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第一讲 道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4 次 更新时间:2016-03-13 11: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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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进入专栏)  

   一

   今先讲第一论题,即“道理”两字。道理两字,在中国社会,己变成一句最普通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国思想之主要论题,即在探讨道理。我们也可说,中国文化,乃是一个特别尊重道理的文化。中国历史,乃是一部向往于道理而前进的历史。中国社会,乃一极端重视道理的社会。中国民族,乃一极端重视道理的民族。因此中国人常把道理两字来批判一切。如说这是什么道理?道理何在?又如问,你讲不讲道理?这一句质问,在中国人讲来是很严重的。又如说大逆不道,岂有此理,那都是极严重的话。道理二字,岂不是普遍存在于中国现社会人人之心中与口中,而为中国人所极端重视吗?但中国人如此极端重视的所谓道理,究竟是什么一种道理呢?这不值得我们注意来作一番探讨吗?

   依照常俗用法,“道理”二字,已混成为一名,语义似乎像是指一种规矩准绳言。在中国人一般思想里,似乎均认为宇宙(此指自然界)乃至世界(此指人生界),形上及于形下,一切运行活动,均该有一个规矩准绳,而且也确乎有一个规矩准绳,在遵循着。但此项规矩准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人类的知识能力,又何从而认识此项规矩准绳呢?这正是中国思想史上所郑重提出而又继续不断讨论的一个大问题。

   若我们进一步仔细分析,则“道”与“理”二字,本属两义,该分别研讨,分别认识。大体言之,中国古代思想重视道,中国后代思想则重视理。大抵东汉以前重讲道,而东汉以后则逐渐重讲理。《宋史》有《道学传》,而后人则称宋代理学家。今天我们通俗讲话,则把此两字联结起来,混成为一观念。这正是两三千年来中国思想家所郑重提出而审细讨论的一个结晶品。

   二

   现在依次先讲“道”。道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庄子》说:“道行之而成。”这犹如说,道路是由人走出来的。唐代韩愈在《原道》篇里说:“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这是说,道指的由这里往那里的一条路。可见道应有一个向往的理想与目标,并加上人类的行为与活动,来到达完成此项理想与目标者始谓之道。因此道,必由我们之理想而确定,必又由我们之行动而完成。人之行动,必有其目的,由于实践了整个历程而到达此目的,若再回头来看,此整个历程便是道。因此道,实乃是人生欲望所在,必然是前进的,是活动的,又必然有其内在之目的与理想的。

   由是演绎开来说,道是行之而成的。谁所行走着的,便得称为谁之道。因此道可得有许多种。如说天道,地道,鬼神之道,人道等是。即就人道言,既是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则由此至彼,也尽可有好多条相异不同的道。而且由此至彼,由彼至此,皆可谓之道,于是遂可有相反对立之道。故说王道,霸道,大道,小道,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尧舜之道,桀纣之道,皆得称为道。臂如说,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庸》又说:“道并行而不相悖。”

   而且道有时也可行不通,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是指大道言。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这是指小道言。《易经》又说:“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因有相反对立之道,故若大家争走着那一条,这一条一时便会行不通。于是又有所谓有道与无道。无道其实是走了一条不该走的道,那条该走的道反而不走,这等于无路可走,故说无道。

   以上述说了道字大义。何以说先秦思想重于讲道呢?如《论语》《孟子》多言道,六经亦常言道,少言理。庄老也重言道,所以后世称之为道家。但《庄子》书中已屡言理,惟《庄子》书中的理字,多见于外杂篇。在《内篇》七篇,只有《养生主》“依乎天理”一语。若说《庄子》外杂篇较后出,则理的观念,虽由道家提出,而尚在晚期后出的道家。又如《韩非子•解老篇》:“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管子•君臣篇》:“顺理而不失之谓道。”上引两语,都可归入晚期道家。他们都提到理字,与道字并说,但理字的地位显然在道字之下。

