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第三讲 德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5 次 更新时间:2016-03-13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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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进入专栏)  

上面我们已讲过了两次,一次讲的是“道理”,一次讲的是“性命”。道理是从外面讲,性命是从内部讲。

若我们向外面看世界,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看成为一个“道的世界”,一是看成为一个“理的世界”。道的世界是正在创造的,理的世界是早有规定的。实际世界则只是一个,我们可称之为“道理合一相成”的世界。道的世界是活动的,但其活动有范围,有规定。理的世界是固定的,但在其固定中,仍容有多量活动之余地。

我们讲道理,主要是讲一种宇宙观。讲性命,则主要在讲人生观。

人生也可分两部分来看,一部分是性,人性则是向前的,动进的,有所要求,有所创辟的。一部分是命,命则是前定的,即就人性之何以要向前动进,及其何所要求,何所创辟言,这都是前定的。惟其人性有其前定的部分,所以人性共通相似,不分人与我。但在共通相似中,仍可有各别之不同。那些不同,无论在内在外,都属命。所以人生虽有许多可能,而可能终有限。人生虽可无限动进,而动进终必有轨辙。

上面两讲,一属宇宙论范围,一属人生论范围,大义略如此,但所讲均属抽象方面。此下试再具体落实讲,将仍分为两部分。第三讲的题目为“德行”,此一讲承接第二讲,为人生界具体落实示例。第四讲的题目为“气运”,承接第一讲,为宇宙自然界作具体落实之说明。

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有一极大不同点。西方有所谓哲学家,但中国则一向无哲学家之称。西方有所谓思想家,但中国也一向无思想家之称。若我们说,孔子是一个哲学家,或说是一个思想家,在我们终觉有些不合适。这一点心理.我们不该忽略与轻视,因在此上,正是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一绝大不同之所在。

我们中国人,一向不大喜欢说:某人的哲学理论如何好,或某人的思想体系如何好,却总喜欢说某人的德行如何好。这一层,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思想里,重德行,更胜于重思想与理论。换言之,在中国人心里,似乎认为德行在人生中之意义与价值,更胜过于其思想与理论。这一层意见之本身,即是一思想。它的理由何在?根据何在呢?这值得我们来阐述,来发挥。

我们也可说,上一讲“性命”,是讲人生原理。这一讲“德行”,是讲人生实践。但“德行”两字,也该分开讲。让我们先讲“德”,再次讲到“行”。

德是什么呢?中国古书训沽都说:“德,得也。”得之谓德,得些什么呢?后汉朱穆说:“得其天性谓之德。”郭象也说:(《论语皇侃义疏》引)“德者,得其性者也。”所以中国人常说德性,因为德,正指是得其性。唐韩愈《原道篇》里说:“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只有人的天性,自己具足,不待再求之于外,而且也无可求之于外的。但如何是所谓得其天性呢?让我们再逐一细加分说。

原来人生是得不到什么的,是到头一无所得的,也可说人生到头一场空。死了,能带些什么而去呢?人生必有死,所以说到头一场空。且莫说死,在其生时,我们又能得到些什么呢?仔细讲来,还是无所得。就常情说,人生总该有所得,让我们且分几方面来讲。一是得之于当世。上面我们已讲过,人生即代表着许多欲望,如目欲视,耳欲听,人身上每一器官,即代表一欲望,或不止代表一欲望。如人的口,既要吃,又要讲话,至少代表了两欲望。人身是欲望之大集合,满身都是欲望。欲望总想能满足,可是某一欲望之满足,同时即是某一欲望之消失。因此一切享受皆非得,如吃东西,又要吃美味的东西,但只在舌尖上存留不到一秒钟,咽下三寸喉头便完了。食欲味觉是如此,其他欲望又何尝不然呢?立刻满足,即立刻消失了。孟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类要保持生命,有两大条件,即饮食与男女。因此饮食男女成为人生基本两大欲。我们诚该有饮食,诚该有男女。但如色欲,又能得到什么呢?岂不仍是同时满足,也即同时消失了么?

