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第五章 孔子五十岁后仕鲁之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 次 更新时间:2016-03-13 11: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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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孔子出仕之前缘

   《史记 孔子世家》:

   桓子嬖臣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执怀,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益轻季氏。

   阳虎为季氏家臣,其囚季桓子事,详见《左传》定公五年。季氏为鲁三家之首,执鲁政,而其家臣阳虎乃生心叛季氏。孔子素主裁抑权臣,其于季氏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叹。阳虎既欲叛季氏,乃欲攀援孔子以自重。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十七)

   《孟子》书亦记此事曰:

   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

   此阳货即《左传》《史记》中之阳虎,盖虎是其名。其时鲁政已乱,阳货虽为家臣,而权位之尊拟于大夫。孔子虽不欲接受其攀援,然亦不欲自背于当时共行之礼,乃瞰阳货之亡而往答拜。涂中之语,辞缓意峻,一如平常,货亦无奈之何。此事究在何时,不可知。但应在定公五年后。

   《史记 孔子世家》: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

   此事详《左传》。公山不狃为季氏私邑费之宰。内结阳虎,将享桓子于蒲圃而杀之。桓子知其谋,以计得脱。其事发于阳虎,不狃在外,阴构其事,而实未露叛形。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十七)

   弗扰即不狃,谓其以费畔,乃指其存心叛季氏。而孔子在当时讲学授徒,以主张反权臣闻于时,故不狃召之,亦犹阳虎之欲引孔子出仕,以张大反季氏之势力。孔子闻召欲往者,此特一时久郁之心遇有可为,不能无动。因其时不狃反迹未著,而其不阿季氏之态度则已暴露,与人俱知。故孔子闻召,偶动其欲往之心。子路不悦者,其意若谓孔子大圣,何为下侪一家宰。但孔子心中殊不在此等上计较。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十七)孔子自有一番理想与抱负,固不计用我者之为谁也。然而终于不往。其欲往,见孔子之仁。其终于不往,见孔子之知。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

   此数语乃道出了孔子当时心事。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十六)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十六)

   此引上一章,不啻统言春秋二百四十年间之世变,下一章专言鲁公室与三家之升沉。孔子非于其间有私愤好,亦非谓西周盛时周公所定种种礼制,此下皆当一一恪遵不变。然而,此二百数十年来之往事,则已昭昭在目。有道者如此,无道者如彼,吉凶祸福,判若列眉。孔子特抱一番行道救世之心。苟遇可为,不忍不出。其曰:“吾其为东周”,则孔子心中早有一番打算,早有一幅构图,固非为维持周公之旧礼制于不变不坏而已。然而孔子则终于不出,不得已而终已,则其心事诚有难与人以共晓者。故亦不与弟子如子路辈详言之也。

   公山之召,其事应在定公之八年,时孔子已年五十。

   孔子又曰:

   吾五十而知天命。(二)

   人当以行道为职,此属天命。但天命人以行道,而道有不行之时,此亦是天命。阳货、公山弗扰皆欲攀孔子出仕,而孔子终不出。若有可为之机,而终坚拒不为。盖知此辈皆不足与谋,枉尺直寻,终不可直。孔子在五十前居家授徒,既已声名洋溢,而孔子终于坚贞自守,高蹈不仕。然此尚在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之阶段。孔子五十以后,乃终于一出,其意态若由消极一转而为积极,实则并非如此。孔子三十以后之家居授徒,早已是一种积极态度。所以若前后出处有转变,此乃孔子由不惑转进到知天命,在己则学养日深,而在人则更不易知。

   孔子又曰: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

   如其欲赴公山弗扰之召而子路不悦,孔子实难以言辞披揭其内心之所蕴。吾道所在,既不能骤喻于吾朋,则亦惟有循循善诱教人不倦之一法,夫亦何愠之有。

   疑辨六

   亦有疑阳货、公山弗扰之事者。疑阳货不得为大夫,疑公山弗扰并不以此年叛。但阳货虽为季氏家臣,亦得侪于大夫之位,此即见季氏之擅鲁。公山弗扰在当时虽无叛迹,而已有叛情,皆不必疑。

   二、孔子为中都宰至为司空、司寇

   《史记 孔子世家》:

   定公九年,阳虎奔于齐。其后,定公用孔子为中都宰。一年,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鲁国既经阳虎之乱,三家各有所憬悟。在此机缘中,孔子遂得出仕。在鲁君臣既有起用孔子之意,孔子亦遂翩然而出。其时孔子年五十一。在一年之间而升迁如此之速,则当时鲁君与季氏其欲重用孔子之心情亦可见矣。

   疑辨七

   孔子为中都宰,其事先见于《檀弓》,又见于《孔子家语》。今传《家语》乃王肃伪本,然司马迁所见当是《家语》之原本。既此三书同有此事,应无可疑。鲁国国卿,季氏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孔子自中都宰迁司空,亦见《孔子家语》,应为小司空,属下大夫之职。又迁司寇,《韩诗外传》载其命辞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此是命卿之辞。孔子至是始为卿职。史迁特称为大司寇,明其非属小司寇。则其前称司空,乃属小司空可知。史迁以前各书,如《左传》、《孟子》、《檀弓》、《荀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等,皆称孔子为司寇,是即大司寇也。疑及孔子仕鲁官职名位之差错者甚多,今以司空、司寇之大小分释之,则事亦无疑。至于《檀弓》、《家语》载孔子为中都宰及司空时行事,或有可疑。但为时甚暂,无大关系可言,今俱不著。又《荀子》及他书又言孔子诛少正卯,其事不可信,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 孔子诛少正卯辨》。