   又如《易•系辞》:“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乃及《小戴礼•乐记》篇:“天理灭矣。”此为经籍中言及理字之最要者。然《易传》与《小戴记》本非正经,皆属晚出,殆亦受道家影响。而后汉郑康成注《乐记》“天理灭矣”一语,云:“理犹性也。”可见直至东汉儒家,他们心中,还是看重性,看重道,而理字的观念,尚未十分明白透出,因此遂把性来解释理。许叔重《说文解字》曰:“理,治玉也。”又谓:“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玉不琢不成器,玉之本身,自有分理,故需依其分理加以琢工。孔门儒家重人,不重天,故仅言道不言理。但到宋儒,乃亦重言理字,却说“性即理”,才开始把上引“理犹性也”一语倒转过来,把理来解释性。这是中国古代和后代人对理字的观念看得轻重不同一个绝好的例证。此外如高诱《淮南子•原道训》注,说:“理,道也。”《吕氏春秋•察传篇》注,说:“理,道理也。”可见汉儒一般都对理字观念不清楚,看得不重要,因此都把道来解释理。但到宋儒则都把理来解释道。

   三

   开始特别提出一“理”字,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突出观念,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重要讨论的题目者,其事始于三国时王弼。王弼注《易经》,说:“物无妄然,必有其理。”这是说宇宙间一切万物,决不是随便而成其为这样的,宇宙万物,必有其一个所以然之理。天地间任何一事物,必有其所以然,而决不是妄然的。妄然即是没有其所以然之理,而随便地成为这样了。当知庄老亦只言自然,这一理字,乃经王弼特别提出,在《易经》本书中,并不曾如此说。即在《易•系辞传》也只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又说:“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这是说宇宙间一切万物,皆由阴阳之气聚散分合,而才有形象之万殊。有形象的便谓之器,故器是形而下。至于那气如何由阴转阳,由阳转阴,如何聚散分合,那些运行活动,则只是一项过程。过程是变动不居的,是去而不留的,是无形象可指的。因此说它是形而上,而此形而上者则是道。《易•系传》只说到如此,而王弼却于《易经》原有的道的观念之外,另提出一理的观念来,说宇宙万物,各有它一个所以然之理。这是一个新观点,而在后来的中国思想史上,却演生出大影响。

   王弼又接着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这是说,宇宙间万事万物,既各有一个所以然之理,而万事万物又不胜其复杂,既是每一事物有每一事物之理,岂不理也成为很多很复杂吗?但王弼的意思并不然。他说,事物之理好像很多很复杂,但若我们把它编排起来,会合起来,便成为一个元(即是同一的起始),一个宗(即同一的归宿),由是才见得宇宙万事万物,在其背后,有一个最原始最基本的理,为宇宙一切万象所由生。这真是一番了不起的大理论,后来的中国思想家,遂多转移目光,注意到这一问题上。

   郭象注《庄子》,也说:“物无不理,但当顺之。”以前道家着重在道字,故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宇宙万物皆生于道,故宇宙万物皆当法于道,即依顺于道。而郭象则说,宇宙万物皆有理,故当依顺于理。这在说法上,便有些不同。王弼、郭象是魏晋时代的道家,其实已可说他们是新道家,与先秦庄老道家有不同。其次我们要提到稍后佛门中大和尚竺道生,即后代有名的生公。他也说:“理不可分,悟语极照,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谓之顿悟。”他说理不可分,这即是王弼所谓“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了。从前人只说求道明道,而竺道生则转移重点来说悟理。他在佛法中惊天动地的“顿悟”之说,原来是根据于理不可分的观点上。而后来在唐代的华严宗,又演变出事理无碍,事事无碍的理论来。既是宇宙间每一事物之后面各有一个理,而那些理又是可以统宗会元,合一不分的,则自然可见事理无碍,甚至于事事无碍了。既是事理无碍,事事无碍,则何必有形上形下之分,又何必有入世出世之别?于是佛法便渐转成世法,而开启出后代宋儒的理学来。