人生在世,总想获得财富,但财富是身外之物。若说凭于财富,可以满足其他欲望,则一切欲望既是在满足时即消失了,那不还是到头总是一无所得吗?权力更是间接的,地位又是间接的,名誉仍然是间接的。人有了权,有了位、有了名,可以有财富,有享受。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那是在另一意义上讲的话。若就名誉本身论,寂寞身后事,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在已死者本身论,同样是寂寞,岂不是丝毫声音也进不到他耳朵里了吗?若说建立功业,功业在满足其他多数人欲望,在建功立业者本身,至多因建功业而获得了财富权力地位与名誉,如上所分析,他又竟何所得呢?而大多数人欲望之满足,岂不还是在获得之同时又消失了?所以人世间一切功业仍还是一个空。佛教东来,即深细地发挥了此一义,佛学常语称之为“毕竟空”。人生一定会落到毕竟空,而且人生自始至终,全落在毕竟空的境界里,这是谁也不能否认,谁也没有办法的。佛家教人真切认识此境界,然后能安住在此境界中,这即是佛家所谓涅槃境界了。其实涅槃境界,还是一无所得,还是毕竟空。只是人不了解,硬要在此毕竟空的境界里求所得,硬想满足自己一切欲望,这便形成了人生种种愚昧与罪恶。

佛家在此一方面的理论,实是大无畏的,积极的,勇往直前的。他看到了,他毫不掩饰隐藏,如实地指出来。耶教又何尝不然呢?耶教教理说人生原始是与罪恶俱来的,要人信耶稣,求赎罪,死后灵魂可以进天堂。天堂纵或与涅粱有不同。但此眼前的现实人生,岂不也如佛教般认为是毕竟无可留恋吗?耶稣上了十字架,是不是他得了些苦痛呢?是不是他得了一个死刑呢?那些毕竟是一个空。苦痛也罢,死刑也罢,过了即完了,而且是当下即过,当下即完的。因此这些都不足计较。大凡宗教家看人生,无论古今中外,怕都是一色这样的。

为何中国人不能自创一宗教?为何宗教在中国社会,终不能盛大风行呢?为何一切宗教教理,不能深人中国人心中呢?正为中国人看人生,却认为人生终是有所得。就普通俗情看,说中国人是一种现实主义者,但深一层讲却并不然。中国人心中之所认为人生可以有所得,也不是指如上述的一切现实言。而中国人心中则另有一事物,认其可为人生之所得。这一事物,也可说它是现实,也可说它非现实。让我再进一步来申说。

中国人认为人生终可有所得,但此所得,并不指生命言。因生命必有终了,人生终了必然有一死,因此生命不能认为是所得。至于附随于此生命之一切,更不能算是有所得。此一层,中国古人也看到,只没有如其他宗教家般彻底尽情来描述它。因在中国人心中,认为在此生命过程中,人生还可有所得,而求其有得则必凭仗于生命。因此中国人对生命极重视,乃至附属于生命之一切,中国人也并不太轻视。孟子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既为人生所必需,并可说此人生本质中一部分。因此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内,既包括有食与色。孟子说性善,连食色也同是善,此乃人生之大欲,人生离不开此两事。食色应还它个食色,不该太轻视。孟子又说:“可欲之谓善”,食色是人生中可以要得的两件事,而且是必需要的两件事,因此也是可欲的,哪能说它不是善?但人生不能尽于食色而止,食色之外,更有较大的意义与价值该追求。人生欲望有些要得,有些要不得。饿了想吃,是应该的,是可欲的。但若专在吃上着想,求精求美,山珍海味,适成为孟子所说的饮食之人,好像人一生来只专为的是吃,那就要不得。

我们既说是要得的,我们便该确实求有得。如饿了想吃便该吃,而且须真个一咽了,进到胃里消化着,这才是真有所得了。故孟子又说:“有诸已之谓信。”信是说真的了。真有这一会事,真为我所得。如在我面前这一杯水,我须拿到手,喝进口里,真的解了我之渴,这才是有诸已之谓信。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既非真有诸已,更不是信。

