉唐儒之通经而致用,其意似乎欲凭治古经籍之所得为根据,而以兴起新政治。此距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隔离仍远。人才不作,则一切无可言。学术错误,其遗祸直迄于民国创兴以来之数十年。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复兴中国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传统,而阐扬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实尤为目前当务之急。本书编撰,着眼在此。爰特揭发于序言中,以期读者之注意。

   本书为求能获国人之广泛诵读,故篇幅力求精简。凡属孔子生平事迹,经历后人递述,其间不少增益失真处,皆一律删削。本书写作之经过,其用心于刊落不着笔处,实尤胜过于下笔写入处。凡经前人辩论,审定其为可疑与不可信者,本书皆更不提及,以求简净。亦有不得尽略者,则于正文外别附疑辨二十五条,措辞亦力求简净,只略指其有可疑与不可信而止,更不多及于考证辨订之详。作者旧著《先秦诸子系年》之第一卷,多于孔子事迹有所疑辨考订,本书只于疑辨诸条中提及《系年》篇名,以便读者之参阅,更不再事摘录。

   自宋以来,关于孔子生平事迹之考订辨证,几于代有其人,而尤以清代为多。综计宋元明清四代,何止数十百家。本书之写定,皆博稽成说,或则取其一是,舍其诸非。或则酌采数说,会成一是。若一一详其依据人名、书名、篇名及其所以为说之大概,则篇幅之增,当较今在十倍之上。今亦尽量略去,只写出一结论。虽若有掠美前人之嫌,亦可免炫博夸多之讥。

   清儒崔述有《洙泗考信录》及《续录》两编,为考订辨论孔子生平行事诸家中之尤详备者。其书亦多经后人引用。惟崔书疑及《论语》,实其一大失。若考孔子行事,并《论语》而疑之,则先秦古籍中将无一书可奉为可信之基本,如此将终不免于专凭一己意见以上下进退两千年前之古籍,实非考据之正规。本书一依《论语》为张本,遇《论语》中有可疑处,若崔氏所举,必博征当时情实,善为解释,使归可信,不敢轻肆疑辨。其他立说亦有超出前人之外者,然亦不敢自标为作者个人之创见。立说必求有本,群说必求相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窃愿以此自附于孔子之垂谕。

   作者在1925年曾著《论语要略》一书,实为作者根据《论语》为孔子试作新传之第一书。1935年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凡四卷,其第一卷乃为孔子生平行事博引诸家,详加考辨,所得近三十篇。1963年又成《论语新解》,备采前人成说,荟萃为书,惟全不引前人人名、书名、篇名及其为说之详,惟求提要钩玄,融铸为作者一家之言,其体例与今书相似。惟新解乃就《论语》全书逐条逐字解释,重在义理思想方面,而于事迹之考订则缺。本书继三书而作,限于体裁有别,于孔子学术思想方面仅能择要涉及,远不能与新解相比。但本书见解亦有越出于以上三书之外者,他日重有所获不可知,在此四书中见解倘有相异,暂当以本书为定。读者倘能由此书进而涉及上述三书,则尤为作者所私幸。

   本书作意,旨在能获广泛之读者,故措辞力求简净平易,务求免于艰深繁博之弊。惟恨行文不能尽求通俗化。如《论语》、《左传》、《史记》以及其他先秦古籍,本书皆引录各书原文,未能译为白话。一则此等原文皆远在两千年以上,乃为孔子作传之第一手珍贵材料,作者学力不足,若一一将之译成近代通行之白话,恐未必能尽符原文之真。若读者爱其易读,而不再进窥古籍,则所失将远胜于所得,此其一。又孔子言行,义理深邃,读者苟非自具学问基础,纵使亲身经历孔子之耳提面命,亦难得真实之了解,此其二。又孔子远在两千五百年之前,当时之列国形势、政治实况、社会详情,皆与两千五百年后吾侪所处之今日大相悬隔。吾侪苟非略知孔子当年春秋时代之情形,自于孔子当时言行不能有亲切之体悟,此其三。故贵读此书者能继此进读《论语》以及其他先秦古籍,庶于孔子言行与其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之第一大圣人者,能不断有更深之认识。且莫谓一读本书,即可对了解孔子尽其能事。亦莫怪本书之未能更致力于通俗化,未能使人人一读本书而尽获其所欲知,则幸甚幸甚。