   宋儒称为理学家,他们重视理的观念,不问可知。所以朱子说:“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此天地。”朱子这一番话,好像是重述了王弼意见,只是把王弼的文言翻译成语体。若论其内容涵义,朱子、王弼之间,可说没有大分别。所以朱子又说:“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一旦豁然贯通,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朱子这一番话,又很像竺道生。格物虽是渐,而悟理则属顿。惟其理一而不可分,所以有一旦豁然贯通之悟境,而众物之表里精粗可以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可以无不明。试问朱子与竺道生所说,又有何甚大的分别呢?

   所以理字观念的提出,虽由先秦道家已开始,而直要到魏晋新道家,始发挥得精彩。佛家也因把握了这一观点而阐扬出新佛法,而后来的宋明儒,他们注重理字,显已融进了道佛两家观点,因此造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新儒学。

   四

   以上约略说明了东汉以上中国思想偏重在讲道,魏晋以下中国思想偏重在讲理,而简单地举出些实证。至于更详细的证明,大家可向书本上自己寻求,我想是可以无需再多说了。

   根据上述说法,我们若要和别人讲道理,若要讲我们中国人所传统重视的道理,自然该懂得一些中国思想史的大概内容了。现在让我再进一步,把此“道”“理”两字,根据中国传统思想,来作一更细的比较。

   道是行之而然的,即是要人走了才有路,没人走,即不成为是路。因此道是可以选择的,如我爱向这边走,你爱向那边走。若有某一条路容易走得通,于是人人尽走向那一条,积而久之,这便成为大道了。因此大话道是常然的,又可说是当然的。譬如吃饭后需休息,不休息常易发胃病,因此饭后休息是当然。因其当然而大家如此,则成为常然。至于理,则是一个所以然。为何生胃病?因其饭后不休息,这是所以然。既有所以然,便连带有必然。饭后不休息,便必然会发胃病。此项所以然与必然,我们则说是理。所以道是教人该怎样,理是告诉人必这样。为何该这样呢?因其是常常这样的。可以说,常然之谓道。又可说,当然之谓道。而理则是必然这样的。如二加二等于四,此之谓数理,但只能说是数之理如此,却不能说它是数之道。又如基督教徒宣扬耶稣教言,我们称之为传道,称之为播道,却不能说是传理或播理。可见即在今天常俗用语,“道”“理”两字,也分别得很清楚。

   惟其理是事物之所以然,所以理应该先事物而存在。譬如二加二等于四,此是一数理,即在人类没有明白这一数理之前,那项数理早该已存在。又如苹果落地,此是一物理,我们又称之为万有引力之理,但在牛顿没有发明出此万有引力之理以前,那理也早该已存在。因此理也可说是本然的,而道则待人行之而始然,并不是本然。故二加二等于四,是数理。若我先有两个,想凑成四个,则必再加上两个,那种再加上两个来凑成四个的行为与活动,则可说是道。所以道是须待行为而始完成的,因此道字的观念里,必然已加进了某种的事业行为与活动。至于理,则不需有事业,不需有行为与活动,而早已存在着。

   因此道可以创造,孔子说:“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若没有人的活动与行为,即就没有道。既如此,道何能来宏大人,只是人在宏大道。浅言之,道路是由人开辟修造的,人能开辟修造一条便利人的道,故说人能宏道。但纵使有了这条道,若人不在此道上行,则仍等于没有这条道,而这条道也终必荒灭了。所以说非道宏人。惟其如此,所以既说宏道,又说行道、明道、善道。总之,道脱离不了人事,脱离不了人的行为与活动。没有道,可以辟一条。道太小,可以放宽使之成大道。道之主动在于人。

但理则不然,人只能发现理,发明理,却不能创造理。从前人不懂飞机之理,现在给人发现了、发明了。但人最多也只能发明此飞机之理.并不能说人创造了飞机之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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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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