孟子又接着说:“充实之谓美。”譬如吃,若饿了,吃得一口两口,譬如饮,若渴了,喝得一滴两滴,不解我饥渴,那还不算数。人生凡遇要得的便该要,而且要真有得,又该得到个相当的分量。如见一块羊肉,那不算,须能真吃到那羊肉。而且只吃到一丝一片,尝不到羊肉味,仍不算。必须成块吃,吃一饱,我们才说这羊肉味真美。美是美在其分量之充实上。如路见美女,瞥一眼,觉她美,便想和她能说几句话,成相识。相识了,又想常交往,成朋友。友谊日深,又想和她能结合为夫妇。结合成夫妇了,又想能百年偕老。甚至死了,还想同葬一穴,永不分离。这才是美满。常俗所言美满,即是孟子所谓之充实,此乃圆满具足义。故不满不充实者即不美。

诸位或许会生疑问,孟子所讲,乃指德性言,不指食色言。然当知食色亦属于德性。德性有大小,有深浅,然不能说食色非德性。中国古人讲人生,特点正在如是般浅近.不仅是大家懂,而且大家正都在如此做。由此基点,再逐步推到高深处。因此其所说,可成为人生颠扑不破的真理。宗教家讲灵魂,讲上帝,讲天堂,讲西方极乐世界,讲涅槃,这些在真实人生中,并不曾实现,并不能实有诸己,更如何去求充实。凡各派宗教所讲,只要确能在真实人生中兑现者,中国人则无不乐于接受。但遇不能证明,不能兑现处。中国人便不肯轻信。宗教必需得信仰,但都是信其在我之外者。而中国人则求其能真实在我之内,真实有之己,才说是可信。因此中国人讲人生真理,不大喜欢讲信仰,而最喜讲体验。体验是实有之己,当下可证可验。要不信而不可得。然后再在这些可证可验的事物上求充实,求满足,求推扩,求进步。

充实之不已,便会发生出光辉。如电力充实了,那电灯泡便发光。人生发出光辉来,向外照射,这光辉超越了他自己,可以照得很远,把他的生活圈放大了,这才叫做大。故孟子又接着说:“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人生到了大的境界,便会对内对外发生多样的变化来。让我再作些浅譬,如一人,饮食充盈,肌肤润泽,便见容光焕发,那即是身体内部充实而发有光辉了。又如一家和睦,夫妇好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业隆起,博人涎羡,那即是此一家内部充实而发有光辉了。当然,上引孟子所指,并不在饮食上,不在男女上。孟子所指则指人之德性言。人能在德性上发出光辉,才始是大人。但德性并不是神奇事,人人具有,人人生活中皆具见有德性。我们不妨先从浅处说。当知愈浅便愈真,人生真义却正在那些浅处。

大了才能有变化。孟子又接着说:“大而化之之谓圣。”此所谓化,不论内部与外部,因其光彩烛照,可以随意所之,发生种种的变化。这是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到达了最高的境界,那便是圣人了。既是大而到了能化的境界,化则不可前知。因此孟子又说:“化而不可知之谓神。”此所谓神,并不是超出了人生界,到另一世界去。其实则仍只是一个人,仍在此人世界,只是人到了圣的境界,而不可前知了,我们便说他是神。这是人而神,所以中国人常爱说神圣。

让我把孟子这番话,再重复说一遍。人生到这世界来,一张眼,五光十色,斑驳迷离,我们该首先懂得什么要得,什么要不得。其次,要得的便要,要不得的便不要。第三,要得的便该要得充足无缺陷。第四,要得充分圆满具足,到那时便能大,便能有变化。如何说充实具足便能大,便能有变化呢?譬如山高了,便生云气。水深了,便起波澜。人生坠地,赤裸裸,一切欠缺.尽向外求充实。最先是饮食,其次是男女。当他永远在向外寻觅一些来补充自己赤裸裸一身之所缺,那他的人生永远限于一个身。人生只是身生,又和禽生兽生有何分别呢?但到他成人了,成家了,生男育女了,那不仅是向外有所取,而且是向外有所与,他的人生已不限于身生,他的生活圈放大了。他的满身精力已化为光彩,向外发射了。所以他以前是一个小人,此后则成为一大人了。小人指其生活在小圈子而言。小圈子的生活,我们称之为身生。大人指其生活在大圈子而言。大圈子的生活,我们称之为人生。小人生活,则专想把外面一切来充实其身生。大人生活,则把身来供献与人社会。把身来供献给人社会,遂于此见德性,于此发光辉。如是,则大家把他的生命光彩放射到外面去,在人社会中交光互映,自然会生出种种的变化。

