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孔子传·附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5 次 更新时间:2016-03-13 11: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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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读胡仔《孔子编年》

  

   胡仔字元任,尝辑诗话,所谓苕溪渔隐者是也。其为孔子编年,乃奉其父舜陟汝明之命。舜陆序其书在绍兴八年,有曰:

   孔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者,杂出于《春秋》三传、《礼记》、《家语》与夫司马迁《世家》,而又多伪妄,惟《论语》为可信,足以证诸家之是非。予令小子仔采摭其可信者而为《编年》。

   《四库提要》论其书则曰:

   自周秦之间,谶纬杂书,一切诡异神怪之说,率托诸孔子,大抵诞谩不足信。仔独依据经传,考寻事实,大旨以《论语》为主而附以他书,其采摭颇为审慎。惟不免时有牵合,尤失于穿凿。然由宋以后,纂集圣迹者,其书众多,亦猥杂日甚。仔所论次犹为近古,故录冠传记之首,以见滥觞所自。

   余读其书,采摭颇广,而考订则疏。其所引皆不举其出处,厥为一大疏失。先秦古籍,其可信与不可信,往往相差甚远。睹其书名,即可逆揣其可信之程度。胡氏书既将所引书名全略去,又有所引异书而缀之同条之下,其为牵合穿凿尤甚。并仅有编次,不加考订,更见其疏。盖自《史记 孔子世家》以下撰写孔子传者,惟此为第一部。自朱子出而学术界考订之功遂日臻精密。胡氏书在朱子前,可见滥觞所自,固不得以后人著述体例相绳也。

   又其书虽以《论语》为主,而编入《论语》诸章亦备见疏失。举其易见者:如《论语 八佾》篇子入太庙章,胡氏书编入鲁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孔子之始入鲁太庙,决当在此以前,并当在年少时,故或人讥之曰鄹人之子。若在孔子五十一岁之年,已在鲁为显仕,或人固不当以鄹人之子讥之。此则细诵《论语》原文而可知其非矣。

   又如《论语 先进》篇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胡氏书编入鲁哀公十二年孔子年六十九。今按本章当编次于孔子五十岁前初期讲学时,则情辞宛符。今编次于孔子晚年后期讲学之时,则显与《论语》本章原文不合。孔子之问四子,曰:“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知其时四子皆未获用于时。及孔子仕鲁,行乎季孙,子路已为季氏宰。及孔子晚年反鲁,冉有亦已为季氏宰,方大见任用。孔子何为在其后又有如或知尔之问?子路冉有之对,核之在鲁哀公十二年时两人之仕历与地位,遥为不称,此亦细诵《论语》原文而可知其非者。

   又如《论语 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章,胡氏书编入鲁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七,此可谓大背情实。此时孔子尚未出仕,子路、冉有方从学于孔子门下,无由先与季氏有缘。何为季氏将伐颛臾,而两人为之先容于孔子。且季路、冉有两人相差二十年,故四子言志,子路序列在冉有之前,而此章冉有转列子路前。又孔子独责冉有,曰:“求!无乃尔是过与?”下文亦冉有独答,可见此事应由冉有负责。若以移列孔子晚年归鲁,冉有为季氏宰,见信用事,而子路亦同时仕于季氏,则情事适切矣。

   又如《论语 子张》篇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及叔孙武叔毁仲尼两章,胡氏书皆以编入鲁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时孔子始出仕,尚未显用,叔孙何为遽公然毁之于朝?抑且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孔子五十一岁时为鲁司寇,子贡方年二十,今年尚仅十九岁,疑尚未从学于孔子。而叔孙之言曰:“子贡贤于仲尼”,可知此章当在孔子晚年,子贡见用于鲁,于外交上屡著绩效,声誉方隆,故叔孙疑其贤于孔子也。

   以上皆引用《论语》原文,未经细考,而可显见其误者。亦有引用他书,不旁参之《论语》而误者。如季康子召冉求,胡氏书编入鲁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此据《史记 孔子世家》。然《论语 述而》篇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章,是冉有乃从孔子自陈反卫,必无自陈反鲁之事。冉有之归鲁,当在反卫之后,不在季桓子甫卒之岁。据《论语》而《史记》之误自显。胡氏父子知诸家书记孔子行事多伪妄,惟《论语》为可信,而又不本《论语》以证诸家之是非,何耶?