   本书开始撰写于1973年之9月,稿毕于74年之2月。3月入医院,为右眼割除白内障,4月补此序。

   1974年4月钱穆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

  

  

   再版序

  

   予之此稿,初非有意撰述,乃由孔孟学会主持人亲来敞舍恳请撰述孔孟两传。其意若谓,为孔孟两圣作小传,俾可广大流行,作为通俗宣传之用。余意则谓,中国乃一史学民族,两千五百年前古代大圣如孔子,有关其言论行事,自司马迁《史记 孔子世家》以后,尚不断有后人撰述。今再为作传,岂能尽弃不顾,而仅供通俗流行之用。抑且为古圣人作传,非仅传其人传其事,最要当传其心传其道。则其事艰难。上古大圣,其心其道,岂能浅说?岂能广布?遂辞不愿。而请求者坚恳不已。终不获辞,遂勉允之。

   先为孔子作传,搜集有关资料,凡费四月工夫,然后再始下笔。惟终以《论语》各篇为取舍之本源。故写法亦于他书有不同。非患材料之少,乃苦材料之多。求为短篇小书,其事大不易。非患于多取,乃患于多舍。抑且斟酌群言,求其一归于正,义理之外,尚需考证,其事实有大不易者。

   余此书虽仅短短十章,而所附疑辨已达二十五条之多,虽如《史记 孔子世家》,亦有疑辨处。此非敢妄自尊大,轻薄古人。但遇多说相异处,终期其归于一是。所取愈简,而所择愈艰。此如《易传》非孔子作,其议始自宋代之欧阳修。欧阳修自谓上距孔子已千年,某始发此辨,世人疑之。然更历千年,焉知不再有如某其人者出。则更历千年,当得如某者三人。三人为众,而至是某说可谓已得众人之公论。则居今又何患一世之共非之。但欧阳所疑,不久而迭有信者。迄今千年,欧阳所疑殆已成为定论。余亦采欧说入传中,定《易传》非孔子作。此乃是孔子死后千余年来始兴之一项大问题大理论,余为孔子作传,岂能弃置不列?又此有关学术思想之深义,岂能仅供通俗而弃置不论?

   书稿既定,送孔孟学会,不谓学会内部别有审议会,审查余稿,谓不得认《易传》非孔子作,嘱改写。然余之抱此疑,已详数十年前旧稿《先秦诸子系年》中。余持此论数十年未变,又撰有《易学三书》一著作,其中之一即辨此事。但因其中有关《易经》哲理一项,尚待随时改修,遂迟未付印。对日抗战国难时,余居四川成都北郊之赖家园,此稿藏书架中,不谓为蠢虫所蛀,仅存每页之前半,后半全已蚀尽,补写为艰。吴江有沈生,曾传抄余书。余胜利还乡,匆促中未访其人,而又南下至广州香港。今不知此稿尚留人间否。

   学会命余改写,余拒不能从,而此稿遂搁置不付印。因乞还,另自付印,则距今亦逾十三年之久失。今原出版处改变经营计划,不再出版学术专著,故取回再版付印。略为补述其成书之缘起如上。至孟子传,则并未续写,此亦生平一憾事矣。余生平有已成书而未付印者,如上述之《易学三书》。又有已成书,而其稿为出版处在抗日胜利还都时坠落长江中,别无抄本,如《清儒学案》。今因此稿再版,不禁心中联想及之。而《清儒学案》一稿,则尤为余所惋惜不已者。兹亦无可详陈矣。

   1987年4月钱穆补序时年九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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