人生若能照此指向,不走入歧途、人人能在充实的生命中,发越出光彩。光彩愈放愈大,只要他光彩所到,那里便化成为光明。在他个人,是一个大人,是一个圣人,而更进则像是一神人了。若使人人如此,便见人生之伟大,便达人生之圣境,也可希望人生之神化了。到那时,人世界已不啻是夭堂,是极乐世界,是神仙下凡。既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便是人皆可以成神。只由人生实践,一步一步达到了近是神,这岂不是人生还是终极有得吗?只是其所得则决不在生命外,而在由于其生命过程中所完成的德性上。

上一讲已说过,天赋人以性,因有此性始成其为人,亦始成其为我。由性始有德,故中国人常连称德性。如人有孝性,便有孝德。人有至善之性,便有至善之德。德又称品德,品有分类义,又有分等义。人虽同具善性,但个性不同,善可以有许多类之善。人之完成善,又可有许多等级。圣人则是至善而为人中之最高等级者。

天既赋我以善性,因此我之成德,乃得于己之内,得于我之所固有,而非向外求之而得者。惟其是得于己之内,故要得则必可得。所以说:“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又说:“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时代环境,尽管有甚多的差别,但处此时代与环境者,则总是一个我,总是一个己。我总是向自己求,则一切时代环境外面变化,可以全不成问题。

但求而得之的究是什么呢?所谓自得,不仅是自己得之,同时是得了他一个自己,即得了一个我。试问若得了其他一切,而失了我,那样之得,又有什么意义呢?若我得了财产,我成为一富人。一旦破产了,我又成为一贫人。但贫富虽不同,我仍是我,于我则无所失。若我处安乐,我成为一安乐人,一旦陷入患难,我又成为一患难人。安乐与患难虽不同,我仍是一我,我仍无所失。但试问,所谓我者又究是什么呢?你若说,我是一富人,这不可靠。因你或许一旦会变成一穷人。你若定说你是一富人,一旦穷了,这不是失掉了你了吗?纵使不变穷,死了,财帛珠宝,带不进棺材,你仍是失掉了你。当知人之生,天赋以人之性,因其具有了人性,始成其为人,不能说有了财富安乐,始成其为人。于人之中有我,因我在人性中,又有我自己之个性,才始成为我,不是有了财富而始成为我。但个性又指什么而言呢?如舜是一大孝人,周公亦是一大孝人,孝是一种德性。舜与周公完成此德性,所以舜与周公是孝子。孝子是人生中一品目,一样色,舜与周公则确然成为一个有品有样子的人。但舜与周公,一处贫贱,一处富贵,一处安乐,一处患难,时与境绝不同,可见时境与人生实无大关系。

我要孝,我便能得孝,孝是率性,同时是立命。因我要得便可得,故说是立命。而且孝出乎人之天性,我要孝,则只是要孝,孝之外无他求。因此行孝乃当下而即是,现前而具足,报应即刻兑现,所谓心安而理得。如是则孝之德,乃是一种大自由与大自在。此种自由自在,中国人又称之为福。故又称“自求多福”,又常福德兼言。当知只有有德人,才始是有福人。

中国人又常重德不重才。因德乃求之己而无不得,因此重德便走向安与平。才则求之外而不必得,因此,重才可以走向危与不平,即乱。重德便有福了,太平了。重才便各向外面去求得,才尽大,他的生活圈,却可反成小,因此小人也可有才,却不能说他可有德。

或许人会说,舜与周公死了,岂不那孝行也完了吗?当知舜与周公虽死,但他们生前,由于他们之孝行而发越出光辉.此种光辉则常存天地间人世间。所谓光辉,须得映照进别人心里,再反射出来,始成是光辉。富人照耀人眼者,是他的财富。财富失去,他便暗然无色了。而且,财富决不是生命,孝行则是生命本身真实的表现。所以获得财富,并非获得了生命。质言之,彼乃以生命去换得了财富。舜与周公,则以孝行获得其生命之充实。