   三、孔子相夹谷

   《左传》定公十年:

   夏,公会齐候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样,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此夹谷在山东泰安莱芜县。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在此。所谓相,乃为鲁君相礼,于一切盟会之仪作辅助也。春秋时,遇外交事,诸侯出境,相其君而行者非卿莫属。鲁自僖公而下,相君而出者皆属三家,皆卿职也。如鲁昭公如楚,孟僖子相,即其例。此次会齐于夹谷,乃由孔子相,此必孔子已为司寇之后。自鲁定公七年后,齐景公背晋争霸,郑卫已服,而其时晋亦已衰,齐鲁逼处。而此数年来两国积怨日深,殆是孔子力主和解,献谋与齐相会。三家者惧齐强,恐遭挫辱,不敢行,乃以孔子当其冲。齐君臣果武装莱人威胁鲁君,以求得志,幸孔子以大义正道之言辞折服之。乃齐人复于临盟前,在盟书上添加盟辞,责鲁以以小事大之礼,遇齐师有事出境,则鲁必以甲车三百乘从行。当此时,拒之则盟不成,若勉为屈从,则吃眼前亏太大。孔子又临机应变,即就两国眼前事,阳虎以鲁汶旧、郓讙、龟阴之田奔齐,谓齐若不回归此三地,则鲁亦无必当从命之义。汶阳田本属鲁,齐纳鲁叛臣而有之。今两国既言好,齐亦无必当据有此田之理由。孔子此时只就事言事,既不激昂,亦不萎弱,而先得眼前之利。即以此三地之田赋,亦足当甲车三百乘之供矣。

   疑辨八

   夹谷之会,其事又见于《谷梁传》,有优施舞于鲁君幕下,孔子使斩之,首足异门而出之语,恐其事不可信。又此次之会,似乃鲁欲和解于齐,乃《史记 孔子世家》有齐大夫犁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一若齐来乞盟于鲁。过欲为孔子渲染,疑亦非当时情实。郓讙龟阴之田皆在汶阳,本属季氏。前一年阳虎以之奔齐,至是鲁齐既言好,齐欲与晋争霸,欲鲁舍晋事齐,故归此三地之田。既不为惧鲁之用孔子,亦不为齐君自悔其会于夹谷之不义无礼而谢过,《左传》记载甚明。过分渲染,欲为孔子夸张,反失情实,遂滋疑辨。但孔子之相定公会夹谷,其功绩表现亦已甚著。后人依据《左传》而疑《谷梁》与《史记》是也。若因《谷梁》与《史记》之记载失实而牵连并疑《左传》,遂谓《左传》所记亦并无其事,则更失之。今既无明确反证,即难否认《左传》所记夹谷一会之详情。

   四、孔子堕三都

   孔子为鲁司寇,其政治上之表现有两大事。其一为相定公与齐会夹谷,继之则为其堕三都之主张。相夹谷在定公十年,堕三都在定公十二年。

   《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

   《左传》定公十二年: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为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其时季氏专鲁政。孔子出仕,由中都宰一年之中而骤迁至司寇卿职。虽曰出鲁公之任命,实则由季氏之主张。孔子相夹谷之会,而齐人来归汶阳之田,此田即季氏家宰叛季氏而挟以投齐者。由此季氏对孔子当益信重。而孔子弟子仲由乃得为季孙氏之家宰,则季氏之信任孔子,大可于此推见。《公羊传》云:“三月不违。”三月已历一季之久,言孔子于季孙氏可以历一季之久而所言不相违。则凡孔子之言,季孙氏盖多能听从。故孟子曰:“孔子于季孙氏,为见行可之仕。”言孔子得季孙氏信任,见为可以明志行道也。然孔子当时所欲进行之大政事,首先即为剥夺季孙氏以及孟孙、叔孙氏三家所获之非法政权,以重归之于鲁公室。此非孔子欲谋不利于三家,孔子特欲为三家久远之利而始有此主张。故孔子直告季孙,谓依古礼,私家不当藏兵甲。私家之封邑,其城亦不得逾百雉。孔子以此告季孙氏,正如与虎谋皮。然季孙氏亦自怀隐忧。前在昭公时,南蒯即曾以费叛。及阳虎之乱,费宰公山不狃实与同谋。今阳虎出奔已三年,而公山不狃仍为费宰,季氏亦无如之何。其城大,又险固,季氏可以据此背叛鲁君,然其家臣亦可据此背叛季氏。今季氏正受此患苦。故季氏纵不能深明孔子所陈之道义,然亦知孔子所言非为谋我,乃为我谋,故终依孔子言堕费。其实孔子亦不仅为季氏谋,乃为鲁国谋。亦不仅为鲁国谋,乃为中国为全人类谋。就孔子当时之政情,则惟有从此下手也。费宰公山不狃,即其前欲召孔子之人,至是乃正式抗命。前一年,侯犯即以郈叛适齐。孔子与子路之提议堕三都,殆亦由侯犯事而起。其时齐已归郈于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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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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