   又如孔子与于蜡宾,言偃在侧,胡氏书列此于鲁定公十一年孔子年五十三。其年其事,胡氏本之《孔子家语》及《小戴记》之《礼运》篇。然考《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则孔子五十三岁时子游年仅八岁。孔子五十五岁去鲁,子游年十岁,其时尚未从游。孔子厄于陈蔡之间,子游年亦仅十六,决不遽以文学称。孔子反鲁,子游年二十三,其从游应在孔子反鲁之后。《论语 先进》篇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章,下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十哲,则断非孔子当时之语。若记孔子当时语,则十哲应称名,不称字。即此可证四科十哲乃《论语》编者所附记。子游决不在相从陈蔡之列,更何从侍孔子为司寇时与于蜡之祭乎?至言大同小康,所关何等重大,既不见于《论语》,则《礼运》篇亦属可疑,此不详论。

   又如《左氏传》鲁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一长篇,下附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谿。”胡氏书引以编入孔子二十二岁时。《论语 颜渊》篇颜渊问仁章,孔子答以克己复礼为仁,明是孔子自己语,非称引前人语。孔子以仁为教,乃孔子之最大教义,亦由孔子最先主张。仁礼并举,《论语》屡见,若克己复礼为仁一语乃孔子称引前人语,孔子为何抹去此前人名字不提?又孔子自所发明之重要主张又何在?王应麟《困学纪闻》据《论语》疑《左传》是也。胡氏书引《左传》此条,则何以解《论语》?此乃有关考论孔子学术思想之最大要端,较之何事在何年之编排,其重要性超出远甚,而胡氏不能辨,则其书他处之不能获得孔子生平言行之要领亦可知矣。

   胡舜陟序列举《春秋》三传、《礼记》、《家语》及司马迁《世家》,独不及《孟子》。《孟子》亲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其去孔子为时不远,又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故孟子述及孔子,其重要性应尤在《左传》诸书之上。胡氏书殆因《孟子》书中语若无关于其逐事编年之具体需要,遂忽弃不加注意,是亦一大缺失。

   《孟子 万章》篇有曰:“孔子之仕也,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又曰:“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此两条发挥孔子进退出处行止之义,大可阐发。胡氏书有称引,无考订,无阐发,此为其书缺失所在。据《孟子》语,孔子在齐未仕,又其去也速,则断无久淹在齐达于七年之久之事。胡氏书编列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五至齐,鲁昭公三十一年孔子年四十一去齐反鲁,前后共七年,其误显然。

   孟子语最费研讨者,为“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一语。胡舜陟序谓:“孔子去鲁凡十三年,适卫者五,适陈、适蔡者再,适曹、适宋、适郑、适叶、适楚者一,而复自卫反鲁。”此据《史记 孔子世家》,而实为孟子“未尝终三年淹”一语所误。实则孟子语当通读其上下文,乃指孔子之出仕而言。其先在卫当逾四年,而受禄出仕则不足三年。其在陈亦逾三年,其受禄出仕亦当不足三年。及其再反卫亦滞留逾四年,其受禄而仕果亦不出三年与否,今已不可详定。岂其于卫孝公仅公养之仕,虽亦受禄,与灵公时际可之仕不同,故孟子未尝终三年淹之语,独于其仕卫孝公不严格绳之乎!至于适叶、适楚乃属一事,而胡氏书亦分别编年,其误更不必辨。

   要之,胡氏书仅知称引,逐年编列,无考订,无阐发,牵合穿凿,一若全成定论,使读其书者全不见有问题曲折之所在,此其所以采摭虽勤,纵若审慎,果以后起之著述绳之,终为相差犹远也。

  

  

   附录(二) 读崔述《洙泗考信录》

  