人或许会间,若说孝获得了生命之充实,不孝与贪财,岂不同样也获得了生命之充实吗?但人谁肯自认为不孝与贪财呢?当知不孝与贪财是恶德。所以说是恶德者,因人若不孝与贪财,必深自掩藏,不肯坦白自承认。世尽多不孝与贪财人,但相互间,并不相崇敬。但孝子与疏财仗义人,不仅彼此知相慕敬,即异世人亦慕敬之不衰。世间只闻有孝子感化了不孝子,有疏财仗义人感化了贪财者,绝不闻有不孝子感化了孝子,有贪财人感化了疏财仗义人。此因孝与疏财仗义,乃人类之公心,即人之性。故人心凡具此德,便易声气相通,风义相感召,故称这样的人为大人,说他有光辉,能照耀,能把人世间黑暗也化为光明。至于如不孝与贪财,此乃出自各人个别之私心,即人之欲。既是私心各别,故声气不相通,无所谓风义感召。这样的人,老封闭在自己私心私欲的小圈子内,只称是小人。他没有光辉照耀到外面,外面光辉也照耀不透他的心。在他生时,已是漆黑一团,与外面人生大圈隔绝不通气。他死了即休,哪能说他也获得了生命之充实?

只有具公心公德的人,才是充实了生命,才可供给别人作榜样,我们称他是一个像样人,即有品有德人。只要有人类生存,只要那人生大圈存在,那些像样人,有品有德人,永远把他那样子即品德留在人心与人世间。让我举近代人作一例,如孙中山先生,他也处过贫践,也处过富贵,又处过患难,又处过夷狄,但孙中山毕竟完成了一个孙中山,他已完成了一个大人样子。因他有品有德。今试问,孙中山先生毕生究竟获得了些什么呢?若说他留了名,则寂寞身后事,苟非有得,则身后之名又何足贵。若论他功业,他手创中华民国。他自己临死也曾说:“革命尚未成功”,这也不算有所得。然则他究竟得了些什么呢?我们只能说,孙中山先生成了品,成了德,即成了他那一个人。他那一个人,已投进了人生大圈了。因此他有福了。袁世凯死而有知,必然在侮恨,但孙中山先生则无所悔恨呀!

何谓人生大圈,此语像甚抽象,但却甚具体,甚真实。凡属人生小圈中事,当知皆虚幻不实,当下即成空。一切宗教家,都会指点你认识当下即空的那一套。如说安乐,你可当下否认,安乐何在呢?你这一想,当下安乐即成空。如说贫贱,你仍可当下否认,贫贱何在呢?你这一想,当下贫贱即成空。其他成功失败,一切具如是。凡属小圈人生,具可如是当下否定了。但在人生大圈子里,却有绝不能否定的。如说孝,在我心中真实觉得有此一番孝,在别人心里,也会真实觉得我有此一番孝,那孝便成了品,成了德,无可否认。人生中只有无可否认的,我们才该尽力完成它。也只有无可否认的,才是最易完成的,才是人生之确然有得的。

我们再具体说,人生过程,只是要做人,从头到尾,人生只是尽人事,要做人。但做人不能做一抽象人,须做一具体人。若求做一具体人,则必须做成一自己,即我。我之为我,则在我之品德上。孟子说:“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他能做一人,我亦能做一人。抽象说,同是一人。具体说,彼是彼,我是我,其间有不同。做人则该做到尽头处。做人做到尽头,还只是在品德上。此即孟子所谓的尽性。尽性便可称完人,所谓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全而归之者是完人,完人也即是圣人了。圣人无他异,只是做成了一个人,即自己,即我。即在我之品德上,确然完成了一人样子。

让我再举孟子书中三圣人作例。孟子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此三人,同样是圣人,因其同样做人做到了尽头,同样有他们各别的个性。三人个性各不同,而其各自完成了一个人样子则同。立德从外面讲,从人生大圈讲,是在创造一人样子。用今语说,是在建立一个人格标准。若我们处在黑暗世,混乱世,污浊世,我们岂不盼望有一人,肯挺身出头来担责任,积极奋斗,多替那世界做些事。伊尹便是那样子的人,而他又能做到尽头处,所以说他是圣之任。在黑暗世,混乱世,污浊世,我们也盼望有人能干净,洁白,皎然出尘,污泥不染,独保其光明。伯夷便是那样子的人,而他也做到了他的尽头处,所以说他是圣之清。在同样世界里,我们同样又盼望有一人,能和平应物,与世无争,对人无隔阂,无分别相,到处不得罪人,而同时又成全了他自己,丝毫无损害。柳下惠便是那样子的人,而柳下惠也做到了柳下惠之尽头处,所以说他是圣之和。今不论是任是清抑是和,在这黑暗混乱污浊的世俗里,一人如此,便救得这一人。人人如此,便救得这世界。他们三人,已做成了异乎人人所能,而又同乎人人所求的三种做人的榜样,即三个伟大的人格来。而且要在此黑暗世混乱世污浊世救己而救人,也逃不出此三榜样。所以说此三圣人者,皆可以为百世师。他们是在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行大道于天下。今天的我们,一切罪恶苦痛,正为缺少了一批能任能清能和的人。我们正该师法伊尹伯夷与柳下惠,来完成我们自己,来救回这世界。此三人则成了三种品,三个格。此下如孟子近似伊尹,庄周近似伯夷,老子近似柳下惠。一切大人物,大概不离此三格。若求更高出的,便只有孔子。孔子乃圣之时者,他能时而任,时而清,时而和,他可以变化不测,样样都像样,所以孔子人格不仅是大而化,又是化而不可知,这真是近乎若神了。

说到这里,我们便可明白春秋时叔孙豹所谓人生之三不朽。不朽,即如今宗教家所讲的永生。惟宗教上之永生指死后之灵魂言,中国人所谓不朽,乃指人生前之德性与功业及其思想与教训言。但此三不朽,主要还在德性上。德性是以身教,以生命教。他做出一人样子,好让后人取法,为百世师表。试问世上功业哪有比此更大的?又哪有其他言论教训,比此更亲切,更真实的?而在他本身,只完成了他自己,此所谓成己而成物。如有人,获得财富一百万,不仅他自己成了一富翁,而此一百万财富,可以尽人取用,历百千万年,尽人取用他此一百万,尽人成了富翁,而他依然保留得此一百万,分文也不少,那不是神是什么呢?若有这样人,又哪能说人生到头一场空,无所得,一死便完了呢?

说到这里,人生一切皆空,惟有立德是不空。立功立言如画龙点睛,还须归宿到立德。德是人生惟一可能的有所得,既是得之己,还能得于人。中国人俗话说,祖宗积德,可以传子孙。我们当知,人类文化演进,究竟也不过是多添一些人样子,多创造出一些理想人,多教人可以走上确有所得的人生之大道。那些事便全是前人积德。德积厚了,人人有德,那时的人世界,便成了神世界。

以上这样的想法,真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人生观,也可说是中国人所独创的一种宗教,我们则该称之为人文教。亦可说是一种德性教。我们若把中国人此一观点来衡量世界其他各宗教,耶稣亦是一有德者,释迦亦是一有德者,中国人称高僧为大德。若只就其有德言,则一切宗教,全可不再有此疆彼界之划分。因此在中国思想之德的观念下,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固然是传统相承,诸圣同德。即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又何尝不是诸圣同德呢?此诸圣,在人文大圈内,则一齐融化了。各有品,各有德,集此各品各德,放大光辉,此之谓人文,此之谓文化。人生所得,便是得了此文化。得了此人文之大化。而其基础,则在各人所得之一品一德上。

以上述说了中国人关于德的观念之大义竟。但我以上所述,多引用了孟子话,因关于此一面,孟子的话,几乎可以代表中国儒家全部的意见。其实道家也极重德,庄老书中德字,较之《论语》《孟子》更多了。而且《庄子》书中也提出许多关于理想人的话,惟庄子不喜称圣人,故改称至人与真人。而在至人真人之上,也同样有神人,那即是人而神,与孟子同一想像。此一种人而神的观念,在道家传统之演进里,变成了后世神仙思想之渊源。

其次再说到佛家,南朝生公已竭力主张人皆有佛性,惟其人皆有佛性,故人人皆可成佛,岂不与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异途同归吗?但生公所谓之顿悟,还是指其悟于理而言。到唐代禅宗兴起,始单提直指,专言“明心见性”。禅宗之所谓性,乃指一种觉。其实凡所谓得于性,则必然成其为一种觉。此觉,乃一种内在之自觉。若说人生一切空,惟此一种内在之自觉则决不空。由禅宗说来,一旦大彻大悟,觉性当下呈露,即现前具足,立地可成佛。如是则涅槃即在眼前,烦恼世界转瞬成为极乐净土,更何待于出世,更何待于再生?当知此即仍是中国传统思想里之所谓德。得于性而内在具足,再无所待于外,在儒家则成为圣,在道家则成为真,在佛家则成为佛。三宗教法各异,但就其德的一观念而言,则仍是相通合一,不见其有异。子是修行佛法,可以不必再出世,即在尘俗中,一样可正果。于是把原始佛教的出世情绪冲淡了,仍转回到中国传统思想所侧重的那一番内在自觉之德上。