   考证之学,自宋以后,日精日密,迄于清而大盛。其成绩超迈前人。有关讨论孔子生平历年行事者亦日详日备。清初负盛名有崔述东壁《洙泗考信录》五卷,历考孔子终身之事而次第厘正之,附之以辨。又为《洙泗考信余录》三卷,一一兼考孔门诸弟子,以与孔子行事相阐发。其精密详备,并为后起者所莫能及。迄于近代,盛推清儒考据,而东壁遗书几于一时人手一编。然余读其书,亦多疑古太甚,驳辨太刻之类。其遍疑群书犹可,至于疑及《论语》,则考论孔子生平行事,乃无可奉一书以为之折衷,亦惟折衷于作者一人之私见,斯其流弊乃甚大。兹篇摘举数例,以纠其失。非于崔氏争短长,乃为治考证之学者提出一可值注意之商榷耳。

   《史记 孔子世家》: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崔氏曰:

   此文或有所本,未敢决其必不然。然《史记》之诬者十七八,而此文又不见他经传,亦未敢决其必然,故附次于备览。

   今按:此考孔子先世,伯夏其人无所表现,宜其不见于其他之经传。然《史记》若无所本,何为于防叔与叔梁纥之间特加此一世?《史记》之诬诚不少,然乃误于其所本,非无本而伪造也。全部《史记》中,不见其他古籍者多矣,若以崔氏此意绳之,则《史记》将成为不可读。今考孔子生平行事,其先世如伯夏,无大关系,略而不论可也。而崔氏竟因此旁涉及《史记》,谓其所载未敢决其必不然,又未敢决其必然,此其疑古太猛,有害于稽古求是者之心胸,故特举此以为例。

   又《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崔氏亦以入备览,此亦因其所载未见他书,故未敢决其必然。与前例之意同。则岂司马迁之为《史记》,果惯为伪造乎?苟有坚强反证,虽其事屡见,亦属可疑。如无反证,即属单文独出,亦不必即此生疑。又何况其在古籍,乌得事事必求其同见他书?此皆崔氏疑古太猛之心病。

   《孔子世家》又云:“祷于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崔氏说之口:

   此说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会之者,不足信。且既谓之因于祷,又谓之因于首,司马氏已自无定见矣,今不录。

   此又较入备览者加深一层疑之。然若鲁邦确有尼丘,则因祷之说不便轻疑。又若孔子首确是圩顶,则因首之说亦不用轻疑。司马迁博采前说而两存之,其果两有可信否?抑一可信而一不可信乎?不可无证而轻断。崔氏疑古太猛,将使读古书者以轻心掉之,而又轻于下断,病不在前人之书,特在治考证者之轻心,此又不可不知也。然而崔氏此书,材料之搜罗不厌琐碎,考辨之严格又纤屑不苟,其长处正可于短处推见,此则待读者之善于分别而观,勿悬一节以概之可也。

   《论语 微子》篇:“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崔氏列此章于存疑,辨之曰:

   孟子但言去齐接淅而行,未尝言其何故。独《论语》微子篇载齐景公之言云云,然考其时势,若有不符者。孔子在昭公世未为大夫,班尚卑,望尚轻,景公非能深知圣人者,何故即思以上卿待之?而云若季氏则吾不能也。景公是时年仅四十五岁,后复在位二十余年,岁会诸侯,赏战士,与晋争霸,亦不当云老不能用也。《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遗书,其中篇残简断,语多不伦,吾未敢决其必然。姑存之于接淅而行之后,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今按:孔子去齐之时,已离委吏乘田之职。开门授徒,从学者四方而至,不得谓之“班尚卑,望尚轻”。景公初见,问以为政之道,而知钦重,欲尊以高位,赐以厚禄,此非必不可有之事。继则或受谗间,或自生退转,持意不坚,此正崔氏所谓非能深知圣人也。其曰:“吾老矣,不能用。”或出推托之辞,或自惭不足以行孔子之大道,仅知会诸侯,争伯位,明非孔子之所欲望于时君者。微子篇所载景公两证,绝不见有可疑之迹。若仅考景公年岁,则是据欧阳修之年龄而疑《醉翁亭记》之不可信也。有是理乎?

而其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遗书一语,更须商讨。余之《论语新解》本朱子意说此篇有云:“此篇多记仁贤之出处,列于《论语》之将终,盖以见孔子之道不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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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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