惟其中国传统思想里德的一观念,有如是深潜的力量,因此直到宋儒格物穷理一派,如朱熹说:“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那岂不已完成了穷格物理的终极境界了吗?而他还得补一句再说:“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当知此一句,便是指的内在自觉之德了。若有德,则在他自己心下该无不明。若没有了这一德,则外面一切物理,尽使穷格无遗,还是与自己人生无交涉,人生毕竟仍是一场大脱空。试问穷格了物理,人生所得者又何在呢?若说是有所得,则仍必回到肉体人生一切衣食住行种种物质享受上。但那些,如我上面所述,早己为各派宗教所看不起,认为到头一场空。我们若明白得此意,便知宋儒格物穷理之学,毕竟与近代西方科学精神仍不同。而如我上面所说,在中国思想里,科学与宗教可以会通合一之点,也可由此参入了。

中国人重德,因此更重行。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若说思想,毕竟仅属知一边,好之便开始转到行的方面来,乐之则纯出行的一面,即是所谓德了。人生毕竟重在行,重在德。仅是知,包括不了全人生。而且凭空人哪得会有知?必是行了才有知,而且知了仍须行。知只如夏萤在飞行时那尾巴后梢发的光。所以中国人一向看重行,更胜于看重知。中国古代《尚书》里早说:“知之匪艰,行之维艰。”这是教人须重行。明代王阳明也说:“即知即行,不行仍是未知”,仍是教人去重行。他又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但此所谓知,所指是良知。良知则不求知而早自知。良知即是天所赋予人之性,如是则仍是重在行。最近孙中山先生又说:“知难行易”,他的意思,还是鼓励人去行。如是则在中国社会,便不易产出如西方般的思想家。

法国哲学家孔德,曾把人类思想分成三阶段,起先是神学的,宗教的。其次是玄想的,哲学的。最后始是实证的,科学的。如照孔德分法,中国思想很早便走上第三阶段,即孔德所谓的实证。于何实证?则只有实证之于行。科学的长处,长在可以随时切断,随处切断,逐步求实证。如演算草,二十二加三十一,尽可分开算。二加一等于三,先把此一节切断,看它对不对。如对了,再算二加三,等于五,又对了,那总数是五十三,再也不会错。当知一切科学,全可如此把来切断,逐步去求证一步对了再一步。

研求自然真理当如此,研求人生真理,也得该如此。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此可以切断下文,单从这一句求实证。你试且学而时习之,看己心悦不悦,尽不必连看下一句。纵使下一句有错,这一句先可实证确定它不错。然后再及下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也尽可不连上,不接下,切断看,单去实证它对不对。如有朋自远方来,且看你心乐不乐。待你学养工夫深了,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一句,一样可切断看。遇人不我知,试看我心愠不愠。若我心觉有愠,试问为何生有此一愠,成不成君子?因此孔子这些话,在中国人说来是德言,即所谓有德者之言,此乃由人生实践确有所得了才如此说,不是凭空由思想来。你要明白孔子这三句话,也只有如孔子般,同样去人生实际求实证。

或有人怀疑,中国一向无哲学,甚至说中国没有系统严密的思想。在中国,一些传诵古今的话,只像是格言,零零碎碎,各不相顾,奸像只是些经验谈,又像是平浅,又像是武断,又像是神秘。其实这是中国人把行为实证与语言思想,融合成一片,相顾并进而有此。中国人思想,则务求与体验合一,不让思想一条线单独地直向前,这是中国思想之妥当稳健处。中国人务求把思想与行为交融互化,一以贯之,此乃中国思想一大特点。若以言证言,又以言引言,说了一大套,到头只是一番闲说话,距离人生实际反远了。骤然看,不是没有奇伟深密处,但回头配合到实际人生来,便总有所不合。

西方思想,正为好从一条线引申推演到尽头处。如说宇宙何由始,万物何由生,人生终极到底为的是什么?不论宗教家和哲学家,都好在此等处用心思,尽推演,尽引申,未尝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成了一套理论,但与实际人生则愈离而愈远。而且那一套,又是有头有尾,竟体完密。若说它错了,竟可是通体错。于是只可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不得不从头另再来一套。于是真理是真理,人生是人生。这一派是这一派,那一家是那一家。我们读西洋哲学史,真可说是上天下地,无奇不搜。极斑斓,但也极驳杂。极齐整,但也极破碎。若仅是一哲学家,著书立说,托之空言,还不打紧。若认真要把此某一家所发现主张的真理来确实表现到人生,来强人以必从,又或凭借政治力量来推行实现此真理,这总不免会出大毛病。即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幸而在当时,没有人切实去推行。其病则在从纯思辨纯理智的路上来求真理,真理只在思索上,只在言辩上。不知一切思索言辩,本从人生实际来,而人生实际,则并不从思索与言辩来。纯思维纯理智的路,越走越远,只能说人生中可有此一境,但此一境则走偏了,决不是人生之大全,而且也不是人生主要的中心。

人生实际,则彻头彻尾是一个行。在马克思当时,对他资本主义之弊害,亦非无所见。若能见到这里,从这里下手,且把当时所见资本主义之弊害,就人性人道人生实践中,随宜逐步求改变,初看好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太不彻底了,但如此决不见大毛病。现在则所见只在一点上,由此一点演绎引申,自成一大全体,此一全体,则是纯思维,纯理智的,只成为一个哲学思想的体系。这一套真理,则是一套哲学的真理。由此再回头来,把他那套真理推进实际人生,则早不是那么一回事。

让我再说一浅譬吧!譬如医生诊病,就病论病来治病是应该的,却不该因见了病,而推演引申开去,从思辨上,在意想中,创造出一个不会有病的理想体格来,然后再回头,把此理想体格来改造人身之结构。如此的医理,则非杀尽天下人不可。所恨者,杀尽了天下人,而此一种理想体格,除却在其思想理论中出现以外,仍不能在人生实际中出现。

我此上之所说,并不是在批评马克思,我是在批评那些把知行分别开,让思想单独演进,于纯思维纯理智中见真理,而再回头来强人以必从的那一套。若从中国人观点,言顾行,行顾言,不把言语单独地演进,因此名言逻辑之学,在中国思想史里特别不长进、而中国也遂没有了哲学家。中国人未尝不思想,但想了一头绪,便转向当前人生实际求可能之体验与实证。因此不会有大出错。所以说:“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孔子又曾说:“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则罔。”又说:“我尝终日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学,效也,觉也。须知与行合一并进始是学。而且学已偏重在行的一边了。因此在中国,则特别重视一学者。中国人又常称此人有学问,不称此人有思想。学之极致则为圣。中国人所看重的圣人,则毋宁是看重此圣人之德行,尤胜于看重此圣人之思辨。此因中国人认为人生真理当由行为见,行为中即包有思辨与理智。若单从纯思辨、纯理智的路去求真理,则决不能把握到人生真理之主要处。若要把握到人生真理之主要处,则惟有以人生实践为中心,而一切思想理论,则常环绕此中心,不许其驰离得太远去。至于如何是人生主要真理,其最要一项目,即如上述,乃在人生须确然有所得。因此中国人常好以“德行”两字连言。若求人生之真实确然有所得,则自必重于行。因此在中国人德行一观念之下,不仅个人与社会获得了调和,而且天人之际即人生与大自然也获得了调和。

我们又可说,中国人的重德观念,颇近于西方人之宗教精神。而中国人的重行观念,则颇近于西方人之科学精神。惟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各走一端,而各走不到尽头处,若求走到尽头,反会出大毛病。只有中国,乃求以人文科学之实践精神,即体验方法,来求到达与完成中国人人文宗教之理想与追求。中国人以人文为中心,即以人性为中心,故可尽教人走到尽头处。愈能走尽则愈好。因此中国人希望有全德,有大德。如是则在中国人德行合一的观念下,西方宗教与科学两途,也可获得了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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